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版教育；实践导向；出版专业硕士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1.002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版”位列其中，出版专业人才培养被提升到可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的层次。学科目录的修订牵动着出版学界和业界的心弦，一方面意味着使出版学增列为一级学科的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再次提出了出版专业学位点的建设该往何处去的命题。少数悲观的人对未能增列一级学科而感到失望，而大多数乐观的人则重新审视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的成绩与不足，调整教学模式，优化培养方案，在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点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建功。一些院校摩拳擦掌，积极筹备出版专业博士点的申请工作。作为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升级和提档，在申请和建设出版博士专业学位前，我們十分有必要回过头来省思十二年来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症结，并给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两年前我曾提出我们的编辑出版学教育要保持教育定力，增强教育活力，永续改革动力。今天看还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面对新冠疫情对国家发展、社会转型、教育改革的冲击，我们在以往出版专业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全面地暴露了出来，一些原本口碑很好的办学单位和教师在社会转型、出版转型以及出版教育转型中失去了定力，或退出或停招，不禁让人扼腕。同时，专业硕士生因为种种阻碍也缺乏长时段、持续性在出版单位实践的机会，使实践教育在出版专硕培养体系中严重缺失，提升了学生的就业难度，降低了出版专业教育的活力。困难是一方面，但是这样的现实境遇也迫使出版教育从业者推动出版专硕教育改革以适应时代和社会之需，这是积极的一方面。
一、出版专业硕士培养的问题清单
出版专业学位是学科目录中设置的层次最高的出版学相关学位，无论是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还是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都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出版专业建设的意志和期待。自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立以来，东西南北中各院校积极申办，全国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已有三十三家，覆盖面广，既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综合型双一流大学，又有北京印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等行业型高校，也有云南民族大学等面向民族地区的特色高校。但出版专硕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问题是实践和创新的起点，抓住问题就能抓住出版专业建设发展的“牛鼻子”。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总的来说，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一）课程设置大而无当、博而不精
当前针对出版专业硕士设置的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包括出版学概论、出版物编辑与制作、出版营销学、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等，选修课包括各类出版物编辑、出版相关技术、出版法规、版权贸易等课程。这些课程在现实开设中产生了矛盾。一是授课深度与不同学生学科基础的矛盾。对于跨专业的学生（特别是接收跨专业调剂的院系）来说，由于之前对出版学和出版实践接触较少，需要通过这些课程建立对出版学和出版工作的初步认识，形成基本的出版学知识框架和对出版工作的认知框架。因此，讲授这些基础性、概论型的课程时不宜过深，一旦深入，学生就如坠云雾。但是还有一大部分学生是编辑出版学本科升入出版专硕的，他们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习过这些基础性课程，如果再重复，难免使学生产生心理落差，不利于学生对学科知识和行业现实进行深度思考。另外还有从业界再次进入学校深造的学生，他们期待的是了解出版前沿、更新出版思维、提升出版能力，这些课程难以满足他们的期待。二是知识传授与出版实操能力培养的矛盾。由于出版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的知识，出版学涵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尤其是随着出版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学科知识进一步拓宽，要使学生在短短一年内全面掌握出版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别说还要兼修其他学科，同时实务课又大多由缺乏实践经验的校内导师任教，导致课程体系与出版专硕要培养实践型高级出版人才的目标相冲突，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培养方向混乱，缺乏实践性
