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系麦秸秆所盖，土坯墙，冬暖夏凉，最怕刮风下雨。如遇风雨交加天气，就会全家总动员，钉耙、锄头、树棍、盆桶、门板、木梯等农具、家具都用上，压屋顶的，接漏水的，大人小孩个个儿忙得团团转。冬天雨（雪）后天晴，屋檐口还会挂起一根根长长的冰溜子，像门帘，又像瀑布。我们这些孩子，或将它当冰棍含在嘴里玩儿，或拿它当武器打起仗来。
屋前的土地上长了六棵硕大的梨树，梨树下种瓜种菜，屋后还有一小片竹林。整个家园以藤条篱笆相围，有点世外桃源的样子。
祖父母生育了父亲、姑母及三个叔叔。祖父会篾匠手艺，用自家的竹子编织篮、筐、箩、篓等竹器，自产自销。姑母出嫁后病逝，我出生后未曾见过她；父亲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二叔先在前村一所小学当工友，后支边去了新疆；母亲、大叔、小叔和婶娘在生产队做农活拿工分。当时一大家子才有了我和弟弟两个小孩子，全家的生活水平在当地中等偏下。那时候，全家祖孙三代九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日子过得虽不那么殷实，但却自由自在。到现在，我仍怀念被祖辈和父辈们呵护着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怀念那个温馨的大家庭。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父母的怀抱，走上社会。我娶妻生女，有了自己的小家，而这个家又先后六次移动。每次搬家都给我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记。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离开工作不到三年的嘶马公社，被选调至县委办公室当秘书。行政部门将我的宿舍安排在县委大会议室北面的一个青砖黛瓦老式四合院内。宿舍很小，是个厢房，八九平米，门窗朝西，窗户是木头格子的，里面糊纸，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虽然如此，我却非常珍惜。因为机关宿舍紧张，好多拖儿带女的干部才住上二十平米左右的一间房，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单身汉能够住上这么一间房，属实有点奢侈。
我们这个四合院是穿堂式的，前后三进，挺热闹的，人与人之间非常和谐。组织部周科长、县委办张主任住第一进，轻工业局葛局长和宣传部吴科长住第二进，宣传部童主任和我住最后一进，几个家庭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照应，犹如一大家子。住进院子后，大家对我这个小青年关怀有加。不是你家邀我品尝时鲜菜，就是他家请我饱食土特产，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一员。未婚妻经常来看我，还跟着我沾了人家不少光呢！生活在这个四合院，我感到非常温暖。
在四合院的左边有一排红砖青瓦平房，最西边两间住着组织部的祝志恒科长和他的子女们，夫人在老家做农活儿拿工分。祝科长和我是老乡，对我非常关心和照顾。每次祝夫人从乡下来探望祝科长和孩子们，都会烧几样香喷喷的家乡菜，叫上我一起品尝。那时我也不知饱了多少次口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被县委抽调参与重建检察院，仍住在县委大院。一九八。年三月九日，我们的大女儿降临人间。在嘶马镇卫生院工作的妻子常带着女儿来看我，四合院东北角的小屋里经常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将小家搬至公安局大楼后面繁荣巷的一间平房。这间房比县委大院的大不了多少，虽然是床顶搁衣箱，床底放鞋盒，床头摆书本，走廊上烧饭，书桌上用餐，但住着属于自己单位的房子，心里比较踏实。为了夫妻相互照应，更为了小女儿的健康成长，一九八五年，妻子调到江都镇自行车车把厂做厂医。本来一个人居住的狭小空间，现在要容纳三个人，便显得有点拥挤。后经领导批准，我们在邻近的街坊家租了一间房，白天生活在小平房，晚上住在街坊家。虽然两头跑，生活安排得却也井井有条。
