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亚薇

　　文学新传统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新文艺路线，区别于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五四文学传统中具有三种叙述原则，即“个人叙述”“平民叙述”“痛苦叙述”；而文学新传统则确立了与之对立的三种叙述原则，分别是“集体叙述”“英雄叙述”“欢乐叙述”。但文学新传统与五四文学传统也并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它将五四文学传统中对文学改造社会的追求强化，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并追求文学作品的大众化。这样的文学新传统实际上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文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文学新传统的指导下，“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创作者往往追求塑造光荣的工农兵形象，歌颂英雄，展现新中国光明灿烂的一面，而文学作品对于个人情感的表现与社会问题的揭露则变得不合时宜。文学新传统并不仅仅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影响着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创作。在“大众化”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往往将有一定欣赏门槛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连环画等。因此“十七年”时期，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改编文学作品的具体过程中，文学新传统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改编的各种形式中，电影无疑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在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深切感受到文学新传统的影响力。根据改编的文学作品不同，可以将改编成的电影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电影是由“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小说《红旗谱》是实践“十七年”时期文学新传统的典型代表。作者梁斌在小说中以农民为主体，塑造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作者并没有将目光局限在朱老忠身上，他还关注着知识分子，特别是通过描写保定二师学潮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但从文学新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描写成为小说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能突出朱老忠英雄形象的情节显得累赘，使小说没能贯彻文学新传统所提倡的“英雄叙述”原则。而在将小说《红旗谱》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导演凌子风按照文学新传统的要求对一些情节进行了改动。例如，电影删除了与朱老忠关系不大的保定二师学潮的表现，并增加了朱老明主动找朱老忠的细节，借朱老明的行动强化朱老忠的英雄形象。这样的改动不仅更加突出农民英雄的地位，而且还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感。与学潮情节相关的许多知识分子形象都没能在电影中出场。

　　而文学新传统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导演对情节的改动上，还表现在制片厂对电影的政治要求上。事实上，“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政策与文学新传统相适应，“具备鲜明的政治性、严密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十七年时期，电影政策处处体现出党对于电影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突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是电影生产中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影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林海雪原》改编成电影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政委就对《林海雪原》的剧本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对时代气氛和群众力量的描写不够，需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效果。不仅如此，制片厂还认为这部电影应该改成一部“农村片”，必须让农民群众看得懂，因此要避免复杂的拍摄手法与艺术效果。在电影审查过程中，又出现了电影将敌人塑造得过于团结的批评之声。这样的要求与批评正是与追求文艺大众化、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文学新传统相适应的。最终为了满足政治思想上的要求，1960年上映的电影《林海雪原》特意添加了解说词，方便观众理解。

　　《青春之歌》是当代作家杨沫在1958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同样是革命历史题材，但与前两部小说不同的是，《青春之歌》并不以代表广大群众的工农兵形象为主体，而是讲述了一位知识分子女性的故事。主人公林道静在经历过种种磨炼后，意识到只有投身人民群众的队伍，参加革命运动，才能拥有真正有价值的青春。特殊的主人公形象使小说在搬上荧屏之前就在政治思想方面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有不少批评者认为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是不必要的，认为林道静与工农的结合不够紧密。经历了这些批评，杨沫在参与电影制作的时候，对于作品的政治思想性有了更加自觉的把握。她在创作电影剧本时，将林道静成长主线之外的故事大幅删减，弱化了林道静的爱情故事与小资情调，加强了她与工农的结合。不仅如此，作者还根据电影剧本修改小说。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增加了林道静的农村生活和她参与北大学生运动的经历，甚至将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情节场面和对话进行扩展，放进小说中。这样，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还反过来影响了文学作品。但这些改编与修改依然是对文学新传统的具体实践。

　　除了上述由“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还有一类电影则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如巴金的《家》在1956年就被改编成电影。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中国现代经典作品的政治思想性往往不够突出，或者说是不够符合文学新传统的要求，因此在改编时就会出现更大的变化。巴金在小说《家》中突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封建大家庭对青年人的折磨迫害，呼唤青年人从家中出走参与革命。但是小说对于阶级矛盾的表现不够突出。

　　改编后的电影《家》与小说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小说中，高觉新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他是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被旧时代剥夺了所爱却又无力反抗的人物。在他身上，时代沉重的枷锁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样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十七年”时期需要的典型形象，“十七年”时期需要更加有勇气、更加积极的人物。因此在电影中，高觉新的戏份有所减少，而更符合人们期待的高觉慧有了更多的戏份。其次，电影还将觉慧的形象做了改动。小说中的觉慧在天真地追求理想之外，也曾陷入犹豫与挣扎，为爱情而苦恼。这些情感在文学新传统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属于应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电影中的觉慧形象有所改变，更加突出他充满进取心，为理想积极奋进、意气风发的一面。此外，小说中详细描写了鸣凤投湖的悲剧，使得小说充满了哀伤的氛围。而电影中，细腻的心理活动难以表现，鸣凤的悲剧被弱化，婉儿代嫁的场面也仅由觉民之口转述。这样的处理既是因为电影形式自身的限制，也无疑受到文学新传统追求积极乐观情调的影响。