当前各院校在出版专业硕士招生时大多注明了不区分研究方向，似乎跟要求的“全能型”人才培养相契合。然而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学生的学习重点和研究方向依然跟校内导师的研究方向紧密相连。校内导师的研究方向遵从的是学科逻辑和学术逻辑，与出版专硕培养强调实践性和实用性不同，侧重抽象的理论研究，导致出版专硕对现实出版产业发展环境缺乏了解，不利于培养其职业志向。个别学校以实践为导向设立培养方向，虽然以图书出版、期刊出版等出版载体形式划分方向，但过于宏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毕业生创意能力和内容选择、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难以满足出版业的现实招聘需求。
（三）实习环节落地效果差，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有限
实习环节是出版专硕培养极其重要的一环，出版专硕学生通过参与真实出版工作环境的实践实习，以提升出版专业技能与职业发展能力，并为毕业设计的完成奠定基础，还决定着学生职业心理的构建、职业角色的认知、职业志向的确立。各学校培养方案普遍采取不少于六个月的实习安排，完成实习后才能获得相应学分。这种安排理论上为学生毕业后进入出版业奠定了实践基础，反观落实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一般来说，实习环节有两种模式，分别是校内实训基地实习和校外出版企业实习。由于校内实训基地较少，校外出版企业实习是主要选择。校外实习通常是由学生自主寻找实习单位与出版专硕培养单位统一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对统一组织的实习，培养单位通常只负责联系出版企业，为学生谋得一个实习岗位以便完成实习任务，而学生与岗位的匹配度评估、理论知识与出版实践的结合路径指导、实习过程和实习质量的监督等工作则失之于弱。学生自主寻找实习单位模式除了上述的问题外，还存在实习单位与出版业关系不大、学生实习与就业方向无甚关联、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劳务付出正当收益得不到保障等诸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学生需要在实习过程中强化自己的职业能力、明晰自身就业方向，但是大多院校仅给学生留六个月实习时间，学生连一个稍具规模的出版项目都跟不完，轮岗锻炼时间也较为不足，实践能力到底提升了多少令人存疑。
（四）师资结构不完善，双导师制落实不力
有学者将我国出版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分为综合型、实践业务型及特色型三种类型。 可以发现，采取综合型培养模式的院校多为综合性研究型高校（其中的师范类院校也多定位为综合性研究型师范大学），而采取实践业务型和特色型的院校则主要是专业型高校。不同的培养模式不仅仅是培养单位办学定位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不同院校培养学生的“惯习”，落到更具体的地方就是师资结构。一是师资队伍不足。出版专硕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导师数量却没有跟上。以某高校为例，根据其2021年出版硕士导师互选结果，二十九名学生仅有八位导师供其选择，其中有三位导师每人指导六名出版专硕，达到了教指委《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中指出的“骨干教师每年指导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超过六人”的上限。二是师资业界背景不足。综合性研究型高校在教师招聘和考核时更注重其科研能力和学术成果，教师多为经历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博士，他们的志业本就在于学术研究而非出版实践，然而为了满足學生学习需求，完成教师上课任务量及响应教指委的课程设置指导意见，常常是“因人设课”，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出版实践观照。我们发现，一些学校邀请业界专家入校讲课或聘请业界资深专家转为教学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可惜的是，授课只是让学生更加贴近出版实际，不能真正提升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可以适应研究型高校考核方式还全职从事出版实践教学的业界专家也属少数，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上述学校中，虽然导师队伍中有四位导师有业界工作经验，但是指导的学生均不超过两个，且在该院系官网课表中未见业界导师开课记录。窥一斑可知整体师资结构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结合学界对出版专硕的培养目标和业界对出版专硕的期待，我们真正需要的出版专硕培养模式应该有且只有一种，那就是特色的实践业务型培养模式，高校的师资队伍构成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模式。双导师制是另一种破局方案，业界导师可以连接学生和出版业界，为学生进行出版实务和就业指导。遗憾的是，该项制度建设流于形式，业界导师挂名的多，参与学生培养的少。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竟然都不清楚自己的业界导师是谁。可见，学生的实践能力获取途径相当狭窄，就业渠道亦未畅通，又怎么获得出版业界的认可呢？
二、出版专业硕士培养问题产生的原因
前文论述了当下出版专硕培养的现实情况和一些不良倾向。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整体观念梳理问题的症结，以突出实践、产学结合培养高素质出版人才为原则，以系统思维重新思考人才培养环节，从认识—环境—机制—教育实践等多个维度系统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为提出对应的解决策略理清思路。