繁荣巷是个大杂院，有公房有私房，一部分公检法干警住在里面。我们夫妇性格温和，大方包容，且喜欢小孩，以至左邻右舍都喜欢到我家来串门、聊天。特别是小孩子，放学后就会到我家与女儿一道玩耍。每天下午下班后，我们在门口为读幼儿园的女儿架起古筝，让她练指弹曲，一群孩子便围了过来。每次女儿练完曲子，妻子都会弄一点香甜可口的食物招待孩子们。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天真活泼的四岁的梁家小子。妻子端来一盘五香蚕豆放在桌子上，为了让孩子们到齐后一起吃，叮嘱先围到桌子边的梁家小子“只许望不许拿”，梁家小子嘴里也回应着。谁知，妻子刚转过身去，梁家小子的小手已从盘子里抓了几粒豆子放进嘴里。每每提起梁家小子的童年故事，我们都好像年轻了几岁。
我家住在巷子路边，上下班的时候，车来人往，非常热闹。过了这个时刻，巷道上行人稀少，小巷便安静下来。一天下午，我匆匆上班，竟忘了锁门，家门敞了半天。住在我家斜对面的丁雁秋老师这天正好休息，开始，她以为我们有人在家。后来，她招呼我们，发现无人应答，才知道我们忘了锁门。为了安全，丁老师坐在自家门口，边织毛衣边帮我们看门，直至我们下班回来。她的举动令我们十分敬佩。从那以后，我增强了安全意识，改掉了忘记锁门的毛病。
住大杂院的好处就是邻里之间相互照应，人与人之间感情融洽，生活氛围健康而快乐。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中午，我没午睡，忽听得前排平房的西头有人喊“抓小偷”，我正准备前去看个究竟，只见一男子慌慌张张地从眼前匆匆而过，凭我的直觉，断定此人即是小偷，便紧追其后，连声喊：“抓小偷！抓小偷！”听到我的呼叫声，街坊邻居们纷纷出来围堵。小偷慌不择路，钻进邮政局的后院，成了甕中之鳖。我和几个邮政职工将爬上围墙的小偷拽了下来，扭送至公安局值班室，民警们从其身上搜查出国库券和人民币若干，失主系公安局的几户干警。事后，干警们对我表示感谢。我说：“我们既是邻居，又是战友，应该这样做。”
我们生活的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机关干部的住房由单位分配，住公房，交房租。分房时论资排辈，参考工龄、职务、职称、职级和家庭人口组成等因素。一九八九年，我当上了办公室主任，行政职级又升至正科级，单位分给我一房一厅一厨一卫的小套住房，位于人民路青年巷内的玉带小区。这套房虽然不大，但比起租住私房要安逸得多。
我家住一楼，对门住着本单位政治协理员朱光祝老两口，以孩子们的口吻，我们都称他俩“朱爷爷、朱奶奶”。我们两家彼此照应，相处和睦，胜似一家。
两位老人心胸宽阔，心地善良，特别喜欢小孩子。我家两个女儿小时候真不知道得了他们家多少好处。朱奶奶有一手好厨艺，包好了春卷、饺子、粽子，煮好了玉米，做好了烧饼……都会给我家女儿送来，我们也跟着尝鲜。那些年，孩子们真是口福不浅，这样的事我也记不得有多少次了。
有一件事让我和妻子特别感动。我的大姨子因病辞世那年，我和妻子要去长沙协助连襟办理丧事。当时，女儿们课业负担较重，且不会做饭。我们出远门这几天，女儿们的生活怎么办？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朱爷爷、朱奶奶伸出了援助之手。“孩子交给我们，午饭她们在学校吃，早、晚饭在我家吃，保证不会饿着她们，你们尽管放心！”朱奶奶快言快语，慈心柔肠。我和妻子心中的石头瞬间落了地。我们在外四天，两位老人对我们的女儿照顾得很是周到，鸡蛋、包子、豆浆、油条……变着法子让我们的女儿吃饱、吃好。晚上总要叮嘱女儿们检查煤气、热水器和门窗是否关好，早上还打叫醒电话，生怕女儿们上学迟到。现在，每当我们忆起此事，对朱爷爷、朱奶奶的崇敬之情都油然而生。
