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迅

　　作为新时期以来长盛不衰的叙事文体，中短篇小说保持着强劲的创作态势。就篇幅而言，相较于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生存现状以及情感生活和精神状态有更自由也更及时的审美观照。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依然关注现实，直击时代痛点，但审美视点发生了从外部现象观察到内心世界开掘的位移。对现实的呈现都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精神脉动，同时对个体生命遭际的情感穿透与命运追问成为中短篇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叙事追求。在小说美学上，创作主体承续五四文学传统中主观抒情的叙事诗学。小说情节淡化，叙事性减弱，诗性想象空间得以拓展，昭示出创作主体文体意识的普遍觉醒。

　　世俗日常书写的可能性

　　2022年中短篇创作长于对世俗日常的描写，贴近时代，直击世相，显出鲜活的生气与质地。如何穿透生活表象直抵本质，不仅考验着写作者的叙事能力，更是对创作主体认知能力的挑战。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凭借现代派技术就能写出备受关注的作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实验的终极目标是改良叙事生态，使之适应每个时代的审美需求，而不只是讲求所谓的现代艺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在先锋文学衰落给我们的启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回到现实日常，回归世俗生态本身。未来衡量文学的标准将越来越倚重于作品的精神重量和思想含量。而思想性当然不能由作者指示出来，而应了无痕迹地融进日常世相的描写中。

　　湖北作家晓苏专攻短篇几十年，写出了大量精品佳作，形成了独标一格的审美趣味和自成体系的小说美学。晓苏最新发表的短篇小说《发廊门上的纸条》（《作家》2022年第4期）延续了其关注底层日常世相并直逼人性真相的叙事作风。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关于一张神秘纸条的揭秘过程。余花在油菜坡所经营的发廊门上出现一张神秘纸条：“苏正恩想吃小鱼儿。”余花的外号是“小鱼儿”，她因此成为小镇上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从结构来看，这篇小说由神秘纸条开启叙述，也终于纸条秘密的破解。那么，究竟是谁写的纸条，这个疑问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叙述上看，小说的叙述系统由多声部构成，形成众声喧哗的美学效果。具体来讲，叙述者由与事件相关的五个人物充当。余花及其丈夫毛坯、卡车司机苏贞恩、小学教师马新楔、沙发厂老板冯梦喜，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阐述自己对纸条事件的观点。其中，三个男人经常向余花献殷勤，都对她心存不轨，他们与余花关系暧昧。随着叙述视角的频频转换，我们对有关纸条事件的线索并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扑朔迷离，好像闯入了一座迷宫。为了提升阅读效果，晓苏在叙事中引入了悬疑和推理等通俗小说惯用的审美元素，在疑窦丛生的叙述中引发读者一探究竟的冲动。当叙述接力棒传到余花这里，那张神秘的纸条究竟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为何如此关注纸条事件本身。因为“发廊”在中国社会已然被符号化。人们对发廊似乎一向抱有偏见，认为发廊就是黄色场所，发廊女十有八九不正经。纸条出现以后，关于余花的议论几乎铺天盖地，便是这种庸众意识的体现。为了揭示这种精神病灶，晓苏启用鲁迅“看/被看”的结构模式，强化了社会批判的力度。

　　作家姚鄂梅短篇小说《去海南吧》（《芙蓉》2022年第4期）聚焦一对闺蜜的日常生活，戏剧化地呈现了闺蜜情谊的流变与波折。文颖和陈艺是多年的闺蜜，家长里短无所不谈。为此，作者采用了对话的方式来推动叙事。首先是陈艺吐槽丈夫老李在工作调换后急转直下的人生状态。悲悯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当陈艺邀请文颖陪他们一家到三亚散心，文颖便欣然应允。应当说，这种倾诉/安慰的话语模式显示了一种肝胆相照的坦诚，在当下小说闺蜜叙事中十分常见。如果按照这种话语模式来结构全篇，对女性读者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但恐怕不免沉闷。熟悉姚鄂梅的读者也许都知道，她总是乐意在种种意外的制造中征服读者。于是，姚鄂梅接下来以两个反转的情节打破了闺蜜叙事的常规，让小说的叙述在话锋的位移中重获生机。陈艺唠唠叨叨的诉苦，让文颖产生陪闺蜜去海南纯属救场的感觉。然而，陈艺不经意间发布八十万年度基金收益，又使文颖觉察到邀约海南并非通话所预设的重点，自己去不去海南对陈艺来说本就无所谓，陈艺其实并不是那么迫切地想要见到她。于是，文颖以生病为由推脱了本已准备就绪的南海之行。而陈艺一家海南旅行渐入佳境之时，老李的突然失踪又让陈艺陷入绝境，此时，文颖义无反顾地奔赴海南予以救援。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作者奇峰陡转而又洞幽烛微的心理描写拍案叫绝。

