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华

一、聚讼纷纭的“出版”

公元4世纪的博学者奥古斯丁曾发问：“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①1 400年之后的1784年，摩西·门德尔松和伊曼纽尔·康德又不约而同地发出“启蒙之问”，对当时席卷欧陆与英美的思想运动给予界定。②无论是“时间之问”，还是“启蒙之问”，三位著述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各自时代耳熟能详又常常为人习焉不察的现象抛在了世人面前。在当代的文化生活中，从观念的模糊性上看，“出版”与“时间”“启蒙”差可比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数字技术弥漫于现实世界，已全面浸渗现代生活，出版活动亦不能自外于数字世界。换言之，数字时代迅速来临，“出版是什么”不再像以往那么“确定”，似乎成了一个言人言殊、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往对“出版”给出大致“确定性”界说的观点，大多是围绕媒介形态展开的。1755年，英格兰负有盛名的文人、学者萨缪尔·约翰逊在其编纂的英语词典中如此定义“出版”（publish）：“使众所周知；宣告；泄露。”或许是意识到这个界定过于泛化，他紧接着便给出了一个更确切的定义：所谓“出版”，即“向世界推出一本书”，所谓“出版人”（publisher），即“将一本书推出世间的人”。③在这里，约翰逊直接将“出版”与“书籍”画上了等号。其实，在约翰逊的时代，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启蒙运动席卷英伦与欧陆，远及美洲。文人的书写与书籍的出版的确风起云涌，以自己的方式激荡社会，书籍因此成为耀眼的媒介。但是，彼时已经迈入18世纪的门槛，传媒领域早已不只有书籍，期刊同样释放出惊心动魄的力量。约翰逊的早年，贫困潦倒，不名一文，是《绅士杂志》的撰稿生涯和创办、主撰《漫步者》双周刊的岁月成就了他的显赫文名。但是，他的眼里只有“书籍”。时至今日，一位资深的英国传媒学者的观点还与其前辈约翰逊相当一致：“一般而言，出版就是将书籍推向公共领域的商业活动。”④当然，也有研究者看到了如此界定出版的局限性，于是将更多类型的媒介纳入其中。一部面向出版业者和研究者的专业词典认为将出版等同于书籍出版太过狭隘，指出“出版是将书籍或文章印制并分销的活动”⑤。英国出版家昂温父子也在《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出版史”的长条目中将“图书”“报纸”“杂志”均看作“出版”，并认为“出版是一项涉及印刷品的选择、编辑和销售的活动”⑥。约翰逊也好，昂温父子也罢，可能囿于时代局限，均对“出版”给出了“窄化”界定，毕竟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媒介技术不如当代这般，可以使用的“公之于众”的媒介也就那么几种；又或许，在他们的眼中，“书籍出版”最符合他们心目中“出版的理想类型”，于是潜意识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出版”等同于“书籍出版”的观念源远流长，不仅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将出版等同于书籍出版，即便是文化领域的从业者，谈及“出版”，也常常指向书籍、报刊。

　　随着数字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全方位使用，研究者觉得以往对出版的认定太过狭窄，无论是将书籍出版等同于出版，还是在其基础上添上报纸与杂志。有研究者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出版产业应该包含报纸出版、杂志出版、音乐出版、地图出版、政府信息出版、漫画书出版，以及书籍出版。”⑦这个提法看上去相当含混，让人不能理解其划分标准，所列举的很多类别其实多有重叠之处，但它依然大致以媒介形态来定义出版，只不过相比以前，将更多不同形态的媒介商品纳入了其中而已。这种观点形成于21世纪初，或许和数字技术尚未在文化生产与传播领域彰显威力有关。近20年来，信息式或数字式的元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在社会与物质世界中行动的自由程度……可投入的原材料类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化……实际可能产出的产品变得无限多样”⑧。于是，米哈伊尔·巴赫金、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人的互文性观念在数字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数字世界仿佛成了一个互文的意义网络。在数字技术和互文性的双重作用下，以超链接为代表的超文本性正在“将各种计算机为中介的文本和应用相互联系”起来。⑨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人们对“出版”的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有研究者认为，“数字技术重塑了出版的形态和方式，实现了不同文本类型的动态拼贴，融合了渗透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多重知识生产网络”，“网络文学类、科普类的知识生产，小红书、微信群自组织专业教育等”这样的数字出版“在专业出版机构之外开辟了知识生产及公开化的全新场域”。⑩还有研究者在讨论数字出版的生态时，将Twitter、Facebook看作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领域，人们将更多的文化实践纳入“出版”之中。据报道，2020年，中国数字出版业总收入11 781.6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含了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博客类应用、网络动漫、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游戏等）、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互联网广告、数字音乐等等。?可以说，数字领域的大多数传播活动都成了“出版”。

