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清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到哪去？我觉得我心目当中一直追问这样的问题，对人的未来的前景，我一直最关切。”在十多年前与学人对谈“为什么学术”时，方李莉如是说。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始终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方李莉的学术研究中，成为她学术上永不停歇的内驱动力。

　　正因为有这样的追求，她总是不停地行走、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希望不断逼近这些问题的真相。她的研究视域非常宽广，涉及景德镇、手工艺、中国陶瓷史、“非遗”、艺术人类学、艺术乡建、中国文化基因、生态中国、后农业文明等议题，每个领域都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这些研究，都是她深入田野细致观察，以其“关切”为目标，以真切的社会事实为依据，以手工艺与艺术为切口，通过小切口，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动，呼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揭示时代发展变化的方向。

　　她始终如一地勤勉工作，在深入阐扬费孝通“活历史”“人文资源”“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重要学术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瓷文化丛”“文化田野”“时间他者”“遗产资源论”“手艺中国”“工匠知识再生产”“从生产地到艺术区”“以艺术激活乡村价值”“乡村振新”“生态中国”“后农业文明”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与命题，并以其丰厚的学术产出奉献于社会。

　　总的来看，方李莉的整个研究主要根植于自己的田野事实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去追求真知，进而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一、费孝通—学术路上的重要引导者

　　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背景特别是师承，对其学术成长、追求与发展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求学背景来看，在博士之前方李莉主要从事美术和陶艺创作，这培养了其对艺术的敏感，为后来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博士阶段，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又为她此后的研究注入了历史的维度，使其研究更具历史厚重感；博士毕业后，因不满足于从纯艺术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她又选择师从费孝通做博士后研究，研读人类学。费孝通作为一代学术大家，其学术志趣和学术理想等均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她自己在“为什么学术”的对谈中也说，“我觉得对我自己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费孝通先生”。她也自觉地以传承和发扬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2019年重走费孝通海外之路时，她就感慨道：“考察结束了，但研究和学术的传承却永远在路上。”[1]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缘于费孝通对方李莉的殷殷期许。如在谈到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死活”时，费孝通说：“关于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写成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2]围绕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死活”，方李莉多有论述，写出了《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传统在现代化中的重构—景德镇田野札记》《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走出生态文明之路》《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等论文和著作。

　　当然，在费孝通看来，研究历史和传统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记录和缅怀过去，还是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费孝通曾对方李莉说，“希望你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未来，并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3]。这里老先生希望她的研究能在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连接起世界，探索中国或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对于这样重大的学术命题，费孝通鼓励她：“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当看到她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后，老先生欣慰地说：“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4]这其中既有费孝通对她的肯定，更饱含着对她的期待。她也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学术追求的目标，孜孜不倦。

　　对方李莉尝试通过人类学来研究艺术的想法，费孝通很是支持，甚至有种“重新唤起”自己“爱好”的欣喜，他说，“她想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我觉得很好”，“她的研究重新唤起了我的爱好，让我又回到了五十年前想做又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上”。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仅仅是唤起费孝通兴趣爱好那么简单，还与其晚年的学术思考紧密相连。到了晚年，费孝通不断思考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最终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要思想。而要达到这一境界，艺术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费孝通自己也说，“文化最后、最重要的追求就是要进入一个艺术的世界”[5]。可见，费孝通晚年对艺术十分重视。也正因此，在费孝通的关心和支持下，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才得以正式成立，成为国家级学会。方李莉曾说，“这个学会可以说是费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6]。如今，这份“遗产”正在焕发出越来越蓬勃的学术生命力。

　　二、“从实求知”—立足田野的学术自觉

　　费孝通非常强调做学问要“从实求知”，强调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知识。方李莉始终秉持“从实求知”的学术理念，注重加强“田野自觉”意识[7]。她说，“我们的知识都是来自田野里面的第一手资料”，“我们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田野实地调查和研究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总结自己的理论而不断前进的”[8]。在她看来，田野调查是提高自己认识、总结出新理论的重要途径。

　　因此，她十分重视田野工作：从宏观上来讲，我们如果要“理解和解释文明的进程”，要“研究人格结构的变迁”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只有“通过田野的实地考察”来获得。从学科建设上看，我们“要建立中国本土性的艺术理论，对中国艺术田野的考察必不可少”；而艺术人类学对此有着天然的优势，“田野工作方法是艺术人类学区别于一般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唯一组成要素”[9]，其可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提供重要事实和理论依据。

