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霞

　　

　　清中叶，地方大员在各省纷纷设立官书局，刊刻传统的经史子集类书，以重建地方文教秩序。对此，方宗诚记载道：“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庆开书局刻《王船山先生遗书》，在金陵刻《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吴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学》《近思录》诸书；丁雨生中丞在苏州刻《通鉴》《牧令书》诸书；马谷山中丞在浙江刻钦定《七经》等书；左季高宫保在福建刻张仪封所编诸大儒名臣书；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经》经典释文、《胡文忠公遗集》等书；吴竹庄方伯在安庆刻《乾坤正气集》及各忠节书；李少荃节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录》并朱批谕旨等书；丁稚黄中丞在山东亦开局刻《十三经》，皆有益世教也。”可知，官书局在创设之初重点刊刻经史类书。在传统经史子集类书中，官书局为何重点刊刻经史类书？刊刻了哪些经史类书？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晚清官书局的认识。

一、刊刻经史类书之动因

1.无书可读的现实困境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大肆焚烧儒家典籍，“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致使各地官方藏书尽数被焚毁，严重地挑战着儒家文化的权威和尊严。莫友芝于同治四年（1865）五月致书曾国藩谈及官方藏书被毁的情况，称：“奉钧委探访镇江、扬州两阁《四库》书，即留两郡间二十许日，悉心咨问。并谓阁书向由两淮盐运使经营，每阁岁派绅士十许人，司其曝检借收。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避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降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阁书者，扬州绅士，僧不得预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比至泰州，遇金训导长福，则谓扬州库书虽与阁俱焚，而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此外，各府州县学的书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出现无书可读的状况。同治六年（1867），江苏学政鲍源深上奏描述了江苏省学府书籍被毁的情况，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同年，浙江巡抚马新贻上奏浙江省书籍的存毁情况，称：“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澜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上奏：“（湖北）三次失陷，造乱最深，士族藏书散亡殆尽，各处书板全毁。”可以说，官方藏书在战乱中被付之一炬，鲜有存者。

　　私家藏书亦未能幸免，藏书世家数辈子积累的心血付之东流。据《纪闻类编》载：“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流之乱所至之地，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之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又据《苏台麋鹿记》载：“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帙，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珲厕中时有断简残编，见之欲哭。”对此，美国学者艾尔曼写道：“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共同体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消失了。……图书业空前凋敝，一度繁荣兴旺的出版业如今已所剩无几。此时此刻，江南一带学术精英已是烟消云散。”

　　可以说，太平天国对官私藏书的焚毁，导致战后地方文库空虚，士人无书可读。因而战争结束之后，地方官员欲重建地方文教秩序，解决地方上文库空虚的问题，纷纷设立书局刊刻书籍。这是地方官书局设立的现实原因，亦是经史类书大量刊刻的背景。

　　2.“窥圣学之原”“达政事之要”

　　方宗诚称：“粤贼之兴，奏设忠义局，委官绅采访者，亦自胡文忠在湖北始；其后各省援以为例，使忠魂义魄不致泯没，而曾公又扩而大之，藉以延致三江贤士，不但激扬正气，且以培养元气也。”可知，地方大员刊刻书籍旨在“激扬正气”“培养元气”。太平天国焚毁的不仅仅是儒家经典著作，严重挑战着儒家文化权威，更质疑着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搅乱了人心，加剧了士林风气的躁动不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汲汲于研磨科举畅销书，“由于科举考试用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所收都是程文，故对考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使得应考士子并不遵循官方所建议的养成学问的步骤，导致甚至连清代官方设立的科举考试的制度性知识诉求亦大打折扣，许多读书人仅仅是凭借对科举考试用畅销书的揣摩、细读而掌握了撰文的诀窍，并以此在科场上获得成功，甚至连儒家经典的原文都可以不必精研”，而对经史、义理一窍不通，读书功利化的问题日渐凸显。在战后收拾人心之时，官员们试图通过刊刻经史类书籍重振士气，整饬士林每况愈下的风气。