　　除了“以媒介定义出版”的倾向外，还有研究者从印刷技术的角度分析出版，以致很多人在潜意识之中将出版与活字印刷术等同起来，给人无（活字）印刷就没有出版的印象。将古登堡活字印刷技术看作重大的传播革命，这是欧美学界一个重要的看法，有大量研究成果。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史料翔实、论证充分的著作使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了古登堡活字印刷技术的力量，而马歇尔·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论断，亦有令人茅塞顿开之感。或许是15—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社会被印刷术紧密“包裹”着，出版似乎也就成了“印刷”之事。但事实上，从活字印刷最为突出的特征——复制——来看，虽然古登堡活字印刷术之前的书籍复制更费时费力，但其效率和生产能力依然比想象中要高。皮纳（H.L.Pinner）指出，早在古希腊时期，为了书籍生产，“誊写匠人”就已应运而生；到了古罗马时期，“一个有序运营的出版行，可在几天之内，便将一本新书的数百册抄本投入市场”。?书籍扩散的范围亦很惊人，贺拉斯“曾自豪地表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在高卢、西班牙、非洲，以及庞大帝国的其他地区，到处都有人传颂他的诗歌”，奥维德“则在遭遇流放期间自我安慰‘我写的东西，从东方到西方，通达全世界’，或又曰‘我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贺拉斯和奥维德的言论，也从侧面证明皮纳抄本“复制”能力实在不容小觑。对于出版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有“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之分。所谓“外部视角”，是把复制技术这个持续演变着的“外部因素”看作出版实践生成、扩展的核心要素给予把握，进而将书籍及决定其生产细节的技术要素，置入媒介流变之中给予分析，爱森斯坦与麦克卢汉正是从此一视角切入，分析媒介（技术）对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乃至社会变迁的影响。在这种理论脉络中，至少在他们这些学者看来，在现代社会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活字印刷术就变得极为“触目”了。近20年来，传播学乃至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中“媒介”的凸显，无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更进一步看，此类研究取向，也使出版史甚至是古典学研究领域的“内部视角”遭到忽视。前述皮纳的著作以及英国的弗雷德里克·G.凯尼恩（Frederic G.Kenyon）、雷诺兹（L.D.Reynolds）、威尔逊（N.G.Wilson）、罗伯茨（Colin H.Roberts）、斯基特（T.C.Skeat），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局限于古典学研究领域，尚未在出版界引起足够重视。近20年来从“外部视角”探讨印刷书者，对此也关注不够；而治出版史者，侧重对史料的发掘（当然可取），而理论建构意识不强，常遭遇如古典学者同样的命运。这就不难理解，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古典学者和出版史学者的论著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从“外部视角”研究印刷与出版的论著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上述研究者著述的光辉。但综合二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出版”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在知识的生产中，也体现于知识的扩散中，它并不以古登堡活字印刷术为界，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的出版，不仅源远流长且传统悠久，为后世的出版特别是出版观念确立了诸多典范。这些传统与典范，不仅不应该被“媒介转向”所淹没、所遮蔽，而且值得我们花气力去发掘、去表彰，因为它们关心出版业的未来走向与命运。

　　概言之，人们对“出版”的看法有“窄化”与“泛化”两种倾向。前者囿于时代局限与认知惯性，或将“出版”等同于书籍、报纸、期刊等媒介，或将其看作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产物”；后者或者将出版无限扩充，仿佛所有的数字化传播均可被纳入“出版”之中。这些观点或许各有其道理，但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作为文化实践的出版所具有的内在连续性、特质及其价值追求。

二、系统化、智识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出版的内在特质

对于出版，《辞海》给出的定义言简意赅：“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依照其界定，出版的对象是“作品”，但究竟是什么作品，并未深究。若依此言，上述“泛化”的出版观念便是成立的，不仅互联网期刊、电子书等可以被看作出版，网络游戏、网络动漫、互联网广告也都是“作品”，自然也就可以被称为出版。那么，为何还要“网络游戏”“网络动漫”“互联网广告”这样的称呼？近几年来，有研究者将“知识生产”看作“出版的最重要功能”，认为“出版”有“汇集、交融知识以及推动新知识生成的优势”。?与之相近，也有研究者将“出版”看作“以一种社会知识生产和公开化的实践”?，“一种基础性的人类知识生产实践”?。相比《辞海》的界定，“知识说”似乎更能直抵出版的本质。但是，究竟是何种“知识”？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出版实践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有何差异？既往的研究大多并未深究。