　　方李莉自身有着丰富的田野经历：三十多年不間断地对景德镇进行追踪式田野调查。她最早从事的田野工作是在家乡景德镇，景德镇可以说是她田野作业的“根据地”。以景德镇为“据点”，她撰写了《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景德镇民窑研究的“文化丛”视角》《“景漂”：景德镇的新崛起一族》《超越现代性的景德镇发展模式：从生产地到艺术区的变迁》《“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等。此外，还有《口述：景德镇陶瓷百年变迁》《从生产地到艺术区的发展与变迁—景德镇发展模式研究》也即将出版。还有一本关于“景德镇百年变迁”的《遗产与艺术之城的建构》也在撰写之中。她还指导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对景德镇进行了多维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不断接续其对景德镇的思考。

　　除了景德镇这一重要田野点，方李莉还对西部进行过八年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其间，她曾住在陕北关中一带农民的窑洞里考察当地的民间美术，去榆林跟着一支秧歌队伍同吃同住了二十多天，居住在贵州的苗寨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当地人的文化与艺术的变迁，还带着学生开车去西藏。在此基础上，她主编了一套十二卷本的“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并撰写了《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研究》《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梭戛日记—一个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等论著。

　　近来，随着“社会转型与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研究”“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城市艺术区”研究的开展，她的田野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带领课题团队选择了十一个重要的手工艺复兴区和艺术乡建实验区、城市艺术区进行田野考察；主编了“中国新样式：社会转型与工艺美术发展研究丛书”及“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对话录”系列丛书；同时还完成了《手工艺正在重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哲学观》《手工艺与当代中国生活方式的重塑》《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艺术乡建的东方哲学基础》《艺术乡建的智能化生态之路》《城市艺术区的人类学研究—798艺术区探讨所带来的思考》等著作与论文。

　　她还将世界各地博物馆、海上陶瓷贸易交通路线国家作为自己的田野，进入到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地中海的一些国家考察中国陶瓷，让自己的田野“走向世界走向历史”。

　　相较于传统人类学对田野的认识，方李莉对田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是她对“异文化”的认识。在景德镇田野实践中，她对“异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对于一个只受过正规的现代陶瓷知识方面教育的我来说，这些传统的民窑业中的文化和知识完全是属于一种我难以理解的‘异文化。这种‘异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空间地理位置或是行业的不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时间，是时间的差距和时代的维度使我们的祖辈们完全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经验世界里。”[10]在《中国陶瓷史》中，她又进一步引申：“传统人类学概念中的‘异文化都是以地理空间的距离来划分的。笔者认为，时间也能造成文化上的隔阂及陌生。相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古人的世界，古人的文化，也是我们的‘他者和‘异文化……”[11]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历史作为人类学的‘异文化来研究，我们进入其中，也就进入了一个田野的场景”[12]。这里，方李莉创造性地提出了时间距离尺度也能造成“他者”和“异文化”。这种“时间他者”“时间异文化”的观念，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视域。

　　其次，方李莉还创造性地提出“历时田野”“文化田野”的概念。她说：“田野是人类学家摄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的现场，那里有人类学家可以直接面对的文化群体。而历时的田野不再有具体的可以和我们相互交谈的生活群体，但古人文化的‘田野并没有由此而逝去，它们还留存在那些默默无言的器皿中、废墟上和遗址里。只要我们认真去探究，我们仍然可以和古人对话；古人的文化同样可以成为反射我们今天文化的镜子，帮助我们反思，帮助我们找到未来的路。”[13]这里提到的“历时田野”“文化田野”，是“时间他者”概念的一种自然延展，其对于人类学研究古代文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见。

　　正因为方李莉对田野有以上认识，所以她强调在做文明社會的田野时，一定要将田野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研究中国的地方文化，除了要做大量的田野工作外，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也是必不可少的。”[14]

　　最近，记录方李莉田野足迹的《艺术人类学：田野中的思考》（2022）出版，我们从中可以更系统地见证她“在田野中学习，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总结理论”的学术历程。当然，这些丰富的田野经历及随之而出的深刻学术思考，正是其“从实求知”学术理念和追求的必然结果。