　　海南作家杜光辉中篇小说《观天象的人》（《北京文学》2022年第8期）关注日常生活中“奇人”，写痴迷于气象学的主人公成功预测天气，为农事生产赢得了先机。作者肆意渲染观天象的神秘性及其实用价值，张扬一种受到民众膜拜的生命价值。江苏作家范小青短篇小說《看见》（《芙蓉》2022年第2期）关注人性在日常中的种种表现，映射出世相背后的人生哲学。主人公从看不见到看见再到“看不见”的过程，可视作世道人心复杂情状的隐喻。韩东短篇小说《诗会》（《花城》2022年第3期）以主人公晓华照顾临终母亲展开叙事，而同时，一场“诗年华”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次诗会与晓华母亲追悼会就像两条河流汇入大海。作者非常自然又巧妙地把追悼会置换成了诗会。生活与艺术互为表里，世俗与风雅辉映成篇。朱朝敏中篇小说《渡鸦栖息时》（《芙蓉》2022年第2期）在日常书写中探讨家庭伦理问题。女主人公不能生育，而与养女关系也不和谐，几番挣扎后走向和解。畀愚短篇小说《万家灯火》（《广州文艺》2022年第8期）中少女卓娅连连遭受蹂躏，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因为有了孩子而活在一种信仰里，熬过慢慢冬夜，最终迎来了生活的曙光。

　　上述分析可见，2022年中短篇日常叙事在多向度中展开。创作主体从世俗琐碎中寻找灵感，努力开拓浸透时代气息的伦理空间与人性维度，实现小说烛照人心、洞穿本质的叙事目标。

　　情感生活的多维透视

　　情感生活是2022年中短篇小说关注的焦点。但这里没有诗情画意的浪漫爱情，也没有都市佳丽的情感游戏，而更多是边缘地带的言说。小说在普通人的情感生活中探视“暗疾”，追踪其发生机制，直击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

　　江苏作家朱辉短篇小说《玉兰花瓣》（《钟山》2022年第6期）以身患绝症的年迈女性为主人公，讲述生命边缘地带那孤绝无望的生存现实。老伴马老师先她而去，给她留下了无尽的念想。作者没有像西方心理小说那样去对人物心理展开繁复的展示和演绎，也没有借助睹物思人的叙事套路把这种思恋无限放大。因为他深知，如果把思恋寄托在主人公对“旧物”抚今追昔的抚摸上，很容易陷入刻意煽情的泥潭。当然，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不会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虽然老人有个女儿，但又不太孝顺，作者赋予她养女的身份，也是为这种疏离的亲情提供一种身份逻辑的佐证。在生命垂危之际，莲香也不愿让女儿知晓真情，而是自己制作寿衣，打理即将来临的后事，因为她参透了母女之间的隔膜。小说的动情之处，也正是叙事艺术的创新点，作者通过两个意象与老人的精神互动展开生者对逝者的怀念。莲香把自己对老伴的浓烈思念寄托于玉兰花，反复训练收养的土狗毛豆衔着玉兰花送到老伴墓地。毛豆的灵性和忠诚与人类亲情的疏离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同时，作者在对老人孤苦命运的追问中展开逻辑梳理，通过描写小镇上人际情感淡薄来建立叙事的合法性。

　　随着都市大龄单身青年数量递增，“脱单”成为当下非常时髦的用语。湖北作家骆忠安中篇小说《来日方长是多长》（《山东文学》2022年第9期）就是以单身群体为考察对象，呈现他们在“脱单”追求中的遭遇及情感困境。小说围绕四个单身女性展开，她们创建微信群，为中老年单身群体寻觅伴侣搭建交际平台。其中，除了可可与虔实终成眷属，其他三位由于种种原因终告失败。中老年单身群体数量庞大，与年轻人相比，他们少了一份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浪漫，而多了一份家庭的牵绊以及经济上的权衡与考量。这些因素无疑影响着他们的婚姻选择。尤其是小兰，由于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住进医院，她不仅没有另一半的陪护，也未能得到儿子的贴心照料。小说对中老年单身群体孤独、彷徨与苦闷的生存现实有着细腻的描绘，并把他们可悲而荒诞的生存现状呈现在读者面前，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把握和犀利洞察。

