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江西影视创作的时代变迁，“江西影视”可以初步界定为以江西省内多方创作主体为核心创作力量，内容根植于江西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展现江西风土人情，具有浓郁赣鄱文化精神气息的影视作品或影视现象。
一、江西影视剧创作的基本历程、现状与特征
新世纪以来的江西影视创作不断探索、着力创新，在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中，逐步告别了以改革开放之初的毕必成的《庐山恋》与王一民的“乡土三部曲”以及横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张刚导演的“阿满系列喜剧”等作品为代表的“江西现象”，开始向更广阔而丰富的“红绿古三色文化”“现实主义书写”“网络文艺创新”这三个创作场域挺进，从影视创作的文化定位、创作观念和业态发展三个层面初步实现了江西影视创作在低回中奋起的新局面。“三色文化”的影视表达
江西影视艺术创作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滋养。江西影视创作者有意识地将本土文化和家乡情怀蕴含于影视故事的讲述中，创制出一批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的影视作品。1.红色经典创作成为新世纪江西影视最重要的出发地
江西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江西省影视创作得天独厚的优势。新世纪以来，红色经典题材已然成为一股创作潮流，在构建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改编自《西游漫行》的《毛泽东与斯诺》（2000），为刚刚步入新世纪的江西影视创作一举摘下国内三大电影奖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影片“放弃了直接描绘壮阔的革命斗争场面，而是从与普通人生存空间、情感世界更为接近的地方落笔，描写伟人的亲情、爱情、友谊，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东京审判》（2006）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塑造了南昌籍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国族同胞仗义执言的传奇形象，以此建立起民族英雄与故土文化的“情感连接”，以惩恶扬善的方式抚慰观众的创伤记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江西电影历来重视献礼片的打造，以普通人的视角挖掘红色文化，在温情叙述中将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在影片《可爱的中国》（2009）、《李天佑血战四平》（2009）中，导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通俗化叙述唤起观众对英雄群像的记忆，丰富了革命伟人的刻画维度。2017年之后，江西的主旋律电影在“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询唤”的前提下，将商业价值作为主要诉求，对重大题材进行了“历史化以至娱乐化的改造”，采用明星阵容和著名导演的制作团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影片的质量和消费竞争力。江西本地影视企业参与联合投资的《建军大业》（2017），用一种青春气质拉近了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导演采用高超的声画叙事技巧和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呈现完成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转型，以家国情怀的叙事传统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同。《信仰者》（2018）、《浴血广昌》（2018）、《八子参军》（2018）都采用类型化创作，演员选用突出年轻化，更加贴合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这几部献礼片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在弥合主旋律与大众化、公共性之间存在的矛盾空隙方面，提供了来自江西影视创作的艺术实践。
新世纪的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也一直致力于形式、类型上的创新与丰富。《红小鬼》（2009）是江西省首部红色少儿题材电影，采用动画与真实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导演通过人物关系的巧妙设置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父子亲情。同年出品的《红色恋歌》则是国内首次采用电影音乐剧的形式来表现红色题材，“以当代年轻人参加选秀比赛（《中国红歌会》）为切入点，以音乐为依托，这使得陈旧的革命故事焕然一新”。