一九九一年秋的一天，妻子下班回家，走到楼梯口，见一自行车篓子里放着一只文件包，里面装有几扎大额钞票。再看看这只包，与我的包（单位所发）一模一样，她断定包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检察”家庭的人，因为我们这个楼道里住着检察院的六户人家。妻子顾不上为放学在家、肚子餓得咕咕叫的女儿们做饭，耐心守候在自行车旁。等了四十多分钟，住在三楼的助理检察员张廷祥的大女儿下班回来了。她问妻子：“阿姨，你怎么不进家，在此等谁？”妻子说明情况后，张家大女儿非常感动。她说：“这车子和包是我家三妹的，她是厂里的车间核算员。包里装的几万元钱是她车间工人的工资啊，她怎么这么粗心呢？！我要让她重重地谢你！”妻子说：“不用谢，我们是邻居。只是要你提醒她，以后可不能这样粗心大意。”
按照“论资排辈、逐步改善”的不成文规定，一九九三年五月，我们又搬到了后面一栋楼的一单元六楼（顶楼），这套房比原先的大一个房间。反贪局副局长李东胜与我同时分得新房，和我住同一单元同一楼层，门对着门。
在单位，我和东胜的同事关系非常融洽。成为邻居后，我们两家亦能和睦相处。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能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包容。为邻虽只短短七年，结下的情谊却非常深厚。
刚搬上六楼时，我家的两个女儿，分别上小学和初中。东胜家有一个独女，上幼儿园。为了三个孩子的安全，且让她们相互有个照应，我们在上六楼的楼梯口装上了一道栅栏门，给两家人每人配了一把钥匙。我们的举动让东胜夫妇深受感动，说我们想得周到，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东胜夫妇将女儿接回家后，只要将栅栏门锁好，家门可以不关。等我们的女儿放学回来后，他们的女儿就可到我家来，两个姐姐做完功课，便会和她一起搭家家、做游戏，直至两家大人下班回来。自从有了栅栏门，我们两家常常不关家门，自由通行，犹如一家。
平时，我们家包了饺子、粽子，做了油匙、茄饼等可口的食物，都送给他们家品尝。他们家有什么特色美味，也给我们送过来。我们两家还经常互请吃饭，切磋厨艺。两家人围坐在一起，大人聊大人的话题，小孩逗小孩的乐趣，温馨和谐，其乐融融。每逢周末，我们两家大人忙完家务，还会来一局“八十分”或者“斗地主”，切磋牌技。不管谁家大人因事在外，帮助照看小孩、收晾衣服、关好门窗等琐事，另外一家都会当作自家的事去做，习以为常。
与东胜家为邻七年，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怀念。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我在单位帮助搬运保险柜时，左脚拇趾不慎被砸伤，导致粉碎性骨折，医生要我休息两个月。可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家休息一两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就觉得难熬。特别是妻子上班、女儿上学，就剩自己在家时，更显得寂寞。越是寂寞，脚趾头好像越发疼痛。幸运的是，东胜上幼儿园的女儿放学早，回来后便直接到我家与我做伴。她像个开心果，一到我家，我的孤独感即刻消除，脚趾头的疼痛也减轻了几分。她每天要我跟她下弹子棋，玩“小猫钓鱼”，赢了，脸上笑成一朵花；输了，小嘴就噘得老高。为了不让她生气，能够天天陪着我，我几乎都给她赢，让她开心。在这个开心果的陪伴下，我痛并快乐地度过了一个月。因为单位有紧要工作等着我，我没等脚趾痊愈就上了班。时隔二十二年，东胜女儿陪伴我的情形，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妻子突发心脏病，在邻居东胜的协助抢救下，才转危为安。因为我和妻子晚上要出席亲戚的生日宴会，下午四点多钟，妻子就在厨房里为女儿们准备晚饭。当时我在房间里看电视。大约五点多钟，在隔壁房间做作业的小女儿突然跑来叫我：“爸爸，妈妈蹲在厨房的地上，我怎么喊她，她都不睬我。”我好像意识到什么，立马起身，跑进厨房。