　　同治六年（1867）四月，江苏学政 鲍源深上奏刊刻经史类书，道：“窃维士子读书，以穷经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臣伏读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世宗宪皇帝御纂《孝经集注》；高宗纯皇帝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钦定《三礼义疏》皆阐发精微，权衡至当。足使穷经之士不淆于众说，得所指归。……至穷经之外，读史为先。全史卷帙浩烦，现在经费未充，重刊匪易。恭请饬令先将圣祖仁皇帝御批《通鉴纲目》、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敬谨先刊，分发各学士子读之，已可贯串古今，赅通全史。其余各书再行陆续刊刻。……诚令学校经史重完，士子深于经者，窥圣学之原，深于史者，达政事之要，体用兼赅，益卜人才蔚起，于以光列圣右文之治，广皇上教育之仁，岂非黼黻中兴之盛举哉。”他认为经学“窥圣学之原”，史学“达政事之要”，主张大量刊刻经史类书。该奏折得到同治帝的肯定：“……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从中可知，鲍源深强调经史类著作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对重建清廷的统治权威，重构清廷统治合法性至关重要。

　　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御史游百川批评士林风气浮躁，士人不安于学的情况，称：“为学者求名之心太急，往往四书五经未能成诵，而即读肤浅考卷，学为应试之文。既务应试，则束书不观。专取文艺数十篇，揣摩求售。叩以经义，茫然莫辨，且有并句读不知者。师如是，以为教弟子如是以为学。求所谓淹通经史者，盖鲜也。求所谓砥砺行修者，益寡也。岂知学无根柢，安有佳文。”该折得到了同治帝的重视，明发上谕：“原期士子通经致用，若学无根柢，徒恃怀挟倩代，以图侥幸，所谓淹通经史者安在？何以振文风而端士习？学政岁科两试，生童正场之前，例有考古一场。着直省学政于按考各属时，遍谕生童，如有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准其报名，即于考古场中按名面试，拨之以为研经者劝。”清廷显然试图通过政府的力量解决“寒畯之士不读书而临场蹈怀挟之弊；素封之子不读书，而倩代恃抢冒之为。人心日浮，则风俗愈敝。虽有严刑峻罚，不能禁也”的浮躁、功利的士林风气问题。

　　同治十年（1871）五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吴棠设局，认为刊刻书籍应以经学为本，史学为先，强调刊刻“钦定”《朱子全书》以培养时人的心性，刊刻史类书籍，以增广时人的见识，写道：“士子读书，必以研求性理为本，以博通经史为先，庶可明体达用。……敬谨重刊钦定《朱子全书》，……颁发通省府、厅、州、县书院，以资讲习，顾既有经学以养其心性，尤须有史学以增其识力。恭查殿本前、后《汉书》考校精详，洵为士林圭臬。……亦次第告竣，……现又筹款接刊《史记》、《三国志》两书，合成《四史》，除分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务期流传日广，俾多士咸敦实学。”

　　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二十五日，张之洞上奏设立广雅书局，主张刊刻经史类著作，写道：“窃维经学昌明，至我朝为极盛。……粤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矩。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以收经正民兴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俾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布。”又据张之洞幕府人员王秉恩致信缪荃孙称：“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可知，张之洞强调经学对于清朝建设和维系地方文教的重要性，重视刊刻经史类书。

　　综上可知，地方官员纷纷强调刊刻经史类著作，认为经史类书是清廷“收拾人心”、改变士林浮躁不安风气的必要文化资源，是清廷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更是维护清廷政治合法性、重建政治权威的根本。因而，在战后收拾人心，重建地方文教秩序之时，经史类著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官书局刊刻的重点。

二、经史类官刻书

1.经类：蒙童、御纂经类读物

　　各省书局重视刊刻童蒙类经书，如《小学》《四书》《五经》《说文解字》《大学衍义》《近思录》《小学集解》《御纂七经》《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设立濬文书局，刊刻“《四书》《六经》《小学》《近思录》”。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署理新疆，建议“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地方官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将此类书籍视为清廷塑造意识形态最基础的读物。丁日昌认为诵读《小学》“最能感悟人心，维持风教。”张之洞言：“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所宜人置一编。”因而，童蒙类《小学》《四书》《五经》类经书，成为地方大员主张刊刻的重点，是各地学府采用的重要教材。

　　为构建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清代皇帝亲自撰写或组织人员编写一系列著作，如《御纂七经》《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等。通过编纂书籍，清廷掌握了思想阐释的主动权，并从中汲取巩固政权需要的政治资源；通过推广这些著作，清廷官方力量推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化清廷统治合法性的基本事实。

