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宁，现居江西上犹。作品见于《星火》《滇池》等刊。江西省第五届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

　　一

　　酒石酸美托洛尔/苯磺酸氨氯地平

　　辛伐他汀/呋塞米/孟鲁司特钠

　　氨茶碱/氯雷他定

　　包醛氧淀粉胶囊/百令胶囊

　　…………

　　五年时间里，我每月两到三次前往本县人民医院，排队挂号，找医生，请他们为我开这些药。不是给我，是给我父亲。我没问题。但我拿不准我是不是真没问题。我想没人能保证自己没问题。我记不住这些药名，尽管我已经面对它们整五个年头，这些名字对我来说依旧只是一堆汉字符码，冰冷，陌生。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父亲的病痛？能否让父亲离死亡稍微远一点？我不清楚。日复一日，我从医院取出这些药，让母亲督促父亲按时服下。看着父亲饭量正常，恢复对母亲端到桌上饭菜的百般挑剔，抱怨现实，强撑面子，起码精神还行，我对疾病或死亡的忧虑有所平息。

　　因为说不出药名，我请医生点开父亲过往的开药记录，告诉医生这种药开半个月，这种药开一个月。一个月太多，不给开？上次都可以，现在不行？我问医生。医生不看我，他的眼睛盯着电脑屏幕，脸色说不上是视死如归的平静还是视死如归的淡漠。我想了想，说，不行就开半个月，半个月就行了吧。医生说可以，不过他是呼吸科医生，只能开治疗哮喘的那些药，治疗高血压和慢性肾衰的药他开不了，我得重新挂号，另找医生。我拿着父亲的医保卡，回到人头簇拥的挂号大厅，站在往来的人流里，我想了想，决定剩下的药还是下次再开。

　　父亲得的是高血压、慢性肾衰和哮喘，眼下的症状是双脚浮肿，无力，举步艰难，行动稍微剧烈就呼吸带喘。是否还有其他病，难说。看起来没有，也许检查一下就有了;今天没有，保不齐明天就有了。就像他的肾衰和哮喘，突如其来。

　　五年前的那几日，父亲的双脚开始肿胀。我们一开始没特别在意，以为只是一般的水肿。父亲坚信是早些天下暴雨，房间进了水，身体跟着受潮，体内湿气太重，只要去除湿气，浮肿就会消下去。十余日过去，父亲的脚肿丝毫不见消退，腿脚却越来越绵软无力。有人建议我们带父亲去医院做个检查，图个心安。我们觉得有道理，带父亲到医院，量血压，抽血化验，尿检。检查的结果是，重度高血压，肾功能衰竭，不马上治疗，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得做血透，如果继续恶化，就只有换肾，再不然就是，等死。

　　后面的话医生没说，但意思摆在那里。我和大哥看着父亲的化验单，陷入短暂的惊慌和面面相覷。主要是想不通。父亲此前有高血压，但父亲一直吃降压药，血压一直维持在正常水平，怎么就又上去了？还是重度？肾衰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询问父亲，才知道十多天前，父亲去镇上卫生院量了一次血压，医生告诉父亲，他的血压正常，父亲却理解成他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于是断了降压药。然后，父亲的血压一路走高，然后在高血压的作用下，肾功能衰竭。就这样。

　　医生建议父亲立刻住院治疗，但父亲不愿住在医院里，他闻不惯医院里那股味道，洗漱麻烦，晚上安排陪床也是个问题。何况，内科病房满员，父亲的病床安排在人来人往的走廊，父亲夜里根本无法入睡，而父亲腿脚无力，夜里上个厕所也不方便。于是父亲住院治疗的这段日子，大哥每天开车把父亲接到医院，我在医院陪父亲打点滴，一上午四五瓶药水，滴完药水，大哥再将父亲送回老家。其时正是暑假，学校里没什么事，我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医院等候。扶父亲乘坐电梯上五楼，等候护士量血压，回答医生关于父亲屎尿的提问，关注药水注射情况，扶父亲上厕所，记录父亲的尿量，按铃叫护士换药水，将父亲的两条腿搬上病床，和父亲说话。医生过来，按压父亲的双腿。还好，父亲的水肿略有消退，完全恢复虽然已经不可能，但如果坚持长期服药，基本能保证不恶化。也就是说，只是肾衰，暂时不会恶化成尿毒症，父亲不用做血透。

