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3月，江西省当代文学学会第二十一届学术年会上公布2022年“第二届江西省大学生文学评论大赛”评比结果。江西省大学生文学评论大赛由江西省当代文学学会、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创作评谭》编辑部联合举办，面向全省各高校在校学生（含本科生、研究生），每两年一次。本刊特刊发部分作品，以作鼓励。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进城热潮席卷中国大小乡村。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城市与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相互碰撞、交融，“乡下人进城”是20世纪以来延续至今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文学领域，作家纷纷将笔触投向乡下人进城后生存境遇的两难选择，形成动态的城乡叙述体。其中，处于城乡交叉空间的乡村女性是作品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形象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中看似中性化的‘农民形象，也只是男性农民形象。而乡村女性形象即便被论及，也只是作为男性农民形象的补充、延伸，从而忽略了‘乡村女性这个特殊群体其文化身份、经验的独特性。”[1] 江西作家朱仁凤将目光投向改革开放背景下在城乡之间挣扎的女性，在其新作《近水胡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中塑造了一位处于传统乡土和现代文明夹缝中的进城女性。其中既有传统人性的书写，也有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近水胡家》从构思、采访到着手创作历时六年，入选江西省作协“风起赣鄱”原创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小说立足进贤历史，以进贤县改革开放以来，全县最大规模的近水胡家整体动迁为基础，讲述了乡村女性兰家凤进城、创业、失踪的坎坷人生经历。兰家凤是改革开放时期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女性，她面对着城乡二元空间中不同的经济、文化结构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困境，而这困境根本上是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朱仁凤通过兰家凤命运沉浮的一生，串起了江西省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小说堪称一部反映赣地近半世纪巨大变迁的厚重作品，为江西当代文坛的女性书写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乡村传统女性的伦理困境
忠孝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与封建意识的产物。尽管中国城乡家庭关系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想的冲击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依然根深蒂固。在《近水胡家》中，兰家凤在经历谣言风波后把希望寄托于婚姻救赎；而作为乡村传统女性，遵循传统家庭秩序的她又無法合理处理婆媳间的矛盾冲突，面对的恰恰是来自传统乡土的伦理道德的压力。
（一）婚恋外衣下的另类救赎
兰家凤是遗腹子，四岁时被农民曹广德一家收养。兰家凤勤劳能干，养母节俭的习惯以及软弱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十六岁时，养父将唯一一个进供销社工作的指标给了她。当她正沉醉在进城的喜悦中时，危险却悄然而至。好色的吴主任看着模样出众的兰家凤动了坏心思，舍友也在背后恶意造谣。面对谣言，弱小的兰家凤尽管据理力争，但谣言在小县城里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面对同事的恶意中伤、吴主任的反咬一口、人们的指指点点，她只好避开人群，默默咀嚼着心里的伤痛。
来自乡村的兰家凤进入城市之后，虽然生活在城市却畏惧城市，承受着道德压力所带来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她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人总在幻想和质疑：“远方会不会有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世界呢，那里会不会有小说里描述的烟火人家呢？”[2]
兰家凤对城市的恐惧正是根植于乡土中的传统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压抑，是乡村女性在城市中因身份未知而产生的焦虑。拥有城市合法身份，摆脱道德的束缚，成了兰家凤首要的进城目标。在城市挣扎求生，爱情、婚姻成为她确证城市身份的赌注。大学生胡子安的出现，为兰家凤死水一般的生活注入朝气蓬勃的气息。但甜蜜的恋爱还不足以让兰家凤感到安稳，婚姻才是手中握得到的沉甸甸的安全感。未婚先孕为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加上了一个道德的砝码。