新世纪以来，江西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理念也不断更新，在形式表达上更加贴合当代青年的文化与审美心理，产生了一批具有青春气息的军旅题材电视剧。《兵哥兵妹》（2001）用诙谐幽默的轻喜剧方式来展现预备役部队的军训生活，而《我们的连队》（2002）则以朴素的镜头风格鲜活地反映了当代士兵的训练生活和情感世界。《红领章》（2004）和《铁色高原》（2006）作品呈现出一种怀旧的青春话语表达。进入21世纪后，得益于类型化的多元创作，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加入了谍战、悬疑、情爱等元素，以枪战、武打和明星主演为叙事亮点。《地上地下》（2009）正反派人物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剧作无处不在的悬疑设置都构成了强大的戏剧张力，“饱溢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成就了这部“蕴涵着人伦情怀和历史情怀的人文大剧”。而由陈宝国和佟丽娅主演的情感谍战大戏《破阵》（2014）根据江西赣县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以商战为主线、谍战为核心、情感为催化剂。
新世纪以来的江西红色题材电视剧创作，力求还原历史真实，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兴国！兴国！》（2009）、《可爱的中国》（2009）、《井冈山》（2009）等分别在兴国和九江、井冈山等多地取景拍摄。《红色黎明》（2011）在讲述剿匪传奇故事的同时，“资溪白茶也是导演刻意展现的‘主角’之一”；在《井冈山》（2009）中对“红米饭、南瓜汤”的展现已然成为江西革命历史叙事中的“美食名片”。地方民俗风情也融入人物塑造的细节之中，主要表现在人物的衣着服饰、方言语调、民风习俗上，如《遥远的红星》演员台词使用赣南客家方言，颇具辨识度。此种民俗细节和景物的“在地性”，呈现不仅有利于建构观众的身份认同，也为主要人物形象的思想成长与心理变化提供了情感叙事依据。
2.“古色厚土”与现代的对话
江西“古色文化”囊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俗领域的辉煌历史，并集中体现为以傩舞、弋阳腔、打鼓歌、采茶戏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朱熹、陶渊明、杨万里、王安石、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千年瓷都景德镇、千年道教祖庭龙虎山、千年名楼滕王阁、千年药都樟树等为代表的古迹文化，以及近些年兴起的书院文化、青铜文化、海昏侯文化等。
纵观江西的“古色文化”创作，大多由地方政府所主导，他们基于文化传承的焦虑，试图用影像呈现去唤醒江西人民对本土“古色文化”的认同。近年来，创作者拍摄非遗题材影视作品时，追求艺术形式和叙事结构的创新，且格外注重历史“古色”与当代“青色”的结合。“古青融合”的叙事模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空进行嫁接，将“山水”“歌舞”等文化符号注入爱情故事中，导演寄情于自然，表达了“文化的力量是可以成就爱情”的观点。影片《傩之恋》（2009）以傩舞为叙事动力，讲述了台湾姑娘与大陆少年为追求梦想而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影片《到山来》（2009）和《山鼓声声》（2011）讲述了冲破世俗观念的青年男女，结缘于山歌，最后克服重重苦难相爱相守的故事，似乎隐喻着回到山里的爱才是纯粹的。但这两部影片故事情节大同小异，过于强调“文化噱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质量。
名人传记电影是江西省“古色”题材创作的一个主要类型，通常与地方文化建设紧密结合。2018年是“名人传记”电影的高产之年。《鄱阳湖大战》《脱缰》《黄爵滋》《李畋传奇》等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一一展开。主创者一方面努力恪守历史事实，多维度还原人物个性；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实现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三者的有机转化。网络电影《龙虎山张天师》（2020）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塑造“喜怒哀乐张天师”的同时，也弘扬了真善美的中华传统文化。电影《樟帮》（2020）讲述了同盟会与外国殖民者的斗争，以“儿女情长”和“为父报仇”为故事切入点，在扑朔迷离的真相背后牵引出“樟树药帮”守护医药传承的家国壮志和英勇抗敌的革命热情。