　　二

　　我挂断电话，收拾好教案，向学校请了假，骑上电动车直奔医院。四月初，已是暮春，南方小城到处绿意葱茏，骑在车上，暖风迎面吹来，我心里没起任何悲伤或恐惧的念头。我想的是，先去医院，看情况。这时已近中午，如果事情不要紧，就去女儿的学校接女儿放学，回家吃饭，午休，下午回学校。

　　是侄女安打来的电话，安在电话里说大哥正在医院里，门诊五楼内科病房，是前一天晚上住进去的。安在电话里语调平静，那就表明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很可能，大哥只是疼得没办法忍受，于是住进了医院。这和一个月前母亲的电话不同。一个月前母亲在电话里尖声痛哭，说大哥刚才离开老家准备返回县城的时候，突然向父亲和母亲跪了下去，大哥说怕到时间不能够拜别父母，先把头磕了。母亲哭着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这是要取我的命，有病就要赶紧治，你向学校请好假，快去看你大哥，陪他去医院，你现在就去。母亲的哭声凄厉而绝望。我站在教学楼之间的天桥上，没止住突然喷涌的眼泪。

　　我熟悉门诊五楼内科病房。两年前父亲就在这里治疗他的脚肿。我上楼，找到大哥的病床。大哥坐在病床上，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身上插着几根管子，旁边放着血压与心率测量仪器，仪器发出尖利的嘀嘀声响，上面闪动红色的数据。侄女安坐在一边，看着床上的大哥。安突然站起来，用一根棉签沾水涂抹在大哥的嘴唇上。

　　大哥看见我，嘴唇动了动，一滴水从他嘴唇上滴下来。安从病床边上抽出一张纸巾，拭干大哥下巴上的水滴。大哥重新闭上眼睛，没说话。安说他已经说不出话。为什么不让你爸躺下来？我问安。他躺不下，他背上长出一个肿包，一躺下就痛，不能呼吸，喘不停，他已经从昨晚坐到现在，没睡觉，没吃东西。安说。

　　大哥身上插着管子，已经从昨晚坐到现在。我立刻明白了大哥脸色的灰白和嘴唇的干裂。我问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办。我会立刻去死，我对自己说。但大哥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识的某个地方突然裂开一个深幽无底的黑洞。

　　我站在大哥的病床前，听见仪器的滴滴声传进耳朵里。我离开病房，来到走廊上。我想找医生问问情况，但我找不到医生。我想上厕所，但我没必要上厕所。我想找点事情干，可我干不了任何事情。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想打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该打给谁。

　　大嫂不在病房，安说她回家做饭去了，等下就会来。医生建议可能要转院，午后就转，转到赣州附属医院，大嫂得回家收拾住院生活用品。我转头四顾，看见到处都是病床，走廊上，病房里，和两年前一样。病床上都躺着病人，只有大哥坐着。他坐着，在夜里，他没办法躺下入睡，他的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是不是看清了更多东西？是否看清了亲情、爱情和其他各种人情，在他突然莫名得病的这两年里如何纠缠不休？他是否看见死亡，这种他早在一个月前就瞥见的东西，再次敲打生命这堵危墙？如果可以选择，他是否会选择另一种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他是否终于明白，生命这东西，真没我们想的那么强大，有时候一根手指，就能让它轰然倒地？

　　我和安坐在大哥身边，不说话。安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哥涂抹一次嘴唇。大哥闭着眼睛，胸口起伏。有时大哥睁开眼睛，他的眼睛里一片灰白。

　　仪器的滴滴声忽然变得急促，尖锐的声音响彻整个病房。大哥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他睁开眼睛，看着安，嘴唇颤动。你想说什么，爸？安把耳朵凑近大哥的嘴唇，我听见几个微弱的词语断断续续从大哥的嘴里出来，我听不清。

　　几天后的晚上，大哥的遗体已经被送进殡仪馆，我们在老家为大哥守灵。天下着雨，我和安坐在门口，看雨从屋檐上滴下来。安说，大哥那天用尽他生命最后全部的力量，是为了对她说，以后，凡事，要靠，自己。

