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泽楠

　　2022年度的中国散文创作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求进的态势，在承继中有深化，在积淀中有发展。散文寫作依旧延续着书写现实的主要方向，体现了文学在当下的重要情感价值与力量。同时，散文的思想性也给读者以启发与思考。

　　2022年的散文主要类型与往年相比，并无明显的变化，追忆回溯、日常生活、历史文化、情感经验等依旧是散文写作的大方向，它们反映着过去与当下、身边与远方。对于现实的描摹可以说是恒久稳定的文学命题。

　　散文作者既十分留意处于巨变中的时代，又努力捕捉珍藏于内心的个体情感，并将二者贯通糅合，旨在反映现实有情的一面，这令人动容，也倍感温暖。同时，一些作品也具有超脱性的思想，在历史现场与辽阔天地中思考人与自我、与万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深度的思考与洞见，这是十分宝贵的写作品质。

　　一、在时间的深处

　　回忆性散文一直以来都是散文写作中的重要方向，这是一个古老却充满活力的话题。回忆这一行为属于人类本原的记忆结构，它不仅仅是一种重现，更是对往事的再现与创造，体现在文学书写当中，就是作家“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1]。同时，回忆性散文也是作家与时间的一次对话，在时间的深处打捞攫取那些珍贵的情感与思想。在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中，回忆性散文兼具广度、深度与温度，既有梁衡、丁帆等老一辈著名作家和学者，也有程黧眉、卢一萍、陈蔚文、袁凌等中生代作家，书写的内容也指涉出不同的面向，包括对个体经验的追忆、对故乡集体的言说以及对未来前行的期许，其中不乏深度的思考与动人的情感。

　　丁帆在《南京风景（二）》（《雨花》2022年第4期）中，回忆了自己童年生活的城市，并以儿童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在他的记忆中，“黄瓜园”、筒子楼侧面的小山、黄泥土路、光华门、钢铁厂，这些地理坐标正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逝，一些当时“半城半乡风景早就被淹没在鳞次栉比的城市水泥森林之中”。但留在他记忆最深处的，往往来自他孩童时的经验与感知。在高高的土坡上，满天火红的彩霞与飞翔着的大雁，让他第一次对色彩产生了感觉上的悸动，杂草丛生的光华门与之后落寞废弃的钢铁厂曾经都是他嬉戏玩闹的乐园。绚烂的童年经验躺在记忆的纵深处，但现实则是许多记忆中的模样如今只能在影像中复原，“历史的风景线已经被埋葬在垂垂老者的记忆底片之中，新一代城市人对这些泛黄的旧时夕影会感兴趣吗？”这篇散文不只是对逝去风景的惋叹，而是具有更为深度的思考。它使我们意识到，风景本身就是时代的承载物与明信片。

　　而在老一辈著名散文家梁衡的笔下，则体现出他对于童年的另一重定义。《梦回塞上》是他的忆旧系列，他所谓的童年指的是“社会人的童年”，是指他走向社会的最初几年，他在内蒙古河套农村下乡锻炼，从塞外的植被身上看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时常怀念那片土地上深情且淳朴的人。《梦回塞上二章》（《北京文学》2022年第10期），讲述了一段搭车的经历：当时作为内蒙古日报巴盟站记者的梁衡去包头附近的煤矿采访，结束后他搭顺车回临河县，原本一切顺利，他领略着平坦的套区与金黄的麦浪。但车子在过河时，车轴突然断了。胡师傅去公社找人修理，留下他来照看车子。在空无一人的暗夜中，他又饿又怕地等待着。最后在寂寥的夜中，守道班热心的老人请他吃热乎的发面饼；车主胡师傅在修好车轴后，也给他带了酱牛肉和大饼，他们就这样在星空下痛快地吃了起来，麦香、肉香、面香让他久久难以忘怀。这件事用梁衡的话说，“一个敢坐，一个敢拉，最能见出世风的淳朴与人情的厚道”。这话是他在四十多年后所说，这段搭车经历却一直让他记忆犹新，也使他感受到美好淳朴的人性。梁衡的这篇散文，看似是回忆一段搭车经历，实则折射出他对纯良人性、有情现实的呼唤。

　　其次是对故乡的倾情言说，这也是回忆性散文中的重要书写面向。其间饱含着作家复杂的情感，既有对逝去事物的惋叹，也有对当前变化的触目，更夹杂着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思考。从这一角度上看，程黧眉的《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人民文学》2022年第3期）、袁凌的《返家路上的二十六条泉水》（《芙蓉》2022年第3期）与卢一萍的《已成传说的幺店子》（《上海文学》2022年第2期），很好地呈现出记忆中故乡的复杂情感。

