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基传统、机械化、数字化是图书馆技术变革历史的三个重要节点。所谓数字图书馆并非单指一种计算机化和虚拟化的简单实体，而是涉及数字信息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全过程的知识网络系统，不同载体、形态、位置的信息资源依托数字化技术进行分布式存贮、共建与共享。其中，作为信息服务集成和用户跨时空联结的关键技术支撑，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应用程度直接制约着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生产力水平。纵观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从基于数字化资源（resource-based）到基于信息服务（service-based）再到基于用户信息活动（work-based）的范式转化，还是人工智能时代追求信息感知和体验的智慧化，数字图书馆均试图借由ICT的延展，持续更新其人机交互机制和结构化文本的嵌入深度。然而，世界图联最新报告显示，不同地区、阶层、族群间ICT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严重制约着全球数字图书馆的均衡发展。由信息技术扩散不均引发的社会排斥和知识阻隔也体现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甚至形成一种暗含于信息鸿沟中的数字图书馆鸿沟（digital library divide）。尤其是作为用户接入数字图书馆前序条件的互联网技术基础设施，其在“享有机会”和“有效使用”层面的分化，不仅反向影响用户通过数字图书馆实现有意义的知识获取，更严重阻碍人类社会数字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从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的角度出发，消弭数字图书馆鸿沟所导致的信息获取和知识分配不平衡，成为亟待全球图书馆学界和业界解决的命题。
一、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现状
“用户”与“数字图书馆”的有效连接是后者为前者提供高品质信息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跨时空信息服务集成的先行条件。但受限于软硬件配套设施的整体建设水平，用户使用不同数字图书馆的可及性、易用性和便利性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此引发的“数字图书馆鸿沟”本质上是“数字鸿沟”的一种体现。当探讨南北国家之间的信息贫富差时，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差距同样成为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首要表征，并且延展至数据、信息和知识处理过程中的各种不平等及其社会影响。当前，数字图书馆鸿沟应该如何定义，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现状如何，呈现哪些特征，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如何，是我们考察全球数字图书馆发展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概念界定
关于数字鸿沟，学界尚未对其有明确统一的定义。部分学者侧重技术层面，将其定义为“拥有ICT的人与那些未曾获得ICT的人之间存在的差距”，其中信息技术接入层面的差距可被视为数字鸿沟最基本的定义。伴随部分研究者的关注焦点由ICT技术软硬件的拥有程度逐步转向信息主体的技能差异，数字鸿沟的定义也出现了“接入沟”和“使用沟”的双重指向，前者指电脑和互联网等ICT的接入差距，又被称为“第一道数字鸿沟”；后者则强调ICT的使用差距，即“第二道数字鸿沟”，包括相关信息技术背后的数字技能、使用目的、自主性程度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差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个体行动者ICT的获取难度和拥有成本显著降低，同时社会信息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第二道数字鸿沟的重要性也日益突显。鉴于接入沟和使用沟可能导致公众在政治知识上的鸿沟，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新兴媒介技术使用可能引发的知识获取的不平等，并将这种效果层面的知识沟称为“第三道数字鸿沟”，其中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被视为预测和影响知识沟的重要因素。图书馆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供给主体和信息交互枢纽，能够依托在线信息的可及性和公共网络的普适性，推动用户有效获取不同领域的聚合内容，最大限度激活图书馆信息集散传播的社会功能，同时帮助信息弱者以较低的成本学习和提高ICT技能。也正因如此，诸多学者都将数字图书馆视为信息扶贫的关键着力点。但是，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质量依赖于互联网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源于信息技术接入和使用不平等的数字鸿沟，同样出现在数字图书馆领域。数字鸿沟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突出表现，包括不同数字图书馆在互联网终端、网络带宽、服务器等方面的接入差距，数字资源供应、整合、描述、加工、展示等基础能力差异引发的用户使用差距，以及数字图书馆嵌入个人信息世界后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不同文化和社会后果。基于此，本文将“数字图书馆鸿沟”界定为图书馆在网络接入程度和用户线上使用程度的差异。这一概念不仅折射出不同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集成化服务的真实水平，更直接指向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两个核心层级的相对差距。数字图书馆鸿沟存在于国家、地区和个体图书馆之间。由于目前学界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图书馆鸿沟研究较少，本文将重点关注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
（二）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多维表征