　　大哥比所有人都提前看见了自己的死。

　　三

　　我感觉出血了。希在黑暗里说。

　　我睁开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清醒，从沙发上腾身坐起，按开灯，看见希穿着睡衣，手扶着肚子，站在客厅中央。我看向墙上的挂钟，时间接近凌晨1点。

　　我们马上去医院。我说。

　　希换衣服，我拿起她早就准备好随时能提走的袋子，查看她的病历、医保卡、她近几次做的B超和其他检查结果是否都在里面。女儿在睡觉，呼吸平静。我们担心女儿醒来发现自己一人独自在家会害怕，让餐厅的灯亮着，将两人手机中的一部放在灯下的餐桌上。她已经八岁，会接打电话。将来的事谁都说不准，没人能说得准人的一生中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形，但是最起码，她可以打电话。我这样想。

　　街上空无一人，深夜的南方小城除了风，只剩暗黄的街灯。十字路口信号灯闪烁，偶尔有车辆穿过。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握紧方向盘，把车速放缓。还好。希回答。她坐在后视镜照不到的地方，我看不见她的脸。

　　挂号，问诊，做B超，抽血，验血。深夜的医院不复白天的喧哗，一片安静。这是八月初，节气已近立秋，夜风中隐隐有一丝凉意。我和希坐在化验室外面的长凳上，看风吹动院子里那几棵香樟树，树叶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响。周围寂静无人，B超室的女医生被我们敲门叫醒，做完B超又关上门睡觉去了。化验室的女医生被我们叫醒，正在灯下操作仪器。邓希，女医生的声音在夜里突兀而尖锐。我闻声站起，从玻璃窗口接过化验单。女医生打出一个哈欠，从里面把灯关上。

　　胎盘前置。我不懂这类术语，只知道它的意思，危险。大出血是最糟的情形。几个月前，负责产检的老医生对希说。也有人没事，有人年龄比你还大，从发现胎盘前置到孩子生下来，一点事没有，还是顺产，这个概率是存在的。我明白，这个概率是存在的，就像大出血的概率也存在一样。我向来把灾难发生的概率分成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两种情形：灾难没发生，百分之零;发生了，百分之百。别的概率没意义。只要不出血，就没事。老医生說。如果出血了呢？我不知道我在问谁。

　　出了血，就得保胎，胎儿还没足月，生下来很危险。接诊的女医生一边填住院单，一边说。谁更危险？大人还是孩子？我问医生。都危险，先住下来，看B超，羊水不够，胎盘遮住子宫口，不多，但存在危险，有可能大出血，一旦大出血，我们会按程序抢救，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意外，你们现在就要面对这种意外，你是家属？在这里签字。

　　是各种风险告知，各种死亡的可能。死亡？一瞬间，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时间的深洞。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我抓不住任何东西。出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听见自己在问。我同样不知道自己在问谁，上帝，还是眼前的女医生？这个我们不能确定。女医生说。你得签字，签字我们才能接收病人。

　　希坐在诊室的长凳上，看着前方某处。她在想什么？35岁的年龄，踩着高龄产妇的下限，用一个母亲的执着希望再要一个孩子。我们得让女儿有个伴，将来凡事有人商量，才不孤单。她说。我承认，她是对的。就像我在这一刻，面对眼前的风险告知，没有人告诉我，签还是不签。我感到无限孤单。

　　希终于在病床上躺下来，药水一滴滴滴进她的身体里。我只能相信药水会起作用，会止住血。我握着希的另一只手，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他现在很安静。希说。安静就好。我抬起头，看见窗外天色已经渐渐变亮，外面的街上响起车声。接下来我得回家，叫女儿起床，把她安置到朋友家里。得找人去献血，女医生说，要预备1600毫升。我对1600毫升没概念，也晕血，但得去做。得打电话给希的姐姐，告诉她希的情况和各种可能的风险。得收拾好住院用品，做最坏的打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那会是一连串的事，我不确定自己能否一一面对。

　　四

　　父亲的病床斜对的那间病房房门敞开，那个男人常常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散淡地靠在门口，或者搬一张凳子坐在门口，看手机，看走廊里来往的人。病房里断断续续传出一个老人的呻吟，男人要么不理，要么转头朝向病房，高声说，要死就快去死，哼哼有个屁用，告诉你没人来看你，除了我，没有人。男人看我在看他，说，快死的人就这样，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他以为他是谁？有张床给他躺着等死，已经几好。男人踢开凳子，起身到走廊的尽头，点燃一根烟。老人的呻吟接着忽断忽续。

