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最初（1982年）是从当代文学评论家雷达第一本评论集《小说艺术探胜》中得知“京郊麦子店”这个地方的—在他评论初期的许多文章，尤其具有一定篇幅的文章中，末尾都标明“写于京郊”，“后记”也是标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记于京郊麦子店”。 1970、1980年代，雷达在北京东郊麦子店安家。在家写作和在别处写作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标明文章写于何时何地，开始我只看作是文人的一种雅癖，一种行进中的生命和精神刻记。可对于具体的作者，情形不会这么简单，还包含此时此刻的时代社会状态，家庭状态以及精神状态，包含基于某个时间节点—精神节点的连接。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弄文者，我只是判定“京郊麦子店”是雷达家地址。雷达在京郊麦子店诞生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根本想不到日后有一天我会到家做客而行走于京郊麦子店大地；而且京郊麦子店成了与我心灵呼应的一个节点，并汇入了我的中枢记忆，一触及“雷达书房”信息，自然联系上了麦子店。
雷达已逝（2018年），睹物而思人，在我倒真的从相关文章和照片中寻思其所隐含的时代社会状态、家庭状态以及精神状态。这既是一种追记，也是我的一种精神补课吧。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正是某个时间节点，让一个地方和时代在人的心中得到激活。我的“京郊麦子店”忆绪也是这样被激发的，自然，每一次激活不由自主会偏重—有选择地叙写（流淌）某个方面。这也就构成了我“这一个”对京郊麦子店的多维记忆。自然，其核心构件离不开当年雷达和他在京郊麦子店时的情景。
1982年我开始跟雷达先生通信，共同探讨当代文学（前后延续近四十年）而建立了笃实的友情。五年后雷达邀请我于1987年9月中旬到他家做客。从此，京郊麦子店于我更加亲近、立体和充实起来，并进入了我的生活和记忆。1987年9月，京郊麦子店于我由想象而现实，由生活现实而精神现实（后来数次非经意的叙写即多维性追记就是精神现实的体现）。
雷达仙逝已五年。回头检视，数次不同时段的“京郊麦子店”叙写，定格的“此景此情”，也折射了我不同的精神状态。蓦然回首，人去物非，我们历经了时代、社会及人生的巨变。
二
我自2020年10月入住距县城六公里的梅水乡洋田村新宅，一晃三年；因找资料，2023年5月9日我回县城昌盛路原住宅，意外看到1987年我寄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大队” —给父亲的一封信，向家里报平安（父亲2004年去世，我清检他的遗物时有意保留）。跟当今城乡面貌相比，从信封到信笺都折射了我们这代人曾经的时代，也保留了初次赴京的一些日常细节。那时只有单位有电话，且控制较严，通信是当时坊间最常用的通联方式。
我在2018年写的 《戊戌清明送雷达》（载《中国作家》纪实版2019年第1期）对我与雷达先生三十六年交往和友情进行了深情的回溯。我奔赴北京送雷达最后一程，回到家里便着手写这篇文章，不时翻看雷达的信，思绪滔滔不可抑止。拙文回忆1987年9月从赣南上犹到北京麦子店雷达家做客的情形—
1987年9月14日（按：当年我从北京回到赣南上犹的家才展读这封信的，也表明1987年9月上中旬我已在北京雷达家里）他写信邀我来京：“你到北京，我们好好聊几天，你就住在我这儿，有自行车，我们可以出去玩。至于南京或不去，我尚未定，也可能不去，等你。我因母病，20日左右去陕西，在那里一个礼拜回来，也可能把母亲接回。等回来再联系。希望回来就能看到你的信。”同年9月1日他的信：“这次总算在长安众友人的帮助下，把老母接回北京。因母病重，我这月笔会、讨论会之类皆不想去，打算一一辞谢，这样，我也可以专心等你的到来。”“你何时来，请发电报，发到家中即可，我定会去接。假若万一出现差池，你下车后，可乘九路汽车，到大北窑下车，然后转402路汽车，到长城饭店（亦即亮马桥下车）……”