　　2.史类：钦定史类、官箴书

　　地方书局刊刻了“御纂”史类以及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御批通鉴辑览》《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钦定明鉴》《御制人臣敬心录》等。史类著作，尤其是“钦定”“御批”的著作，集中体现了清廷的意识形态。因此，书局在刊刻史类著作时多选用清廷认定的版本。以五局合刊《二十四史》各书局版本选择为例，金陵书局根据“汲古本刻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淮南书局“据汲古本刻隋书”，浙江书局“据江都惧盈斋本刻旧唐书、据汲古本刻新唐书、据殿本刻宋史”，江苏书局“据道光补印殿本刻辽、金、元，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第十六卷、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杨循吉拾遗补五卷、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湖北书局“据汲古本刻新五代史，据殿本刻旧五代史、明史，皆可单行”。这些著作的原本大多是汲古阁本，多为乾隆年间所刻。刊刻此类著作，梳理历史脉络，以此论证清廷统治的合理性。

　　各省书局注重刊刻地方志，如《两淮盐法志》《元和郡县志》《湖南通志》《广东通志》《浙江通志》《湖北通志》《山东通志》等。同治九年（1870）三月二十八日，刘坤一上奏刊修江西省通志，“军务之始于地方志完敝，以及忠义节孝之事迹，均须撰述昭示”，建议撰修江西省通志，要求“参酌各省通志，凡例分门别类，尚属详略得宜，并刊发各府州县，饬令查照章程，延请名宿，各将旧志以后事迹，迅速采访，送省备纂”。地方志的编修，反映了地方社会之变迁，“风俗之良窳，政治之得失，人才之消长，以及实业教育水利防务诸大端”。各省官员通过志书、疆域图的编纂和刊刻，不仅增强士人对地方和中央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鼓励地方士人积极参与官方知识的再生产，以期将更多的士人吸纳到清廷的统治体系中，无形中强化清廷政治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事实。

　　书局还注重刊刻地方政务类的“官箴书”。编纂“官箴书”的意图在于“丰富和提升帝国官员的行政知识与行政能力，从而弥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僚遗留下来的缺陷”。这既包括提高行政事务处理能力，如《荒政辑要》《筑圩图说》《救荒补遣》《捕蝗要诀》等，以《筑圩图说》为例，丁日昌刊刻此书的目的在于使当地民众明白筑圩的重要性，推进地方上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写道：“现在饬书局刻印筑圩图说，俟书成即当发交该令，晓谕农民，俾知筑圩之益，所禁四条，亦能为民除弊，如农夫去草，芟夷蕴崇，仍望督率劝惩，勤求实事。”这类书籍的刊刻，不仅提高官员处理地方具体事务的能力，而且指导民众开展相关技能训练，提高民众参与地方具体事务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官员地方治理工作；又有官员道德、吏治类，如《牧令书》《庸吏庸言》《牧令辑要》《秋审条款》《实政录》等官箴书。这类书籍试图弥补科举考试选拔的缺陷，提高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帮助官员成长为“技术性官僚”，且极力劝诫和引导官员做“好官”“清官”，保证自身清正廉洁，正大光明，积德行善，奉公守法。

　　可以说，经史类书，从童蒙经类读物《小学》《四书》《五经》到御纂经类书籍，从钦定史类书籍、地方志到官箴书，无一不是官方介入知识生产，试图掌握知识解释权，塑造统治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产物，是清廷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因而，刊刻经史类书，是重构清廷政治合法性和地方官员恢复文教秩序的共同选择。

三 、结语

晚清时期，清廷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危机，统治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在战争结束之后，地方督抚率先设立书局刊刻书籍，而这一举动与清廷重建统治权威，重构统治合法性的主张高度契合。于是，在朝廷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晚清官书局刊刻了卷帙浩繁的经史类著作，通过官方介入知识的生产，掌握着知识的阐释权，至少在形式上解决了地方文库空虚的问题，重建地方文教秩序，据称：“寇乱洊经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部，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葄史，博览迅速，堪为世用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政权合法性的焦虑。

　　（王晓霞，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官书局再研究”（项目编号：15YJC770036）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⑩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O].北京:京华印书局本,1926.

　　② 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30.

　　③ 徐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20.

　　④⑤??? 陈韬.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G].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373-376,369,373-376,365-366,365-366.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B]，档号：03-5003-021。

　　⑦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上海书店,1983:234.

　　⑧ （清）潘钟瑞.苏台麋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85.

　　⑨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文化面面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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