主动走入婚姻对兰家凤而言是爱恋外衣下的另类救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他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既允许女人完整保持自己的社会尊严，又允许她作为爱人和母亲获得性的实现。这就是周围人对她未来的设想，也是她本人的设想。”[3]婚姻，是传统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作为城市里的漂泊者，兰家凤没有明确的归属感，加之道德的压抑，进一步丧失了心理安全。胡子安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又是正式教师。她选择与胡子安在一起不乏希望被同村人羡慕的虚荣心作祟，也带有对造谣者、诋毁者宣战的意味。正如兰家凤自我袒露：“他有文化，长得好看，人又正派，如果能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自己就算是捡到了……”[4]婚姻无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场阈，使得兰家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孤独，有了新的归宿。在这一层面而言，步入婚姻暗示着兰家凤与过去决裂，是其当下相对较好的出路。但在这场有目的的交易中，乡村女性把希望寄托于婚姻真的就获得了归属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兰家凤努力追求理想生活，却不曾想到婚姻使得原本狭窄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
（二）婆媳冲突中的传统选择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新的婚姻观的确立，现代平等思想的传播，为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注入新的活力。但不能不指出，传统孝道观、婚恋观以及传统家庭观对女性的选择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胡子安希望能自由选择伴侣，单纯、秀气且同样爱好文学的兰家凤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然而，这种新的婚姻观与中国传统婚姻观、妇女贞操道德观显然是相悖的。尤其是老一辈女性长期受传统伦理文化的浸染，自觉地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标准付诸实践。婆婆赵大芹也是如此。怀有身孕而急于出嫁的兰家凤，在无嫁妆、无彩礼、无礼节的条件下嫁入胡家，但婆家却并未因此欢迎她。对外来的“入侵者”的警惕与排斥，使得兰家凤陷入尴尬的境地。
与此同时，新时期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家庭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封建传统大家庭逐步向一家三口核心家庭转变。但由于双方人事调动都不顺利，在城市刚刚工作两年的兰家凤婚后住进了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近水胡家。于是在《近水胡家》里，叙述者建构了一个颠覆传统又依附传统的空间。胡老憋因常年生病失去话语权，胡子安生性懦弱，因而婆婆赵大芹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的领导者、“资产者”。婚后生活中，婆婆时时以封建家长的身份监督、教训儿媳；而秉持着“百善孝为先”的兰家凤不敢反抗，默默忍受婆婆的刁难和欺凌。坐月子中的兰家凤被要求洗一大家子的衣物；痛经时因让丈夫端热水而迎来婆婆的一顿诅咒；除此之外，夫妻二人正常的房事常常因为母亲的故意冲撞弄得半途而废……
婆媳关系是家庭结构中至关重要的一環，婆媳问题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在父权制社会中，随着劳动分工，男性继承权的确立，第一性的男性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婆婆还是儿媳，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结构中都是他者、客体，处于男性凝视之下，承担着繁衍生息的重任。但在某种程度上，婆婆因为生育、抚养子嗣从被压抑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又获得了奴役压迫儿媳的权利。“婆婆对媳妇的压迫，实际上是男权制‘压迫女人的制度的阶序延伸”[5]，她必然会按照传统的价值标准去要求他人。同时，婆媳之间其实是一种“拟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因本身的中介性和自然情感上的排斥性[6]往往无法同一。婆媳关系中天然的血缘关系被割裂，超越了自然属性的联结，可以说是完全依附于人为的社会属性。
在胡家，兰家凤面对婆媳冲突选择隐忍，此时的她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精神资源对抗封建家长。兰家凤尽管在城市工作，但在近水胡家她很少有时间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这时的工作仅仅只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在乡间长大的兰家凤深受中国传统旧思想的束缚，保守、谨慎、小心，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遵循着传统的家庭秩序和社会规范，在婆媳权力结构中处于弱者地位，其肉体与精神上的苦闷常常被忽略。婆婆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媳妇的命运，以封建家庭专制者、封建制度卫道者的面貌出现，成为专横、粗暴、腐朽的符号存在。胡家的桩桩惨剧，无论是兰家凤的失踪、六女的跳楼，还是胡子安的性无能，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婆婆赵大芹，使其成为罪恶和惨剧的因果纽带。
二、现代进城女性的城市建构
对于乡村进城女性而言，城市一方面代表着文明、自由，另一方面也是金钱、地位等欲望生存的载体。进城的兰家凤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通过奋斗她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然而在权力资本的推动下，适应了市场生存法则的兰家凤在物欲的放逐中人性逐渐异化。在市场经济语境下，进城的女性应该何去何从，是固守传统选择回归家庭，还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兰家凤的选择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人性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一）出走“娜拉”的价值寻找
