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嵩昱

　　红色文艺具有重要价值。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红色”一直是贯穿我国文艺创作的一条主线。当前我国红色文艺的创作局面可谓繁荣，但热闹的表象下也潜藏着困境：当代社会语境与传统红色故事的相关性正日渐减弱，社会构成高度商品化、社会生活高度娱乐化、社会思想高度平面化、大众审美日趋多样化……各种因素影响了红色文艺作品的接受度。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让红色文化这口老井焕发生机活力，守正创新是关键。

一、守史实之正，创内容之新

众所周知，历史史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文艺创作者在进行红色文艺创作时，必须尊重史实，不应对客观存在的历史进行改编。我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注重对历史的传承和对英雄事迹的宣传，因此，红色历史广为大众熟知。而“审美疲劳”是存在于艺术欣赏活动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大众对自己熟悉的红色历史信息和作品内容通常缺乏兴趣，对已经形成刻板印象的认知也不愿意接受改动。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文艺创作如何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内容翻新尤为重要。

　　《伟大的转折》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巧妙。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参会人物、会议议程等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文艺作品都不能随意改编。同时，遵义会议的史实已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民众对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感受度较弱。该剧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审美疲劳”感和接受度问题，在创作时遵循“守史实之正，创内容之新”的原则，对会议时间、地点等史实完全忠实。但该剧又突破了对史实的重复书写，在原有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广度的拓展。如该剧在保留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原貌的基础上，对剧中历史人物的活动细节进行补充，对红军基层官兵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展现，还增添了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材料等内容。这种做法，既守住了史实之正，又开创了内容之新，使过去扁平化的历史书写变得立体起来，让历史人物鲜活起来，消除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感，让他们拥有了新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

二、守立场之正，创方式之新

史实是客观的，但历史认识具有主观性。文艺创作者必须对自己的叙述立场保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把主观性当成主观随意性，不要对历史进行随意评判。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时代的追问，民众对于各段历史都已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基本价值判断。在对红色题材进行文艺创作时，创作者不要违背民众对历史的基本判断，更不要表达颠覆性的观点。

　　《伟大的转折》就做到了守立场之正，创方式之新。该剧没有对遵义会议的性质和结论进行过多的价值判断，而是把叙述重点放在引导观众去思考为什么召开遵义会议、陈述为什么遵义会议能成功召开等问题上。在立场上沿袭国家主流话语叙事，在叙写长征时坚持红色文艺最常用的“严肃主题+红军精神+伟人气质”范式。虽然在塑造蒋介石军队的形象时比以往的作品注入了更多人性的元素，但基本还是定格在传统的框架之中，并未呈现出颠覆性。同时，该剧又在坚持传统叙事立场的基础上巧妙融入民间话语，改变常用的“一元化”的革命叙事模式，兼顾对革命历史书写的社会价值的多元性，从平民视角出发观察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官兵的内心世界，用平民的价值取向去体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情怀，使观众在消费性收看中感同身受地体会了探寻革命道路的艰辛。

三、守观念之正，创叙事之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由精英等级制向大众的、平等型现代形态转换，传统文化所内含的价值等级秩序状态被打破，主流文化对文化市场的掌握权正迅速减退，主流文化对历史叙事的特殊解释权遭到了质疑，多元叙事在文艺创作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文艺作品如何做好守正创新？

　　《伟大的转折》采用了坚持主流叙事兼顾民间多元价值的方式。该剧重视大众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叙事立场上坚守主流文化的观念之正，同时在叙事中更多地观照民间态度，尊重大众价值观的多元性和异质性需求。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是习总书记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也代表了我国主流价值体系对遵义会议的判断。《伟大的转折》一剧自始至终坚持这一主流观念不变，剧情突显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历史贡献，批判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但该剧改变了以往文艺作品中将正确与错误截然对立的方式，不再将英雄塑造成千篇一律的“高、伟、光”形象。比如剧中呈现毛泽东指挥土城战斗失败的故事，既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又无损毛泽东的形象。而博古等“左”倾路线推行者的形象也不再像以往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那样冷血，而是充满人性的光辉。这样的叙事方式既符合主流价值，又符合平民认知，兼顾了消费传播的大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