新世纪江西影视创作一直把“讲好江西故事”和推动江西文化“走出去”作为重要的目标。2012年影片《八大山人》成功进入全国院线发行，这标志着江西首部由民营企业投资的院线电影正式登上全国银幕。“一个离不开女人和酒的东方绘画魔鬼，一个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幻觉，一个没有家正在走回家的皇室后裔”，是导演对“朱耷”内心世界的解读。在艺术处理上，导演对戏剧冲突的设置、人物个性的拿捏以及主题意境的营造都恰到好处。“作者用镜头感很强的视觉性语言活脱脱画出来一个八大山人，还原了一个艺术上可以感知，可以闻其声、睹其形、查其神的一个写意大师。”影片《大傩·董春女》（2016）入围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标志着传统赣文化代表之一的“大傩祭礼”首次走出国门绽放异彩。这部影片以千年“大傩祭礼”的文化传承为背景，讲述了民国时期乐安“大傩”董春女为守护传承“大傩祭礼”受尽苦难，最后出家为尼的凄美传奇故事。影片的取景地在江西乐安县流坑古村、湖坪古村等地，通过对古村、古巷、古祠等传统建筑的展现，为傩文化增添了神秘独特的文化色彩，同时也诠释了中国女性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人格魅力。
3.“绿色”家园：雁影留情 动漫先行
新世纪的江西影视创作者一方面试图改变刻板的银幕形象，完成现代江西的转型；另一方面，努力将“绿色”主题与多元化叙事结合，以实现主题教育、文旅宣传、公益传播及市场消费等层面的价值创收。在新世纪的某些影视作品中，“雁”似乎成为一个意象符号，将自然生态与纯美爱情串联起来，成为新世纪以来江西自然生态题材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造型元素。影片《恋恋芦花》（2006）中将大雁的命运与“芦花”的爱情归宿紧紧相扣，当大雁躲过偷猎者的追捕，也正是“芦花”感悟爱情真谛之时。导演将大雁从一而终的忠贞品质投射到“芦花”的身上，将生态保护与传统美德融入唯美的爱情故事中，寓意深刻。被导演称为“绿色爱情”的影片《雁语》（2009）以鄱阳湖为主要拍摄地，讲述了三个“富二代”青年通过自我奋斗，收获事业和爱情的励志故事。鄱阳湖、大雁、环保、绿色、生态等关键词有效地融入故事情节当中，可谓“江西电影银幕形象的转折之作”。由熊相仔编剧和执导的原创动漫电影《老雁怪怪》（2009），选取儿童视角，以江西自然风光为背景，讲述了鄱阳湖畔一对父子挚爱候鸟，抵抗猎人捕杀候鸟的故事。动漫电影《天堂飞鸟》（2009）、《虎王归来》（2011）等以充满童真的视角，在轻松幽默、妙趣横生的故事里，共同表达了绿色生态的环保主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天堂飞鸟》以鄱阳湖生态保护为主题，谱写了“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和谐”的动人故事；《虎王归来》塑造了一个外表凶狠实则心地善良的虎王形象，通过八岁男孩武小松的惊险“打虎”故事，表达了人与自然共存的价值观。
2010年之后，江西动漫电影在受众定位、叙述手法、市场宣发等方面则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创新的新趋势。2014年出品的《我的老婆是只猫》迎合年轻观众欣赏口味，将率真可爱的猫、鼠“拟人化”，用猫、鼠天敌关系隐喻现代男女在思维与情感中的矛盾。
现实题材的本土化书写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态度，是相对于脱离社会现实来说的一种表现手法，这需要创作者对生活有所体悟并真心了解；而‘现实题材’则是以当代社会为背景讲述故事的一种类型。”新世纪以来的江西影视创作始终坚持以现实题材创作为主要阵地，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出发，描绘当代江西人民的生活现状与精神风貌。创作者紧跟时代热点，触摸社会痛点，通过多样化题材展现时代发展与个体命运的勾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1.关注民生·底层视角
新世纪以来，江西影视创作殷切关注乡村教育、创业扶贫、医疗改革和移民搬迁等问题，呈现了一批优秀的影视作品。其中，以乡村教育问题在电影中的展现最为突出。《遥望南方的童年》（2007）展现了父母在外务工、家庭背景各异的留守儿童群体，同时塑造了一个试图开办幼儿园“拯救童心”却遭遇失败、甘于奉献的乡村教师形象。《爱的钟声》（2016）和《一生只为一事来》（2019）根据全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十大教育工作者”之一钟文花和“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人物乡村教师支月英的真实事迹改编，以关爱留守儿童为主题，塑造了含辛茹苦热爱教育的乡村女教师形象，传达出一种平凡而伟大的质朴情怀。乡村教育题材电影创作，通过凸显农村地区贫瘠落后的教育环境，唤起观众对城乡教育差别的关注，表达了创作者对于乡村教育发展建设的严肃思考和忧患意识。影片《背影》（2011）用实名实景和非职业演员，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影片中音乐及人物对话都极少，展现了影片粗犷冷冽的艺术风格。
扶贫、创业与移民搬迁等问题加深了城市与乡村的连接，成为影视创作追踪的热点题材。熊相仔的“农村三部曲”《命根》《图斑》《踏界》，分别围绕粮食、土地、林改等问题展开故事，讲述了农村基层干部为解决民生问题，面临着“情、理、法”的艰难抉择。青春励志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2019）以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为载体，以真实的创业故事为蓝本，讲述普通学生在初心与挑战的驱动下，完成了从平凡到传奇的飞跃。电影《山高水更长》（2019）则聚焦移民搬迁问题，根据江西吉水县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基层干部用真情化解矛盾，赢得村民支持，建设造福百姓的水利工程的曲折故事。