　　“知识”是一个比“出版”更古老的概念，正如罗素所言，“‘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具有确定和毫不含糊的答案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区分了“知识”与“意见”，认为二者基于不同的东西，拥有它们需要不同的能力，并将“知识”与“智慧”“真理”等同起来。?康德则指出：“用来把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区别开来的那些观念的意识是明白，而使诸观念的组合也变得明白的意识叫作清晰，只有后者才使诸观念的一个总和成为知识。”?无论是柏拉图与智慧、真理相契合的“知识”，还是康德通过观念组合总和而成的“知识”，从中我们会发现，“知识”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东西，它必须通过对存在的直观而达成，但是仅仅有直观这个过程还远远不够。因此，无论是观念组合的总成，还是智慧与真理，都需要更多的思维活动才能达致。在当代的知识论研究者看来，这更多的思维活动有“知觉、记忆、证词、内省、推理和理性洞察”?，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来源。

　　从思维的多样性来看，人类知识来源的多元使得知识的呈现样态必然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将知识看作智慧、真理的化身未必可靠，特别是，以当今的眼光看，“意见”何尝不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知识；康德诸观念组合总和而成的知识论，因其有一定的开放性，倒值得重视。无论如何，从人类知识史的形成与演变看，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一是混杂性、直观性的知识；二是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三是数据化、易变性的知识。

　　（1）混杂性、直观性的知识，来自人类通过身体器官和心理感受对事物的直接知觉而获得的东西，它是对存在的直观。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可被理解为“对象性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被意识到的还并不一定是被知道的”?。在威廉·詹姆斯看来，这是一种“相识的知识”（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是“对一个对象的单纯心理拥有或者感受”?。与康德类似，他认为这种“相识的知识”相对于清晰的思想而言，是不够清楚的。由于世间的存在者是多样态的，而作为此在的人类的直观能力又存在诸多个体差异和认知环境的不同，这种直观性的知识往往是混杂的、片段式的。因此，罗伯特·帕克也将这种知识看作直觉的、常识化的“非正式知识”?。

　　（2）相比前一种形态的知识，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不是简单的直观可以获得的，通常需要在直观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思想性的思维活动（诸如弗尔德曼所说的“证词、内省、推理和理性洞察”）才能达致。与混杂性、直观性的知识相比，它更具思想性，接近柏拉图所说的“智慧”，因此它是智识性的；它也不再局限于直观基础上对单一事物的直接感受，而是对事物进行关系性的洞察与反思，形成了观念组合的脉络，知识有了条理与逻辑，形成了架构，因此，它又是系统化的。詹姆斯将这种类型的知识称为“相知的知识”（knowledge-about），这种知识不仅满足于对自己的了解，而且看重对自身的深入分析以及自身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分析，与“更简单的思想相比”，它是复杂的。?帕克将这种知识称为“正式的知识”?。

　　（3）与第一种形态的知识不同，数据化、易变性的知识并非来自直观，而是思维运作后的产物；同时，与第二种形态的知识奠基于思想不同，它奠基于信息。因此，数据化、易变性、讯息性等特质就成为它的显著特征。

　　出版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是系统化、智识性的，这使它与其他文化实践活动有了本质的区别。之所以说出版的知识是系统化、智识性的，是因为经过出版而生成的知识是前述所说的在初始“直观”“知觉、记忆”等基础上的进一步提炼，是经过了充分“内省、推理、理性洞察”的结晶。从出版实践看，这种系统化的知识至少又有微观和宏观两种表现形态。

　　（1）从微观角度看，单一的出版物是系统化的知识呈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在当时一度是游吟诗人在繁华都市与偏郊僻壤口口相传的作品，游吟诗人们常常将其中的一个个片段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口头传播。但经过出版过程，《荷马史诗》形成了大致清晰的文本。菲利普·扬认为，《荷马史诗》的不同形式的“定本”可能是口头传播与写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弗雷德里克·凯尼恩则认为，《荷马史诗》先有写本，后有口头流传：“《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撰作的，而且有其抄写副本以便游吟者记诵同时控制其讹变。”?无论如何，总是存在一个或多个作为出版品的抄本《荷马史诗》。与口头传播这样的文化传播形式相比，这种经过出版的知识是集成的，更具条理性。集成性与条理性因此成为出版的重要属性，在延续中不断扩展的中外出版实践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在15—18世纪的欧洲，印刷商印制的主要商品是大众读物、骑士冒险故事和教科书，?这些商品提供的都是系统化的知识。即使是大众读物中的历书、祈祷书、宗教小册子等，也并非草率之作，各有其知识脉络。又如，兴起于宋代的话本，繁盛于明代的绣像小说，虽是大众文本，但也基本具备知识系统化的特征。