　　在《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中，大洋彼岸满天的云霞，勾起了“我”与友人对于故乡的回忆。对于“我”来说，“故乡的晚霞，有点像少年迷恋爱情，遥远，陌生，又惊艳无常。每当天边出现晚霞，我的心竟然一下子明亮起来，像一个旅途迷路的孩子，来到心安所在”。在异国他乡回望故乡，召唤出不同代际间的记忆，也映照出东北工业的时代变迁。

　　《返家路上的二十六条泉水》与《已成传说的幺店子》中，家乡的“公路拓宽了，平台被彻底毁坏，现在那高处的来源裸露了，不过是一片尘封的灌木，泉水剩下荒芜的细流，连一个泥点也无力推倒，只能绕道而行，形成许多泥土的岛屿，似乎蛮族军队征服后的古代城市，遗民脏污面庞上的泪痕”。而幺店子这种民间非正规的旅店，虽然条件简陋，却为来自四方的劳苦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歇脚的温暖的家，也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消失。它的消失也代表了一种民间、乡野文化的消散。这种惋叹背后，是作者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思考，也寄寓着一份回不去的乡愁。

　　在2022年的回忆性散文中，陈蔚文的《回瞻与远行》（《十月》2022年第4期）别具意义。标题中所提到的关键词“回瞻与远行”，使读者思考回忆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值得珍视的价值以及它与远行又有何关联。作者从杨本芬老人的《秋园》中，获得了体悟。当一位老人开始拿起笔回忆曾经苦难的岁月，一个人的救赎才真正开始。这不仅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启发后辈与读者，我们有责任去记录下那些不曾被人在乎与重视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篇散文概括出了2022年回忆性散文的价值。尽管许多回忆文章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回忆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远行，是为了让人们不忘来路，也为了让远行人的脚步在今后走得更为笃定。

　　二、日常之所见

　　在2022年的散文创作中，有一些作家集中展示了他们的日常之所见，其中既有对陌生人或群体的观察，也有对朋友和亲人的描述，还有对日常现象的记录与思考。总体上看，这些作品往往采取一种较为冷静客观的旁观者视角，不动声色地记录着日常之所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缺乏感情，相反，在克制、含蓄的书写中蕴含着动人的情感。

　　居广东的打工作家塞壬，从她的作品《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她对于社会边缘人群的执着关注。她的写作不仅是对这些人的旁观，更是将自我置身其中。《无尘车间》（《天涯》2021年第3期）就是她作为一名女工，在封闭的工厂工作一个月后所写成的。在《日结工》（《作品》2022年第6期）中，塞壬再一次隐匿自己现实中的身份，成为一名无业者出现在长东路的日结工市场。

　　塞壬延续了一贯冷静的态度，她没有迎合读者对于边缘人群的阅读趣味与想象，而是入乎其内并出乎其外，不刻意放大苦难与艰辛，辩证地看到，“正是这样的工厂，给了太多人依靠与拯救，它给出了一碗干净的饭，不会断炊的饭”。也正是在平视的姿态下，她看到了这群人有情的一面，那种出于人性本身的仗义与理解，“我似乎感受到另一种情感。它不是来自性别，而是一群这样的人相扶着走过的人生”。

　　在河南鱼禾的《我对不起郝美丽》（《人民文学》2022年第2期）中，作者以同为病人的身份看待病房中所遇到的人，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医院中的真实场景，更看到身处病痛下的平凡人的日常。她看到医院中残酷的现实、艰难的日子、昂贵的医药费、打工者被骗的无奈。在郝美丽身上，作者也看到一种面对疾病的乐观态度与一家人的相互扶持。医院中浓缩着人间的酸甜苦辣，却也凝结着普通人的欢声笑语与温情瞬间。

　　還有一类作品，是针对朋友或亲人的描述。生于1992年的北京作者杜梨的《长号与冰轮》（《人民文学》2022年第10期）讲述了好友冰轮在选择了长号这一乐器后，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与备考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同辈人的命运对比、家里人的期待，最后在经历了被老师欺骗以及一次次失败后，冰轮成了白塔公园的一名检票员。他再也不吹小号，也对过往绝口不提。