　　三、“活历史”—在田野中

　　发现历史与传统的价值

　　“活历史”是由费孝通提出来，再由方李莉进行扩展的人类学概念。费孝通指出，文化的生与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生物是不能死而复生的，文化可能会一时失去功能，但在另一时又会起作用，重又复活。我们的研究，就是要从中找到由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条充满动态和生命的“活历史”的巨流。[15]方李莉最初在景德镇从事田野工作时，便具有类似的意识，与费孝通“活历史”的思想存在契合之处。师从费孝通后，便受“活历史”观念影响，并一直将其贯穿在自己的研究中。

　　随着景德镇田野调查的展开和深入，方李莉发现，“民国时期的一些习俗文化，和南宋《陶记》中的记录基本没有变化”。后来她又“发现以前记录的类似传统景德镇民窑业的生产组织形式、行业分工方式、销售流通体系等竟然又一一地重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现象的出现，令她不禁思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这种对传统的恢复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而且这种恢复是一种完全的恢复还是一种部分的恢复？它们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16]为了回答好这一问题，她做了系列的田野考察和研究，来理解历史与传统在现代化中的重构问题，并重估其在现代化中的价值。

　　景德镇是方李莉学术研究用力最多的地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在对其观察和研究。在最初的田野考察中，她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座传统手工艺的古城，“正在竭力地变成新城”，以至于她“心里总有一种失落感”，写出了《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一书，并感慨“人类不能没有过去，不能没有历史，如果那样，未来也将是一片虚无”[17]。

　　这种失落感随着田野考察的进一步深入，便有所改变。方李莉发现，随着社会的转型，景德镇的传统并未飘逝，恰恰相反，其成为了景德镇孕育新生的重要力量。她说，“在它身上不仅觉得是一种传统的重现，甚至隐约地感到它有某种超越工业化、现代化的胎芽，也许还和景德镇的未来有着某种说不清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却和新兴起的后现代的思想及理论有某些可以呼应的地方”[18]。她不仅认为当时景德镇正在悄然兴起的传统民窑业的复兴，是一种“传统的重现”；而且还敏锐地预感到，其具有“超越工业化、现代化的胎芽”，甚至还与“新兴起的后现代”思想有所呼应。在20世纪90年代颇显落后的景德镇，她却看到了某种后现代的影子，并认为这预示着景德镇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预判是非常有先见性的，后来景德镇的发展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后，方李莉对景德镇的田野考察逐步深化，对景德镇的传统和历史亦有不少新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观点。如她认为，对传统仿古瓷的生产是后来景德镇新的手艺人成长的练兵场，“这些手艺人群体成了景德镇重要的工匠技艺库”，这是“所有到景德镇来的艺术家及年轻学子们的最好的和最重要的合作者”。她还关注到新近出现的“网络陶瓷之路”。她说，“景德镇的手工艺复兴与传统有关系，更与高科技以及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关系”，“网络电商销售，为景德镇开辟了一条网络陶瓷之路”[19]。“工匠技艺库”和“网络陶瓷之路”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内涵，对景德镇未来的发展也将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另外她还认为，“景德镇已经从一个生产型的城市蜕变成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即从生产地蜕变成了城市艺术区，它“不仅是在生产瓷器，也在生产艺术、生产文化、生产景观”。其提供的“不仅是物品，也是文化知识、文化符号、景观符号，甚至还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理念”。这是景德镇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也是一个中国发展的新模式[20]。二十多年前，她認为景德镇具有某种后现代的影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景德镇已然从一个生产地转变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区，后现代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认识，不仅源于其深度的田野考察，还源于其“活历史”思想的指引，即“历史是活的，而且传统不会消失，只是在不断地变迁和重构”[21]。

　　对人文资源的思考。从2001年开始，方李莉牵头承担了两个大型的国家重大和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她带领由北京和西部四十多个学术单位组成的一百七十多位课题组成员，以田野考察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文字资料、音频和视频资料。在此基础上，她对“人文资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些思考成为了其“遗产资源论”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

