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新时代的春风席卷了中华大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令乡土中国当下的每一个瞬息，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并滋养着百年乡土小说在新时代展现出新的面貌，书写新的乡土经验。如何挖掘、叙述新时代乡土故事，离不开塑造新人形象。本文所言的“新人”形象，指的是“具有时代的现实性（乃至直观的感性）并体现新的发展或进步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形象”[1]。他们心中萦绕着浓浓的乡愁，是使衰败的乡村焕发生机的主力军，也是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奋斗者与奉献者。近年来，有不少长篇乡土小说都为开拓乡土小说创作新路径、新方式、新可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经验，为塑造新人形象做出可贵的探索。本文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中国作家》文学版2022年第10期）、赵德发的《经山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陈毅达的《海边春秋》（百花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王松的《暖夏》（作家出版社，2021年）为例，浅析这些“新人”形象的特质和经历，探索其折射出的时代精神与图景。

　　一、返乡者：反哺故土之心

　　“进城”与“返乡”书写贯穿了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至新世纪，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程度的迅猛加剧，农民背井离乡、进城谋生既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也逐渐成为农民心中实现“成功”的终南捷径。但现实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在城市生活境遇的困窘和心路历程的坎坷逐渐引起更多作家关注，关于表现“返乡”的作品频繁出现。无论是在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中，进城打工的郑大宝历经百般思想斗争，纠结了五年才咬牙决定春节返乡；或是在刘庆邦的小说《回家》（《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里，农民工梁建明的儿子冒死回乡后却发现，乡村社会早已无法接纳他的归来，在精神上的孤独煎熬下，他只能再次离去。不难看出，这些乡土小说中塑造的返乡者形象，大多是城市的漂泊者、逃离者，捉襟见肘的现实和苦闷孤独的心灵让他们选择返乡，但经过艰辛的返乡之路后，阔别已久的故乡却也难成为他们的归属。

　　相较之，新时代以来，逐渐涌现出一批乡土小说，虽然也书写乡村的衰弱倾颓以及农民在“进城”与“返乡”中的徘徊，但总体基调不再耽于对乡村前景无路的沮丧或对乡村文化的反思，更多是尝试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捕捉时代脉动，为乡村振兴寻求可行的方法。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承载着人的记忆、乡村的历史的乡愁，成为促使以《暖夏》中的二泉、《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为代表的新时代新人返乡者投身于乡村建设、治理与发展的内生动力，令他们纷纷尽己所能推动源自城市的资金、技术、人脉等资源注入乡村。这些“新人”既有增加收入、创造更好生活的务实精神，更有着造福乡邻乡亲、反哺故土的理想憧憬。

　　王松的长篇小说《暖夏》运用相声语言的简洁与诙谐，把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文学题材表现得既亲切又深入。小说将“返乡”作为主人公二泉故事的起点，讲述他从进城打工者转变为返乡创业者的成长之路。二泉从小成绩优异，渴望将来干出一番事业。但在父亲去世、母亲身体孱弱、弟弟妹妹尚且年幼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辍学，打工挣钱来养家糊口。他“对自己的认识一直很清醒”，樂观面对苦难。当右手因工伤难以恢复如初时，他迅速改变人生规划，在村书记张少山的鼓舞下毅然返乡，历尽周折终于申请到扶贫贷款，办起了养猪场，缓解了东金旺村的创业、就业难题，吸引了更多进城务工的村民如茂根等人返乡创业，逐步实现东金旺村人民的物质脱贫。

　　作家关仁山曾言：“写乡村的作品仅有批判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能力，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2]诚如斯言，他的小说塑造的人物往往以返乡后积极建设乡村的形象出现。《金谷银山》中的主人公范少山本在北京做卖菜生意，即使生意兴旺仍然返回贫困的小山村白羊峪建设家乡。他响应并宣传普及土地流转政策，转变村民们传统的小生产者思维，纷纷加入经济合作社，先后建立了金谷子合作社、金苹果种植合作社等；开设电商平台广销蔬菜水果，还发展了乡村旅游，将白羊峪建设成为富饶美丽的现代乡村。他既有传统农民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品质，又能摒弃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小生产者思维和行为，具有追求共同富裕、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意识、强化互联网思维等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语境相契合的特质。