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新的生产方式冲击着传统家庭的结构，人们纷纷走出家庭进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期在广阔的社会中寻找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在《近水胡家》中，叙事者同样塑造了一位冲出家庭束缚的“娜拉”。城市物质财富吸引着大批乡村追随者。对兰家凤而言，她不仅仅想获得城市所带来物质，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取得精神上的确认，做一个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城里人。为了使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城市，兰家凤必须要脱胎换骨。
在胡家，兰家凤自始至终处于弱势一方。她顺从、听话，努力做着一个合格的妻子和儿媳。兰家凤也曾有过微弱的抗争，她旁敲侧击让丈夫向婆婆要回工资购买商品房，但由于丈夫的懦弱最后都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下，兰家凤只能囿于婆婆的控制，更不用说主动走出家庭。而后因丈夫的人事调动，一家三口终于住进了县城。兰家凤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用她自己的话说便是“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有一种获得了重生的感觉”。[7]
一个人在昏昏欲睡中走向死亡是可悲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梦醒后却无路可走。在市场化经济语境中，兰家凤走向社会后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寻路”，这比走出家门更加艰辛。兰家凤想要证明自己的首要条件便是经济上的独立。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提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8]对兰家凤而言，她想要拥有独立的人格，必须有钱，还要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抓住机遇的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摆摊单干。大多数渴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女性在打拼时很难得到丈夫的支持，兰家凤也是如此。
兰家凤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试图通过财富建构女性自我价值。吃商品粮是铁饭碗，兰家凤摆摊的决定无疑被认为是自掘坟墓。但在她的坚持下，一个月竟然赚了供销社一年的工资。尝到甜头的兰家凤，租下厂房开批发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以说，兰家凤是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2002年供销社体制改革，陆陆续续完成了人员清退和不良资产的清理。兰家凤的提前单干，可以说颇有先见之明。随着国家体制的健全，福利分房政策的取消，现代商品住房推向市场化，房地产行业的春天来了。从接工程到施工，事无巨细，兰家凤跟着工程老板们马不停蹄地学习。迎着房地产的热潮，通过两次炒地皮，她赚得盆满钵满，终于赢得了体面和尊重。
兰家凤身上有着一股强烈的求胜意志，那是一种在传统伦理道德遮蔽下的来自民间的生机与蛮性。面对强势婆婆挑衅她：“你看下老娘做的房子，柱子都有嗰样大，有本事你也做栋嗰样大的房子来呀？”[9]兰家凤的后半生都在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拓宽个人的边界。她用尽全力想要摆脱旁人怀疑的眼光，努力地证明自己，在城市物质追逐中确证自我人格和生存的独立与发展。兰家凤成功地走出家庭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后，女性意识也随之隐现出来。当谭总下药致使其崩溃后，兰家凤拼命克制自己，用玻璃碎片狠狠刺向自己的身体，她发出痛苦的呼声：“谁来救救我呀……我好想做女人呀……我要做女人……我想做女人呀……”[10]做一个女人，仅仅只是做一个女人。这种生存的焦虑来自内在性的个体经验。即便突破了外在世界的压制，女性本身的自缚仍是巨大的困境。她将自己置身于直面自我的境遇中，忍受着女性的痛苦、孤独和渴望，朝着生命本体运动前进。
（二）权力追逐下的人性异化
从摆地摊到开批发部再到房地产开发，兰家凤赚得盆满钵满，这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然而等待兰家凤的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毫无征兆地失踪。这一条向城求生之路并不是盛开鲜花的罗马大道，而是混着血与泪的崎岖小道。养父曹广德生病后曾一语道破兰家凤的性格缺陷：“往后你要看淡一些，莫把钱看得太重了……”[11]兰家凤在谣言风波后，比任何人都渴望撕下“贱人”“破鞋”的标签。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已经被消费主义的浪潮淹没。在市场经济的十字路口，兰家凤的成功与失败，权力资本都或隐或显地充当了助推器。对于大多数进城的乡村女性来说，获得权力资本、社会资本是进城的目的，但文化资本的匮乏使她们无法认清现实，在欲望的包围中难逃异化的危险。
刚刚进入供销社工作的兰家凤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权力资本的威力。女职工在和吴主任的“交往”中，从低下的地位里获得好处。副主任赵某将谣言当成真实的事件来整理材料，可怜的兰家凤在供销社体制内的权力争斗中成为“替罪羊”。
真正进入房地产事业时，权力资本再一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时，兰家凤反抗过。但一旦自己能利用特权满足需求时，兰家凤却也学会了利用，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权力者的“后门”。她用与徐总结拜姐妹的身份敲响住建局的大门；利用丈夫的副校长身份拉拢学校老师们进行投资；投标时制造假资历，找人打好关系……故事的最后，破产的兰家凤低价变卖房产偿还外债后，毫无征兆地失踪了，成为小城的一个传说……