（一）观念认识未能及时转变
观念认识是开展行动的指南。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是国家对出版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战略性转移，但多所高校对专硕人才的培养观没有从学硕中走出来，不理解战略性转移的意义。这种观念直接反映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向的设定上，体现为对学术学位硕士课程和方向的简单修改和套用，使出版专硕培养成为学硕培养的“简化版”，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对出版专硕培养重理论轻实践的认知。除此之外，这背后还反映出相比于学术学位对专业学位的轻视，专业学位成为学术学位的延伸和补充，忽略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定位和平等的学历地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工作的指针，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改变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制定更务实和具体的培养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转变认识的另一个重点。教指委下发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德才兼备，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专业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出版业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不妨代入指导性方案制定者的视角，之所以是指导性方案，一是适用性要广，即广泛适用于各高校出版专硕人才培养现状；二是适应性要强，各高校在制定各自培养目标时均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三是指导性要足，即为各高校具体目标的制定提供方向性的指导，避免使其脱离总的培养方向。然而到具体培养院系，认识不到指导性方案的宏观特征和方向性意义，直接拿来套用，指导性方案变成了替代性方案，教指委的指导性方案被当作教条，在培养目标设置上不与自身办学实际和培养方向相结合。过于宽泛的培养目标会导致后续的所有培养环节缺少针对性和实用性，还会消解办学特色，弱化出版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
（二）学习情境未能及时更新
情境理论认为，脱离真实环境来谈论学习或能力是毫无意义的，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形成能力以及社会化的必经途径。出版专硕理应在出版实践的情境中学习和成长，才能形成出版实践能力，但是实际上依然未能脱离符合学术硕士成长的学习情境，既没有真实或者接近真实的出版环境，也没有能够提供出版实践示范的专业从业者，更罕有可供学生锻炼的出版实践任务，同时还缺乏出版实践行为的评估者。造成的后果是，学生真正接触出版业界后充满了不适感和陌生感，感受到的是学到的出版知识和出版现实的远距离。
（三）培养机制尚不健全
机制通过制度系统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从培养机制入手能更清楚地洞察出版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症结。出版专硕培养涉及“政产学研”等多方主体，“政产学研”结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产学结合是重中之重，产学结合机制的建立是改革出版专硕培养机制的主要抓手。然则，双导师制、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实习基地共建等制度安排流于表面体现出培养机制仍有诸多漏洞。人才需求与就业状况的动态反馈机制、出版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机制、资源投入机制、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实习实践全流程监督机制、实践成果评价机制等都有较多的待完善空间。
（四）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培养体系关涉学科知识的积累、理论的创新和人才培养层次。越完善的学科培养体系越能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蓄能。博士培养是培养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出版学博士是出版学学科发展和出版理论创新的生力军，出版专业博士的定位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社会重大需求的应用型未来领军人才。出版专业博士已经被纳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但还未正式开始招生，且缺乏办学经验，要经历摸索的过程，什么时候能真正见成效犹未可知；从出版学科学位的博士培养层面来看，全国仅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7 所高校开设了出版学博士点和研究方向，授权点数量过少。还存在方向设置单一、培养规模偏小的问题，相关调研显示，全国每年仅招生出版学博士生六十人左右，如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诸多学校均只有一个出版学博士培养方向，仅有一两位博导培养出版学博士，难以保证博士培养方向的多样化。还有一些在出版学领域下招生，但自身研究转向新闻传播学或者信息资源管理等其他学科谋求“多栖发展”的博导，更加加剧了出版学博士培养的困难，使出版教育领域形成了较大的出版专业师资缺口。总的来看，目前的学科培养体系尚不能适应学界和业界对博士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出版专硕培养受到负面影响。
