◎张诗敏

　　《繁花》：关于上海的性别空间与历史表现

　　◎张诗敏

　　小说《繁花》以男性视角为出发立场，以女性命运为隐喻，构建上海城市的性别空间，展现阴性特质与上海文化形象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完成小说对上海的历史表现。

　　男性视角 阴性特质 性别空间 历史复现

　　历史表现涉及个人意识形态，是虚构艺术的野心，并非考据式的历史研究。《繁花》聚焦于上海三十年间两性人物的命运，并以此构建上海城市的文化形象。历史、两性、城市，构成小说的三角结构。两性差异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元素，它塑造个人并构建家庭，是显现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在此层面，两性是结构的基底，是解读小说的历史表现与城市形象的关键。

一、男性视角：叙事的出发立场

《繁花》串联三十年的主人公是不同阶级背景的三位男性。不同阶级的安排，是作者构建阶级空间和隐喻的巧举。对此，作者没有采取男女搭配的模式，一方面可以解读为完成“阶级隐喻”所设定的最小定量（参数），另一方面是对男性视角立场的有意营造。

　　小说单章写八九十年代，开篇两位男性在菜场“看风景”，便是看往来的女性顾客。在“男性凝视”立场中，女性是“风景”。“风景”是客体，不具备主体性，投射在男性眼球里，则是把玩、提供快感的“物件”。因此，文本在进行女性外貌描写时，聚焦突显阴性特质（femininity）的身体动作。顺应“看风景”，先有女子“低鬟一笑”“婷婷离开”，再有女客“施施然，轻摇莲步”，一来一往，男性则稳坐“看风景”。对应的是双章六七十年代，少年阿宝带女孩蓓蒂“看风景”——六十年代初的上海“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法租界、革命、建国，以建筑囊括六十年代上海的历史。

　　领衔两个时代的“看风景”巧合，男性视角统领了文本的女性角色和上海三十年历史。所“看”的女性与上海城市、历史皆属“被看”客体，形成隐喻式联系，直接受到男性视角的限制——男性视角作为文本的叙事立场、预设的情感基调以及道德批判，限制了文本塑造的女性形象、城市形象以及历史表现。

　　（一）以男性成长史为情感基调。三十年少年成长，所“看”的女性从纯美少女变至利欲熏心的中年女性。搁置对“厌女症”嫌疑的追问，男性视角逻辑的情感线索则展现无疑。三种少年初恋皆是美好的女性启蒙，分别向往美、真、善。初恋殒去，追求物质资本和身体欲望的女性登场，对之动情变成难事。这种初恋情结也映射着对“上海”的感情色彩——谈起“真正的上海”是什么影像，答案是初恋女友“眼神幽静”的模样。人到中年的红尘颓败感一并通用于文本所“看”的女性和上海历史。

　　（二）以男性道德标准为隐形前提。文本表面上悬置对人物的道德评价，但细部叙事始终贯穿隐形的男性道德标准。照理说立场不同，叙事亦会不同，然而小说依循男主人公的叙事立场来确立客观事实，女方立场失效——甚至突显后者的不诚实，性别意识干预小说的女性塑造。在男性道德观的前提之下，女性与上海间，形成一种现代性道德沦丧的联系。小说描写上海的现代层面，是女性的身体与物质欲望，是“标准雌老虎，只想赚进铜钿的女人”。

　　“有意识地将女人当做是改变的角色”［1］，使用女性作为象征符号，突显城市现代化的历史性价值沦丧，实际上则是拥抱男性价值观。读者往往忽略抽象的理论前提，为一种细部的叙事所吸引，出于叙事认同感而无意识地进入男性道德观的作用场域，顺从于主体视角的男性立场。

二、性别空间：女性与城市历史的隐喻

男性视角区分了“观看”的主体和客体，女性和历史一同成为“被看”的客体。作者称笔下人物是“来来往往的风景”，人物心理刻画极少，往往直接描摹行动——人物主体性的空缺突显了身后的历史环境。《繁花》的目的，不是解释历史发展的主体原因，而是展现历史驱动下的生活表象和人物命运，是“风景”意义上的展现。被“观看”的女性人物，成为表达的物化工具、具体道德的符号，是失去主体性的客体存在。性别空间成为整体意义的象征符号，对应着城市历史。在此意义上，对于文本女性角色，必须考虑角色的历史意图和隐喻。本章拣取三方面，解读文本由女性构成的性别空间所隐喻的城市历史。

　　第一，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崩坏。清末以来，上海是中国社会的“异域”他者，“洋化”等同于现代化，小资生活、工人阶级是上海新秩序。旧日的封建并非上海的物产，而是绍兴阿婆唠叨的“过去”。蓓蒂的形象是新传统的代表，是“上海梦”的代表。她由绍兴阿婆照顾长大，两代间的女性关系，隐喻上海新传统与旧传统传承间的混杂状态。蓓蒂住洋公寓，看电影，弹钢琴，是上海现代化历程的百年成果。后来，阿婆带蓓蒂回绍兴农村，得知祖坟的棺材尸骨被烧制成灰肥。农村城市同时接纳全新话语逻辑，上海无前路也无后路，蓓蒂和绍兴阿婆一并消无，只得没入历史长河。