　　（2）从宏观层面看，出版将分散的知识体系化，构建了人类社会的知识之网，促成了人类社会新的文明。从大的方面看，欧洲文化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出版打造知识体系、扩散新知识体系的过程。欧洲人文主义复兴之时，德意志的阿默巴赫出版了大量基督教教父的作品，意大利的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则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以发行正确版本的新编希腊罗马经典为职志”，致力于希腊文作品的发掘与出版，“亚里士多德、亚里斯多芬、修西提底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色诺芬、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以及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在他的努力下大放光彩，法兰德斯的贝德同样也出版了大量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从小的方面看，出版商将同一学科的古今文本同时刊布，使得某一学科的知识系统化。例如，16—17世纪，托勒密的《至大论》《四书》等古典天文学著作与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先后出版，就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上述对系统化、智识性知识的界定来看，即使是我们如今划为娱乐性文化商品的漫画、小说等，虽然大都具有明显的娱乐色彩，似乎掩盖了其知识性的一面，但究其实质，在娱乐的表象之下，它们亦是“证词、内省、推理和理性洞察的思维活动”，可以说是“娱乐为表，知识为基”的文化商品，也可将之看作出版实践中系统化、智识性知识的一种特定类型。

　　如果说，我们可以将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看作由思想奠基的知识类型，那么，还有一种由信息奠基的知识类型，它既不属于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也不属于混杂性、直观性的知识，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此类由信息奠基的知识类型，最具代表性的是新闻（news）。由思想奠基还是由信息奠基，成为这种知识类型差异的来源，也是我们区分出版与新闻的重要标准。由信息奠基的知识，其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数据、信息、知识，三者不同却又密不可分。简单讲，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存在一个逐步奠基的关系层级。有研究者就认为，数据是“人脑用来产生信息的原始刺激”，是人类为了“产生信息而收集的观察的结果或者线索”，信息是“个体在交流时分享的东西”，这个东西来源于“数据”。当“人类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与之前的思想和经验结合之后，就产生了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信息，并以人类之前相互交流的思想为基础”。?从数据—信息—知识的三重层次可以看出，与混杂性、直观性的知识相比，由信息奠基的新闻知识是有秩序的；与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相比，由信息奠基的新闻知识又是多变的、不稳定的。这些特征，在新闻这种知识产品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信息是人类对某物某事认知之后（形成数据）形成的虚拟存在，它同时又是具体的，总是对于“某事某物”的认知。新闻也与信息的这个特质极其相似，它关注的往往是“引起突然和决定性变化的事件”，其独特之处在于，“一旦讨论开始，所讨论的事件很快就不再是新闻”，“新闻的功能是在现实世界中引导人和社会”。?既然与具体的“事件”相连，又致力于引导人与社会，而“人与社会”和“事件”一样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信息”就成为新闻存在必不可少的要素。正如鲁曼所说，对于新闻而言，“讯息/非讯息”的区分至关重要，“讯息不能被重复，一旦它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它就成为非讯息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新闻就是追逐“信息”（讯息）的活动。

　　新闻的这种特质，使它成为明显有别于出版的知识类型。其实，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信息与知识的区分便已存在，只是人们对此习焉不察，这也导致我们不明智地采用了“报纸出版”这个词汇。或许，这和报纸起源于书籍出版业有关——新闻业甫出现时，拥有较广泛读者的新闻小册子大都是书商所为。这类新闻小册子，虽然形式上不是新闻纸，但实质上却与现代新闻最为相近。客观地讲，报纸之中非新闻类的知识产品可以被看作出版，但那并非报纸的主流。与之相似，“期刊出版”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虽然大部分期刊的确属于出版，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期刊从事的是新闻生产。在当下的数字时代，除了新闻业，其他奠基于信息的产业门类亦有很多，例如游戏产业以及诸多信息平台，但它们生产和传播的都并非“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也多被归入“出版”，从知识类型上看，是没有道理的。概言之，新闻业从事的奠基于信息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无论是以报纸或期刊的形式出现，还是当下以数字化的面目出现，都和出版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笼统地将报纸和杂志称作“报纸出版”与“期刊出版”，其实就有些草率，忽视了二者之中尤其是报纸主要是以传播新闻的面目出现的。报纸和期刊可以从事出版活动，但它们从事的知识实践并不一定也不必然是出版实践。进而言之，知识实践是一个远比出版实践更广阔的范畴，报刊是知识实践的载体，但却并不一定是出版实践的载体，以媒介划分出版，会造成相当明显的混乱，而以知识类型界定出版，则更为合理。

三、中介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出版价值的保障机制

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并非轻易就能达成，特别是在我们将出版看作一种由思想奠基的知识类型的情况下，作为中介的知识加工者和作为组织传播的出版者，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无中介，无出版”。