　　上海作家薛舒两部中篇小说《暗疾》（《长城》2022年第2期）、《最后的渔村》（《清明》2022年第3期）讲述知识女性逃离婚姻围城的故事。逃离对女主人公来说无异于一种自我寻找，同时，她们的出走与回归照亮了中产阶级情感生活的“暗疾”。她们显然需要一个精神出口，并为此苦苦寻觅，实现艰难的突围。对此，广西作家杨映川对女性创伤修复问题的探讨值得关注。中篇小说《一千零二夜》（《十月》2022年第5期）聚焦一对丧偶中年男女，呈现了两个灵魂从伤痛旋涡到精神重生的历程。他们都有着不堪回首的经历，生活在精神的创痛中。这种痛感是刻骨铭心的，在彼此情感融合之前，两个人都很难走出自己的世界。这种状态需要一种拯救的力量去打破。

　　两个伤痛深重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孤独的灵魂，他们在“故事”的讲述中完成精神的救赎，最终抵達光明的彼岸。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疗伤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讲述”的故事。杨映川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找寻灵感，以“讲述”的方式结构小说，以直抵灵魂的冲击力为当下小说提供了精神叙事的审美向度。男主人公徐生甘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女主人公曾白青是包办婚姻的不幸者，平日遭遇丈夫家暴，苦不堪言。然而，作者没有把批判的锋芒全然指向父亲，这是对封建婚姻悲剧书写的突破。父亲把曾白青与丈夫凑合在一起，并非基于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而是一种人性之善的显现。事实上，这种撮合出于父亲对朋友的愧疚之心，是一种感恩的变相表达。只是，这种“善”带来的却不是幸福，而终究以悲剧收场。作为女人，丈夫病故后的曾白青依然处于抑郁状态，沉睡的情感有待唤醒。这是曾白青面对突然降临的爱情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背景因素。然而，徐生甘的不幸并没有让她产生多少同病相怜的情愫。在情感的步步推进中，我们看到，这种不幸在一种至深至切的对妻女的怀恋中升华，终于捕获了女人的芳心。必须承认，两个人的结合是艰难的，但他们毕竟走出了重重的精神雾霾，渐渐弥合无间。这是小说的基本情感线索。杨映川进入中年后，小说叙述变得更加宽厚而深远。这种变化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深层思索。

　　“拯救男子汉”是杨映川十八年前的叙事主题。《我困了，我醒了》（《人民文学》2004年第6期）写女主人卢兰唤醒以沉睡的方式逃避责任的张丁。“拯救”范式为小说的叙述提供了深广的精神视野。相较而言，《一千零二夜》在拯救模式及其所抵达的精神深度上还是有所差异的。这部小说的“拯救”是双重的，既是对他者的拯救，也是自救，因为曾白青自己亦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而在艺术上作者征用了《一千零一夜》的讲述方式，主人公通过自身家世的回溯性讲述，化解了徐生甘心中的死结，使其走向自省，而讲述者曾白青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生。这种“拯救”之所以得以实施并发挥效力，固然在于曾白青所讲述“故事”本身的道德感召和精神力量；同时又追溯其婚姻悲剧的源头，让我们看到包办婚姻中男性中心话语的权威，而父亲的权威及其在道义认知上的盲区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如果对小说中曾白青讲述的几个故事稍加考察，不难提炼出以下主题：传承、创业、道义、感恩。这些命题几乎贯穿了杨映川近期小说创作。以传统的理想主义话语烛照人性的暗区，探寻人类实现精神救赎的可能，这是女性写作从“身体”话语向外拓展的审美尝试。同时，作为精神性叙事的范本，这部小说也为当下陷入平面化的女性写作提供了一种参照。