　　开水房在走廊尽头，我给父亲打开水时路过病房，看见里面一共三张床，两张空着，空床的病人多半和父亲一样，没事在家，打针输液时才出现在床上。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人，上半身挡在墙后面，看不见，只能看见两条腿，脚尖朝上，枯瘦，骨头突兀地挑起皮肤。

　　几天后有张病床空了出来，我把父亲转进病房，不再在走廊上守着父亲输液，此后没再看见男人，没再听见老人的呻吟。老人是不是在那几天死去，不清楚。他是否实现了关于吃或被探视的愿望，也无从得知。某天我再次经过那间病房，看见靠墙的病床上已经换上另外两条腿，陪床家属是个女人。女人看着床上的病人，眉头紧锁。

　　父亲搬进病房，邻床是个老人，家住附近。老人脚肿，两条腿肿胀如鼓，上面布满黑褐色的斑点。老人没人陪同，自己提一只袋子，一个人来，输完液，又一个人走。老人说话喘气，但很健谈，父亲和他有一句没一句说话。渐渐相熟，知道老人姓蔡，说起来与父亲的一名战友同村。于是聊起更多人和事，谁死了，谁没死，谁也快死了，等等。

　　父亲对死不陌生。那年夏天，父亲在晒坪上突然轰然倒地。我们以为是中暑，送医院，才知是脑出血小中风。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照看父亲。有天晚上我陪父亲，我看见，惨白的灯光下，生命像阵风，几日前都还强悍的父亲，还呼呼喝喝的父亲，和母亲争斗不已的父亲，转眼就成了一具沉默衰朽的残躯。几天后，父亲从昏迷中醒来，算和死亡擦肩而过。医生说，这次命大，只是小中风，再来一次，就没这么简单。

　　数日后的某个早晨，我扶父亲走进病房，发现老人已经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老哥好早，父親说。老人侧头看了父亲一眼，两眼重新盯着天花板，没说话。过了片刻，老人说，死又怎么样，七十多了，什么没见过，死就死好了。我和父亲一时愣在那里，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老人第二天就没再来，留下一张空床，等待下一个人补上。这是医院，生和死，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生还是死，如同翻转一块硬币。

　　医生进来，为父亲量血压，按压父亲的双腿。情况不错，父亲的血压降了下来，肿胀的双腿稍微消退，复原已经没可能，但可以出院。以后坚持用药，不喝酒，不抽烟，不大量喝水，能多活几年。

　　我问医生，能多活几年？这哪说得准，医生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我不知道医生懂没懂我的意思。父亲嗜酒，嗜烟，嗜茶。是不是因为嗜酒导致高血压，难说。要父亲彻底戒酒，没可能，少喝点可以。彻底戒烟也不大可能，从此不抽得太凶，问题也不大。但父亲这辈子都泡在茶里，一得空就茶不离手，一壶喝空立马满上一壶，限制父亲喝水，是要推倒父亲七十多年建立起的生活，基本没可能。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活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多活一年和两年，五年和十年，有什么区别？说到底，父亲接下来究竟该为谁而活？

　　五

　　能熬过今晚，就没事。那名医生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扯下口罩，露出一张微胖的脸。情况不太好，背上那个肿块，可能会要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开监护室的铁门出来，把我们，我、安和闻讯赶来的姐和姐夫，招呼到墙角，用不轻不重的声音，为我们带来希望，也把我们推向绝望。

　　监护室外面是几张凳子，大嫂中午收拾好的住院用品散放在凳子周围，像一堆无用之物。大哥没能转去赣州，他无法躺下来，血压不稳，哪怕最轻微的颠簸都可能致命。医院征得大嫂同意，安排大哥转到重症监护室。

　　大哥被推进监护室的那一刻，大嫂就开始低声哭泣。她靠在椅背上，哭泣，一边催促安通过铁门向里面张望。去看着爸爸，给爸爸加油，你去，快去啊，你去给爸爸加油啊，让爸爸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起来，给爸爸加油。大嫂的啜泣渐渐夹入昏乱的呓语，从午后，直到深夜。