　　再有针对日常现象的观察与记录。疫情带给人们日常的深刻变化，比如吴文君的《城市之光》（《山花》2022年第6期）与陈蔚文的《遮蔽与显现》（《北京文学》2022年第1期）。疫情下全球的书店都在减少，不少书店在疫情中关门，而书店是思想与意志的存放之地，也是独特的城市之光，《城市之光》这篇文章就揭示出书店存在的意义。在《遮蔽与显现》中，作者以口罩为视点写出了疫情时代真实的景况，包括人际关系的变化，极具现实性与在场感。文末，作者写到一对在地铁站台隔着口罩亲吻的情侣，这个画面浪漫而无奈，它带给人们希望，而“希望，总是大过恐惧的”。

　　三、身边的有情

　　关于亲情类的散文是说不尽的。江子的《燃爆记》（《广州文艺》2022年第8期）写了和母亲的真实冲突，以及作者对母亲的心疼。当“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母亲歪斜着小小的身体，不顾一切地燃起一挂爆竹，只为给远行的儿子祈福平安时，文章的情感达到了顶峰与高潮。“她多像这挂爆竹呀，早已不合时宜，其实也一无是处，可依然要虚张声势。她的心，也像这一挂挂爆竹，基本是实心的，也是沉默的。可她并非对这世界没有热情，对亲人们没有爱意。只是她拙于表达。”乡村母亲的形象非常真实，亲子之间的激烈真挚也表现得十分切肤，它与农民进城、养老疾病、伦理观念冲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与之类似的情感也出现在王胜华的《落水松子》（外三篇）（《民族文学》2022年第7期）中。身为农民的父母虽无文化，但在劳作与实践中积攒了大巧若拙的人生智慧。“最饱满的松子就会像人群中最沉默最低调的人，往往被浮华掩压在最底层”，他们以无言的行动教给孩子踏实不浮华的道理。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也正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般朴素，虽没有浪漫贴心的花哨言语，但却足够朴实深沉。

　　2022年比较独特的散文不能不提陈冲的《悲伤是黑镜中的美》（《上海文学》2022年第9期）。作为一位知名演员，她的散文写作也同样出色。她以朴素的语言、较为节制的情感表达对已逝母亲的深深怀念。她从与母亲最后的相处时光讲起，一直追溯到母亲的童年以及在母亲生命中最快乐的求学时光，其间勾勒出母亲在时代巨变中飘零孤独却又坚韧豁达的形象。通过陈冲的文字，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她对母亲的疼惜与骄傲，她没有沉溺于悲伤之中，而是像母亲一样化悲伤为力量，因为她始终相信“母亲将存在于万物中”，而悲伤也是黑镜中的美。

　　高山流水的友情叙述也是情感类散文中十分重要的话题。在阎晶明的《亲缘之上的神交》（《雨花》2022年第8期）中，文章讲到了鲁迅与周恩来之间的情感。二人虽未见过面，但却在宗族、思想、人格上有许多共通之处。鲁迅在逝世前还嘱托将蓝绒面的《海上述林》送给周恩来，而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后多次参加纪念活动，也十分认同鲁迅犀利的思想、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他对青年的提携与培养。在中南海，周恩来的书架上放着经常被他翻阅的《鲁迅全集》，甚至将它作为礼物赠予访华的尼克松，足见鲁迅在周恩来心中的地位。正如作者所说：“这就是鲁迅与周恩来之间的神交，你可以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可以说深情似海，令人难忘。”

　　在情感类散文中，还有人与动物的情感。江西傅菲的《灵猴》（《长江文艺》2022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双重救赎的故事。猎人旦春在打猎时，发现一只开膛破肚的老母猴正向他作揖求饶，这样做只为保护自己的后代。此刻，他内心的罪恶与悲悯连同个人情感的缺失一齐被唤醒了。每当他想起母猴向他求饶时，他总是特别想念早逝的母亲，这是一种跨越物种的母性召唤。在此之后他又救下了一只受伤的母猴并日夜照料。当母猴痊愈重返森林后，会带领着自己的小猴去看望旦春，甚至会跟随他一起去旦春父母亲的墓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旦春找寻回缺失的爱。

　　读万方的《乖呀乖—为爱狗的你和我》（《十月》2022年第4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对于作者来说，爱犬乖乖并非只是宠物，而是她人生晦暗时刻的光亮。乖乖让她明白死亡本身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死亡的态度，如她所言：“我先生的死就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我可以选择对待他离去的态度。我选择接受，对不幸不做激烈反应，不让它进一步伤害我，不能说这是我主动的选择，狗的帮助至关重要。但是养狗不正是我的主动选择吗，一个很棒的选择。”