　　主观抒情传统的当代回响

　　主观抒情传统自“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中长盛不衰，从鲁迅、郁达夫开始，到废名、沈从文、艾芜、萧红、孙犁、汪曾祺等，主观抒情的诗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清晰的脉络。202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接续了这一美学传统，在现实主义美学之外开辟叙事道路，形成了抒情与写实等量齐观的创作格局。

　　迟子建中篇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钟山》2022年第3期）将笔触探入历史烟云，以现代人视角穿越历史迷雾，在庙堂与民间、正史与野史的审美统合中，见证了宋徽宗被囚后流落民间的艺术人生与浪漫传奇。主人公在迷离恍惚中跨越阴阳两界，激活了一段淹没于世俗烟尘中的帝王野史。这种浪漫手法流行于古典小说，但迟子建在古典叙事诗学中又注入现代审美新质，将浪漫主义小说美学向前推进。比如，苍鹭就是一种象征，它既是以德报怨救死扶伤的道德化身，又是宋徽宗与女真姑娘情感的见证者，为小说注入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略显魔幻的浪漫主义美学格调也贯穿在孙频中篇小说《海边魔术师》（《收获》2022年第1期）的叙事中。与迟子建所不同的是，孙频并未从历史烟云中找寻素材，而是从记忆中萃取叙事资源。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叙述者“我”带着身患绝症的父亲寻找哥哥的经历。哥哥作为缺席的存在，不仅是象征兄妹与父子亲情的符号，也隐喻着现实生存中的超现实成分。所以，作者将他称之为“海边魔术师”，关于他的想象几乎都超出了常态生活的轨道。“我”和父亲探寻哥哥的足迹，慢慢靠近心中神秘的所在。作者就像一个魔术师，随着奇幻的氛围不断酝酿，她能把非常态变成常态，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把读者引入探寻中超拔的神性地带。

　　就当代中篇小说来看，创作主流偏向写实，着力于故事的讲述和情节的经营，而对诗性情感空间开掘不力，这恐怕是一种精神惰性所致。而以诗性空间为内核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是小说家必须坚守的准则，是中短篇小说不可或缺的维度。在2022年中篇小说中，创作主体将诗性想象寄托于人物形象浪漫特质的塑形。俞胜中篇小说《莱卡》（《大家》2022年第2期）是关于理想爱情的想象，主人公兼叙述者以凄美的语调讲述了父亲王向林与俄罗斯女工程师叶琳娜的爱情传奇。对父亲来说，爱情是一种守望，因为这段开启于1950年代的感情由于叶琳娜回国而被中断，只能由神犬莱卡横跨乌苏里江传递彼此的情愫。作者没有写他们轰轰烈烈的相恋过程，而是从爱情中断后写起，将回肠荡气的爱情转入一种浪漫的想象，在关于彼岸的想象中显示爱情的真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莱卡》当作一首抒情诗来读，那荡漾其间的诗性旋律显示了俞胜抒情叙事的美学追求。

　　就短篇小说来看，逸出常态的文学想象是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它以超出日常的想象和坚实的叙事逻辑抵御小说写作的平庸化。旅美华人作家张惠雯《黑鸟》（《上海文学》2022年第2期）颠覆了传统小说关于“桃花源”的想象。50岁的华人女性瑞秋选择定居美国海岛，打算与同居多年的美国人格利克相守到老。异国婚姻本就充满浪漫情调，而岛上生活更是令人遐想。在读者眼中，这當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然而水晶般纯净的爱情里却暗藏着危机，他们终究还是因为新房产权问题发生口角，不欢而散。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局，当然可以从中西文化差异中寻找原因，但从根本上看，他们的决裂还是因为经济纠纷所致。作者以黑鸟在大风之夜失去鸟巢，隐喻女主人公失去家园无所归依的黯淡人生。

　　把世俗日常做非常态化处理，是颠覆传统、抵抗平庸的一种叙事策略，考验着作家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匮乏是当下小说创作突出的问题。小说的想象力是否能超出读者预期，是衡量作家优劣的重要指标。周大新《云兮云兮》就是想象力丰沛的短篇精制。作者把高科技产品（机器人）纳入叙事系统，并赋予其少女心智与人格，让读者在惊叹现代科技的同时，也对作家的想象力称赞不已。与时下流行的科幻小说不同，周大新笔下的机器人云兮摆脱了作为人类异己力量的工具性存在，被赋予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云兮与人类的交往就不局限于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延伸到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感的范围。如此，云兮与光棍汉七旋的感情故事就不显得突兀，它源于云兮作为“人”的情感逻辑。而在小说结尾，云兮挥手告别七旋时流下一滴泪水，就成了水到渠成的情感呈现。

