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隅 人

　　（上接《现代出版》2020年第5期《出版发展硬道理》）

　　六

　　一家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出版社曾邀笔者去谈谈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出版工作者如何把握好意识形态导向。那时候，笔者的想法还比较简单，认为中小学教育主要是打下基本认知基础，比如让学生们了解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概念。谈意识形态有点高大上，讲大道理学生们听不懂。后来，笔者改变了这些想法。

　　笔者听过一个关于美国西点军校和100美元的故事，有各种版本。故事的梗概是，四星上将詹姆斯在军校毕业典礼上致辞，没有讲什么话，只是掏了一张皱巴巴的100美元出来，问学员它为什么有价值，为什么可以换回别国好几百块钱，换回一大堆东西。“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为什么别的国家咬着牙也要接受这种不公平？”詹姆斯说，“因为你们的存在，有了你们谁也不敢挑战这张纸的价值”。

　　后来的演绎更多，比如说詹姆斯讲到，美国军事实力称霸全球，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因为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一流和上游，是因为有制度保障，是民主自由保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发达。

　　多么生动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个故事应当是编造的，但其说明的道理却勾画了美国政客的丑陋本质。当然，用这些意识形态霸权、霸凌、霸道逻辑，解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挑衅、打压，也可以解释清楚。只不过今天这种威胁更露骨、更凶恶、更无耻。从根本上讲，美国为何而“战”，是要侵略、殖民中国吗？怕美国政府自己也知道，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东方架几门大炮就让一个国家屈服的日子没有了。美国政府的目的是遏制中国、搅乱中国，意图让中国自己乱起来、斗起来，形成意识形态的巨大撕裂，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停下来，以维护其地位、强权和霸凌。

　　特朗普身边的“四人帮”中也有改口的，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2020年8月5日的发言中，埃斯珀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不可避免的威胁，不认为我们会和他们打一仗，但我们必须与中国竞争，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都要有活力。”他概述了美国国防部的全面重新定位，从教育到改变全球作战司令部的优先秩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并与美国国防战略中的“大国竞争”保持一致。也有更加肆无忌惮的，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2020年7月6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居心恶毒，扭曲事实，通篇谎言，充满攻击和诬陷，被世界媒体评价为无知且无耻，《华盛顿邮报》也把他列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国务卿”。特朗普2020年9月22日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更是罔顾事实，把这种攻击推向极端。这些倒行逆施，世人有目共睹。无论是意识形态抹黑，还是赤裸裸的攻击，都暴露了这些政客们极度虚伪和丑陋的本质。这些也说明，他们运用意识形态工具，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来不择手段。

　　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在高新技术形成的迅速传播的时空中，如何针锋相对，如何把握“时、度、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进行的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三个“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开创新局面。同样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的出版工作者更要坚守阵地、有备而来、打好持久战。如何拿出积极应对的先手高招，如何打好战略主动战，包括形成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需要我们每一位出版工作者主动出击、创新思维、迎难而上。

　　对孩子们的教育同样如此。我们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主张人类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和睦共进理念，要让它们从小根植于孩子们的思维之中。

　　七

　　对于意识形态，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地观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也能够扭曲反映客观事物；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作用与反作用，让意识形态变得十分复杂、扑朔迷离。

　　出版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产物。出版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属性，作用与反作用同时存在。但由于它是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地服务所有的社会活动的，包括直接形成生产力、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直接进入经济形态、科技形态等物质形态，出版不仅在所有方面始终存在，而且起着重要的支持、支撑作用。我们一般重视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出版的上层建筑意义，往往忽略它的经济基础价值和作用。如果从科技、教育、认知、常识的视角看出版，它为整个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以及它支撑物质社会、发展物质社会的效用，丝毫不亚于意识形态属性所产生的作用。

　　比如，收入并不宽裕的家庭，对于孩童智育、美育、体育的重视，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报“一对一”的面授班，一年花费数万元，几乎成了一些家庭的主要开支，理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提高下一代的整体素质，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十分注重的事情，符合一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社会可持续发展、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础。出版对于教育的关切、关注和进入，更要体现在浇树浇根、育人育心方面。

　　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普及的常识性内容不仅需要一定的广度，像《十万个为什么》所解决的问题，而且需要一定的深度，不一定到了大学才去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出版很少给孩子们这样的机会，甚至不少时候使经典被束之高阁。

　　即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形式化、套路化、浅表化、口号化的情形也随处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为什么看不清，为什么拧着来，为什么会成为吹鼓手？除了政治站队错误、大是大非迷惘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常识不懂、知识乏匮、见识短缺。