　　第二，政治、资本话语交替与阴性特质。作者谈性别平等：“女性地位最早是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实现的。”［2］女性身体之天然美丽，也在上海最早被肯定。资本主义时期的上海的摩登，是具有阴性特质的。建国后的性别政治是绝对平等的，“女性能顶半边天”，政治话语凌驾于性别关系之上，绝对平等的代价则是阴性特质的绝对消亡。文革政治话语的新时尚，是遮盖身体的呢子军服。九十年代 “只会搨粉，点胭脂，扭扭捏捏，一讲就笑”，“阴性特质”回归，这是权力话语交替的结果。经济利益成为新追求，阴性特质成为生产资本，成为对占领资本的男性的需求的回应。阴性特质复苏，但女性“内里慢慢雄化”，占据主导地位，而“身边的男人，难免不逐步‘雌化’”。小琴一角，伪装男性理想的“阴性特质”，引得男人抛家私奔，却失足坠楼，完成了这一悲剧隐喻。

　　第三，传统道德标准与新现实的困境。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两性关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繁花》突出的价值观点——“现代女性变了”，女性作为改变了的个体，直接导致了家庭的异化或者破碎。九十年代两位女性：梅瑞追求资本，抛家弃子，最终破产；汪小姐为生二胎假离婚，婚外情怀上连体怪胎。这都是在情欲和物质间的求索，丈夫却失语。

　　追求物质和情欲，并不是缺乏传统的新现实，而是中国“前现代”社会男性独占的社会权力。现代性别平等的语境下，权力逐渐向女性开放。但传统社会道德以男性为基点，无法接受权力的平等化。文本中但凡女性展现这种权力追求，两性关系便是女强男弱，家庭必将破碎。传统道德标准可容忍男性，却谆谆教导女性服从传统道德，家庭维持表面和谐，否则便沦为“最吓人的女瘪三”。这是对传统男性价值的拥抱，也是一厢情愿的单方面历史构建。

　　传统价值和新现实的矛盾也集中体现在李李这一女性角色身上，她一方面追求传统价值，包括贞洁和家庭；另一方面浸染在新现实的逻辑里，交际花式地周旋，最终出家为尼。传统道德标准与新现实冲突，女性生活在苛刻的狭缝里，这是对现代社会现实的隐喻——现代性道路始终和传统社会价值不适应。《繁花》的结局并不尽人意：一是汪小姐怀的怪胎，传统道德和现代性相互争夺，形成不伦不类的新“特色”；二是李李式的出家，女性身体的家庭指涉、繁殖力和走向堙灭，“无根”成为新常态。

三、阴性与城市文化形象

上海作为接触西方现代化的头阵，始终是中国最现代性的摩登都市。工业、金融、娱乐等，现代性带来异域气质，上海与其他地域差异巨大。新女性表征现代性的都市魔力，新资本引导了性别独立意识、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开放价值。而上海作为中国的海上孤岛——“它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城市；为追逐金钱和性提供了无限机会”，对于男性野心家，是被征服的客体，显现女性化的形象。为延续这个文学主题，《繁花》仍选择构建阴性特征的城市空间，反映上海形象的阴性层面。

　　一是将上海的空间环境和女性结合，强调角色性格和地理环境的统一。男性在地点间游移，女性恰如上海地图。二是通过女性相关的细节描绘还原上海的历史细部，考究不同年代的女性时尚，以及饭菜家具的细节。有性别化意图的空间构建，构建阴性特质的氛围，显露文本对于上海的价值判断。《繁花》悬置历史，聚焦家长里短的上海。作者言“女人最易服水土”，上海善于应对“水土”变化，这是“女人”的特长。

　　“水土”变化源于上海被动的政治位置。租界、沦陷、文革、开放，上海一直处于被动变化的位置。传统与现代、政治与资本、本地与外地，不同的张力牵制着上海。“困扰上海市民的一个现代困境：在世上各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左右下，她们缺乏自己习惯的传统来保护，也不再有安全感。”［3］“Light，Heat，Power”，上海的形象体现出流动性、破碎性，当这些特质被归至阴性，便有了隐晦的联系，也呼应了小说男性视角的立场以及女性地位的隐喻。

四、结语

本文从性别批评角度出发，只侧面提供解读的可能性。《繁花》呈现的上海是本雅明所说的“全景式文学”——全景的前景是小故事，广大背景是大量信息。［4］金宇澄坦言：“写了《繁花》，越来越不明白上海，它虚无，是深不可测的一座原始森林。”《繁花》中引用诗歌“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用小说形式，实现一种记载。在这个意义上，《繁花》完成了任务。

　　［1］［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严彬.金宇澄文学访谈录：上帝无言，细看繁花［OL］.凤凰读书，2014.

　　［3］［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 葛星星）

　　张诗敏，女，硕士在读，华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方向：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