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图书馆网络接入和在线使用上的差距。原本处于信息贫困状态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数字图书馆技术推广和资源投入的相对滞后，日益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本研究从数字图书馆接入和使用差距出发，选取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图联”）135个成员国家及地区，通过比较不同成员在数字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internet access）和注册用户（registered users）两个“接入”和“使用”测量指标上的异同，试图展现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多维表征。国际图联将图书馆类型分为学术类（academic）、社区类（community）、国家类（national）、大众类（public）、高校类（school）、其他（other）。在其数据库中，由于部分成员国家及地区的数据存在缺失，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统计指标的代表性，本研究将大众类图书馆作为核心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在不同国家大众类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方面，发达、新兴、落后三类国家具有显著的差异化表现。发达国家图书馆的网络接入水平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欧洲整体水平较高，非洲地区则普遍较低。每个大洲内部的贫富分化都 较为显著，这与全球数字鸿沟的格局基本一致。其中，欧洲俄罗斯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水平最高，达27 060个，而非洲几内亚的统计数据为0。在北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不同国家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差距巨大，美国接入互联网的大众类图书馆高达16 568个，而安提瓜岛和巴布达仅为1个。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整体水平同样落后于欧洲，区域内部也存在明显的接入差距。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总量最高，有2 767个，而尼泊尔仅为7个。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实力、政策保障和技术创新优势，迅速提升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图书馆配套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直接制约用户获取和利用数字化信息的机会，由此造成的“接入沟”也成为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首要表征。
图1 国际图联成员国家（地区）大众类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情况（个）
作为一种与服务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的最终目标是服务用户。用户访问的实践活动涉及连接、注册、搜索、响应、完成、评价等多个维度，其中，注册用户数成为数字图书馆系统易用性、可获得性和实效性的最直观检验。如图2所示，美国大众类数字图书馆的用户注册数最高，达171 800千人；但在北美、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除墨西哥（36 256千人）、加拿大（13 166千人）之外，其他国家的注册用户数普遍较少。在亚洲和大洋洲，中国的注册用户数最多，有96 254千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注册用户数同样较多，但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较少。在非洲，除南非和肯尼亚之外，其他南部国家的注册用户数都很少，与其他大洲的整体水平差距悬殊，远远落后于北部国家。在数字信息资源极其有限的前提下，这些国家内部数字图书馆的注册用户规模却很小，反映出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实际利用率较低，说明全球数字图书馆用户之间的“使用沟”也十分突出。
图2 国际图联成员国家（地区）大众类图书馆的注册用户情况（千人）
（三）中国在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中的地位
中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之后的三十余年间，其关注焦点逐步从高速推进的数字图书馆基础设施转向更加精细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深度信息服务。其间先后经历数字资源的初始积累、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数字服务的集成应用三个主要阶段。中国“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由国家图书馆牵头，279家省市级图书馆共同参与，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覆盖全国、联通“国家—省—地市”各级各类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系统与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和联合保障体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与物的互联互通又推动中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进入智慧化的信息服务阶段。目前，在互联网、固定宽带、移动电话、个人电脑等数字图书馆相关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数字阅读趋势的兴起，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稳步推进，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呈现出巨大潜力，其在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中的地位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在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所涉及的接入和使用层级，中国在部分指标上已处于国际前列。首先，全国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31个省（区、市）的图书馆网络带宽不断提升，省馆平均接入带宽达472.65Mb/s，地市馆平均接入带宽为100.91Mb/s。同期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的报告显示，美国只有27%的城市图书馆接入带宽为100Mb/s或以上，尚未实现美国国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Plan）中2%的图书馆达到1Gb/s的宽带接入愿景。对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设定的图书馆宽带接入目标，即小型图书馆100Mb/s，大型图书馆1Gb/s，诸多图书馆均难以达到，甚至有40%的公共图书馆未超过10Mb/s。