眼前的景象让我两腿直打哆嗦，只见妻子的头钻进洗碗池下，屁股撅得老高。我急忙扶起妻子，让她端坐在地上，继而叉住她的两个臂膀，使劲儿往客厅里拖。这时的妻子软得像一团泥，摊在地上。我怎么喊她，她也不应，两个女儿在一旁吓得直哭。我紧张得慌了手脚，连忙叫女儿请东胜过来帮忙。东胜闻讯，急忙来到我家。他当过兵，会不少急救知识，一面叫我保持镇定，教我掐妻子的人中，一面帮助我掐妻子的虎口。不到十分钟的工夫，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终于醒来。待妻子情绪平稳后，东胜又陪我将妻子送往医院检查。经专家检查后确诊，妻子得的是“突发性心悸”症，没有特效药，主要靠预防和保养。
东胜帮助我将妻子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我们全家人一辈子都会记着他。我很怀念与东胜家为邻的那段美好时光。
我虽然没当上什么大官，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受益者。一九九七年，我的职务得到晋升，担任市纪委派驻市检察院纪检组长，成为领导班子的一员。这么一来，在单位里，我享受的福利待遇处于第二等级。
一九九九年底，我的家搬至工农东路东头的单位宿舍楼。这栋楼建在江都镇孔庄村的土地上，市财政拨款一半，还有一半是单位领导到有关企业“磕头”，一点一点“化缘”来的。我和单位全体干警还到建设工地上搬砖头、卸水泥，义务劳动了好几回。住进这样的宿舍楼，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我家住五单元五层，这个单元是独单元，对面没有人家。这套房子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客厅和厨房比较小。装修时，我做了些改造，减少了一个房间，扩大了客厅的面积，将后阳台改作厨房。改造后，两个女儿住一个房间，我和妻子住另一个房间，感觉还比较舒适。尽管当时这套房的面积是单位最大的，但按照我的职务和级别，仍没有达到标准。住在这個单元的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后来，经市纪委和有关部门批准，我们这个单元的六户人家各自出资，在住房东侧的空地上自下而上自建一间房屋，每户增加了二十多平米的面积。有了这间房，两个女儿便分开居住，互不干扰。再后来，全市实行住房改革，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我出资购买了这套公住房。从此，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私有住房，心中无比高兴。
我们住的这套房子虽然是独单元，但邻里关系也很和睦。住在四单元五层的办公室副主任谈月文一家与我家虽隔着一堵墙，但相互都在关心着对方。有时，天公不作美，上午还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下午便阴云密布、风雨欲来。每逢此时，两家不管谁家中有人，都会电话联系另一家在外的人，快快回来收起晾晒在外的衣物、被褥。不管谁家做了时鲜的菜肴或者点心，都会从邻近的房间和阳台的窗户中传来传去，相互品尝。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家做了谈家四岁女儿爱吃的饭菜，我们将她接了过来。谁知小不点儿在我家吃完饭，竞不想回家，要和两个姐姐一起睡觉，而且要睡在她们的中间。睡到半夜，小不点儿尿床，尿湿了衣服和被褥，妻子赶紧起来更换。次日早上，谈主任一家人知晓后，连连向我们打招呼，觉得过意不去。“邻居好，赛金宝。再说，谁家小孩没这个经历？别人家想要这样的生活插曲，还不一定能得到呢！”我的一句话，说得两家人都乐了。平时，我们两家人还会打开阳台上的窗户，讲一个故事，聊一段家常，或者相约某日打一次麻将。久而久之，邻里关系越来越好。