　　“人文资源”的概念是由费孝通提出来的，他曾鼓励方李莉要“把人文资源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研究后再用到实践中去”[22]。为了这一嘱托，方李莉在西部前后花了八年时间，进行人文资源的田野考察，并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八年的积淀，方李莉对“人文资源”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她认为，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要争夺的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将包括人文资源，今后人文资源是否丰富也将是一个国家国力是否强盛的标志”。不仅如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23]。这就是说，人文资源除了文化、经济功能外，还具有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民族与地方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功能。

　　通过对“人文资源”思考的不断推进，方李莉最终提出了“遗产资源论”的理论构想。她提出，“将遗产资源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行活化利用，为当地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多样性、本土性的复活过程，是对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反思与反弹”。对此，“如何认识我们的传统，如何认识在当代文化转型中遗产作为资源的重要价值”，是“遗产资源论”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当然，“遗产资源论”理论，特别是有关遗产资源与社会发展互动性的讨论，虽还刚刚开始，但其“将会给予新的生态文明以许多启示”[24]。

　　对传统手工艺的考察。方李莉从事研究之初，便主要关注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其田野作业点也主要集中于传统手工艺地区。她希望通过对手工艺的考察，“来解释和理解一些文化及艺术的传承与变迁等”[25]问题。在对手工艺长时间宽领域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手工艺复兴热潮的到来，她说：“在田野中，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正在涌动一股强烈的手工艺复兴的热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26]她还透过现象，敏锐地将其与中国式文艺复兴联系起来，提出：“中国的手工艺复兴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在复古，但实际上正在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化……”[27]这样，她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便逐渐超越手工艺本体，深入到传统手工艺对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建构上的探讨。

　　具体来讲，一是关于传统手工艺复兴与重塑当代中国生活方式的论述。通过田野考察，方李莉看到“一场生活革命正在中国悄然兴起，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茶道、花道、香道，书法、古乐，包括雅集开始流行”，“形成了一股中国时尚”，这“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以洋为美，以洋为时尚的社会风气”。二是关于传统手工艺复兴与中国式文艺复兴的论述。她说，目前中国“正在形成的一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力量”，这股力量“将会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并“从而影响到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28]。三是关于传统手工艺复兴与生态中国的论述。她认为，“中国手工艺复兴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复兴基础上的”，其“正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希望这种活力的最终结果是把传统的乡土中国导向当代的生态中国”。她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应成为且能成为“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者”[29]。

　　方李莉对中国文化基因的认识也主要是通过对大量手工艺的田野考察而获得的。她提出，中国“不仅是一个乡土中国，也是一个手艺中国”，“农工相哺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文化基因不仅对其历史的存在有价值，而且对文明体的当下和未来有价值”[30]。她还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认识“手艺中国”，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很长的时间，中国都是‘世界的手工业工场”[31]。这样，在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基础上，她提出了“农工相哺”的“手艺中国”的中国文化基因。

　　后来，在《中国文化基因与“生态中国”之路》中，她对中国文化基因又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并归纳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乡土”“和”“修身”“天下一家”“生活艺术化”“城乡循环”“求稳”等文化基因。她说，如果我们能够“激活中国所具有的乡村国家的文化基因”，那么“是否能发展出更接近生态和人文的新的文明，即一个集高科技、高人文和高生态环境的未来文明”？这非常值得期待，这也是她提出的“‘生态中国的雏形”。在她看来，“生态中国”“是中国文化基因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的一个重要抓手，更是我们要蹚出的一条新中国发展的探索之路”，而“今天的乡村振兴正是我们验证并发挥自身优势的实验场”[32]。

　　总之，方李莉总是以“活历史”的观念来思考和研究传统与历史。她说：“任何历史都不是死的，也不是静态的过去，其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不仅通向过去和现在，也通向未来。”[33]她还强调，要“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实，通过现实来理解未来”[34]。而其最终的目的是“上升到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总体认识”[35]。

　　四、实践性—对社会现实

　　与人类未来的关注

　　方李莉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她的研究也非常注重实践性。一方面她认为新的理论的获得，“都必须要从实践中来、从田野中来”。她甚至还觉得，“没有人能创造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社会实践中”[36]。另一方面，她还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社会实践，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影响社会实践，为当下社会和人类未来服务。她说：“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关注社会实践的研究，因此其研究成果总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37]即便是研究历史，她也坚持“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38]的理念。综合来看，她对社会实践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非遗”的研究与关注。方李莉是较早一批进行“非遗”研究，并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学者。在2001年，她就已经率领一批学者从事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的研究，考察的也大多是与“非遗”相关的内容。她本人也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并于2007年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她以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对“非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有《“后非遗时代”与生态中国之路的思考》《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人类学视角下的“非遗”保护理论、方法与路径》《非遗保护的3.0层级与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等学术成果。