　　可以说，2022年情感类散文的书写维度在进一步拓展，对日常有情的记录，已经不再局限于身边的人，體现出更广义的人文关怀。

　　四、思想的微光

　　散文可以是闲适的、柔美的、有情的，同样也可以是充满力量的、深具思想的、反映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文体。

　　在2022年的散文中，李敬泽、雷平阳、刘亮程等作家延续着一贯深具思想性的风格，在对历史、日常、大地与自我的观照中，书写复杂的个体经验与超脱的思想。这类散文在当下较为少见，他们直面难度的写作显示出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一面。也正因如此这类散文散发着思想的微光，显示出独特宝贵的价值。

　　在2022年的散文创作中，历史文化题材显示出强烈的思想性，作家不仅深入历史现场，同时还跳脱出来展开有深度与洞见的思考。李敬泽的散文创作在当下有很强的辨识度，其散文兼具历史感与思想性，在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中探寻当下与未来的意义。其自身也始终秉持着散文家的责任，正如他在《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2月20日）中所言：“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

　　李敬泽的《自吕梁而下》（《十月》2022年第2期）从一出戏《打金枝》讲起。这部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一种思维定式，那种和稀泥式的稳重、彬彬有礼、“体面”与“理性”。但在民族危亡之际，这样的“理性”还行之有效吗？作者在历史中看到被人称作“莽夫”的冯玉祥受到周围“理性”人士的围剿。后者认为中国太弱了，必须妥协。而冯玉祥坚决认为国难当头只有打，必须打，打！打到胜利！“历史站在这高昂壮硕的血性汉子一边，把那群整洁消瘦、彬彬有礼、体面理性的绅士们扫进了垃圾堆。在危机状态中，历史由血气翻腾的激情和决断所写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吕梁这一封闭空间内的青年精神与血气力量，其背后也蕴含着当下值得人们铭记的历史思考。

　　刘东黎的《“沉睡的地图在动了”—博物学视野里的西南联大》（《当代》2022年第3期），以博物学视野介入一段战火纷飞的历史。在探访这段岁月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西南联大师生在动乱时期超脱的思想状态与心境。“在内外交困的时代里，西南联大顽强地坚守着与大自然相关联的价值体系，承载着一种独特的信息与形质，守护着一种大致恒定的精神。”“西南联大自然文化价值观的活力与连续性，联大学人内心世界的坚韧、丰富与深度，尤其值得后世的教师和学生们分享、学习”，同样博物学视野也让我们感受到那段峥嵘历史中的豁达心境。

　　而在《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中，罗伟章以纪实的方式，深入到脱贫攻坚的四川腹地凉山。该书全景式地呈现出凉山地区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也揭示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阻力与问题。本书的第一章《他们是谁》，提纲挈领式地展示了凉山的历史与风俗，也奠定了作者对凉山贫困问题的基本态度—理性的批判。我们不能“锁孔窥人”式地一味批评凉山陋习，因为这样是对彝族历史文化与风俗的漠视，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文化与历史，在此基础上移风易俗地进行改造。该书不仅有较为翔实与切身的民俗学、历史学背景，更注入强烈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他对人民与热土的关怀。

　　雷平阳在《礼拜天的灵魂》（《十月》2022年第4期）中，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他对于凡尘物象的超脱思考与想象。在这篇文体杂糅的散文里，既有记叙与抒情，又夹杂着智性诗意的想象与形而上的思考。这样的散文并非是灵光乍现，而更多是一种深思熟虑下的苦吟。

　　在《东岸的黄昏》（《钟山》2022年第1期）中，雷平阳思考自然与大地。他在东岸，一个被城市所遗忘的地方。这里不是纯粹的自然。这里充满着人类废弃的垃圾与生活的痕迹。这里是乡村的博物馆，是琐碎人生的大地客厅。雷平阳敏锐地捕捉到自然与现代相互交织的奇异景象：“我们所说的‘大地，已然失去了它平坦或倾斜的原貌，它混杂了植物芳香、沟底臭味和形形色色的万千滋味的湿气正在升腾，泥土因此膨胀，一个个地块站立起来，以我从未见识过的群岛航行般的形象，在我的身边穿梭，互相依靠也互相撞击。”在这种怪异交杂的景象背后，弥漫着现代人的无奈与孤独，大地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又陌生。