　　从文学史上看，边地、草原题材通常为主观抒情型作家所青睐。艾芜短篇小说《山峡中》、张承志中篇小说《黑骏马》等作品均以新奇的题材取胜，拓展了抒情小说的审美空间。2022年中短篇同样有此追求。西藏作家次仁罗布的《望远镜》（《雨花》2022年第10期）的主人公是一个被认为脑子有点问题的边疆少年，他放弃同代人到都市寻求梦想的机会，而把“守卫”边疆看作神圣事业。望远镜作为隐喻，是少年心事延伸的道具，承载着国家符号与个体家园之间的情感逻辑。宁夏作家了一容《野菊花》（《草原》2022年第9期）讲述了牧马少年伊斯哈格和少女阿依努尔之间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与草原风俗民情描写交相辉映。江苏作家荆歌《草原星》（《作家》2022年第10期）融科幻元素于现实生活，讲述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有趣的故事。然而，作者的思考没有止于儿童阅读视域，而是把生活中的诗意空间进行拆解，因为正是凡间世俗的烦恼才使人有了飞向外星的冲动。这个意义上，荆歌看似诗意化的讲述，实则无异于反抒情。抒情与反抒情在同一部小说中转换自如，显示了小说家的叙事智慧和认知水平，丰富了当代主观抒情小说的审美表现。

　　锐利的思辨与形而上追求

　　昆德拉把关于“存在”的发现提高到关乎小说家道德的高度，为小说的思想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思想性是衡量小说优劣的根本标准。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之所以成为超越时代的文学经典，给余华、莫言等当代作家的创作以诸多启发和影响，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品的思想性。当下小说创作的思想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是中短篇小说受关注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这个意义上，陈然短篇小说《几何学》是值得关注的作品，正是颇有趣味的思辨性让它脱颖而出。

　　陈然主攻短篇小说创作，被誉为“傲立江西小说界的短篇王”，为文坛提供了不少耳熟能详的作品。从编辑角度看，《几何学》在2022年《雨花》第4期头条发表，显示了期刊编辑对这篇作品的看重。其实，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这是因为写作之前，陈然没有把“故事”作为叙事的着力点，可以不依赖故事性元素迎合读者，而是通过“追问”的结构模式来推动小说的叙事。小说由一张似是而非的照片开启叙事，铺开有关照片中翟老师的琐碎记忆。照片中那个熟悉的面孔是否真是翟老师，在小说中像谜一样不确定。接下来，主人公欧宁根据照片上的背景寻索翟老师的踪迹，为照片人物的确认提供佐证。而寻找的过程又是伴随着欧宁和竹书的对话展开的。对话是这篇小说出彩的地方。随着寻访活动的展开，关于记忆的真实性开始走向小说的前台，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叙述者一再提醒读者，翟老师与欧宁之间师生关系的特殊性在于，翟老师当年送给欧宁的那本书，彻底改变了欧宁的人生态度，成为其学习生涯中的转折点。这种关系的强调显然是为了显示自己对翟老师印象之深刻，以此增加判断的可信度。然而，这种判断在记忆中确认的同时又在现实中遭到否定，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惯性。

　　从叙事逻辑看，在这篇小说中，“几何学”是艺术法则的隐喻。换句话说，几何的求证法则切中了陈然文学想象背后的叙事逻辑。其实，“几何学”的含义就是求证，求证就是确认与否定的过程，而在陈然的叙事中表现为一个荒诞的怪圈。照片上的人到底是不是翟老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中潜伏的副线，是关于自我经验真实性的确认。小说的叙述穿梭在真与假、虚与实之间，以他者的无法确认引向对自我的怀疑。譬如，欧宁曾是个逃学成性的初中生，而后来在翟老师的鼓舞下变成极端勤奋的孩子，究竟哪个是真实的？他无法确认。又如，竹书也无法确认婚礼上的那个新娘就是她自己。这种追问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自审意识。小说通过两个意象“井”与“镜”来隐喻人对自我的审视。小说写道：“有一次，我趴在井口，看着自己在井里面的倒影，忽然害怕起来。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诱惑，想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这是对自我的审视，也是对虚无的凝望。