这样我从家里（赣南）出发，乘长途汽车到南昌，从南昌文友那里拿到火车票，登上火车。这样的远足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我心潮澎湃，坐硬座也满足。我无从想象那个地方，但我坚定地奔向那个陌生之地。那天清晨到达北京，出站时东方微红。我按着他信中提示连转几路公共汽车，找到了他在京郊麦子店（他的前期许多文章都有“写于京郊”字样）的家（后来他的家搬到安定门外东河沿再搬到华威北里），这样我们由通信几年第一次见面。我脑中留下了京城扩容前城乡交接的郊区印象。我也没有料到，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临京郊麦子店……
2018年4月3日下午，雷达岳丈家的几个亲人聚集客厅，他们或许以前来过昨天来过，今天再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生离死别，上天让大家在今世相逢，他们也是做最后的送别。他们都有五六十岁了。嫂子向娘家人介绍了我。
他们中有人记起，问我：“你是从江西来的？那年是你担着行李一家一家敲门，是我们把你带到雷达家的。我有印象。”我说是。当年雷达岳父他们在场。三十一年了，他们还记得我是雷达在麦子店时的客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乡村，何况住了四五天，乡人就记住了，他们把我也看作村子的客人。这是山乡常情。那年那月，赣南的橘子、板栗和晚花生刚上市，新鲜，北京市场不缺这些农产品，我以此表达诚心，自然也表达赣南的乡土之情。乡土之情把我們维系。
雷达1987年11月5日的信说，“我们初次见面，但已很知心”，“我很庆幸有此良朋。我们的友谊应该永远长存，你的性格（持之以恒）决定了这一点”。
他们也没料到，我们又见面了。
在这样的场合重逢，“京郊麦子店”成了一个节点。在乡村，一家的客人就是全村的客人，只那么几天我就被乡亲记住了。麦子店乡亲一席话如同锃亮的灯，拂开了我对麦子店的记忆。
我给父亲的这封信也印证了《戊戌清明送雷达》一文的相关内容。
三
1989年4月中旬，我写了散文《京郊之恋—与雷达的第一次相会》。距1987年9月不过一年多，但有了积淀，我觉得，应该用文字表达这次“麦子店”相会，记下当年在雷达家的所见了。这次我围绕文学写作和思考而展开。我无目的而合目的地写下了京郊麦子店和雷达家的“风貌”。这篇散文是这样的—
我没想到，下放十来年回城当工人—自己走向壮年之际，还能到北京，第一次来东郊麦子店。这是一九八九年深秋。北京，也许今年还有机会；而麦子店，怕是个永久的，既是开始又是结束的告别。那个朝阳区麦子店清静而宽阔的一隅，在以前我平时读到你评论文章末尾“京郊”或“京郊麦子店”而不断引燃起对那个神奇地方的向往。一旦我们形影不离漫步在清凉的夜空下，星汉灿烂，大地无边地静穆。我记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
踏上京郊宽展的柏油马路，城市旋律的滚动已经微弱多了。北国农村苍茫而雄浑，不像南方山地那样玲珑小巧而逼仄。当我叩响了一个四合院又一个四合院，最后还是踏上了一个四合院。
院内一株梨树一株枣树，叶子已稀疏丁零，仍是老到的苍绿。这时节要是在南方则婆娑多了。枣树顶端缀着少许金果，地上铺了一层树叶。那半高不矮的院墙石块参差，一定是你们亲手堆砌而起的了。院子门口有座大磨盘（你评贾平凹的《模式与活力》大概由此而引发的吧）。透过正房清净的玻璃，我和你都一同被第六感官所感知（四五年信件的交替心灵的传导使我们未面先知）。你起身向我走来，宽厚真挚地微笑。手是温热的，厚实头发铺着一层疲倦，双眸在茶色镜面后边聪慧深沉地发亮，西北的鹰之影山之魂在我面前一闪即逝。我什么也没想。我又回家了！