三、出版专业硕士培养的改革路径
总而言之，评价当前出版专硕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践，最主要的原因是产学协同流于形式。要改变现状，必须以系统观念统摄学习情境营造、培养方向确立、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扩充等出版专硕培养各个环节，将突出实践作为教育改革的总要求，促进产学协同作为总抓手，培养具有发现、研究和解决现代出版业发展实际问题能力的出版人为总目标，打开思路，勇于创新，使出版专硕教育改革取得实效。
（一）创造实践情境，营造突出实践的学习环境
将实践学习贯穿于整个培养体系是出版专硕区别于学硕的重要特征。提高出版专硕的职场胜任力要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融入出版实践情境，掌握做好出版工作的窍门，感受出版工作的魅力。在校内，要加强实践教学考核，教师为学生学习经典出版案例、开展出版实验、参与校内出版实践项目提供条件。校外实践情境是更加重要的学习环境，应将更多学时和学分分配给校外实践任务，使校外实践基地成为主要的学习环境。培养院校大多制定了学生毕业前必须完成不少于六个月的实习实践，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同时割裂了出版知识学习情境和实践锻炼情境、学界导师管理和业界专家指导。为创造突出实践的学习场景，可以将学生学习时长的三分之二安排在出版单位。在真实的出版界进行长时段、深度融入的出版实习实践，有助于学生了解出版前沿，融入出版企业，树立学习兴趣，引发深度思考。另外要充分发挥毕业考核方式对学生学习的指挥棒作用，鼓励甚至要求学生以案例分析、调研报告、项目设计、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等形式作为毕业论文，使学生求职有优势，入职能上手，成长后劲足。
（二）校企合议培养方向，针对性满足行业人才需要
培养方向的确立是研究生成长成才的起点。仅由高校一方来确立培养方向会造成学生学习与出版业务严重脱节。出版业界常常抱怨出版专硕毕业生不能满足业务需求，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又时常缺位，自然会造成出版人才供求不对路。大多拥有出版专业硕士点的高校都跟出版业界有合作关系，在培养之初甚至更早，高校就可以邀请合作出版企业前来宣讲自身的业务布局和人才需求，校企双方共同就出版企业业务类型、岗位空缺情况、未来发展计划和在校研究生知识背景及初步就业意向进行匹配，以需定向，实现学生学习任务与学习目标和出版企业招聘要求的高精度匹配。以这种方式可以较大程度消除校内导师缺乏实践经验以学硕培养方向制定专硕培养方向的弊端，也使学生的学习和就业更具针对性。以南京大学为例，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举办“南大—凤凰出版菁英训练营”，依托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优秀的师资力量和优质资源，以贴近岗位需要的培养方式，充分引入业界专家进行授课和指导出版实践学习，帮助在校生更高效、专业、系统地进行出版岗位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储备。按计划，该训练营持续时间一般为一年，有效保证了与业界的接触时长。获得优秀营员称号的学员，应聘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时，还享受免除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环节的待遇，这为校企建立深层次的沟通渠道和定向培养模式提供了便利。
（三）个性化定制培养方案，满足不同背景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培养方案是研究生成长成才的路线图。不同院校应该根据其办学特点制定具有特色的培养方案，但当前全国高校出版硕士的培养方案共性大于个性，多数高校都是在教指委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稍加修改，与院校自身的办学资源和实际情况关联性不强。前文已经提到出版专硕新生有编辑出版学本科应届生、本科为其他专业的应届生，还有已有出版工作经验又返校读书的出版从业者，多元的学生知识背景决定了不能以同种培养方案要求所有学生。目前，我们还未发现有哪所学校为不同学生制定了个性化、精细化的培养方案，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为充分利用院校的特色办学资源和当地出版企业资源，理应为不同学生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以学生意愿为主，导师指导为辅，结合生源背景和就业意向制定培养方式、课程组成。同样，这个过程也应该邀请出版业界参与，特别是要扩大业界导师的话语权，使其充分参与学生培养方案制定。如此，可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释放其发展潜力。武汉大学出版专硕学位点设立在信息管理学院，依托图情学科的优势地位，近年来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领域取得了优势，结合专业实际和学生兴趣，在数字学术出版与知识服务、数字人文、文化遗产开发、数字叙事等方向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磨铁数盟合作开展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探索，在个性化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探索。