说了邻居，再说家里。妻子患有突发性心悸症（心脏病的一种），家中和身边均备有急救药，以防不测。尽管有所防备，但无论我走到哪儿，还是放心不下。二000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外出办事，妻子和女儿们在家。晚间，先行休息的妻子心脏病突然发作，身体酥软，躺在床上无力取药。在客厅看电视的女儿们听到母亲低弱的求助声，迅速来到母亲房门前。可由于门锁失灵，女儿们怎么也打不开。大女儿急得浑身冒汗，小女儿吓得直哭。人大两岁，智多三分。“别哭，眼泪救不了妈妈，得想办法！”大女儿给我打了告急电话后，边安慰小妹，边寻思着救母的法子。情急之中，大女儿找到一根长绳（装修房屋时留下的），准备从阳台跨窗进房救母。胆大心细的大女儿，将绳子的一头捆在自己腰间，一头扎在小妹腰间，并系住沙发的木质腿。她叮嘱小妹，万一自己脚下失控，她一定要使劲儿拽住。两个涉世未深的女儿，经过紧张而又冒险的努力，终于爬窗入室，找到了急救药，迅速给母亲服下。当我气喘吁吁赶到家时，妻子已转危为安。女儿们的勇敢精神，让我非常敬佩，妻子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同时，我也为女儿们的举动而感到后怕，毕竟她们还是孩子，后悔当时没报警。
可能是因为青年时期患膝盖病留下了后遗症，妻子上下楼梯经常腿疼得厉害。有几次她买菜回来，腿疼得钻心，上不了楼梯。我年轻时从摩托车上摔下导致腰椎骨折。当时年轻气盛，并不在意，未曾就医，以致落下后患。现在，扛煤气罐、拎米袋等上、下楼梯已力不从心。考虑到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我们的年龄也一天比一天大，仍住楼梯房已不适应，换住电梯房成了当务之急。
二00九年，我们卖掉了旧房，在城南新区购买了电梯观景房。小区不大，位于新都路与文昌东路交叉处，冠名“上城国际”，三栋三十层高的楼房耸立着，在当时的城南新区可谓鹤立鸡群。
本着简朴、清雅、温馨的理念，我们对新家进行了装修。得意之作便是自己设计、朋友帮忙制作的客厅照片墙，亲朋好友看了都称构思新颖，别具一格。
我从几大本相册和电脑文件夹中精选出二十八张照片放进了照片墙。其中，有我和妻子年轻时的，有两个女儿幼年的，有小女儿参加华东地区民乐比赛获奖后的全家福，有大女儿及女婿的结婚照，更多的则是一家人到祖国各地旅游的照片。小女儿结婚后，我们又将小两口的照片补充上了墙。
照片墙是我们家庭生活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出我和妻子健康快乐的人生，看出女儿们的成长历程，看出两代人之间的温馨和谐。殊不知，我家这面照片墙，里面还藏着许多故事呢！
这里仅讲两则故事。故事一：“锅铲妈妈”和“气筒爸爸”。我和妻子一九七八年结婚。小女儿上初中时，大女儿即将考高中。为了让女儿们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们夫妇除了上班，就是围着她们转，早起晚睡，很少参加宴请和应酬。除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大家一起看，其他电视节目几乎不看。周末一般不出门，在家陪着女儿。她们写作业，我们或做家务，或读书看报，或完成工作上的未了事宜。这一切，皆为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女儿们服务，我和妻子各有分工。饮食起居由妻子包揽，安全保障是我的职责。每天早晨，妻子叫醒女儿们，将热腾腾的早饭摆上餐桌，有小米稀粥，有煎鸡蛋，有点心……变着法儿让她俩吃饱吃好。我一手拎着女儿们沉甸甸的书包，一手拿着打气筒，从楼上一蹓而下，把她俩的自行车周身检查一遍后，放好书包，等待她们下楼。春来秋往，直至女儿们高中毕业、考上大学。邻居们对我俩的举动赞赏有加，并送给我们“锅铲妈妈”和“气筒爸爸”的雅称。
