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菁频

　　自南宋定都临安，受文人南迁大潮的影响，文学世家在江南发展迅疾。至明代，江南成为文学世家核心聚集区的分布态势已异常明朗。文学世家在明代江南的持续性发展与诸多因素相关，既与家族内部对家学、家训、家风的重视与建设息息相关，也与家族外部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影响有关。其中，藏书文化对文学世家的内部家学建设、外部文化交流，乃至社会地位的确立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家族化特性与文学世家的藏书活动

据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明代藏书家除藩王外达427人，今人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中则统计为897人。又据《中国藏书通史》记载，明代私人藏书家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二省，分别有142家和114家，此外，福建22家、江西20家、上海19家，其余省份均在10家以下。江浙地区在明代书籍收藏中的地位已不言而喻。《中国私家藏书史》同时指出，明代收藏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232人，而据笔者统计，这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中属于江南地区的有83家，占三分之一强。其中，苏州府有29家，杭嘉湖地区则有23家，由此可见江南地区明代收藏家不仅人数可观，而且规模庞大。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江南私人藏书家出自文学世家的占一半以上。区别于官府、寺观、书院藏书，亦不同于出身官僚、商贾的私人藏书家藏书，明代江南文学世家藏书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藏书普遍是家族行为，大藏书家层出不穷。对文学的喜好，对诗礼传家的重视，使得文学世家往往几代人都会参与购书、藏书活动，且书籍也往往归家族成员共同管理、共同利用。常熟赵氏家族以诗学传家，同时又开常熟私家藏书风气之先。祖父赵承谦“取《司马通鉴》《朱子纲目》，手编成录以遗家塾”。父亲赵用贤在世时有藏书室松石斋，藏书多达上万册，并编有《赵定宇书目》一册，著录书籍3,300余种，4,900余册。儿子赵琦美承父业，脉望馆藏书名闻天下，有图书5,000余种，2万余册。赵琦美根据家藏图书编有《脉望馆书目》一册。此外，太仓琅琊王氏家族（核心人物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长洲文氏家族（核心人物文徵明）、祝氏家族（核心人物祝允明），昆山叶氏家族（核心人物叶盛）等均既是文学世家又是藏书世家。

　　在诗文传家的家族理念倡导下，依托强劲的家族经济实力，文学世家的藏书规模往往较为惊人，大藏书家应运而生。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归安茅坤是闻名遐迩的大藏书家，其藏书的爱好来自家庭熏陶，祖父、父亲都“雅喜为诗”，茅乾、茅坤、茅艮三兄弟亦好诗文。茅坤自述：“予少时不谙刀锥钱布，而独好贮古百家书”，且得到家人的相助，妻子姚氏为高邮州判官姚旭季之女，婚后“念公好古，尽脱簪珥衣襦，益市《坟》《典》《丘》《索》，而身不难椎缟，以成公淹博”。茅坤“藏书甲海内，练市新构书楼凡数十间，至于充栋不能容”，其白华楼藏书声名远播。此外，嘉兴项元汴、常熟钱谦益、平湖沈懋孝等都是出自文学世家的大藏书家。

　　第二，藏书与家族文学活动紧密相关，相辅相成。文学世家的藏书行为不能简单理解成书籍的收藏与整理，它更大程度上成为支撑家族文学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藏书楼既是家族成员之间文学训练和文学继承的场所，也是家族子弟与文化名流品茗唱和之处。长洲文氏是极具代表性的江南文学世家，一脉五世酷爱收藏书籍，停云馆是文徵明的藏书楼，在这里父子、师徒传授诗文，翰墨时望雅集唱和。文徵明《人日停云馆小集》的“序”中有记录：“乙丑人日，友人朱君性甫、吴君次明、钱君孔周、门生陈淳、淳弟津，集余停云馆，谈宴甚欢，辄赋小诗乐客。是日期不至者，邢君丽文、朱君守中、塾宾阎采兰”。王世贞的小酉堂就留有胡应麟抄书的身影，常熟钱氏家族的绛云楼也曾迎来虞山毛晋之子毛扆在此抄书。其二，文学世家所藏书籍具有一定的家族特性，体现家族的文学创作倾向和文学交游特色。博采众长、广纳珍稀孤本是藏书家的共同意愿，但在此基础上，文学世家出身的藏书家往往具有一定家族特性。例如，明朝一门七进士的长兴臧氏，因臧懋循精通音律、喜好戏曲，成为以收藏和刊刻戏曲杂剧为特色的藏书世家。臧家有藏书楼“负苞堂”，且“藏杂剧多秘本”，臧懋循晚年编有《元曲选》，收入94种元人作品和6种明人作品，对传播元杂剧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清人陈栋高度评价：“晋叔之为功词坛，岂浅鲜哉。”又如，慈溪文学世家郑氏自明末至清末，文化传承长达十代，且代代有文集保存至今。郑氏亦是藏书世家，明末郑溱藏书二万卷，儿子郑梁亦喜藏书，“家中藏书甚富，与范氏天一阁相埒”。孙子郑性尊父命修建二老阁，成为浙东地区除范氏天一阁外，最重要的藏书楼。郑氏与黄宗羲关系十分密切，前后五代均属于浙东学派，郑溱、郑梁父子与黄宗羲为至交，且郑梁和郑性的诗文创作得到过黄宗羲的高度评价。黄氏遗书成为郑氏二老阁所收藏的重要书籍，达三万卷之多，二老阁也因此成为浙东文献重地。