抵达北京郊区的第一个晚上（按：应该是我到雷达家第二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因雷达出差石家庄，我在他的书房睡。上午我凭雷达信中写明的抵京后到麦子店的路线图，又自个儿对照北京地图乘公共汽车逛天安门广场，下午回来看见了雷达。我连续两天上午自个儿进城逛。后来雷达放下一天陪我游北海公园、颐和园），你说，不要这么早睡，咱们到外面好好聊去！于是，我们便沿暗苍的马路，走向两里外的莫名湖。没有路灯。四周已躲进深广的浩渺，星光熠熠之下，黑苍苍。车少人也稀。走近那个正在建设中的莫名湖。亭子、栏杆、湖堤、游艇，疏落的白色小巧房子，全倒影在黑亮的水中。湖水像姗姗醉汉，推搡着小船，又像对情恋依依的情人，依偎着大地。北京进入九月，风开始凛冽了，冷峭紧逼。湖水沉沉地拍岸。你说，平时你总是一个人或下午或晚上来这儿漫步，孤寂寂一人，没有目的，没有构思，什么也不想，脑子里一片混沌，即使是冬天，也是这样。我立即记起你写的《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里面描写的，不正是这乡土一隅？里面跳荡的不正是从这里广漠时空孕育的灵魂？低矮的土屋四周刚浇过水的菜地，在阳光下镜子似的闪烁，流水淙淙，浓荫匝地。你感到你和你的自行车像奔驰的骏马。在城市你感到周围景观与你对立，在乡下你感到周围与你亲和。你是个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啊。
何止是这一篇文章，你文学评论的起步，长风进击，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每一次较大的文评的出击，不正受助于这里的推动？我们的影儿连成一片。谈当代文学，谈新时期涌现的众多的作家，谈文学发展的潮头。我们谈得多、真而且深。我觉得自己像是多年扎根此地的白杨树，默默观看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华春实秋，一个风尘仆仆的、不无焦躁的身影，在这里寻找和走向旷漠、雄浑和孤独，然后饱含京郊无垠的时空，沉潜心府。于是，又开始了新的、不停顿的出击。文学需要硕大的时空：自然和心灵的，后者得由前者营造。难怪歌德向往纯真的自然，列夫·托尔斯泰、福克纳都沉湎山乡。京郊麦子店—莫名湖，评论家的摇篮。你一次次的躁动、激奋、冲动和文学的创造，都在这里得到陶冶和滋润。
你屋里两株君子兰更秀挺更高洁了，屋外的梨树枣树更苍劲了，在那个宁静的四合院，在那个宁静而喧腾的莫名湖。你卧室床头贴的“平和大涵之心 天马行空之志 霸悍大方之文也 雷达先生 长安平凹”的潇洒逎劲小条幅，你写字台前贴的钢笔蝇头小字“当我像嗡嗡作响的陀螺高速运转时就自然排除了各种干扰、恐惧和烦扰（居里夫人）”，于是都成了你精神的船帆，成了金石而掷地有声。任何人心灵的骏马驰骋都要有一隅平地与之相适应，它是急进之中的缓冲。如此，拓进前的准备，世事骚扰的逃避，心力意志的重新凝聚，如此，浩荡文章才水到渠成展开。这里成了我心中常悬的油画。
后来不久你写信告诉我，你们已经搬进京城的十层高楼了。你说“京郊”没了，是说再也回不到与文思凝聚喷涌的相适的那种旷漠和孤独中了。我心里却油然涌起甜蜜、温热的震颤。你没忘记，你怀念着那里啊。我真为你高兴。你面对八面来风的窗口，不正也可以在心田营造一个如同广阔京郊的去处？重建一个乡土的温柔之乡？那里，你是住得比我长久，可对此记忆未必有我永恒。
哦，京郊，京郊……
四
我写于2002年4月8日《再会雷达》一文开头仍回顾了“1989年9月”到雷达家做客，踏访麦子店的情形，内容有所拓展，写了他“当下”的思虑—
二十多年来我与雷达联系频频，但我俩相会的次数并不多，可每次都能形影相随几天。我接触了一个评论家雷达，散文家雷达，古玩家雷达，性情中人雷达，师友雷达，北方汉子雷达。