　　二、坚守者：扎根乡土之新

　　上文所述的“新人”类型之一—返乡者，经历了“离乡—返乡—留乡”的动态过程，与其形成明显差异的坚守者们则始终扎根于乡土社会。返乡者所感受到的城乡现代化程度的显著不同，坚守者难以感同身受，却也同样被裹挟在现代技术、教育、制度等种种时代浪潮中，形成具有新质素的人物形象。

　　乡村中的基层管理者，是国家政策制度在乡村的具体执行者，往往兼顾着代表官方和民间两套话语权的责任。欧阳黔森的小说《莫道君行早》首发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2年第10期，塑造了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这个乡村坚守者形象。麻青蒿原本是千年村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他深知自己所在的贫困村无法留住年轻老师，也曾动过进城打工的念头，但最终还是舍不得离开孩子、离开乡村。他的兢兢业业、认真诚恳使他全票当选村主任，虽然油嘴滑舌啰唆了点，但做事靠谱，熟知乡村人情社会的弯弯道道，明白村民们的需求和困难。当“三改”工作涉及自己的利益时，他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斗争，最终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配合国家政策的实施，亲自开推土机将家里的偏房推倒，令村里的“三改”工作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在他身上，旧有的农民根性尚未根除，但新的质素已经逐渐成为他人格的主导面，能够不断反思提升自己的大局意识，学习现代管理手段等助力乡村建设。

　　《暖夏》中也塑造了乡村坚守者—金桐。金桐虽然是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孩，但极有魄力地办起了大规模的“顺心养猪场”，辐射带动村里很多养猪户，为西金旺村的经济建设贡献重要力量。在创办养猪场的过程中，她乐观进取，积极学习现代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劳资关系等知识并运用到实践中，比如采用工资入股和劳动力入股两种方式，扩大养猪场规模，增加村民就业机会。当邻村东金旺寻求她的帮助，希望借鉴其经验带动更多农户脱贫时，她果断爽快地答应了，不计前嫌帮助小说主人公二泉创业，也治愈了二泉的内心创伤。

　　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乡村坚守者形象，他们往往被大肆批判，力图引发人的反思。如在阎连科的小说《黑猪毛白猪毛》（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中，李屠户、刘根宝仍延续着“五四”以来被反复抨击的“国民劣根性”；在陈应松的小说《马嘶岭血案》（作家出版社，2015年）中，赤贫的九财叔图财害命，人性之恶暴露无遗。而新时代乡土小说呈现出较为积极的建设姿态，所谓的“新人”坚守者之“新”，一改浓郁的暗沉色彩，增添了更多暖色。他们对故土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观念根深蒂固。诚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曾对乡村社会进行的透彻深刻的分析，阐述了乡土中国根在土里，具有一种“土气”，使生于此的人们像植物一样必须依赖泥土才能成活，因此“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3]。即便当今乡村社会已经不同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这种乡村社会，然而生长于乡村的部分人群仍然无法割舍对“根”的眷恋，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故乡”“家”的观念烙印在他们的血液中，便难以背井离乡。但这些坚守者并不故步自封，具有敏銳的感知和开放的视野，能够迅速接纳城市反哺乡村的种种资源，适应现代化元素源源不断地注入乡村，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来源之一，成为造福家园的有为者。