　　在这个数字技术无远弗届、近乎统领整个文化生产场域和传播时空的情况下，依然将“中介性”看作出版的必备要素，似乎大谬不然。有研究者指出，数字出版形成了超文本，超文本环境压缩了出版业把关流程，“网站注册向所有组织和个人开放，网页制作的技术和经济门槛远低于发行渠道，作者拥有了更多绕开出版业把关流程并自由发布文稿的权利”?，好像没有中介，出版依然可以实现。还有研究者认为，“数字出版造就的知识生成新形态，不仅仅体现为出版主体打破专业垄断、向公众敞开的社会政治意义，更体现为个体的新型存在方式，个体与社会连接的崭新关系”；“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制品的消费者转向生产者，因此模糊、动摇甚至消解了出版业的专业边界”，?似乎作为专业知识生产与传播组织的出版业已没有多大存在的价值。若说数字技术造就了“知识生成新形态”，形成了“个体与社会连接的崭新关系”，的确是经验可查的事实，但若说包括“超文本”“绕开把关流程自由发布文稿”，甚至是“消解了出版业的专业边界”，恐怕还需斟酌。从数字技术自身的特质看，它确实可以使个体轻而易举地在人类当下构建的意义之网中绕开所有看上去是“障碍”的中介因素，但作为知识生产手段的数字技术，它天然地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相契合，凭借它生产和传播的基本上都是“混杂性、直观性的知识”和由信息奠基的知识。依照塞尔的说法，“获得知识就在于拥有真的表征使我们可以给予某种证明或证据。因此，按照定义，知识在认识论意义上是客观的，因为知识的标准不是任意的，它们是非个人的”?。这类非“个体化”且有其“标准”的“客观”的知识，正是出版实践所能达成和所追求的知识。它的实现，通常离不开“中介”作用。

　　首先，出版的中介作用体现在出版者对有潜力的知识文本的发掘上。在中西方的知识史上，通常被放大并给予关注的首先是作者，似乎有了作者，就有了出版品的流传。虽然作者是知识文本的直接创造者，但很多时候，若非出版者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作品的出版。有的作者虽然创作力旺盛，却无意于出版，是出版者的执着，使得作品面世。美国学者戴维·卡斯顿就认为，“莎士比亚成为一个文学人物，最终成为全球性的重要人物，应该归功于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种种活动，而不是他本人的抱负”?。在有生之年，莎士比亚都是作为戏剧人物而存在的，他关注的是舞台演出，对于戏剧作品的出版毫不在意。在世时，“他的三十七个剧本仅有十八个发表过，但其中没有一个版本莎士比亚公开表示过是他自己的”?。作为出版品流传后世的莎士比亚剧作，是出版商在设法谋得的莎剧手稿或在剧场记录的文本上整理出版的。可以设想，若非有出版这个中介，生动刻画人间万象、人情冷暖的莎剧或许在16、17世纪就随着莎士比亚的辞世和戏剧演出的沉浮而销声匿迹了。还有的作者，虽有创作才华，但并不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是出版者的点拨点醒了“梦中人”，不仅成就了可能无缘创作之路的作者，也催生了影响深远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处于演艺高峰期的约翰·列侬本无意于创作，偶然的机会，乔纳森·坎普出版公司的汤姆·麦奇勒读了列侬发表在报章的诗歌，说服他进行创作，后者完成了In His Own Write，于1964年由坎普出版公司出版，幽默的书写，让人认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列侬。……总体而言，作为知识生产中介的出版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比作者自身更了解作者，因为作者是在“市场”中成就的，而处于知识创作端的作者，对“知识市场”的熟悉和把握程度，远远比不上出版者，正是出版者这种作者与知识市场之间的中介作用，让无数有可能无缘“知识市场”的文本映入了世人的视线。

　　其次，出版者和编辑，对文本进行知识层面和表现形式层面的处理与加工，使其形成更加精准、更利于传播的知识商品。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作者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知识生产链条上其他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作为知识加工的首要参与者的编辑及其角色，反倒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其实，作为知识生产中介的编辑与作者、出版者一起，承担起将文本系统化、精确化的职责，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

