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壮飞

　　论余华小说创作转型中的文化思考
——以《兄弟》《第七天》为例

　　◎李壮飞

　　本文以《兄弟》《第七天》为例，探讨余华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转型及文化思考。

　　余华 转型 文化

　　余华的小说创作大致经历了先锋叙事、传统写实、都市大众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蕴和情感表现，如先锋时期的文化内蕴是反叛传统，追求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意义和价值；传统写实阶段的文化内蕴是回归民间，体验底层人民的苦难文化和人性善恶；都市大众阶段的文化内蕴是荒诞游离，批判城市化和商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现象。从余华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来看，第二次写作转型可以显示出余华某一隅的文化思考和精神走向。

　　可以说，余华是一个“善变”的作家。他并不安分于某一方式的写作，而是时刻保持对社会情境的关注，善于从社会的转型中发掘表现生活的新元素，并以内心对人类生存现状体贴入微的观摩去验证现实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余华创作的第二次转型是从民间走向城市，以更为通俗直白的语言和叙事去思考社会发展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余华仍未摆脱与现实的那层紧张的关系，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余华进入21世纪以来的创作表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以更为精准的视角管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病态现实。并且，余华开始思考的不再是“现实一种”，而是现实种种。这个阶段的两部代表作品分别是《兄弟》和《第七天》。阅读这两部作品，明显感觉到一种叙述风格的显著变化。进而言之，是余华更加侧重于对社会文化的思考：一、城市底层人物的欲望诉求。余华的两部作品的叙事视角都转入了当代城市社会，对生活在底层的人物内心欲望的挖掘作了一番努力。《兄弟》中的李光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光头总是不安现状，只有通过欲望的不断满足和实现才能安抚其躁动的内心。从他对林红的追求到成为破烂大王的事业之路都可以看到这个小人物的内心状态，无论是他的成长还是发迹，都可谓一个底层平凡人物的欲望诉求。《第七天》中的杨飞更像一个城市底层人物的代言人，将他对底层人物的见闻经历和情感诉求讲述给读者听。伍超、鼠妹对于爱情的诉求和渴望在杨飞的见证下，显得格外沉重和压抑。二、消费主义文化的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进入一种消费文明。余华进入21世纪的作品也开始将描述重心从乡间小镇转入城市社会，一系列与都市文明接轨的新兴语言词汇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如《兄弟》里的媒体、房地产、公司、企业、歌厅、股东、豪车等，《第七天》里的iphone手机、高价墓地、人妖等。这些存在于都市文明中的物质文化其实就是时下中国社会消费文明的一种体现。三、狂欢的存在形态。之前的作品中，余华要么讲述一个人在困境中的孤独和迷惘，要么讲述一个人在苦难中的忍受和体验。极少有托尔斯泰那样众多的宴会场景描写。但是在转型后的文本形态中，余华将笔触探到这一种新的叙事形态。例如《兄弟》中的处美人大赛，几乎吸引了全国媒体大众的眼球。大赛过程可谓滑稽与荒诞并存，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处女选手是如何演出这场燥热狂欢的闹剧的。上自政府部门，下至平民百姓，还有公司企业媒体赞助商，一场与众不同的选美大赛调侃了中国都市病态文明的神经。《第七天》中在彼世的“群魂歌舞”场景同样如是，被现世抛弃的人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享受平等和赞美，享受充满幸福和快乐的歌舞狂欢。四、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其实，余华的作品始终带有讽刺和批判，就像他所说的和现实存在的那层紧张关系，他与病态社会无法幸福共存。因此，追求理想社会是余华此阶段的创作诉求。并且在近年来的作品中，余华的讽刺力度和批判现实力度愈发直白露骨。《兄弟》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中国只用了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四百年的社会发展路程。因此，表现各种社会衍生文化的急躁与狂热是他的根本写作目的。《第七天》则更是一本对现实社会的沉重抗诉，它本身就是在讲述一个创造理想之世的故事。余华将一系列与我们生活很接近的新闻事件融入到作品中，表达其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懑和不满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追求。

　　近年来，余华逐渐放缓了他的创作脚步，几乎好几年才能推出一部新的长篇。但是，余华从未停止对社会的思考。他尤其关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对于社会机制运行的不良状态，余华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和深邃的思考。余华选择将小说的叙事视角从民间转向都市，建立在当代社会情境和现实语境的描摹过程中。他承担了一个作家对于社会的责任，他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的写作态度和创作方式，将他近些年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虑、对理想社会的期待一并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王曦）

　　（李壮飞，男，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