（四）构建特色课程体系，着重加强实践课程的设立
课程体系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和依托，是由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的系统。课程体系构建应该围绕特色出版人才培养展开，紧紧扣住培养方向，针对相近的培养方向采用跨院系的模块化课程结构，使学生获得系统化知识和技能。如古籍编辑方向，就可以在了解编辑出版基础知识后，再学习“古籍数字化”“古籍版本鉴定”“古籍校勘”“古籍编纂”等古籍相关课程。尽量减少内容重复、知识陈旧、与实际无甚联系的课程；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开设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体现社会和企业需求、满足职业发展需要的课程。同时，破除思想束缚，让课堂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设置在出版企业，将学生推荐至业界导师单位进行实习，一来可以从实践中学习，二来可以增进学生与业界导师的交流，三来可以倒逼业界导师担负育人职责。同样以古籍编辑方向为例，上述古籍相关课程均可直接交由出版企业，以古籍出版项目为依托，在实习岗位上完成各个课程，以实践成果的质量作为评价其上课效果的指针。学界导师可以以月为单位定期前往出版企业交流探访，了解学生的实践情况和学习情况，指导学生完成课程任务和对其工作方向进行纠偏，同时使校内教师及时了解业界前沿。用课程灵活地把学界和业界联合起来，实现了产学协同，有利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和未来的就业。
（五）扩充出版博士招生规模，吸收业界专家填补师资缺口
师资是决定一个学科和专业发展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随着出版专硕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师资短缺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必须提早应对，早做准备。一方面，原本就设有出版博士点的院校要积极培养和引进出版高层次人才，提高博士生导师数量，以扩大出版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师资力量的蓄水池；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院校踊跃申报出版专业博士点，完善出版专业教育的学历体系，以培养更多出版领军人才来增强专业的社会影响力，为产学互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此外，要广泛吸纳出版业界专家兼职或全职从事出版教学工作，为出版教育添加业界力量，减小出版专硕培养偏理论轻实践的风险。比如，陕西师范大学在出版专硕师资队伍建设时就充分考虑了业界专家在导师队伍中的构成比例问题，充分利用学校和区域资源，既吸收多年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有较强出版科研能力的专家担任全职专任老师，又吸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编审担任硕士生导师，切实实现了学用结合，保证了人才质量和就业成绩。2022年二十九名出版专硕毕业生中，超过一半人进入出版社工作，除了升学和考公务员，绝大多数学生进入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反映。面对服务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出版人才培养，“六个必须坚持”对于出版专硕培养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已经有四十年的出版学科办学经验，也有了十二年的出版专硕培养经验，要有充分的自信能独立自主地办好出版专业，能培养出优秀的出版人才，自信自立是我们应秉持的基本办学态度。从1980年初，新华书店总店有希望高校创办有关图书发行专业的强烈需求进而由武汉大学创办了图书发行学专业开始，我们出版专业就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培养能够适应并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发展的高级人才的办学传统，必须要守住。中国社会转型、出版转型叠加背景下，出版专硕教育创新改革势在必行，此为守正创新。出版专硕培养涉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出版产业发展，必须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具有深厚家国情怀、远大职业理想、良好职业素质、过硬实践本领的优秀出版专硕毕业生，这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有天下情怀和历史担当。回望过去，出版专硕培养已经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对出版专硕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逐步提高，出版专硕毕业生在一些发达城市落户买房还可享受加分政策。这些成绩既增强了我们教育者的信心，也鼓励我们系统审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足，勇于破除积弊，大胆创新，深化改革，将优秀出版人才培养进程驶入快车道，致力于培养全面掌握出版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拥有先进出版理念和多元文化視角，融家国情怀与出版文化、编辑素养与创新精神为一体的应用型现代出版人才。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