其次，我国已完成数字图书馆硬件配置的有33家省级图书馆，占已实施省馆的82.5%；有341家市级图书馆完成硬件配置，占已实施市馆的71.3%。省馆的平均存储空间为377.94TB，安全服务器平均数量为54.94台；地市馆的平均存储空间为50.73TB，安全服务器平均数量为8.98台。截至2016年年底，各省市级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总量达到12 311.7 TB。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推算，2019年我国各级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建设总量可能已超15 500TB。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网络带宽、存储空间、安全服务器等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中国在数字图书馆接入和使用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数字图书馆互联网接入量虽在亚洲和大洋洲地区位居第一（2 767个），但与美国（16 568个）、俄罗斯（27 060个）相比仍然差距悬殊。而在注册用户数方面，中国为96 254（千人），美国则高达171 800（千人），绝对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因此，面对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中国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代表性数字图书馆项目的稳步推进，中国需要进一步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数字内容资源竞争力，为发展中国家突破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提供中国方案。
二、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归因分析
作为数字鸿沟在图书馆领域的重要体现，数字图书馆鸿沟在归因上与数字鸿沟具有类似的规律。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关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界对其的归因分析通常着眼于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发展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本研究围绕数字图书馆的特殊性，结合全球数字鸿沟的形成机制，构建回归分析模型，试图解析形塑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因素，继而为后续的弥合路径提供理论指导。（一）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潜在影响因素
技术的创新扩散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其扩散的方向、强度、速度受制于宏观环境，尤其是经济增长、政府技术投入、人口规模、政策法规、国家知识发展水平等。包括ICT在内的任何技术均无法摆脱环境对创新扩散的潜在影响。在全球数字鸿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会结构因素对互联网技术采纳的影响更为深远，这种结构性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国民发展、城乡差异和开放程度等主要维度。欧盟内部的数字不平等与成员国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密切相关，尤其是国民经济、高等教育、ICT技术普及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诸多学者都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数字鸿沟形成演化的显性影响，甚至将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视为造成全球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对于部分落后的南方国家，经济贫困与技术落后的叠加导致自身面临的信息不平等形势越发严峻，甚至可能造成国际和国内社会新的分裂。总之，全球数字鸿沟的形成机理关键在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国家间权力、财富的悬殊差距和力量失衡导致整个过程极其复杂且不断变动。作为数字鸿沟重要形式的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其形成也会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结合数字图书馆的特殊属性，经济支持力度、国民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等有潜力成为形塑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主要宏观环境因素。经济实力方面，数字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充足的资金是信息资源积累和系统维护的基本前提，不论是硬件软件建设，还是人才队伍建设，都与政府财政支持紧密相关。居民收入结构同样影响所在地区数字图书馆的整体使用水平。收入结构越均衡的地区，居民拥有ICT的比例就越高，其数字图书馆的接入和使用情况就越好。国民发展方面，人口总数将直接决定数字图书馆的潜在市场规模，而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等指标则与该地区数字图书馆接入和使用的具体水平息息相关。基础设施方面，以ICT为主的信息处理技术是数字图书馆建设初期的主导，设备、网络、服务、资源、用户是影响其信息服务质量的关键要素。因此，网络带宽、网络安全服务器、互联网普及率等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条件的指标，也将对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范围、能力和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二）基于国家宏观数据的回归分析