　　习近平总书记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具有基本常识、以平常心态看问题的人，一定会深有同感。

　　意识形态教育不能流于形式。比如，我们对政治与战争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到他在“插队”时，从同学那里读到过克劳塞威茨的《战争论》，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战争的母体，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争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定会入木三分。出版也是这样，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体现意识形态主张往往会事与愿违。

　　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发展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理念、观点、概念、价值观的整合。出版与意识形态的交集，决定了出版自身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属性。出版在意识形态之外的贡献和意义，同样是出版发展应当十分注重的硬道理。出版既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硬实力建设的基本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醒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和激烈过，出版人必须旗帜鲜明地主动地为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出积极贡献。要真正明白出版工作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是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硬道理。要真正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坚守阵地，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自觉肩负起用正确的意识形态促成全民共识全社会共识的重要职责，完成出版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八

　　笔者曾经作为出版管理部门的代表出席一次会议。会议上介绍了一个情况：有非法出版物（数十万只“点读笔”）流入边疆地区，表面上看是传播古兰经的出版物，实质上是传播暴恐理念的教材。据主持会议的同志介绍，该非法出版物中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喝酒打牌，违反教规，你们死后进不了天堂。要想进入天堂，必须杀五个人赎清人间罪孽。如果你们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就剁掉自己五个手指头。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么邪恶的教唆没有人会接受。

　　几年之后，深入边疆地区基层乡村调查后发现，在一些村庄、大巴扎、居民住户中，竟然真的有小伙子左手没有了手指头，而且不止一两个人。暴恐势力的洗脑、邪教分子的灌输，竟如此残酷地反映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才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学校里的双语教育形同虚设，没人教普通话，没人学习和使用汉语。这些孩子勉强上完小学，一进入初中接触数理化就掉队了，数理化的内容没有与当地语言对应的词句。于是，大量的学生十一二岁辍学，回家又干不了重活，便在村子里游荡，招惹是非。这时，极端宗教势力趁虚而入。教育的欠缺导致他们认知能力不足、法律意识浅薄、行为举止野蛮残暴，成为文盲、科盲、法盲，形成了无知者无畏的怪圈，成为社会动乱根源的一部分。

　　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检视，似乎可以说，为了解决文盲问题，双语教材我们出版了；为了解决科盲问题，关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书已有很多；为了解决法盲问题，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著作不胜枚举。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空白、死角？反思出版，仍然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我们的图书应当起的效用没有起到，我们的服务应当落脚于具体现实之中但没有实现。等我们如梦方醒，回过头来检视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时，甚至发现一些中小学的民族语言教材中，也有被篡改、塞进不端内容的情形。当然，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得到根本扭转，但教训会让人记忆良深。

　　还可以看一看香港的例子。2019年，不少香港年轻人成为蒙面“黑衣人”，令人震惊、令人痛心。教育专家纷纷指出，香港当时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的。首都师范大学石欧教授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

　　一些香港学校的自编教材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公开质疑“一国两制”基本国策，认为“前景悲观”“长此下去，会考虑移民”；隔断历史，更多介绍古代中国，近代事情基本不碰，现当代历史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内容；只讲西方文明的先进和东方文明的落后。一家幼儿园的教材中甚至这样写道：中国是暴虐的国王，而英国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最后魔法师救了自由港。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早在1994年李登辉掌握国民党内实权后，其就开始“教改”；蔡英文上台之前，她就动员青少年学生发起“反课纲运动”。台独分子正是从教材教改下手，篡改历史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这些分裂势力、反动势力，都选择了教育、教材作为突破口。这不能不从反面警示我们，出版人首先要担责，要把好教育、教材关口。

　　基础教育、社会教育是永远以出版为基础和基准的，出版是教育之本，教科书是教育的范本，范本即根本。错误和反动的意识形态进入教科书，是从根本上和我们争夺下一代，从基础上颠覆社会认知和判断，必须提高警惕。同时，出版服务教育，不仅要看内容和形式的正确、准确、精确，同时要看实际效果——出版物是不是真正服务现实社会，真正起到了作用。很多时候，出版界做的是“甩手掌柜”，只管把书刊出版出来就是。这种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是，即使书刊堆积如山，也不能够实实在在推动社会健康、全面发展。还有不少书刊文不对题，与现实脱节，让人读不下去、读不进去、望而生厌，结果适得其反。无论是把关审读还是发行传播，出版人都是战壕前沿的战士，是争夺阵地的先锋。

　　出版对教育的深层次服务，关系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用、速度和持久韧性。中国现代出版业缘起于对教育的服务，教科书出版是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核心目标。张元济主张的“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陆费逵主张的“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王云五主张的“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至今读起来仍然感到是至理名言。