　　我们站在监护室外面，等候消息。ICU的铁门像堵墙，隔着生死，隔着希望与现实。在等候的间隙里，我们说起两年前大哥突然的肺结核，说起大哥在市医院艰难而漫长的治疗，说起大哥的病始终无法确诊，长期的发热与疼痛原因不明，说起大哥偷偷吃下的那些镇痛药，疑点重重。我们还说起鬼神的力量，老家房屋的风水，门口不祥的深井，等等。大嫂的哭声从旁边的接待室传出来，尖细，隐约，不绝如缕。

　　哭声后来变成了嘶哑的呼喊，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医生从监护室出来，扯下口罩，露出疲惫的眼睛，对我们摇摇头，说按规程，他们继续抢救半小时，半小时后病人没反应，就放弃。大嫂伸出手，朝着门口的方向在空中抓挠。安，快去，叫爸爸回家，我们回家，你们不要抱着我，你们抱着我干什么，你们这些人，你们，抱着我干什么，安，你怎么站着不动，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大嫂的嘶喊最终变成了哀求。姐从后面环腰抱住大嫂，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不动。

　　两个小时前，一位老医生从监护室出来，说大哥背上那个肿块得彻底清除，他们没这个技术，得从市里叫医生上来做手术，当然这笔钱，我们得另外付，我们同意的话，他们就安排叫人，一个小时医生就能到。医生说，从大哥被送进ICU，他们就一直在组织抢救。老医生向我们说起溶血，说起脏器衰竭，说起手术哪怕成功，病人也可能因脏器衰竭死亡。

　　凌晨两点，一个年轻人在侧门一闪，进了监护室，片刻之后，年轻人在老医生陪同下出了监护室，身上已经穿上白大褂。年轻人告诉我们手术的关键，已经出现溶血，这些我们不懂。我们只听懂了风险，大哥可能死。我们把包好的钱递给年轻人，年轻人把钱装进口袋，进了监护室。之后不久，年轻人同样在侧门一闪，他已经脱下白大褂，从侧门离开。

　　在这里，生命脆弱而偶然。我听见，浩大的夜风从远处吹过来，拍打低处的云层、城市的楼房和树。风吹进窗户，卷起地上的纸屑。一个偶然出现的陌生人能改变什么？他的身影来去匆匆，我怀疑，他们其实更知道，当生命的大门缓缓关闭，一切都是必然。

　　大哥的遗体被推出铁门，他进去的时候坐着，出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担架车上。安看见大哥，身体滑向地面，痛哭。我和姐夫一左一右扶着她。我看见，大哥的双眼紧闭，再也不会睁开。我意识到这一点，左边肋骨一阵刺痛，我弯下腰去。大嫂在接待室里的哭声已经嘶哑，姐抱住她，不让她出来。

　　殡仪馆的人来了，为大哥穿上寿衣。大哥的身体被不断翻转，后背露出那只挖开的血洞。你们轻一点，别弄疼了我爸。安哭喊道。我们跟在大哥的遗体后面下了楼。殡仪馆的车等在门口，我们烧化香烛纸钱，风卷起纸钱的灰烬。大哥的遗体被搬上车，然后车门关上。

　　一个生命这才完全堕入黑暗。

　　六

　　剖不剖？你们商量好，要快。女医生扫了我一眼，尽管一脸不悦，但她已经没时间继续训斥我们。我的建议是马上剖，流血太多，产妇和胎儿都极度危险。叫你们静卧，你们偏要走动，还上下楼，搞成这样，出了事你们自己负责。女医生还是没忍住。我走进待产室，掀开隔帘，看见希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几缕头发贴在她脸上。床下是希脱下的衣物，被血浸透的衣物一片殷红。旁边的仪器在测胎动，声音像闷鼓，又像呼呼风声。

　　刚才我们从家里回到病房，希说要上卫生间。我放好坐便器，扶她坐好，关上卫生间的门出来，听见希在里面一声呼喊，我拉开门，看见卫生间里一片血光。这是大出血？我不知道。但我能想象，血如何倾泻而下。一片血光里，希浑身软下去。