　　第三，藏书常常与刻书相结合，士商融合现象显著。明代江南文学世家家境殷实者居大半，对书籍的喜爱又超乎寻常，在建藏书楼的同时常有开设家庭刻坊者，藏书与刻书活动交相呼应，儒贾相通。常熟毛晋是钱谦益的入室弟子，诗文均善，著述丰厚。毛晋共有五子，除长子毛襄早逝外，其余四子均好诗文。次子毛褒、三子毛兗、四子毛表长子毛绥万均有诗文传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毛氏又是明代著名的藏书世家，仅在毛晋手中，“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毛氏亦是刻书世家，毛晋“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刻书四十余年，共刊刻典籍四百余部，世称“汲古阁” 本六百种，且用来做底本的书籍大多是其收藏的珍稀孤本，独占晚明刻书业鳌头。且毛晋儿子能承父业，喜藏书、刻书，尤以五子毛扆成就最为昭著，于藏书、刻书、校勘等活动均有一定建树，所藏书有“海虞 毛扆手校”“汲古后人”等钤印。不唯实践，毛氏于藏书、刻书理论亦有涉猎。毛晋撰写具有编辑校勘意义的题跋“三百余篇”，毛扆著有《汲古阁秘本书目》，对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编辑学多有贡献。文学世家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刻书时强调图书的文献价值和社会影响，故多精品。其余如杭州洪氏、常熟钱氏、太仓王氏、湖州乌程凌氏、嘉兴项氏等均藏书与刻书俱备，实践与理论兼顾。

二、藏书文化与文学世家的建设

具有“两代及以上知名文学家”是成为文学世家的必要条件，诗书传家则是文学世家的基本特性。在这其中，藏书文化对文学世家内部家学建设、外部文学交流，乃至社会地位的确立所起的作用却鲜少有人关注。

　　首先，以“书香门第”标举的文学世家大都有世代家传的家学教育，家学成为文学世家存在的生命基础。所谓“家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学指家族传承的专门学术性的私学，广义的家学指诗书传家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由此观之，诗文创作成为明代江南文学世家广义上的家学，而狭义的家学各有不同。在家学传承过程中，经济是基础，家风是内动力，家族训规、家族学校是重要的物质载体，祖父、父亲、母亲、舅舅、叔伯，甚至兄长等家族成员是直接的传授者 。家族藏书则既是家学传承的重要辅助手段，又是家学的直接体现者，对于文学世家家学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末绍兴祁氏书香传家，祁承爜、祁彪佳和祁理孙祖孙三代均工于诗文，有著作留传后人。祁氏是明代著名藏书世家，祁承爜的澹生堂、祁彪佳的八求楼与祁理孙的奕庆堂藏书楼名闻天下。其中，澹生堂与天一阁齐名。祁彪佳自述其家学渊源：“吾族自直蓭公以诗书发祥，梅川公以簪缨步武嗣，后非读则耕，咸知守礼秉义。”自祁彪佳五世祖直蓭公祁福中举始，祁氏耕读传家。祁承爜曾回忆幼时取藏书自学之乐：“通奉公在仕二十余年，有遗书五七架，庋卧楼上。余每入楼，启钥取观阅之，尚不能举其义，然按籍摩挲，虽童子之所喜，吸笙摇鼓者，弗乐于此也。”父亲通奉公祁汝霖虽早逝，但因家中藏书丰富，祁承爜少时仍能享受徜徉于书海的快乐。由此可见藏书在祁氏家学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家族藏书的特色也往往直接展现了家族的狭义家学。长洲文徵明家族的诗书画创作、常熟冯舒的诗文创作等，均是与家族书籍收藏方向一致的。