正如鲁迅所言，出走的“娜拉”要么回来，要么堕落。乡村女性进入城市，然后走向堕落的这一设定几乎占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乡村女性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暧昧：“一面是城市对于女人的诱惑，另一面是城市对于女人的异化。比之于乡村，女人在城市获得物质和精神二者的更大自由，也获得更阔的视野和更多机会……”[12]兰家凤用权力资本铺起现代化的道路，确实获得了更多机会，但城市是否真的让兰家凤正确认识到自我价值呢？来自乡村的兰家凤，在市场经济的浸染下接受了城市现代价值伦理，这必然会和乡间的价值伦理产生冲突，当权力资本在向城求生道路上发挥作用时也势必会牵扯到城与乡的对峙。兰家凤尽管抓住了发展契机，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但在市场经济中，兰家凤的性格也呈现出冒险野心家的复杂特点。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结构，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对个人欲望进行合理化的承认。在投资中兰家凤急功近利的性格缺陷暴露了出来。她急着撬开房地产行业的大门，对于温总投资入股的要求迫不及待就答应。两次炒地皮获得巨大的利润后，有了勃勃野心的兰家凤，更是仅仅凭借他人口头描绘的美好前景便加大投资力度。在同村生意人万年青的高息利润诱惑下，融资一千五百万借出资产。随着国家出台调控楼市政策，兰家凤从一个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追求物质财富本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然而在物欲满目的城市中，传统价值观念遭到颠覆。兰家凤适应了市场的游戏规则也被市场游戏规则所异化，她是欲望时代的受益者又是欲望中的受害者。
兰家凤是个矛盾体。作为一名地位低下的乡村进城女性，为了实现目标不得不采取投机的手段。她既有抗争意识，又很容易屈服；她既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又急功近利。她的性格发展跟城乡之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历了妥协、反抗再到妥协的变化过程。小说结尾以其失踪作结，实则借此传达对物欲横流社会的一种否定，这失踪本身也是对权力话语的无声抵抗……
结 语
与同时期江西女作家相比，朱仁凤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存在。她在《近水胡家》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情塑造了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女性。兰家凤犹如大海中的小鱼，既有被吞噬的危险，也有自由的呼吸。兰家凤是个矛盾体：她传统，对现状认命却又不甘心；她抗争，试图以实现财富自由换取尊严；她贪婪、冒进、急功近利，迷失于财富的诱惑中。兰家凤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方面读者从她的悲剧中看到了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从她的失踪里折射出女性身份归属的困境，而这困境根本上是关于女性自我价值缺失的一种焦灼表达。
朱仁凤对女性的观照带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融入进贤历史，重温故土，展现了处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突围。同时，朱仁凤通过兰家凤沉浮的一生，串起了江西省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如修水利堤坝、凤凰街农贸市场建设、二中的搬迁、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新城区改造、滨湖森林公园和青岚新区的建设、近水胡家的拆迁等等。小说堪称一部反映赣地近半世纪巨大变迁的厚重作品。正如作家自述道：“通过故事人物再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真实生活，形成与现代生活的强烈对比，让人们感受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意义。”[13]
注释：
王宇：《国族、乡土与性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朱仁凤：《近水胡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84页。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朱仁凤：《近水胡家》，第113页。
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 1898—1949》，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7 页。
刘彩玲：《婆媳关系的伦理调适》，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5页。
朱仁凤：《近水胡家》，第221页。
[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环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第2页。
朱仁凤：《近水胡家》，第216页。
朱仁凤：《近水胡家》，第363页。
朱仁凤：《近水胡家》，第306页。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徐文谦、刘帆：《长篇小说〈近水胡家〉新书发布会在进贤举行》，《南昌日报》202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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