故事二：途中“收获”。二00七年八月十九日，我们一家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到新疆旅游。列车乘务组未雨绸缪，挨个车厢寻找医务人员。“我妈妈是医生”，两个女儿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是和谐社会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如有需要尽管找我。”妻子满口应承。事情就这么凑巧。二十日下午五点多，第十四号车厢有位旅客患重病突发高烧，需要救治。听到广播后，腿脚有些不灵便的妻子拉着我的手，急切地朝十四号车厢赶去。问清病人的情况后，妻子娴熟地给病人注射了药物，并给他的家人交代了注意事项。约莫一小时后，广播里传来列车长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刚才十四号车厢有位病人得到了一位未曾留下姓名的医生的救助，现在病人的病情已经稳定，我代表病人家属和列车乘务组向这位医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点一首歌送给她，歌名叫《好人一生平安》，祝她和她的家人身体健康，一生平安。”听完这首歌，孩子们拥着母亲，开心地笑了。
二十一日下午六时许，火车到达乌鲁木齐站。一位年约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领着四五岁大的孙女，面对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包裹，一筹莫展。见此情景，孩子們争着帮老人抱小孩，拎包裹，做好下车的准备。下车后，老人接站的儿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远处奔来，连声向我们道谢！全家人这次到新疆旅游，目的是领略天池的风光、吐鲁番的风情。不承想，在途中就有了一份收获：助人为乐。
人生，本来就是一本书；家庭，同样也是一本书。只要精心策划，细心雕琢，实实在在地“写”好每一个章节，“书”中的情节就会感人，故事就会精彩。我们会不懈努力，续写好人生和家庭这两本书，还会拍许多照片来丰富我家的照片墙，让内容更精彩，形式更美丽。
住高层楼房的好处，除了电梯上、下方便快捷，便是视野开阔、心旷神怡。我家住在十九层，登高望远，得天独厚，缤纷景色，一览无余。
我和妻子每次站在家中落地窗前或屋后通透的走廊上，都会发现眼前的大地上有了新的变化。好像天宇间有一位神奇的画家，今天在这里描上一朵玫瑰，明天又在那里绘出一朵牡丹，浓墨重彩，不断地锦上添花。
龙川（家乡美称）大地，如诗如画；高楼观景，如痴如醉。其实，我们所居住的上城国际公寓也是画中一景。作为画中之人，我们自然有着一股幸福感和自豪感。
哕哕嗦嗦地，已经写到第六次搬家。余生会不会有第七次搬家？应该不太可能。因为我和老伴儿都是“奔七”之人，没有必要再去折腾。如何把身体保养好，让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滋有味，才是我们应该考虑之事。
说实在的，楼房住久了，便想着住平房；闹市蹲长了，便想着去乡村。林立的钢筋水泥“壁垒”，毕竟挡住了不少亲情、友情、乡情。我的江边农村老家，当年的草房早已不在。叔叔们住上了楼房，只有我家是老旧砖瓦房，老母亲还在那里生活。我和老伴儿畅想着什么时候住到农村老家去，陪母亲聊天，到邻家串门，邀老友打牌，坐树下品茶，去河边钓鱼，在地里种菜……远离喧嚣，享受宁静。
正当我们做着甜甜美梦的时候，外孙女降临人世。我们只好临时调整去农村生活的计划，先到大都市上海当“保姆”，享受天伦之乐，等“下岗”后再回老家。但愿在如火如荼的沿江开发浪潮中，拆迁的推土机能够“轮下留情”，绕开我们日思夜想的老家的那一方土地。
作者简介：杨恒金，退休检察官，江苏省检察官文联会员，江苏省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小小说二百余篇，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文学奖项。
（责任编辑 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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