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中指出，近代出版业既得益于近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又融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像商务印书馆，它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业实体，又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本营。在思想文化和出版形成的一种联动中，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出版的行列，著书立说、编排主持，出版史因而也就是思想文化史。此外，出版也对国民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严复译著的读者包括了几代中国人，对于国民素质的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近代出版对社会的奉献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一文则指出，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南北呼应，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如同出版界离不开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也离不开近代出版的支持与推动。历史表明：学术和出版的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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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逻辑

所谓出版的逻辑就是：出版人既要坚持文化理想，又要保持商业理性；既要保有不俗的精神气度，又要灵活运用市场手段推送优秀图书；既要拒绝贩卖文化垃圾，决不赚昧心黑钱，又要避免做亏本生意，更不能使出版机构难以为继，导致美好的文化理想成为文化空想。总之，出版的逻辑是，既要有“批判的武器”，又要有“武器的批判”，让崇高的文化理想成为社会生活的文化现实。

　　——聂震宁：《多出好书应是出版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