　　一个月前的保胎，她的孕情其实已经大为好转，没再流血，羊水恢复正常，胎位没问题，胎盘上升了一点，尽管只是一点，医生说，乐观一点，不排除顺产的可能。我们松了一口气，想只要能撐到足月，必要时就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一星期前，希再次流血，我们立刻住进医院，还是保胎，止血，打针，催肺泡成熟。医生说希必须静卧，不要轻易走动。正是九月初，天气炎热，医院里晚上蚊子成群，风扇对着吹，又怕着凉。这是产科病房，孕妇的呻吟叫喊和婴儿的啼哭此起彼伏。希住到半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法入睡。她终于熬不住，提出回家。医生说保胎离开病房，太危险，但希坚持回家。之后希白天输液保胎，晚上回家，一连几天没事。直到这一天，血从她身体里喷涌而出。

　　剖不剖？我问希。希抬眼看着我，不说话。我知道她意思，胎儿没足月，生下来危险。可她要孩子，哪怕不要命。自从确诊胎盘前置，几个月以来，让我深夜从梦中突然惊醒坐起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时刻？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剖。我终于决定。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姐，告诉她希要生了，让她立刻过来。胎儿没足月，生下来就得进保温箱，我忙不过来。女医生和护士进来，把希推出待产室。

　　产房在住院部四楼。医生从窗口递出风险告知，我拿起笔签下名字。我没看内容，看了又怎样？希被推进产房，大门重新关闭。我和姐在产房外等候。我知道，希会先被麻醉，失去痛觉，然后在腹部剖上一刀，取出孩子，缝合，留下一道疤痕。我还知道，四楼上去是五楼，五楼是重症监护室。一年前的夜里，大哥在那里死去。我说过，在这里，生和死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产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产房的铁门拉开，护士推着婴儿车出来。是个男孩，护士高声说。我迎上去，看见婴儿车里是一团皱缩的皮。他在啼哭，手脚乱动。他的哭声响亮，像受够了委屈，终于可以哭出声来。大人呢？我问护士。大人没问题，等下就出来，护士说。

　　姐留在产房外面，我把儿子送到新生儿科。医生提起儿子的脚，称重，量身高，做标记，放进保温箱。我回到产房门口，产房里没有声音，没有医生匆忙进出，没有仪器发出的尖锐的滴滴声。我不着急，我坐下来等待。

　　七

　　后来有一天，大嫂对我说，她后悔当初把大哥送进重症监护室。我明白她的意思。面对生死，我们什么时候该用力，什么时候不能勉强，不一定能由着自己。如果能站远一点来看倒好了，站远了看，单个生命会融入无数生命，个人的悲喜会消释得无关痛痒。可你没法站远了看，你身在其中。

　　所以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对我儿子说，好好活，你妈生你的时候，差点把命丢了，就冲这一点，你也要珍惜你这副身体，这是对你妈起码的尊重。你不是你爸你妈的私人物品，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由你自己决定，但前提是，当你准备伤害它时，先想想你妈。同样你要记住，你妈生你不容易，你不能长大了，就把你妈往死里气，你要敢这样，我第一个收拾你。

　　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对希说，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差，正常的话我会死在你前面，第一你别哭，每个人都有一死，时间迟早而已，像草木荣枯，没什么可哭的，管自己好好活。第二别让不相干的人碰我，不能把我翻来覆去，像翻一堆沉重的肉，也别往我身上插管子，我只希望干净体面地死去。第三如果我还能动，我希望你拉着我的手，挑一个地方坐下，让我安安静静回想这一生的爱恨和悲欢荣辱，看着它们在眼前烟消云散，就很好。

　　近年来，我的胸肋常常无端疼痛，严重时像根尖刺插进胸口，我站着，疼痛会让我突然弯下腰身。一位老中医为我把脉，说我脉相虚浮，是肝气郁结，痛在胸肋，此后凡事看开一点，朝好处多想一点，对病有好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做起来却不容易。那些生命里看过的生老病死，经历过的绝望和哀痛，要完全消化，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去给大哥上坟，当所有人都离去，我留在最后。我抚摸大哥粗粝的坟头，咬住嘴唇，不让哭发出声音，那时我听见，我的肋骨发出一声尖利的脆响。

　　看来，平复关于生和死的情绪，我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