　　其次，家族藏书促进了文学世家与外部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形成一个意趣相投的文化交游圈。在书籍的借阅、抄写、鉴定、题跋、刊刻、收藏过程中，文学世家子弟与家族外风流雅士不可避免会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从而拓宽了文学世家的交游范围，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交游圈。以明末嘉兴项氏为例，项元汴“收金石遗文、图绘名迹，凡断帧只行，悉输公门。……子京夷然大雅，自远权势，所与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如文寿承、休承、陈淳父、彭孔嘉、丰道生辈，或把臂过从，或遗书问讯，淡水之谊，久而弥笃”。项氏以天籁阁为依托，结交了一批文人雅士。项氏是浙江嘉兴望族，与本地文人自是交往密切。如上文中提到的丰道生，就是浙江鄞县人，明代嘉靖年间书法家、文学家，有藏书楼“万卷楼”。丰道生为项元汴所藏赵孟頫《道德经》上下合卷、宋吴浚《自书诗卷》题跋。在项氏的外部交游中，尤以与苏州文化圈的交游最令人瞩目。文寿承、文休承是长洲文徵明之子，与项元汴交往过密。钱曾《读书敏求记》中写道：“墨林项氏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可见，文寿承、文休承兄弟于古籍版本鉴定方面成就颇高，深得项氏信任，是天籁阁的古籍鉴定顾问。陈淳、彭孔嘉皆是文徵明的弟子。陈淳是明代著名画家，与徐渭齐名，水墨写意花鸟画造诣深厚，天籁阁收藏了他的书画作品。彭孔嘉好学工书，有藏书楼“寒绿堂”，是天籁阁常客，常与项元汴交流书法、藏书。此外，“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甚至是项氏的驻府画家。由于交往密切，天籁阁收藏了为数众多的苏州书画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项元汴通过与苏州文化圈的交往，极大提高了自身品位和眼力，使得天籁阁收藏了大批堪称珍品的传世古籍、书画作品。

　　最后，文学世家凭借颇具规模的藏书活动在江南甚至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确立家族的社会地位。诚然，拥有文学巨擘的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为数不少，如太仓王氏（王世贞）、长洲文氏（文徵明）、常熟钱氏（钱谦益）等，但也有数量众多的明代江南文学世家虽家族成员在文学上成就不够显赫，然而通过藏书活动亦声震文坛。宁波范氏（范钦的天一阁）、常熟赵氏（赵琦美的脉望馆）、绍兴祁氏（祁承?的澹生堂）自不待言，昆山叶氏亦是如此。昆山叶氏藏书前后延续九代，是苏南著名藏书之家，名闻海内。祖父叶明、父亲叶春均好文学，喜藏书，至明中期叶盛藏书达二万余卷，为当时江苏藏书之首。叶盛饱受诗书熏陶，著述丰富，除著有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菉竹堂书目》外，还有诗文集《菉竹堂稿》、历史著作《水东日记》等。弟弟叶益性敏好学，著有《桥东诗草》。因经济原因，叶盛在世时想建藏书楼菉竹堂，但未成行。其五世孙叶恭焕能继承先辈志向，以藏书为乐，终建成菉竹堂。对此，王世贞赞叹道：“文庄公（叶盛）之遗书，百年而益拓其副，所名堂历五世而愈益显，固为公后者之才而贤，毋亦公不尽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继；不遂为一时之满，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王世贞对于叶氏后人能竟其遗志，补益书籍，予以大力称扬。叶氏因藏书不仅于明代闻名遐迩，而且至清代依然名满天下。清代史学大师钱大昕在《跋江雨轩集》中写道：“昆山叶文庄公藏书之富，甲于海内，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檄，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於卷端，其风流好事如此。”借助藏书，昆山叶氏在明清两朝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直至今日，家族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三、文学世家藏书活动的文化贡献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书籍收藏属于私家藏书的一种，自成规模，而其“文学”的禀性使其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化贡献亦别具特色。