　　三、外来者：新生力量之源

　　“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点。新时代以来，围绕“三农”工作，党中央实施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作家们着力书写这些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同时，也突出了一批“外来者”形象。这些外来者以基层干部为主，怀着新时代乡愁，即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其实践导向与政党使命相耦合[4]，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深入乡村助力其发展，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新生力量。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以饱含历史积淀和时代热情的笔触讲述了基层女干部吴小蒿的成长历程。吴小蒿出身卑微，迫于无奈嫁给县长的儿子由浩亮。婚后丈夫花天酒地，甚至对她拳打脚踢，只有可爱的女儿是她唯一的安慰。除了不幸的婚姻，她在事业上也饱受蹉跎。吴小蒿本来在区政协工作，但辛苦编撰的《隅城文史》无法出版令她心中五味杂陈。她以史书中记载的仁人志士为榜样，深感人生短暂，实在不愿意混日子，于是不顾亲人好友的反对，参加去乡镇任职的考核并顺利通过，成为楷坡镇分管安全、文化、环卫等方面的副镇长。身为“外来者”，她努力融入当地，体察楷坡镇的民情民心，在实践中不断弥补基层经验的不足。或许也正因为是“外来者”，她能够选择性地忽视乡土社会某些人情往来的复杂，以无畏的态度面对垄断当地渔业的黑恶势力。她清正廉洁，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工作，招商引资，发展当地海洋经济，引进“深海一号”项目，助力中国传统海洋渔业养殖模式的转变。此外，她策划建起一座渔业博物馆，兼顾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作为历史专业的高才生，她拥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撰文宣传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锣鼓谱《斤求两》的文章，保护、开发当地文物遗址，引起相关学者、职能部门人员的重视。在基层繁忙的工作和复杂的人情交往中，她逐渐从柔弱、胆怯成长为坚韧、顽强、有担当敢作为的优秀干部，为乡镇建设注入外来且新生的力量；同时也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婚姻问题，与丈夫离婚。

　　在陈毅达的小说《海边春秋》中，主人公刘书雷本是省作协副秘书长、文学博士，被派到岚岛援岚办工作。他刚到蓝港村时，第一次村委会开会现场的失控令他感到深深的挫败，明白学界与基层的截然不同。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村书记张正海的协助下，深入蓝港村全面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找到突破口—获得蓝港村具有权威性的长者大依公的理解和支持。他以实际行动贯彻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底线，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维护村民们的利益，尊重村民们不想拆迁的意愿，并为蓝港村寻求较为全面的发展之路，争取令蓝港村与兰波国际集团直接对接，商讨联合开发，实现双赢。他为蓝港村做出的种种贡献，逐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在村民心目中从一个青涩陌生的“外来者”转变为踏实能干的“自己人”。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组织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5]。第一书记群体在加强农村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证明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从而使其在精准扶贫时期上升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被不断继承、创新和完善，成为农村治理的长效机制。小说《莫道君行早》中的肖百合、《海边春秋》中的张正海、《经山海》中的景玉娴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批优秀第一书记形象。他们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文化水平高，掌握政策制度、资本、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知识，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乡村建设和治理中的弊病。当然，作为乡村的“外来者”，他们怀着满腔热血俯身基层，却因工作经验不足，对乡里乡邻间的人情冷暖、矛盾纠纷了解不深，甚至因与村委会的本乡干部观念相冲突而感到为难。但他们坚守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谦虚请教村委会的本乡干部，以无畏困难、持之以恒的态度对待扶贫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挫折，最终获得了村委会和村民们的尊重，真正地融入了乡土社会。

　　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新人”外来者形象，拒绝传统乡土小说中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而他们所扶之贫，既是扶物质之贫，也是扶精神之贫—为乡村带来现代技术、资本的同时，力图让更多乡民发自内心展望新时代波澜壮阔图景，把“留得住乡愁”的憧憬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塑造新时代的新人”[6]是时代与国家的呼吁，也是作家们的责任与使命。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创作展现新时代风貌的乡土小说，塑造并挖掘出“返乡者”“坚守者”“外来者”三种新人形象典型，丰富了中国乡土小说史中的新人形象图谱；同时，以新人的故事折射新时代山乡巨变，将个人经历与时代更迭结合起来，既囊括乡村道德伦理、家长里短、人性幽微之处，又探求文化习俗、民族精神、历史风云之变，对中国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期待新时代乡土小说中能出现更丰富、更具代表性的新人形象！

　　注释：

　　[1]吴俊：《新中国文学“新人”创造的文学史期待》，《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

　　[2]关仁山：《让农民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3]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7页。

　　[4]邱星、董帅兵：《新时代的乡愁与乡村振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5]丁辉侠：《继承、创新与发展：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与理论逻辑》，《学习论坛》2022年第1期。

　　[6] 铁凝：《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人民日报》2020年7月17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