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威廉·希思所作铜版画：一位女士看到放大镜下的伦敦饮用水后吓得杯子都掉了。如果一个现代人回到了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那个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古板的绅士和女士？他们优雅的举止？还是帝国的赫赫声名？不，都不是，是笼罩整个城市、无处可逃的臭味。越接近泰晤士河，污水的恶臭就越强烈。
1858年的夏天格外炎热，泰晤士河畔完全不能待人。议员们在傍河修建的威斯敏斯特宫坐立难安，用再多的香水喷在手帕上捂住鼻子也盖不住臭味。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本想到河边散步，结果没走几步就被臭气熏到折返回来了。媒体称这场城市灾难为“大恶臭”。一个大都市的公共系统出了问题，遭罪的总是市民。在19世纪的伦敦，落后的污水处理系统就给整座城市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 霍乱的源头 |
19世纪初，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1801年，这里生活着逾百万人;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多。因此，每天涌入街道和下水道的排泄物大量增加。人口密集加上卫生条件差导致疾病肆虐，贫困社区的情况更是严重。1830年，伦敦有半数孩子活不过五岁，这甚至还没到1832年伦敦第一次大规模霍乱暴发的时候。
19世纪初，一种前所未闻的疾病从印度传入欧洲，并引发了一场可怕的灾难。霍乱席卷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伦敦人痛苦地死于霍乱引发的疾病。没人知道发病的原因以及传播渠道。崇尚科学的人们试图用古希腊的瘴气理论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很多疾病的根源在于空气被有毒物质污染。伦敦许多地区充斥着排泄物和腐烂的气味，空气确实称不上“健康”。
事实上，恶臭已经让居民饮用水从生命之源沦为万恶之源。起初，伦敦家庭的排泄物被储存在同时作为厕所使用的污水池中（1810年大约有20万个）。晚上，这些排泄物会被运到农村用作肥料。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郊区变得越来越偏远，运输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费用也越来越昂贵。市民负担不起排污费用，污水池里的排泄物得不到及时清理就开始溢出。恶臭的黏液淹没了地下室，渗入土壤并污染了水质。19世纪中叶，卫生情况逐年恶化，市政官员和市民们担忧不已。
此时，霍乱已成为欧洲大城市的真正灾难。许多医生确信，根据古老的瘴气理论，人们因为吸入有毒空气而被感染，因此没有必要阻止身体排出这些毒物。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注意到，霍乱影响的不是呼吸系统而是消化系统，他同时提出感染是通过水传播的。
1854年霍乱再一次暴发时，斯诺在苏荷贫民区寻找感染源，采访当地居民并将数据标注在地图上。他发现，病人大多是那些从布罗德街水井取水的人。原来，这一切都始于该地区的一位居民为患有霍乱的儿童洗了尿布，然后将污水倒入污水池，污水渗透到水井中，最终导致了悲剧。他还发现，霍乱病例的多少取决于当地自来水公司是否在泰晤士河下游取水。然而，斯诺还没来得及作进一步研究，就在“大恶臭”出现的前一个月死于中风。最终，他的理论在科学界仅得到了部分认可。
| 传染病温床 |
19世纪30年代，伦敦开始流行抽水马桶和冲水便器。早在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就发明了欧洲首个抽水马桶。不过，直到18世纪末，他的发明经过改进后才开始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中。用上这种马桶，排往污水池的排泄物就更多了。早些时候，将家庭污水排入全市下水道系统是不被允许的;19世纪40年代以后，政府开始允许甚至规定必须排入下水道，于是大量粪便通过地下管道涌入了泰晤士河。
1858年《笨拙》杂志讽刺漫画：“母亲河”泰晤士河给伦敦带来了自己的“ 孩子”——白喉病、结核病和霍亂。
约翰·斯诺医生伦敦当局看似解决了臭味问题，实际上却是创造了灾难的根源。被污染的泰晤士河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下水道，并进而成为整个城市暴发传染病的温床。记者索尼娅·沙赫写道：“每天两次，当泰晤士河北面涨潮，下游退潮时，排入河流的污水就会直接流向为市民提供饮用水的取水管。”