　　一是以家族的形式将典籍数代保存、流播，培养了家族的文学人才，有利于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人才链的延续，也推进了地方文学的发展。家族内部浓郁的藏书、读书、抄书氛围的营造，无疑有益于子弟对文学的喜爱和钻研。松江府华亭陆氏簪缨相继，诗书传家。陆深、陆楫父子，以藏书多而著述丰富闻名。陆深自幼痴迷藏书，建绿雨楼藏书三千卷，编有《文裕江东藏书目录》。陆深著作题材广泛，于文学、史学、艺术均有一定造诣，著有《俨山集》一百卷、《外集》四十卷，由其子陆楫编纂刊刻。陆楫受父亲的影响，不仅喜爱藏书，而且钟情于文学。陆楫编纂有中国最早的小说丛书《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著有《蒹葭堂稿》八卷，极有文名。陆深外甥黄标，富于藏书，陆楫所辑《古今说海》中资料有三十卷之多由黄标提供。黄标亦喜著述，著《书学异同》二十二卷，县志稿十卷。正是通过藏书、辑刊、编纂等文学活动，陆氏家族的文学才能代代流传。明清时期的海宁查氏（核心人物査继佐）、吴门袁氏（核心人物袁袠），均是由明入清绵延五世以上的文学世家、藏书世家，虽家族文学成就没有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但文学人才推陈出新。由此可见，文学人才的培养与家族藏书的传统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是以家族的形式进行文献整理研究，促进家族文献学方面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明代江南藏书事业的发展。明代嘉兴沈氏家族一门风雅，以文采风流见称于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同时又因藏书丰富、精于研订而被誉为文献世家。自嘉靖年间沈谧“万书楼”开始，沈氏家族藏书就为世人所赞叹。沈谧长子沈启原有“芳润”“存石草堂”等藏书之地，特别是后者，尤为时人题诗赋咏，所谓“架上图书今日满，望中云水向来多”。沈启原撰有目录学著作《存石草堂书目》十卷，是其对所藏书籍整理的结果。沈谧次子沈启南有藏书楼“巢云馆”，好刻书。沈启原、沈启南之子都酷爱藏书。万历丁亥年，遇火灾，藏书虽遭大厄，但仍有遗留，为孙子沈德符、沈凤继承。沈德符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其“清权堂”藏书富甲江南。历史笔记著作《万历野获编》中有诸多关于版本、校雠方面的论著，可见其文献功底深厚。沈凤不仅藏书丰富，而且还精于鉴赏，留给其子沈大詹书籍多达八万余卷。沈德符妹妹沈瑶华、从兄弟沈纯祉、儿子沈克家、侄儿沈大詹等人，都擅文墨，好藏书。沈氏家族藏书事业至少延续五世，于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等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而其著述对明代藏书事业亦有大的裨益。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世家在藏书、抄书、刻书等过程中往往培养了许多文献学方面的人才，他们既是家族藏书不可或缺的保障，同时又是推进整个社会藏书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市镇数量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藏书刻书、读书著述等文化风气的浓厚，江南地区的文化世家不仅遍地开花，处处皆是，而且各自规模庞大，代际延续于数代”。诚然，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产生、发展与诸多因素相关，而藏书文化的兴盛所形成的良性生态环境和代代相继的文学人才链是其中尤不可忽视的因素。明代江南藏书文化的繁荣不仅夯实了文学世家发展的土壤，迎来了文学世家在清代的“井喷”，而且极大促进了明代江南文学“彬彬之盛”局面的形成。

　　注释：

　　①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66.

　　②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560.

　　③ 郑钟祥.光绪常昭合志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368.

　　④ 茅坤.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M]//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4.

　　⑤ 郑元庆，范锴.吴兴藏书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29.

　　⑥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9.

　　⑦ 臧懋循.元曲选·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8：2.

　　⑧ 陈栋.北泾草堂曲论[M]//徐渭.四声猿（附录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18.

　　⑨ 清国史馆.郑梁传[M]//文苑传二：《清史列传》（卷七十一）.上海：中华书局,1928：19.

　　⑩ 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M]//毛晋.汲古阁书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

　　[11] 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M]//确庵文稿（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394.

　　[12]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319.

　　[13] 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14] 罗时进,陈燕妮.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09(2).

　　[15] 祁彪佳.族规[M]//远山堂文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00.

　　[16] 祁承爜,等.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记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

　　[17] 董其昌.墨林项公墓志铭[M]//容台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364.

　　[18]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M].北京：数目文献出版社,1984：148.

　　[19] 王世贞.菉竹堂记[M]//薛熙.明文在：任继愈《中华传世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80.

　　[20] 钱大昕.江雨轩集跋[M]//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一），上海涵芬楼影印潜研堂全书本《四部丛刊》集部第8册.

　　[21] 肖东发.中国藏书文化的特点与发展[N].人民政协报,2009-10-26(12).

　　[22] 焦竑.寄题沈少参座师存石草堂四首（之二）[M]//澹园集（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645.

　　[23] 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总序[M]//许菁频.明清常州恽氏文学世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