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尘埃落定，共三十五篇（部）作品获此殊荣。不言而喻，鲁迅文学奖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其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地位、对当代文学家的实质肯定，自是不用多说。自1997年创立，“鲁奖”每四年评选一次，共设“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奖项。四年的漫长时光，等待却是值得的，历届获奖作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多元景观，也显示出新时代、新征程的卓越成就。
得益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公布，我们难得地有机会如此集中地看近年来的文学作品，看文学家们当下正在“写”什么，看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动态。其中，获得散文杂文奖的五部作品，江子的《回乡记》、陈仓的《月光不是光》、沈念的《大湖消息》、庞余亮的《小先生》、李舫的《大春秋》，构成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不可忽视的“散文风景”。这风景里，有游子漂泊他乡的孤独体验，有山河故人对乡村现代化的思索与追问，有个体对生命与自然的领悟，有乡村教育者对孩童的关爱与担忧，有知识分子面对历史与文化的吟唱……虽然内容题材、叙事视角、艺术追求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终点—文学的永恒与变奏。如果说，文学是文学家创作的游戏，那些古老的文学命题经由一代代作家们的重新编码、变异，就可以产生无限的组合，引领读者走向未知的神秘世界。然而，文学的魅力远远不止于此。文学不仅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创作游戏，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文学通往的是一个无限贴近生命本真、最后散发出真善美光芒的终极旅程。正是在这几部散文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作家的温度与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作家置身新时代的现场，其文学作品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愈加拓宽了当代散文的生长空间。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如是说：“江子的《回乡记》書写变革中的山河故土，是面向广阔人间的滴血认亲之作。李舫的《大春秋》，穿越古今，气势雄强，以寻根和守望确证中华文化的磅礴力量。沈念的《大湖消息》以地理空间熔铸美学境界，以身体力行测量生态人心。陈仓的《月光不是光》是普通人迁徙流变的生活信史，乡愁与热望同在，裂变与奋进交织。庞余亮的《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1]结合这段简明的授奖辞，笔者认为，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五部佳作，至少从三个方面彰显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丰富形态：其一，是讲述乡土中国“进城”与“返乡”的时代裂变；其二，是在坚守“五四”传统文学脉络的基础上，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其三，是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学传统，又不忘吸纳其他文体特质，拓展传统意义散文的边界。
一、言说不尽的乡愁
故乡，永远是勾起游子乡愁的地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从古至今，乡愁书写是文学家们反复言说却道不尽情的永恒母题。不约而同地，已是离乡者的江子和陈仓，一个自称“故乡的逆子”，另一个则言明是“把故乡在脊背上背着到处跑的人”，逝去了的乡土成为他们远走之后依然留恋的灵魂归宿。江子把这份乡愁化为自己所追寻的精神内核，构建起一个“赣江以西”的文学地理版图。陈仓早就属于上海新移民的一分子了，可是忘不了的秦岭故土，就是那牵引着他频频回望的精神坐标，驱散他在城市漂泊时的无根之感。
江子是虔诚的故乡书写者，他的散文弥漫着作家的生命气场。“赣江以西”作为一个文学标识，出现在他的《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赣江以西》《回乡记》等多部散文集中；作家以悲悯的文字记录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消亡与生长，呈现普通人悲欢离合、斑斓驳杂的生命情状。正如《回乡记》序言写下的：“我努力记录和呈现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是以为她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她就是中国。可我写下的何止仅仅是乡土？我宣布我其实写的是悲欣交集的人间……”[2]《回乡记》分为“出走”“返回”“他乡”三辑，聚焦赣江边的江西吉水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江子试图从文化层面考察乡村一百多年来的命运变迁，从历史人物、文化性格、伦理秩序、医疗教育、地方风物、游子与乡贤等多维度绘制乡土世界的生存图景，为故乡的历史与现实、人与物撰写一部当代“史记”。走进这“人间”，一个个平凡却在生活里上演不平凡事的乡村人物悉数登场—被尊称为“老座”的祖父是练武高手，外祖父是一名擅长针灸的乡村医生，向往远方的大伯父是现实版的“高加林”，还有走南闯北的曾善生，人间蒸发的少年李瑞水，有福瑞之相的老人何曾氏……他们是作家血脉相连的亲人，因为亲情带来的在场感，作家更能在常态的生活肌理中触碰到乡村现实最为隐痛的部分。《练武记》通过家乡的武术折射当下社会传统文化的流失和现代经济发展伴随着的道德秩序的崩塌。祖父的武术没能承续下来，乡土文脉断层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临渊记》以一个少年的出走，牵扯出一代代背井离乡的“叛变者”。他们离开时的背影决绝冷漠，灵魂却因远离故乡而永远缺了一块。《磨盘洲》记录何袁氏失足落水的悲痛故事。这个乡村老妪的死，正是这块土地在时代变革面前急速衰落的隐喻。