　　（1）从知识本身来讲，任何知识拥有者的视野都是有限的，创作的文本总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失，编辑出版者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弥补作者的不足。从中国古代的出版实践看，编辑环节虽然有时隐而不彰，但其重要性一直为历代出版者所看重。依卢前的考证，古代出版，“一书之成，自定稿以致装订，其步骤十五。曰：选科，写样，初校，改补，复校，上版，发刀，挑刀，打空，锯边，印样，三校，挖补，四校，印书”?。这十五个环节中，虽然没有提及“编辑”这个现代出版的观念，但其中的诸多环节以及此处未提及的古代校雠，都含有编辑因素。宋代的私宅家刻书极为盛行，特别是在福建、江西等地，读书人刻书成为风气。这种刻书活动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当然也不排斥获利），出发点是为传播知识而精编精校个人著述及经典文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当下的“自出版”。但是，这种类型的“自出版”依然重视编辑出版者的作用。朱熹晚年曾在建阳崇化刻书，而其门生后学蔡元定、林择之等人则担任编校工作。?中国如此，国外亦然。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出版物《百科全书》，是欧洲文化史上了不起的文化集成之作，对现代文明开启居功至伟。《百科全书》的出版，当然少不了狄德罗、若古、杜尔哥、孔多塞、达朗贝尔等一批伟大的启蒙者的创作之功，但也离不开出版者的执着和编辑的努力。出版商杜普兰四开本《百科全书》就曾聘请拉塞尔和里昂科学院的研究者担任编辑；而对《百科全书》更重要同时也是对开本《百科全书》的出版者庞库克则聘请了他的姻亲、法兰西学院院士苏阿尔主持编辑工作，并由后者组织了一个编辑组。?事实上，在《百科全书》编纂、出版的过程中，狄德罗这样的作者，也曾以编辑角色投入其中。从作者到读者，编辑是可见（其思想的轨迹呈现于最终的文本中）又不可见（无人知晓）的“媒介”，他们成为知识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又隐藏于作者和文本之后，消失不见。但是，编辑出版者的“中介”价值却随着知识的迅速扩充而更显价值。当今时代，即使再博学抑或再专业的写作者，在内容生产方面，也常常需要编辑出版者的助力。著名编辑家周振甫所编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的审稿记录三万余言，这些文字，仅有少量是标点等规范性差错，绝大部分都是专业文史知识方面的辨正。?钱钟书在两书序中赞周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诵‘卯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诚非虚言。通过“中介化”的编辑活动，提升知识的“纯度”，成为中外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从知识的表现形式和呈现方式上看，编辑出版者比作者更专业，他们的工作能够使知识商品在信息海洋中突围，更有可能获得广泛传播的机会。传播技术的扩充，使知识扩容提速。在如此浩瀚的知识市场上，知识产品若想凸显出来，没有编辑出版者的工作，是很难想象的。作者拥有的是知识，创作的是文本，但最终流通于知识市场上的却是知识商品——容纳了包括作者文本在内的多元文本，编辑出版者制作生成了作者文本之外的文本——“副文本”（诸如标题、摘要、注释、封面、插图、书系及其设计、物质材料等），可以激发知识产品得到更好的传播。在热内特看来，“副文本”最重要的属性，是它的“功能性”。相较于文本本身的“不变性”以及不能很好地适应“公共空间与时间”变化的属性，“副文本”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通用性”，它是可变的，是“适应性的工具”，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读者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引入另一个世界（抽象的虚拟世界）。?通常以为，专业出版、教育出版更需要编辑出版的加持，大众出版则无须编辑出版的“中介”。特别是，很多人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写作者自身就是出版者，通过数字媒介—网络的书写过程，同时就是“出版”过程。其实不然。2000年，斯蒂芬·金以《乘子弹飞》首先“试水”无中介（其实依然是通过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网站发布的）发表小说，大获成功（首日即被下载—购买40多万次）。即使如斯蒂芬·金，在互联网发布这篇小说的同时，也表示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实体书。2013年，他的小说《乐园》（Joyland）根本就未授权数字版权。2014年，斯蒂芬·金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尽管电子书有很多“花哨的功能”，但没有什么能取代实体书，实体书会存在“很久、很久”。?虽然斯蒂芬·金并未对这种观点做更多的申述，但从出版实际经验的角度看，编辑出版中“副文本”的功能的确会使实体书自有其力量。20世纪60年代，威廉·夏伊勒研究纳粹德国的力作花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编辑戈特利布看到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的清样，很不满意，将其中的三个“副文本”进行了大幅调整：将看上去灰头土脸的装帧设计推倒重来，黑色的封面衬上醒目的白色纳粹标志；把原本的书名《希特勒的噩梦帝国》（Hitler’s Nightmare Empire），改名为《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出版形式由两册15美元，调整为一册10美元。?经过这样的“副文本”设计，夏伊勒的这部著作成为那个年代美国备受争议又受到长久瞩目的历史作品。1973年，由David Pelham设计的企鹅版《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那个带着黑礼帽、有着一只齿轮眼睛的人物形象立在封面之上，令人过目不忘，几乎成了《发条橙》的代言符号。苏格兰启蒙运动期间，启蒙书商常常会花高价聘请画家为作者画像并请雕刻师刻板印于书名页之后，亦是以“副文本”的举措，彰显作者之名，推动书籍引发知识市场的关注。除了单本作品的“副文本”，编辑出版者还会将作品系列化，彰显“副文本”的价值，雷克拉姆呈现德国文化精髓的“万有书库”、苏尔坎普彰显欧陆思想的“彩虹书系”、企鹅出版公司拓宽大众市场的“企鹅丛书”，乃至培育一代日本国民精神的“岩波文库”，都是经典范例。