　　从对话中不难发现，无论是欧宁还是竹书，在记忆碎片中，他们都意识到双重自我的存在。然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呢？抑或说“我是谁”？他们无法确认，这就导致了自我认同危机。这个现代哲学本体论的追问显示了小说虚构的思辨之力，指向昆德拉所说的关于“存在”的探索。2022年有这种形而上追求的中短篇其实还有不少，譬如，东西的短篇小说《飞来飞去》（《收获》2022年第5期）以尖锐的笔力展示了后疫情时代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困局。姚简所遭遇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它无比真实，又令人唏嘘。现代科技日新月异，通信技术带来交流方式的畅通无阻，而隔膜感与孤独感却依然存在，给现代人造成无穷的困扰。以朱迪丝·维尔斯特所见，这种困扰也许是“一种终生的人类状况”。又如，津子围短篇小说《遇见》（《芙蓉》2022年第1期）以主人公阿波的视角讲述一次长途火车旅行的经历。他对理想中的同座的期盼、失望与无奈，以及火车上遇见的事与人，都暗藏玄机，不乏寓言色彩。某种意义上，这趟旅行就是人生的缩影。人的一生总是面临无数选择，而某些“遇见”却不容选择，它们不期而至，荒诞由此而生。由此我以为，写作者应该首先是沉思者，在生活的底蕴中抽取“思想”。中短篇创作在写实中灌注抽象的思考，尤其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本体论思考，有利于小说思想品质的提升。

　　探寻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的平衡点

　　在艺术中体验生活、开掘生命意蕴是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面向。陈集益《大地上的声音》（《人民文学》2020年第2期）、王松《梅花煞》（《当代》2020年第2期）、冯骥才《多瑙河峡谷》（《当代》2021年第6期）、韩东《临窗一杯酒》（《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1年第5期）是近年来体现这一叙事向度的中篇佳作。这些作品要么以主人公传奇艺术人生的讲述，激活了被历史烟尘所遮蔽的民间艺人身上所蕴藏的人性光辉，要么把镜头直接对准当下世俗生态，在生活艺术化和艺术世俗化的双向叙事中呈现出一种荒谬的生命状态。其中，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的纠缠是小说冲突产生的内在根基，作为探究生命的切口推进情感逻辑的演进和小说主题的深化。

　　以梨园艺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往往在艺术逻辑与日常逻辑的交织中展开叙事，在生活艺术化与艺术世俗化的双向互动中丰富小说的精神空间，并提升小说的美学品格。江苏作家李洁冰中篇小说《银空山》（《人民文学》2022年第9期）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展开戏剧人生的讲述。主人公四十年人生“变形记”氤氲着烟火气与戏曲味，对应着世俗人格与艺术人格。名噪苏北鲁南的花旦银萝是戏台上的“异类”，极具戏曲表演天赋。四洲戏《银空山》中玳瓒公主的扮演，成全了她在梨园无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气候让她的人生发生逆转。由于传统艺术受到商业主义的冲击，花旦生涯铸就的神圣光环已不再耀眼。更可悲的是，银萝的市井人生也随着地方戏的衰微而陷入泥潭，正如她所说：“这辈子我唱《银空山》，演的《银空山》，末了发现，原来人生就是一座银空山，没有几人能躲得过。”传统艺术的式微与世俗追求的幻灭交织并进，时代发展与个人境遇的悖论演绎，使梨园花旦的悲剧人生获得了宿命式的呈现。

　　浙江作家哲贵中篇小说《化蝶》（《收获》2022年第3期）同样是讲述戏剧人生，并把艺术人生融入世俗生活，在两种人格的纠缠中揭示艺术生命的密码。如果说《大地上的声音》《梅花煞》等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是民间艺人，展现他们演出的艰辛并把戏剧人生向社会延伸；而《化蝶》则聚焦于体制内戏剧艺术家，写他们面对权力、爱情与艺术的生活姿态和精神追求。小说围绕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展开叙事，把生旦角色剑湫和肖晓红的新旧角色转换写得悬念四起，扣人心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修养。随便挑出一段：