1987年9月，他约我去他家做客，往返路费他负责一半。信上他画了一个简图，乘几次公共汽车，转车，再转车。那时他家住在东郊麦子店，属乡村地段，自做的小四合院。这是我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会面。因车次弄错，他去车站接我不着，又被石家庄作协拉去开会。他夫人接待了我。第二天他趕了回来，瞧瞧我点头说：“你是个好人。”由于经常性地通信，我俩一见如故。他陪我游故宫游北海，在路边小店用餐。他要我点菜，我点了两个说已足够，他大笑，并为我不会喝酒遗憾。他嘱我白天别待在屋里，到外面走走，感受北京，感受城市。晚上我俩披着星光顺着柏油马路散步去附近的莫名湖畔。时值深秋，湖边清冷。他说平时他一个人到这里散步。其时他正冲向评论的峰巅，他情感气势融为一体的文学评论令文坛内外关注。他谈文坛，也谈单位的分房，谈家庭琐事（不久他家就要搬进城里），谈的最多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是写学术著作还是继续追踪文坛。他常常为“下一步”而思虑。他不是那种学院式的评论家，他偏重情绪、感性和审美感悟，因而他真正的下一步都往往背离了事先的设计，不过最后还是回到评论上来。对生活的热情、对创作的关注，不断地激发他的才情智慧，写出许多令老中青作家都能赞赏且有一定精神深度的评论文章。……
后来雷达又搬到京城的华威北里，作为与京郊麦子店的比照，文章也是點明跟1987年赴京与雷达相会一事相连接。我再录2002年写的《再会雷达》一段内容—
2001年7月8日，我从俄罗斯海参崴观光返回路经哈尔滨到北京。电话中他嘱我在车站出口处一定别走，他来接我。那几天燠热。那天我立在出口处，人潮如涌，一拨又一拨，不见雷达。同行的几位江西作家也帮着在附近寻找。我也离开出口处一会儿，后来还是回到出口处等待，他果然从地下商场一路叫我的名字过来了。
这次他又搬了新居。他同儿子住，一家五口房屋设置合理，他住一边，有卧室，书房，会客厅。会客厅摆放几十个古代陶罐，书房的书架、床头柜上仍放着古代陶罐。离上次（1987）到他家一晃十四年。
自然，我们都谈起了各自的写作，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几次组稿，准备出版他的新评论集，他一直打不起精神。于是我俩找出登他文章的书报样刊，剪辑起来，归了类。这活干到第二天上午，辑录文章八十二篇。他推掉几个要他参加研讨会的差事，陪我。当他听说我还没坐过地铁，便同我去乘地铁。他对马家窑彩陶着迷，翻有关专业书给我看。他还迷过一段化石，对化石有过一些系统研究，在《化石》杂志上发表过专业论文。他认为遥远的原始思维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思维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语码联系。对这些我了无兴趣，一窍不通，不能与他对话。而他从这些古朴的彩陶汲取生命的活力。
这本集子，就是《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雷达寄了我一本。那几天我亲眼见他不怎么熟练地用电脑打字。我再录《文学报》2003年2月总1376期“作家书斋”（徐福生摄，雷达文）的相关图片和文字—
书房比卧室、客厅、厨房都更重要，因为待在那儿的时间最长，它是文人生命形式的外化，是其生存意志的客体化。有很多人为一辈子没有一间自己的书房而怅然若失。
两年前我搬家，平方米有所扩大，于是雄心万丈，决心搞一间藏书分类最科学化，使用效率最大化的新型书房。开始分类还好，旋即发现数不清的书像挥之不去的海浪层层压来，我终被淹没，只好挺直发酸的腰，抱起顶到下巴颏的一摞摞书，赶忙往架子上一推了事，管它是杜拉斯还是张爱玲，管它是四书五经还是百年孤独。我有句口头禅叫“完了再说”，它使我在做不好事情时找到缓冲，这辈子它帮了我很大的忙。事实却是，许多事完了也就完了，再说的时候极少。这是否近似于佛家的“不了了之”。