现代以来，“鲁迅一代”的离乡者为了“寻求别样的人生”出走故乡，待“鲁迅们”再次返回时，却发现以回忆建构的故乡只是虚妄，无奈再次踏上离乡的路，“离开—归乡—再离乡”的“返乡”模式，遂成为现代性乡愁最为集中的表达方式。对于陈仓来说，“故乡”有着明显的象征属性，《女儿进城》《后土寺》等小说的主人公陈元在大都市上海和故乡塔尔坪之间游走，“他乡”与“故乡”所带来的情感冲突日益凸显，带有作家深刻的个人印记。《月光不是光》是陈仓首部散文集，共收录《我有一棵树》《哥哥的遗产》《月光不是光》《喜鹊回来了》《老家是座庙》《拯救老父亲》《父亲的风月》七篇散文，讲述“我”的父亲、哥哥以及其他亲人切身感受到的城乡变迁与离散经历，探讨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乡村的循环过程中引发的人性冲突与精神隐忧。从小说创作转向散文，陈仓执着对“返乡”命题的自觉承续和反复谱写，这何尝不是一个离乡者、一个城市漂泊者的精神自救！
二、“五四”传统的承继
与新时代文学的召唤
如果说，江子和陈仓继承了鲁迅开创的“返乡”模式，致力于挖掘现代乡土的别样风景，那么庞余亮的《小先生》，就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儿童的发现”之重大主题。《狂人日记》的最后，随着那一声“救救孩子”的呼喊，“儿童”这一群体开始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中。“小先生”课堂中的孩子，一个个似顽皮的精灵，狡黠、灵动、质朴、天真，携带乡土青草的自然气息：他们在枯燥乏味的乡村生活中发现乐趣，或打弹弓、踢毽子、玩蚂蚁、跳大绳、“挤暖和”、斗“天牛”，或调皮捣蛋、惹出事端，也会在农忙季节帮着父母干农活，度过朴素又快乐的童年时光。作为一个有着十余年乡村教育经验的作家，庞余亮用童心发现童心，用师心照亮孩子前行的路，他的拳拳爱意，最后以诗意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他没法把自己两只涨得通红的招风耳藏起来，像两只鲜艳的红蘑菇，正在仔细聆听着这布谷鸟乱叫的初夏”（《考你一个生字》）；“一阵麦的波浪涌向天边了，我又看到我学生的黑头颅了，我似乎还听见他们的歌声—阳光一般透明的歌声”（《眨眼睛的豌豆花》）；“在星期日，他手持鱼叉，目光炯炯，在河边挥来舞去的样子，像一个决战中的将军”（《站着上课的少年》）；“打球的我们像一只只大蜜蜂，学生们则像一只只小蜜蜂，油菜花的光芒和芳香都躲到了我们额头上的汗珠里”（《跑吧，金兔子！》）这样充满童真童趣的描写俯拾皆是，我们甚至惊喜地发现，鲁迅笔下有着“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的百草园复苏了，孩子们在满是菜畦、皂荚、桑葚、鸣蝉、黄蜂、菜花的园中野蛮生长。于阳光之下，庞余亮的笔端也触及了乡村教育的贫瘠、留守儿童的孤独、家庭暴力的创伤等现实问题。这些笼罩在乡村生活之上的“乌云”，形成了《小先生》的另一重要特征—温暖治愈之余还流淌着淡淡哀伤。
诚然，“五四”传统通过“人的发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更多思考的是“我”的生存境遇。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愈发强烈，新时代以来的文学开始反思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模式，转而投向生态美学的新大门。沈念的《大湖消息》即是如此。全书用“大湖消息”“麋鹿先生”“故道江豚”“黑杨在野”“化作水相逢”“致江湖儿女”“水最深的地方”“湖上宽”等作为文章标题，呈现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很显然，这部作品虽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可是书的主角不是人，是天地间的飞鸟、游鱼、走兽，以及构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湖。上篇“所有水的到访”，色调冷峻幽蓝，画面空旷寂寥，仿佛能听见湖上冷啸的寒风，感受如冰针般的冷意。如开篇《大湖消息》，以“湖、鸟、影、夜、静、风、毒、飞、鸣、逝、痛、光”等关键词结构全文，将毒鸟人毒杀鸟类的残忍通过自然环境的萧飒呈现出来。“谁也不曾料到，趁着夜幕的掩护，冒着寒冷的毒鸟人摸着水面反射出的暗淡之光，悄然把死亡送到候鸟的身旁。我不知道，美好的一天将结束于一朵黑色而阴鸷的乌云。湖州之上，到处都留有候鸟的印记。风疯狂地摇动着大地上的事物，圆镜般的湖面陷入黑暗，候鸟的夜晚从来都布满凶险”[3]。一只天鹅被毒死，它的“头靠着左侧船舱，褐色虹膜的眼睛圆睁，昔日洁白的羽毛，沾上泥水，凌乱脏污”[4]，读罢尤为揪心。下篇“唯水可以讲述”，集中记录湖区的江湖儿女与大湖休戚与共的生命关联，并将思考延展至与大湖有关的历史、地理、社会、人文、经济等之间的关联性，展开一幅辽阔的多维度生态图谱。作者意在告知，人类与天地间的其他生物一般，同是大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去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才能构筑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沈念的生态自然观，正是新时代生态文学的核心理念。