　　九

　　2020年中旬，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所谓的“经”书，引起社会哗然，让出版界蒙羞。无独有偶，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所谓“论”书，又掀轩然大波，像明镜一般照出出版界的短处。两家出版社被烤在社会舆论的火焰山上，被推上社会责难的风口浪尖。

　　出“经”书的出版社负责人描述他当时的窘迫和难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起来”。这位老出版人披露了他与编辑部门的谈话要点：影响恶劣，抹黑形象；教训深刻，教训惨痛；正确认识，正确对待；刮骨疗毒，认真整改；化茧为蝶，重塑形象。并痛下决心，“人心不能散，队伍不能乱，工作不能断”“把方向，管导向，抓质量，带队伍，找差距，补短板”“严把政治方向关、舆论导向关、价值趋向关、格调品位关，以及表达方式、表述程度、表达语言关和装帧设计、定价印制、营销宣传关”“首先要接受惨痛教训，稳定人心，稳定队伍，认真整改”。

　　这本“经”书、那本“论”书的出现，固然有当事作者的责任，但是三审三校呢？管理关口呢？正常环节呢？流程控制呢？好像一切都形同虚设。社长、总编要冲在前面抓稿子，可更重要的是稳住阵脚，让整个团队跟上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由此笔者想到了业界新同事的不断进入，出版界的传帮带不到位，培训、培养空泛老套、流于形式，这为出版发展埋下了风险和危机的种子。

　　出版行业与出版管理看似一对矛盾，实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出版“双为”“双百”“双创”方针的落实，当然需要整个行业齐心协力、内生动力、创新能力，同时也需要管理部门“给力”，实行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精准管理，包括方向引导、质量监控、奖励惩罚、中长期规划等。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中经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研究批准的、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是整个出版业健康发展、长足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为出版业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精品生产、守好出版阵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其中提出的“六坚持”“五加强一推进”正在形成巨大的政策指导效应。

　　在对相关出版管理、科研部门的调研和考察中，我们结合机构改革转隶之后的新情况，根据政府赋权每个单位的职能职责，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意见和建议。这些单位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涉及政策研究、发展前瞻研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华版权代理中心，涉及版权登记和保护）、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涉及中央财政基金支持）、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涉及质量监管）、中国版本图书馆（出版物数据中心，涉及书号、版本管理）。这些单位要做到：站位要高，眼光要远，研究要深入，服务要到位。管理是护身符，是基本保障，是桥梁纽带，具体建议有五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探索方面，加大前瞻性研究、全局性研究和宏观管理政策方面的研究，要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研究出版如何始终保持正确导向，如何提升管理质量和服务能力，如何应对发展趋势和风险危机，如何规划管理规制和长期计划。

　　二是在版权建设方面，应当尽快建立版权产品数据库，形成数字云服务。除了关注关照著作权人的权益外，还要考虑出版单位的切身利益，比如出版单位集合集成集纳的权益保护、策划组织过程的权益保护、修改加工的权益保护，让出版者的利益在版权保护中得以实现。

　　三是在基金支持方面，形成现有成果的数字化和电子数据库建设，加大对高质量集成、高品位创新、高水平作品的引导力度和支持力度。要有一部分基金实际主导、主持、主张的国家产品、国家品牌，要有和世界一流出版物比肩而立的经典作品，要有进入世界一流社会阅读的常销产品。通过国家项目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融入世界。

　　四是在质量监督方面，加快内容、形式、印制、装订、绿色印刷、版本鉴定、校对、电子化、数字化等九项检测、督查的现代流程改造，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真正形成国家权威、国家声望、国家标准，形成监督和检测科学化、现代化、便捷化，真正成为提升全国出版物水平、品位、质量的推进器。

　　五是在图书数据版本管理方面，以更便捷的方式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保障书号供给，科学解决摊大饼和出新品之间的矛盾，提高对于选题质量的判断力、精准度，提高规划和管理的科学性、完整性，圆满完成出版物的国家版本生产、复制、收藏、储存、展示工作。

　　出版发展硬道理体现在出版对整个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体现在从历史到当下、从眼前到久远的每时每刻，体现在每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实践之中，体现在每一个民族存在、延续、繁盛的所有细节之中。出版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影响和决定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基本走向、基本认知、基本态度的大事要事。尽管每一项出版活动都有其随机性、独特性，但总的趋势是无法违背和排除的。某种程度上，出版的选择代表了社会的最初和最后选择，只不过有些情况下需要更长的时日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