在国际图联成员数据库的基础上，本研究引入世界银行、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不平等发展数据库提供的国家宏观数据，整合形成不同成员国家（地区）预测变量的初始数据。其中，经济支持力度涉及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前10%群体收入占有份额两个变量。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前10%群体占有全部国民收入的份额作为收入分配结构的体现，直接反映出国民的共同富裕水平。该指标越高，意味着财富在高收入群体中的集中程度越高，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贫富差距也越悬殊，对数字图书馆市场的整体消费能力和有效使用程度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国民发展水平包含人口总数、出生性别比、出生时预期寿命、年龄抚养比等指标，主要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数字图书馆的用户基数、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等人口统计学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则涵盖固定宽带订阅、网络安全服务器、互联网用户占人口比重等指标。因变量来自国际图联成员数据库，具体包括图书馆互联网接入和图书馆网络注册用户两个变量。由于缺失项各异，为降低偏误，因变量的缺失不作处理，在回归时直接按列表删除，自变量中的缺失值用均值代替。为降低多重共线性对回归分析可能造成的统计影响，先对变量进行对数转换，并采用分阶段、分批次的逐步回归分析，最终得到6个回归模型。表1显示了以2019年部分国家宏观数据指标为自变量，国际图联成员国家（地区）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和注册用户数为因变量的预测模型。
表1 预测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回归模型结果
续表
分析结果显示，在关于图书馆互联网接入的预测模型中，第一层经济支持力度R变化量为0.135，意味着地区经济支持对图书馆互联网接入的解释变差有13.5%。加入第二层国民发展水平后的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增加49.3%。在加入第三层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之后，对图书馆互联网接入的解释变差增加了17.1%。在关于图书馆注册用户的预测模型中，第一层国民收入水平对因变量的解释变差有12.7%。纳入第二层国民发展水平之后，R增量意味着对注册用户的解释能力提高51.0%。第三层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的加入，将模型的解释能力提升了9.5%，且始终在.000的水平上显著。综上可知，在对图书馆互联网接入和注册用户数的预测分析模型中，经济支持力度、国民发展水平、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三组预测变量合计解释的变差分别为79.9%和73.2%，并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其中，国民发展水平的解释力最大，分布在45%～55%之间，经济支持力度与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的解释能力相当，大约在10%～20%之间。上述预测结果证实了经济支持力度、国民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对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潜在外部影响。关于具体自变量的影响，在对图书馆互联网接入的预测模型中，政府最终消费支出（β=.117,p<.10）、前10%群体占有全部国民收入份额（β=-.160,p<.01）、出生性别比（β=-.140,p<.10）、出生预期寿命（β=-.342,p<.01）、固定宽带订阅（β=.504,p<.01）、网络安全服务器（β=.302,p<.01）、互联网用户所占人口比重（β=.306,p<.05），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越大，国民整体收入越均衡，性别比例越协调，固定宽带订阅、网络安全服务器和互联网用户占人口比例水平越高，则图书馆互联网接入程度越高。对图书馆注册用户数的预测分析显示，人口总数（β=.315,p<.10）越大，图书馆注册用户数量就越多，表明整体人口基数通过形塑数字图书馆市场规模继而对注册用户数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年龄抚养比虽未在两个预测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与图书馆互联网接入和注册用户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1和 -0.180，一定程度反映出降低劳动力抚养负担对提升数字图书馆接入和使用的积极作用。此外，网络安全服务器指标解释能力的相对稳定，表明完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始终是弥合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关键。
三、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弥合路径
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指涉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图书馆网络接入和在线使用上的差距。如何弥合相应的接入沟和使用沟成为全球数字图书馆均衡发展的关键。本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力度、国民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等国家（地区）宏观环境因素对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存在显著影响。这些发现不仅为我们深刻理解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成因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下一步构建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弥合路径提供了学理参考。未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从信息基础设施投入、知识共享平台打造、公众信息素养提升和智慧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入手，着力提升本国本地区的数字图书馆发展水平，建构数字时代更加平等的全球信息秩序和知识体系。第一，提高图书馆数字技术投入，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布局。ICT的有效接入是弥合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基本前提，更是变数字鸿沟为数字桥梁的关键路径。其中，互联网接入设备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底层硬件设施，是其各项业务有序展开的基础保障，更是搭建高质量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先行条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加大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加速提升不同类型数字图书馆的互联网接入水平。