　　在当下的出版实践中，编辑出版这个环节常常被看作知识流通的“障碍”。但作为“中介”，它不仅仅是“障碍”，也是知识“交通”的“媒介”。数字技术的洪流，正在造就“实体的黑夜”，“无法再想象者，于此而生，因为再无一物可想象之处，便是数据处理之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媒介的吸引力都被稀释，一种媒介吸引力的增强，伴随而生的是其他媒介涣散力的增生。知识市场的竞争，并非非此即彼的简单博弈，而是多元媒介争相角力的场域。任何一位作者，面对的不仅仅是面目模糊的所谓社会与公众，还面对着无数个竞争社会资源和争取同样的公众群体的其他作者；任何一个文本，也不只是一个已然凸显的文本，而是需要在千万个文本之中突围。换言之，任何的个体作者和单一文本，都是知识市场上的一个点，需要与其他的点（知识市场上繁多的个体、组织机构及其背后的种种社会资源）确立联结、建立关系，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在知识市场中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出版者的“中介”作用，将是知识商品赢得注意力、获得知识市场地位的有力保障而非障碍。

四、在传播中传承：作为文化之源的出版

有研究者指出：“在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目的不再是维系知识的权威性而是强化知识的流动性，知识生产的手段从专业导向转变为兴趣导向，知识生产的结果则是塑造一种去中心化的人类认识论结构。”?这种观察，确实反映了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一种样貌，即人类此刻的兴趣点似乎的确转向了知识的“流动与传播”，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流动的知识从何而来？缺乏了权威性的知识支撑的“知识”如何流之长远与久远？如果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真的不再维系“权威”，而只是看重流动性，人类社会的知识图景又将如何？

　　在德布雷看来，传播“是一定时间内的信息流通”，“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合体中的片段”，传承则是“广泛的集合体，是所有的集体记忆，是在实践中传递信息，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长时间的传播活动”，“是一种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传播与传承不同，前者看重的是短时段的信息流通，所传播的信息缺乏完整性；后者则强调长时段的传播，力图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传播，使更加完整的信息得以传递下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相互联系”且“具有认同感的结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是不断淬炼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出版通过知识的不断加工与持续提炼，构造出固化的“权威文本”，从而实现了文化传承，进而成为不同时代的文化之源。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认为，在早期近代欧洲的知识传播与文化变革过程中，印刷术使“文本”能够以固定的形态被生产出来，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对欧洲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她看来，印刷术的固化功能使“语言的习惯用法标准化”，“促进了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分裂”，同时，“在许多活动领域都产生了偏离先例的新倾向，其标志是更加明确地承认个人的发明，是宣示发明、发现和创造”。?这些功能固然重要，但是“文本固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爱森斯坦并未提及，那就是印刷文本固化的过程其实也通常是一个构造权威文本的过程，特别是在经典文献的出版方面，更是如此。上文提及的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本身就是一个训练有素、学养颇佳的饱学之士，而且他还邀请伊拉斯谟这样的硕学鸿儒共襄盛举，所付梓的书籍，都是精雕细琢之作。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出版而言，有识之士更是将版本目录、校勘校雠等看作名山事业，没有半点马虎。其实，“文本的固化”，并非自印刷始，抄本时代亦然。托马指出，自十三四世纪始，欧洲大学渐次兴起，新的阅读群体迅速形成。为应对此种局面，大学当局设立了大学书商、书贾这样的职位，获任者必须通过大学的面试，“确认其名声良好并具专业能力”；他们的职责是为大学所用书籍提供和保管“原册”，他们“应缜密检查所有重要著述的文字正确性，不允许任何疏漏或错误导致意义上的扭曲”。大学书商主导的此种依靠“原册”生产书籍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本固化”的过程，虽然它可能做不到印刷术固化那样精确，但在确保文本的权威性上，二者则有异曲同工之处。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起源于15世纪，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具有“栽种”“照料”之意，法语cultura和英语culture的主要意涵是“在农事方面照料动植物的成长”，“一直到18世纪，culture总是伴随着一个含义，指的是‘正在被栽培或培养的事物’”。总之，它强调的是一个过程，这种对过程意涵的强调也被引申到现代文化之中。以文化的此种含义看，出版史上对权威知识文本的淬炼，正契合文化的“栽培、培养”意涵以及对文化过程性要素的强调。从知识生产的实际情况看，出版也确是培育文化的沃土。

　　数字时代的来临，正在改变传播格局，出版强调传承的角色也日益面临挑战。陈卫星认为，“传递是一个技术、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复杂、多重的网络”，又因为意义的流通手段是多元的，因此，复杂意义网络中的传播、传递，就充满了暗礁与竞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代正在发生明显的“媒介转向”，三个广义上的媒介域——逻各斯域（文字）、书写域（印刷）、图像域（视听）——的位置发生了剧烈变动，图像域势不可挡地超越甚至正在将逻各斯域与书写域边缘化。这就导致知识市场上“信息霸权”现象的出现，所有类型的知识，只有通过“信息”这个入口才有可能进入知识市场。正如利奥塔所观察到的，“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在这种普遍的变化中，知识的性质不会依然如故”，“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