“大恶臭”出现的三年前，著名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乘坐轮船沿着泰晤士河航行后，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城市河流状况的文章。他写道：“透过水面可以看到一团团脏东西。”他预测，下次夏季到来时，城市当局将为他们的不作为付出代价。
1858年，他的预言实现了。那年夏天异常炎热和干燥，白天的温度有时超过38摄氏度。泰晤士河水位下降，河床上裹着厚厚的污染物，在烈日下分解并散发出难以想象的恶臭。伦敦人惊慌失措，预感到一场可怕的瘟疫即将开始。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写道：“来自河岸和水本身的恶臭如此强烈，即使是身体强壮的健康人也会因此呕吐甚至生病、发烧。”城市陷入困境，主管部门却始终无法解决问题。这时，一个拯救城市于水火之中的人出现了。
| 下水道工程 |
1845年，工程师约瑟夫·巴扎尔盖特在伦敦政府污水处理委员会找了份工作。1852年，前任总工程师因过度疲劳和神经紧张殉职，巴扎尔盖特接任成为新的总工程师。此时，该委员会已经召开过六次会议，但没有一个城市污水系统重建项目获批。
1856年，拥有更多权力的首都城市工程委员会成立并取代了污水处理委员会。巴扎尔盖特被邀请到那里，还是当总工程师。他明白，只有彻底重建整个下水道系统并把下水管道通向城外，才能使伦敦摆脱脏乱差。不过，这个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
正如当时的玩笑话所言，是恶臭帮助了立法者集中注意力。巴扎尔盖特的提案以火箭般的速度在两周内获得议会批准并立法实施，工程师获批30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93亿英镑）。
巴扎尔盖特开始了大规模施工，一方面建造新的下水管道，另一方面将伦敦全市的污水系统整合起来。他和他的团队铺设了总长132公里的下水主干道，这一管道与泰晤士河平行，从西向东延伸，同时能把河里的污水排掉。另外，他还修建了总长约1800公里的市内下水管道。巴扎尔盖特率先在建筑中使用了防水硅酸盐水泥，这种水泥现在很常用，但在当时非常稀罕。
维多利亚堤岸由巴扎尔盖特设计，下设污水集流管。
克罗斯内斯泵站建于1865年，配备了四台蒸汽泵。巴扎尔盖特设计的下水道系统总共建了四个泵站，其中克罗斯内斯泵站和阿比米尔斯泵站修成了异国风情宫殿的样式，是真正的建筑杰作。克罗斯内斯泵站的四台大功率蒸汽泵分别以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亲王、继承人威尔士亲王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的名字命名。1865年，威尔士亲王为泵站举行了隆重的启用仪式，并为500名贵宾安排了泵站一日游和华丽的招待宴。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们由此悟出商机，之后多次举办盛典都把地点定在了泵站。
建筑成本迅速攀升，早已超过了最初划拨的数目。巴扎尔盖特下血本修建的是维多利亚堤岸、阿尔伯特堤岸和切尔西堤岸。此外，他还沿着泰晤士河在堤岸下面铺设了宽敞的下水道。伦敦河岸街连接着城市商业区和政治中心威斯敏斯特，总是交通拥挤、人群密集，宽阔的堤岸修成后还能为河岸街减轻人流负担。
流入下水管的污水流向城市东部，接近泰晤士河入海口。它们流进污水池，在特定的时间通过潮涨潮落被带入海里。然而在1878年，往泰晤士河倾泻污水时发生了一场悲剧：“爱丽丝公主”号客轮与一艘运煤船相撞并沉没，逾600人死亡。人们怀疑，如果不是吸入了被污染的水，死者不至于这么多。悲剧发生后，政府修建了废水处理站，将污水进行处理后再排入河中。
1878年， “ 爱丽丝公主”号与运煤船相撞。
維多利亚堤岸上的巴扎尔盖特爵士纪念碑与此同时，伦敦的环境开始有所改善。19世纪60年代中期，消失多年的鲑鱼重回泰晤士河。尽管伦敦无法避免又一次霍乱的来袭，但这次疫情夺走的生命比前三次都少得多。1875年，巴扎尔盖特设计的污水系统全部建成。1892年，德国汉堡暴发霍乱，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警觉——汉堡作为主要的港口城市，疫情极有可能通过货船传到伦敦。结果，大家所预想的疫情并没有发生，这主要归功于巴扎尔盖特修建的下水道系统。
1874年，巴扎尔盖特被封为爵士。记者约翰·多克塞特写道：“这位才华横溢且富有远见的工程师可能比维多利亚时期的任何政府官员都做得更好，他挽救了大家的生命。”截至目前，巴扎尔盖特建立的下水道系统仍是整个伦敦下水道系统的基础。伦敦人沿着他设计的泰晤士河堤漫步，在维多利亚堤岸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因为他是伦敦当之无愧的功臣。
[编译自俄罗斯《环球》]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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