此外，网络带宽均值、无线网络覆盖率、服务器容量同样是数字图书馆补足和升级硬件技术接入设施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要发挥国际电讯联盟（ITU）、国际图联（IFLA）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数字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业务交流、人才培训及信息咨询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第二，促进馆藏资源开放共享，打造数字化无障碍公共知识平台。国民发展水平不均衡是预测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最具解释力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和性别差距，降低人口的社会结构化差异，另一方面应当不断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使数字图书馆尽可能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和群体。着眼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消弭，馆藏资源的开放共享要将图书馆系统内部的信息资源有机组合起来，有针对性地面向各国读者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咨询服务。要积极针对不同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和收入水平的用户开放共享自身的馆藏资源。要实现高质量的信息获取和利用，图书馆必须考量特殊群体的需求和使用习惯，自觉提升无障碍信息服务能力，最大程度缩短不同群体用户接触和使用数字图书馆的差距。
第三，培育公众数字技能，提升公众信息素养。除了供给侧的技术投入和资源共享之外，需求侧的用户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也是制约数字图书馆功能实现的重要因素。图书馆的公共属性使得培育用户的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成为自身重要的社会责任。图书馆应着力消除身份歧视，尤其是对于失业或低收入者、低教育程度者、少数民族用户等数字技能弱势群体，图书馆需给予他们充分接触ICT的必要指导和后续支持。由于信息交互是社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图书馆应该努力成为特定社区的信息交互枢纽，把缩小与其他社区或本社区成员间信息不平等视为提高自身现代公共服务质量的落脚点。图书馆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针对ICT技能的社区培训策略，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的辅助指导和交流反馈，逐步提高社区整体的数字媒体素养，助力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弥合。
第四，加强智慧图书馆建设，实现“读者—知识—图书馆”的全球互联互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智能化变革预示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对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产生新的影响。智慧图书馆有助于将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成跨部门、跨媒体、跨领域、跨地域的立体互联系统，进一步打破物理连接上的时空限制，实现信息资源最大范围的聚合。智慧图书馆的最终愿景是让全世界的任何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得到所需的任何类型、格式、语种的数字化信息资源或信息服务，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存续前提。为此，各国要提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普及程度，加速布局自身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积极描摹数字图书馆读者的个人画像和群体画像，准确把握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状态，基于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算法，辅以图书预约荐购、电子资源推荐、信息参考咨询、座位管理决策等的智慧化升级，最终为全球读者提供全方位、精准化、定制化的知识服务。
四、结语
本文初步探讨了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现状、成因和弥合路径。未来，数字图书馆鸿沟的研究还需要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拓展。第一，概念界定上，除了接入和使用这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之外，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图书馆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方面的功能作用，也应纳入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概念框架，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数字时代图书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第二，研究层次上，除了国家层面的数字图书馆鸿沟之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数字图书馆鸿沟也值得关注。只有将不同层次数字图书馆的接入和使用差异描绘清晰，才能全景式呈现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形貌。第三，影响因素上，本研究初步揭示了经济支持力度、国民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显著影响，未来需要汇集和利用更加多元的数据，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以期洞悉全球数字图书馆鸿沟的生成动因和发展机制。第四，社会后果上，数字图书馆鸿沟研究需要克服数字鸿沟研究重现状描述、轻后果推断的不足，更多探讨数字图书馆不均衡发展对全球信息秩序、传播格局、知识体系、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等的负面影响，包括这一鸿沟对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挑战，凸显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信息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和弯道超车，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机遇，建构一个信息互通、知识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现实路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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