　　对于以系统化、智识性知识为主导方向的出版而言，这个局面是极为不利的。如前所述，数字技术更易于传播的是信息，而非知识。数字技术，对于出版而言，更有可能利用的或者说更能彰显价值的，是在传播环节，而非生产环节——出版的数字化传播的前提，是已经拥有有价值、可作为文化资源的知识产品，这是出版数字化不得不依凭的原始资源——这是知识生成和传播的“底层”“基质”。数字时代，出版业面临的危机，一是在传播格局中的被动，二是在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二者密切相关，出版品的特质，使它与其他的文化产品相比，虽然更有价值，但被消隐在当下的音视频的肤浅信息洪流之中。当前，人们欢欣鼓舞的是，社会个体似乎获得了传递自己声音、创造自己出版的机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超文本”创作，“出版”自己的知识产品。从历史的发展看，这样的“超文本”早就存在了。在早期的抄本时代，同一个知识产品通常会有诸多不同的版本，也各自拥有不同的传承脉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在于同一个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会有意无意加入自己与他人的创作，使文本遭到“污染”，形成多个“污本”。其中，最显著的事例就是基督教经典《圣经》。可以说，《圣经》的流传史，就是通过“互文性”打造“超文本”的过程。只是，那时囿于技术，参与者寡。但无论如何，那种情境下形成的“超文本”依然是具有相当知识含量并可以传之久远的知识产品。如今，网络平台资本左右了文化趣味，书籍出版这种系统化知识的出版形态让位于视听媒介。后者为吸引住接受者，增添了很多游离且无价值的元素，就如增加了多种食品添加剂的食物，于人无益。数字技术环境中超文本的操作者们可能只能被称为“抄书人”或者“编纂者”，大多是在既有的已经出版的“原始资源”之下的“传播”而已，真正能够创建出系统化、智识性知识文本的少之又少。而且，数字技术的大资本、高投入，使平台拥有了“信息入口”的主导权和垄断权，对于个体而言，恐怕以往传统的知识生产途径反而更具“民主”色彩。

　　数字时代，置身于数字技术之外是不现实的。作为文化之源的出版，只有与数字技术共舞，释放出数字技术自身的传播力量，才能真正担当文化之源的角色。数字技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索引”——正在成为系统化、智识性知识传播的有力工具。“索引”，“与它所指向的事物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但不是事物本身”，“他们指出了自己之外的东西”，“数字媒体不仅索引了我们的世界，也索引了所有已知的可能的世界”。数字技术构建的信息传播网络，也是一个“索引之网”，出版商能否在这个网络中占据关键的节点，让用户经由“索引”之通道，抵达系统化、智识性知识的存在之所，将决定其未来的生死存亡。

五、结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现代活字印刷术的缘故，人们通常以媒介形态来界定出版，将书籍、杂志、报纸看作典型的传统出版媒介，更有研究者只将凭借活字印刷术得以展开的书报刊知识实践看作出版；同时，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又将采用数字技术进行的几乎所有文化实践纳入出版的范畴。这种划分虽然简便，却对出版有“窄化”与“泛化”之嫌。

　　本文主张以知识类型来区分出版与其他文化实践，将出版看作一种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有别于由信息奠基的混杂性、直观性知识，也不同于介于二者之间同样奠基于信息的新闻知识，它奠基于思想性知识，更多的是通过“中介化”的知识生产而形成的，这就使它与致力于新闻实践的报纸和期刊有了显著的差异。依利奥塔的说法，这也是一种“好的”知识，“它们符合‘拥有知识’的对话者构成的群体所承认的那些相关标准（分别为正义、美、真理、效率等标准）”，“这样的陈述合法性方式”被称为“公论”。作为编辑出版者的中介，切实担负起选择与形塑的职责，使它们在知识市场上得以凸显，并获得认可。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信息的编辑出版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程序，也会借助于人际传播的社会效应来形成一种信任委托机制，即最终以人际传播的可靠性作为传播心理的支撑物。”信任是认可的基础，认可则来自知识本身的价值。出版的价值在于它生产的知识是奠基于思想的，是更“深沉”、更“持久”的知识，生产之中的“提纯”“淬炼”过程，也使它更具权威性，更有可能传之久远。

　　数字时代，出版首先面临被边缘化的挑战，数字技术在手的个体似乎可以越过中介而生产和传播“知识”，但此知识非彼知识，个体所“生产”和“传播”的知识，与出版所生产和传播的知识的浓度和纯度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特别是在这个“信息疲劳综合征”充斥人类生活的时代，“释放出的信息越多，世界就会变得越杂乱、越鬼祟”，“单纯靠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交流并不能点亮这个世界”。于是，出版的价值将更加凸显，而不是无足轻重。数字时代的出版实践，将不再以媒介设限，既存在于书籍（实体书、数字书）、期刊、报纸中，也存在于各种类型的数字媒介中。只要是奠基于思想的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就是出版，就会在这个信息充斥的纷扰世界里焕发出自己的光芒，给六神无主的现代人提供可资信任的知识与智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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