　　同样对土地有着深刻思考的是刘亮程，他在《土地上的睡着和醒来》（《广西文学》2022年第2期）中，思考着栖居于大地上的人对于死亡的态度与理解。在他接触到的乡村文化中，人们面对死亡并非是悲伤的、躲闪的，相反是充满力量与温暖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死亡正在挽留着逐渐远去与衰落的乡村。落叶归根，离乡的游子往往还是会将死亡留给家乡，“家乡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生活，即使再走掉一半人，剩下的人还是要生老病死，那些陪伴生老病死的乡俗便不会消失”。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我们感受到那种超脱且有情的思想，“死亡依然有其生命，文学要创生出自己的死亡，要创生出生命之后的那个更加隐秘、更加温暖、更加璀璨、如花盛开的死亡”。

　　五、去往辽阔天地

　　在2022年的散文创作中，超脱的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极具思想性的散文上，也出现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中。这一类作品一方面聚焦于自然生态的变化，反思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合理行径，显示出鲜明的生态意识；另一方面则趋向于自然写作，在辽阔的天地间感受中华历史之美、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

　　整体而言，关乎生态与自然题材的散文，不再拘泥于城市与日常，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狭小空间，而是在宏伟的天地间，拓宽行走与思考的疆域，感受自然带给人的思想启发与精神启迪。作家将天人之境与物我两忘的精神熔铸于笔端，书写出深具豁达情怀与超脱思想的散文。

　　沈念的《大湖消息》（《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在这篇节选的文章中，沈念多维度地展现了洞庭湖的生态情况，既包括自然生态中的湖、鸟、风、夜，也揭示了社会生态中对鸟类的保护以及非法的毒鸟行径。他以细腻的语言描绘着如诗如画的洞庭湖风光以及湖鸟间和谐的优美场景，同时也怀着深切的忧思去凝视那些暴利驱动下的毒鸟与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他所言：“大自然的和谐、平衡在被打破的极端时刻，我如许多人一样地忧伤。恢复和谐、平衡，就是守护一江碧水的奥义。”

　　除了生态性强的散文外，还有一类散文在自然中领略山河、历史、文化之美，尽显自然写作超脱的思想与豁达大度的情怀。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宏大的气象与手笔，在自然生态、民风民俗、历史文化、地理地质等博物视野中进行深度的思考。

　　徐刚的《自然笔记》作为《人民文学》2022年的开篇之作，以宏大的手笔、博物志般的书写展示了自东向西多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历史样貌与民风民俗。从崇明岛的自然生态、动植物情况开始，作者向西一直追溯至长江源。作者怀着对山河的热爱与真情，回溯长江的源头。而这源头“是敞开的，敞开在天地之间，敞开着澄明之境”，同样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天地江河带给人的启发与震撼。

　　何向阳的《碧水丹山》（《人民文学》2022年第2期）可谓自然写作的大手笔。文章内容翔实丰富，介绍了武夷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的知识全面展示武夷山的丹霞样貌与动植物情况；同时涉及武夷山的历史文化生态，主要介绍了朱熹与武夷山人山共老的动人历程，而朱熹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等思想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安宁的《行走在苍茫的大地上》（《十月》2022年第1期）更注重一种个人的经验感受与行走状态。她以个人的视角出发，在乌兰浩特浩渺的草原中，感受万物流转的姿态、生生不息的繁衍以及奔流不停的大江大河，在苍茫的大地上切身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也由此体会到祖先面对自然时的敬畏。

　　“文学将作为社会文化之一部分而有力地促进着人们情感认识悄悄地拔节生长，扩大成熟。”[2]在2022年回忆类、日常类、情感类以及关于历史与自然的散文中，我感受到文学的温暖以及对人的精神疗愈。这对于当下的每个人来说都深具意义。文学是有情的，也更印证现实存在有情的一面。

　　与此同时，文学“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脱”[3]，这种超脱集中体现在思想上。一些作家在對历史与自然的思考中，产生深邃的洞见与思想，这也使得2022年的散文兼具有情与超脱这两种重要的特质。

　　富有思想性的散文需要写作者直面书写的难度，做到犀利与辞达，但当下的不少散文仍较为平淡与庸常，缺乏对现实的深度观察与思考，所以显得文辞有余而思想不足。如何在写作中体现散文的思想力量，克服思想的贫血，是当下的散文写作者需要更多面对的课题。

　　注释：

　　[1][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页。

　　[2]南帆：《文学与情感认识》，《南帆文集6：转折的依据》，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4页。

　　[3] 朱光潜：《谈美：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4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