　　对于“非遗”，方李莉有自己的独到思考。她首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其“迅速的变化是实况，也是必然”[39]，一成不变的“非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她还认为要从“四性”上去认识“非遗”，即从整体性、历史性、动态性、未来性的角度去理解“非遗”。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文献、数字化的记录将其保存下来”，“建立提供给社会共享的数据库”，以保存“非遗”的基因和种子。另一方面，“一定要承认其中所蕴含的传承与创造的成分”，因为“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也是重新解释和建构新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40]；此外，还应该给“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即“如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生命力，是当前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而“非遗”保护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它融会贯通到当今的生活中，融汇到我们的自主创新中，融汇到我们民族文化奔腾向前的血液里”。只要我们将“非遗”和现代文化联系起来，“其就会在现代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不用我们去保护，只要给它宽松的环境与政策，它就会自己蓬勃地发展起来”[41]；她甚至还认为，对“非遗”来说，“创新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42]。她的这些思考，在“非遗”保护工作十多年之后，更显得有价值和意义。

　　二是对“艺术乡建”的推动。在国内，方李莉也是较早从事“艺术乡建”研究的学者。从2016年开始，她连续三年举办了有关“艺术乡建”的研讨会，并出版了三本论文集。2019年，她策划了“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北京”和“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深圳”两个展览，积极推动“艺术乡建”活动。在“艺术乡建”研究方面，她主编了“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对话录”系列丛书，发表了《艺术乡建的东方哲学基础》《艺术乡建与智能化生态中国之路》《艺术如何参与乡村建设》等论文。

　　对于“艺术乡建”，方李莉认为其具有东方哲学基础。她希望“人们以乡村振兴为入口，以东方审美哲学为基础，在艺术的行动中找到一种更能够与自然和谐、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43]；她还认为，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时代使然，并提出“要建立艺术家和人类学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学术共同体”，共同去“帮助乡村重新建立文化记忆和文化知识体系”[44]；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一场“中国式的文化复兴”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继“中国式文艺复兴”之后的，将有可能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生态文明的形式。因为，“通过艺术复兴传统的中国‘生活式样，修复乡村价值”，可“将‘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45]。这样的话，“中国就将率先发展，影响世界”[46]。

　　三是进行“后农业文明”的思考。近来，随着方李莉对“中国式文艺复兴”及“生态中国”研究的深入，她首次提出了“后农业文明”这一重要概念，并相继发表了《“后农业文明”模式的全球性思考》《后农业文明视野中的人类生物、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后农业社会”：一个中国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后农业文明”的概念与发展模式》等论文。

　　在方李莉看来，“后农业文明”主要是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是生物学、环境学方面的科学家、农艺师、智能化工程师、网络专家、人类学家、文化工作者、艺术家、设计师、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等；其中轴原理是在建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推行生物、生态的保护和研究优先，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重构适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创意策略优先。“后农业文明”“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还是一个可以实践的社会行为”，其“还可能帮助许多还没有来得及走向工业化的农业国家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与模式”[47]。

　　对“后农业文明”，方李莉结合中国文化基因和当下实际，认为“中国将是最有可能第一个践行‘后农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国家”，“后农业社会”概念关乎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思考，其“或许能够成为东方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且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重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48]；她提出“后农业文明”概念，是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构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新系统。她认为“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乡村文化”，将会成为“最重要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的重要保有地”，“其不再仅仅是我们去保护或去改造的地方，还是我们要链接和要互动的地方，这种链接和互动的过程就是‘后农业文明形成的过程”，最终其将“与后工业文明联动，形成一个更高层级的数智生态文明”[49]。她希望，要“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面对全球开启一个重要的讨论”，这就是，“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若能与我们的文化观念、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革相结合，也许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其鄉村振兴都可以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直接实现‘后发优势，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进入一个更环保、更绿色、更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50]。