李舫是学者，又是散文成就十分瞩目的作家。孟繁华评价李舫的散文，“有一种不让须眉的丈夫气，一种气贯长虹的浩然之气。她的气象、情怀和修辞，如黄钟大吕响遏行云”[5]。《大春秋》就是这样一本关于中国的大书，且看李舫为篇名取的题目—《千秋一扬雄》《飞鸿雪泥—百年仰韶的人和事》《成都的七张面孔》《春秋时代的春与秋》《千古斯文道场—稷下学宫的流与变》《纸上乾坤》等，視野宏阔、磅礴大气，纵横于历史与文学、山川天地与千古名士之间，探寻中国文化的“士”“脉”“道”，书写了一幅大历史、大人文景观。“春秋者，时也，史也。”[6]在李舫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从伟大的春秋时代到繁盛的汉唐时代再到清王朝的余晖乃至当下，中国走过了一段充满浪漫传奇又荆棘密布的历史，最终形成纵横捭阖、包容万千、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象。面对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作品，读者心中升腾的是感叹、敬意与向往。
三、文体疆界的持守与开拓
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言及，散文是“最明显区别于小说和诗的东西。它好像没什么特征”，是文学创作中最接近天然的一种文体；“小说和诗都是虚构的产物，前者是情节的虚构，后者是语言的虚构。而散文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是真实的。它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无文章可做，凭的倒都是实力”；“散文的空间貌似广阔，其实却是狭小的”，而真正“散文的天地，是有些夹缝中求生存的”。[7]这体现了王安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散文观，也点明了散文这一类文体的特性—散文的边界难以界定，可以说是兼容并包、诸体俱在；而另一方面，没有边界的限制，也就使大众以为散文什么人都能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对散文认识的误区。拿小说、诗歌作比较，我们会很容易接受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如废名、汪曾祺；但是，若作家以小说虚构笔法写散文，或引诗体入散文，反而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如莫言的散文《俄罗斯散记》大部分是编的，散文的真实性受到挑战，其审美价值也大打折扣。这恰恰说明，散文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散文比任何一个文类都更仰仗于作家的实力。
在各个文类都在跨界融合的今天，散文的跨文体写作确实是大势所趋。这个现象，是散文生态越来越敞开的可喜姿态，我们不应该以文体的固有观念束缚作家的手脚。获得第八届“鲁奖”散文杂文奖的五部作品，既在内容题材方面有不俗成绩，又在文体上探索新的笔法。如陈仓原本就是小说家，《月光不是光》的几篇散文有很强的叙事性，把一个个背负着生活重压的人物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江子以脚步丈量大地，在《回乡记》中有意将文学与历史、哲学思考相结合；《大湖消息》则是有很强的非虚构性质，沈念亲自走访洞庭湖湖区数百余次，并将所见所闻细致呈现。
当然，也有作家在传统散文的疆域里默默耕耘。《小先生》的语言让人想到汪曾祺，用笔简约但意蕴丰深，与性灵派文学传统一脉相承。李舫以学者立场成就《大春秋》的历史厚重感，史料翔实又透射出学理的光芒；更重要的是散文中传达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博大的人文关怀，具有典型的学者散文之特性。
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8]尽管，鲁迅的这番论断是批评中国旧文艺存在的“瞒和骗”的弊病，但是文艺对国民精神的重要引领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从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百家”“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到现代的五四新文学、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等，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紧密相连，无不对人的精神具有启蒙意义。及至新时代，文艺对国民之魂的铸造，其作用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9]
鲁迅的“灯火”，仍熠熠生辉。
注释：
[1]《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中国作家网，2022年11月21日。
[2]江子：《回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页。
[3]沈念：《大湖消息》，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4]沈念：《大湖消息》，第36页。
[5]孟繁华：《创新须知常 数典不忘祖—新历史散文与文化传统》，《东吴学术》2018年第1期。
[6]李舫：《大春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自序第2页。
[7]王安忆：《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小说界》1995年第4期。
[8]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作者单位：罗文婷，厦门大学中文系；徐小华，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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