　　但政治导向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改编中也并非一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改编其实处于多重话语力量的博弈之中。当文艺思潮较为激进时，为了更充分地发挥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改编现象较为盛行，改编原则多为再造意蕴，改编时非常注重政治文化诉求；当文艺思潮较为缓和时，小说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开掘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小说的电影改编会更加尊重原著。例如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被改编成电影时，由于担心电影会被视作代表资产阶级文艺观的作品而受到批判，导演有意弱化了小说中的情感流露。但此时的文艺环境相对宽松，电影对人情、人性的压抑反而引起了大众的讨论批评。由此可见，虽然文学新传统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创作者与批评家也会对过于极端的情况进行反思。

　　对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除了电影之外，对于文学作品的其他改编形式也逐渐受到重视。中国的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后也经历了发展良好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提倡和支持连环画创作，高度规范连环画市场，成立了多家美术出版社。“十七年”时期兴盛的连环画实际上是在高度一体化的组织中产生的，明显受到了文学新传统的影响。连环画创作者从主题、题材到创作手法都受到政策的严格规范。新连环画必须既要贴近现实生活，还要引导读者走向光明，相信真理。“十七年”时期，也有大量的现代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连环画。而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也自觉遵守文学新传统的要求对原著进行删改。

　　老舍的《骆驼祥子》被改编成多个版本的连环画。改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贴合时代要求，对祥子的性格经历都做了改变。1963年于翔改编的《骆驼祥子》连环画甚至将祥子的悲剧变成祥子与虎妞的爱情故事。除此之外，为了突出反抗精神，贴合工农兵身份，祥子的堕落在连环画中被弱化。改编者还会给予祥子充满希望的新结局，使他向无产阶级革命者发展。虽然“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改编成连环画的目的是为了让文艺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更好地宣传革命知识，但这些连环画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价值。连环画的改编者有时能将小说复杂的结构简化，使小说中略显程式化的语言表现得更加自然，这就体现了改编者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除了电影和连环画之外，戏曲、歌剧、话剧等也是大受欢迎的改编形式。它们既能够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也可以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后来还发展成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歌剧《白毛女》创作后，经过多次改编，加强了故事中的阶级矛盾，加强了主人公的反抗意识。这样的改编实际上也与文学新传统所提倡的叙述原则相适应。评书、苏州评弹等中国民间传统曲艺形式也同样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改编形式。《铁道游击队》在被改编成长篇评书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苏州评弹演员编演的《真假胡彪》则是由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来的。田汉在听了《真假胡彪》后还为此赋诗。这足以证明文学改编作品的魅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十七年”时期文学改编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既有电影这样从西方传来的新型艺术形式，也有京剧这样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各种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这本身就是与文学新传统所提倡的文艺服务于大众的要求相适应的。而在具体的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往往又会结合时代政治要求，进一步修改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形象，这又是对文学新传统的进一步实践。可以说，“十七年”时期文学改编是在文学新传统的指导下进行的。主流文学改编始终是朝着服务于大众、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向前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的结果只是单纯的政治工具，我们也看到有的改编者充分利用了改编形式的优势，使得改编的作品呈现出与原作不同的艺术效果。不仅如此，在“十七年”时期的特殊环境下，改编作品也具有特殊的文学史价值。因此，在意识到文学新传统对“十七年”时期文学改编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这些作品自身的价值。

　　[1]寇鹏程：《“十七年”时期的“五四”文学传统与文学“新传统”》，《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

　　[2]闫东方：《革命与乡土的变奏——以〈红旗谱〉及其电影改编为中心的考察》，《电影文学》2020年第21期。

　　[3]刘阳：《政治至上：十七年电影政策解析》，《电影文学》2009年第14期。

　　[4]姚丹：《小说〈林海雪原〉影视化研究》，《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5]王杰：《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缝合与裂隙——以〈青春之歌〉电影改编、小说修改为考察中心》，《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6]李太斌：《文学作品向影视产业转化的可行性及价值探析——以巴金小说〈家〉的电影改编为例》，《四川戏剧》2015年第9期。

　　[7]王杰：《电影改编论争与“十七年”文学生成的复杂性——以〈无情的情人〉〈达吉和她的父亲〉为视点》，《文艺争鸣》2021年第6期。

　　[8]李洪华、姜雯杰：《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的“改造”与“新生”——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连环画改编为中心》，《华夏文化论坛》2021年第1期。

　　[9]龚奎林：《论“十七年”小说的艺术改编与媒介传播》，《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