　　不一样了。剑湫一张口，杜文灯身体一紧，所有汗毛竖了起来。她知道要坏事了。剑湫的声音里并不全是悲伤，恰恰相反，杜文灯听出了隐约的欢乐，听出了向往与期待。那是对生的绝望和对死的希望，交融在一起了。当剑湫唱第二遍“爹娘啊，儿与她”时，杜文灯知道，这是对爹娘唱的，他对不起爹娘，不能服侍双亲，不能给他们送终，他是愧疚的，更是无奈的。那是人间亲情，是天伦之情，是弥漫的，是悠长的，是无法言喻的。谁没有父母？谁对父母没有愧疚之情？人同此心，平淡却动人。杜文灯的眼泪一下涌出来了。丢人了，相当丢人。作为一个演梁山伯起家的小生，不应该哭，不能哭。可是，她哭得那么真心实意，哭得那么彻底放肆。那一刻，她内心是服剑湫的，甚至生出了骄傲—剑湫是我的徒弟，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她知道，剑湫改动的不只是旋律，也不只是戏份，剑湫改动的是她作为一个演员和戏中人物的关系，他们如何成为一体，如何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剑湫改动了戏中人物和观众的关系。她的三次重复，每一次重复都将观众的感情拉升一个浓度和高度。到第三遍，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了，纠缠在一起了。那是火，是风，是雷声，更是雨声，那是病人垂危的呻吟，更是婴儿落地的哭声。毁灭了。重生了。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以剑湫的师傅杜文灯的视角来抒写现场观剧感受，用鼓点式的诗的语言，把剑湫在剧目改编之后的裂变与重生写得跌宕起伏，极富视觉的现场感和心理的层次感。也许，关于表演程式的描述对一个普通作者来说并不难，但能进入角色洞悉灵魂，并把戏里与戏外、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穿插写得如此出神入化、游刃有余，显然是需要一定功力的。可见，良好的艺术感觉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可以说，哲贵叙事的艺术心理学是小说伦理和情节逻辑得以成立的精神内核，也是刻绘人物心理轨迹和探测艺术生命密码的重要准则。小说人物双重的精神特质因此获得艺术的呈现。

　　事实上，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的关系处理是此类题材小说不能回避的美学问题。为了揭示艺术生命的真实状态，探析两种人格纠缠中的命运走向及其根源，作者将戏迷尤家兴置于两个女性之间，从“三角恋”式的情感纠缠中探寻戏剧艺术生命的密码。艺术人格就是戏剧化的人格，确切地说就是主人公在艺术情境中作为“戏中人”的角色特征。当他们走下舞台，舞台上的生活变成了现实，而舞台下的生活反倒颇像虚拟，两者混淆不清，反差就出来了。尤家兴与剑湫、肖晓红三个人构成现实中另一个舞台，演绎着另一个剧本和另一场戏。尤家兴游弋在两个女人中间，爱情的天平出人意料地倒向肖晓红。两个人尽管走进婚姻殿堂，而精神上却是同床异梦。小说的惊艳之处在于，尤家兴在自家的木偶陈列室搭建舞台，通过把生活艺术化处理，在戏剧演出的艺术情境（勒头）中打通了感情上的關节，平复了现实与虚拟的反差，最终捕获了肖晓红的芳心。从这里可以发现，尤家兴之所以不能与其奉为“女神”的剑湫结合，是因为他始终活在戏中而不能自拔；而剑湫心中戏内与戏外界限分明，走下舞台便从“女神”跌落成“凡人”。在这种反差的作用下，哪怕现实中剑湫主动与尤家兴亲热，却不能让他真正接受。关于这一点，肖晓红的蝶变也能提供反证。她与尤家兴虽在法律上成为夫妻，但对她来说那不过是符号化的婚姻，所以很长时间无法接受肉体的结合。后来，是艺术幻境改变了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同时激发并成就了肖晓红作为新版祝英台的角色蜕变。

　　从小说发生的情感机制来看，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的裂痕是小说主人公情感生活戏剧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哲贵借助两代人辉煌的艺术人生与暗淡的世俗人生的反差，揭示艺术人格与世俗人格难以实现融合的生存困境。而艺术人格的极致化在发展成就完美艺术人生的同时，也让世俗人生的失败似乎难以避免。这应该不只是舞台艺人所遭遇的宿命，恐怕也是所有现代人需要直面的困境。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