　　以上她对“后农业文明”的思考，不仅具有超前性，而且极具未来性，可为今后中国或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结语：“历史实践主义”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方李莉的学术道路，以博士毕业为分隔线可分为两个阶段：工艺美术史论与艺术人类学。这样算来，她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已经超过了二十五年。作为一位有着丰硕研究成果且颇有建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她尽管有着不同的研究向度，但其内部却蕴含着一以贯之的研究理路，并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特有范式，笔者将其称之为“历史实践主义”研究范式。

　　所谓“历史实践主义”研究范式，指的是方李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较为普遍地具有或者“共同显示”出“历史”与“实践”两个维度。具体来说，就是其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总是以切身的田野考察为基础，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发展事实基础之上，并以“活历史”的思想为指导，注重长距离历史阶段与现实问题的对比研究，以手工艺的历史和现状为切入点，思考和研究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在现代化中的重构问题，重估其在现代化中的价值，并由此而展望人类的未来。换句话说，她的研究注意发掘历史，在历史中认识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为未来。其学术著作，既有对现状的田野研究，也有专门的史学著作，如《中国陶瓷史》是当下翻译成不同国家文字的陶瓷史著作，还有《景德镇民窑》“景德镇百年变迁史”（系列著作，即将出版）等都是重要的历史著作。另外，从前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她的研究一方面来源社会实践，一方面又回馈于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称其研究为“历史实践主义”的研究。并且她的这一研究，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模式，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有典范性意义，具有研究的范式性。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源于西方，西方艺术人类学在百余年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功能学派、结构主义、阐释人类学、反思的艺术人类学范式”[51]，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反观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大多采取“拿来主义”，少有自己的创造。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学术自觉意识的淡薄也应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方李莉为学界所贡献的“历史实践主义”研究新范式，不失为其学术自觉的集中体现，理应值得学界关注！

　　注释：

　　见方李莉：《“重走费孝通海外之路”的美国考察》，《中国文化报》2019年5月12日。

　　以上见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岳麓书社，2005年，第48—49页。

　　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第53页。

　　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第50页。

　　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第15—16页。

　　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网站。

　　方李莉：《走向田野的学术生涯》，《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

　　方李莉：《在田野中寻找新知：回顾与展望》，《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方李莉：《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

　　方李莉：《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8页。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上卷），齐鲁书社，2013年，第35页。

　　方李莉：《开放性的艺术人类学思考—方李莉学术自述》，《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上卷），第35页。

　　王永健、方李莉：《立足本土立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名家访谈之十二》，《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6期。

　　方李莉：《“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方李莉：《开放性的艺术人类学思考—方李莉学术自述》，《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方李莉：《“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方李莉：《超越现代性的景德镇发展模式：从生产地到艺术区的变迁》，《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

　　方李莉：《“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第66页。

　　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总序》，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方李莉：《血脉的传承—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笔记》，《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方李莉：《生活革命与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新观察—社会转型中的手工艺复兴研究》，《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S1期。

　　方李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成果推介：社会转型与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研究》，《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6期。

　　方李莉：《生活革命与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新观察—社会转型中的手工艺复兴研究》，《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S1期。

　　方李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方李莉：《“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方李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方李莉：《中国文化基因与“生态中国”之路》，《粤海风》2021 年第 3 期。

　　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网站。

　　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第2页。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页。

　　王永健、方李莉：《立足本土立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名家访谈之十二》，《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6期。

　　方李莉：《从实践到理论：2021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焦点与热点问题》，《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3期。

　　方李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民俗研究》 2017年第6期。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第228页。

　　方李莉：《人类学视角下的“非遗”保护理论、方法与路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0 年第 1 期。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第230—233页。

　　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以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研究为起点》，《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方李莉：《艺术乡建的东方哲学基础》，《艺术市场》2021年第11期。

　　方李莉：《艺术如何参与乡村建设》，《群言》2019年第4期。

　　方李莉：《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術人类学视角》，《民族艺术》2018年第1期。

　　方李莉：《艺术如何参与乡村建设》，《群言》2019年第4期。

　　方李莉：《“后农业文明”的概念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18日。

　　方李莉：《“后农业社会”：一个中国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方李莉、朱阳：《后农业文明视野中的人类生物、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方李莉：《“后农业文明”模式的全球性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罗易扉：《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与取向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