我书房的最大特色，恐怕要数书架、床和电脑三位一体了。也就是说，坐着读累了，可卧床读；半醒未醒之际，灵感来了，就一骨碌翻起来，在电脑前乱打一通。这一结构模式是我经过多年摸索才悟出来的。真乃懒人有懒法。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主要还是惧怕遗忘。此法本绝密，现在首次披露，凡照此办理者，得了好处，莫忘我的指点之恩。
然而，房子毕竟太小了，需要阅读的书稿毕竟太多了，尽管我以三位一体模式抗衡之，仍收效甚微。当今之世，印刷笔挺的杂志，版页越来越多的报纸，还有弯不动的精装书，都快壅到我的脖子上了，我真想挖个孔喘一口长气。何时才能告别丢三落四，捉襟见肘，望书报兴叹，思文债攒眉的日子？不知坐在硕大“老板台”前和可供百人跳国际舞的大办公室里的总经理有此烦恼否？
这是雷达又从北京“东河沿”搬到华威北里的“书房写照”，其书房的摆设印证了我在《再会雷达》的所写。图片和短文，像本文开头说的，凸显此时此刻的“时代社会状态，家庭状态以及精神状态”。我曾在他华威北里新居的书房住了几天（2001年7月），而见证了“此景此情”。
五
我给父亲的这封信构成了比照“京郊麦子店”的另一维度。信是竖式信封，竖行，从左而右：“江西省上犹县沿湖乡转? 李祁先生 收?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大队李。”
当年（1987）我家已从下放地搬到离县城五公里的沿湖乡，与乡政府相邻，小地名叫窝子岗。如今沿湖乡并入县城东山镇，成了湖边景区。而雷达家所在的麦子店也曾是北京郊区农村，当年仍流行人民公社时代的“大队”名称。人们常说“时代巨变”，几乎成了句应景之语。其实新形态社会在初始，坊间仍留存前一社会形态（包括生活用语）的巨大烙印，只有在不经意之间以曾经之物印证今天的世态演变，才会突然感喟真实的时代变迁。人一不小心就跨越了不同的时代，而同一个人也许已从人世隐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父亲2004年去世），但留下了时代转轨的尾巴。写信的我恰恰还是以此信印证了“时代巨变”（如今雷达兄也走了）。
信纸抬头是“江西省上犹县文化馆”，表明当年我已从水泥厂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信是这样写的—
父亲大人，您好！
儿已于11日凌晨四点半，上午八点多钟到雷达同志家里。他们一连三天都到火车站等我，但没等到。今天雷达同志因事开会，他爱人及他母亲、小孩、他姐姐在家。我们都不认识的，一问马上就熟悉了。我住在他家。
他家也基本上是农村（郊区），上班要骑自行车。北京的四合院，房后是一条柏油马路，车来往，除此就很静了。他家里也很简单，摆设简雅朴素。
八日上午坐车到赣州，晚上坐夜车到达南昌（第二天凌晨二点多），从售票处看，三天的票已售完了。上午我去省文研所的何老师处（按：何渊耀，当时江西《文艺理论家》杂志主编，发过我的评论文章），他早给我买好了卧铺票，8日还打电话到上犹，问我来了没有。所以，9日晚上6点多我又上火车。卧铺一人一个铺位，不用挤，我在火车上休息了一两天（在火车上一天两夜）。
因还没见到雷达，还不能确定何时回家（按：当时雷达赴石家庄参加会议）。谨先写信告示家中，以免大人们牵挂，也顺告给世兰、龙生、新生他们。
北京这几天转凉，可能我们南方也是一样吧，请保重。
祝大安
儿 伯英
当时我具的仍是户口名字。没写日期，应该是1987年9月12日。因雷达不在家，我在他书房的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在他书房写下这封给父亲的信，向家里报平安。寄出信，我照着雷达家人嘱咐，乘公共汽车转车再转车到天安门广场一游，在天安门广场留了个影。下午按原路返回雷达家，我看见了客厅里的雷达—雷达也看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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