2.聚焦热点·直击痛点
现实题材创作往往就是要紧扣时代脉搏，聚焦社会热点，戳中大众痛点。新世纪以来，兼具真实性和猎奇性的涉案剧也一直是江西影视创作进行正向引导与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尝试。该类型电视剧遵循着“犯罪分子”与“英勇公安”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模式，以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结局抚慰了观众的心理恐慌。《燃烧的忠诚》（2002）就刻画了一位为抓捕罪犯保护人质而献出生命的刑警队长。充满悬疑感的叙事节奏与猎奇惊悚的画面展示，成为此类涉案剧的形式特征。《你有权保持沉默》（2008）以一具无名男尸浮江展开叙述，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以个体命运折射社会变迁，以人物情感探讨社会话题，是新世纪江西影视创作书写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导向。电影《洋妞到我家》（2014）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作品融入了教育、家庭、婚姻、留学等社会热点话题，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碰撞。电视剧《大浦东》（2018）将宏观的城市发展与年轻一代的成长联系起来，书写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为实现强国梦的努力与奋进”。数字电影《双胞胎》（2011）探讨了当代社会“孝悌”观念淡薄，养老为“患”的痛点问题，“被电影频道中心副主任陆红实誉为新时期的‘警世恒言’”。这部小成本电影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影片主题引发了观众的共鸣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创作者对于影片人物性格的处理十分到位，塑造了“被溺爱的废物”和“坚强的孝子”两个典型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叙事张力。电影《网络妈妈》（2008）聚焦于青少年网瘾问题，讲述了残疾女性刘学萍以自强不息的个人经历劝服网瘾少女的温情励志故事。电影《蜻蜓少年》（2019）以“儿童本位”的视角去探寻孩子与成人之间如何进行双向表达的问题。电视剧《最亲的敌人》（2007）以心理医生治疗“问题女孩”的故事为引子，反思当下孩子和父母因缺乏沟通而导致的亲子关系问题。
3.精神弘扬·讴歌平凡
新世纪江西主旋律影视作品体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和人民意识的创作理念，以展现当代江西的人文之美和时代风貌为宗旨，形成了自身的创作取向和艺术特征。部分影视剧取材于江西本土模范人物的典型事迹，将江西人民的独特性格魅力及精神传统作为“讲好江西故事”的重要资源。电视剧《古村女人》（2010）以农村女性梁红英的爱恨情仇和坎坷命运为叙述主线，塑造了一个饱经风霜却仍善良果敢的女性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沧桑巨变，“这种坚强倔强、勤劳勇敢的个性以及诚信的品质代表着赣鄱人民的一种精神传统”。电影《赣南1934》（2011）、《发姑》（2011）展现了赣南客家女为了革命“舍小我而利公”的牺牲精神。《发姑》打破了以往宏大的男性视角，以细腻诗意的手法展现女性人物的性别魅力与个人气质，歌颂了江西人民无私奉献善良淳朴的精神品质。
还有部分影视剧善于巧妙运用空间叙事，将江西的“山水文化”特性融入叙事情节中，“好山好水出好人”的情节框架已然成为江西主旋律影视创作的基本思路。影片《美丽的故事》（2015）讲述了“全国道德模范”陈美丽替夫还债的故事，《父债如山》（2011）以“诚信”品质为主题，讲述了一个67年信守承诺的感人故事。电影《情满三清山》（2011）记录了以全国先进工作者、公安系统二级英模万良山为代表的三清山支队艰苦创业的故事，彰显了江西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传统。
网络影视的崛起与奋进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与影视、动漫、游戏等联动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热门网络小说衍生品覆盖了互动娱乐的全产业链。在此背景下，江西网络影视创作开始拥抱更广阔的创作天地。悬疑、玄幻、穿越、言情等题材遍地开花，彰显了网络影视创作蓬勃的生命力。1.古典IP题材唱主角
古典题材的IP是网络影视中较为成熟的类型之一。新世纪江西影视创作优先利用本土资源，利用跨媒介叙事重塑经典历史故事或传说，已形成一定的创作特色。2017年，正值汉代海昏侯古墓被成功发掘，催生出了两部以此为创作核心的网络大电影《海昏侯传奇之猎天》《海昏侯传奇之藏锋》。《海昏侯传奇之猎天》围绕刘贺传奇人生的四个谜团展开叙述，展现了汉室帝位承传争斗、诸侯枭雄的历史宿命。《海昏侯传奇之藏锋》为续集，该片以刘贺一生的起落为线索，再现了西汉皇室的权力斗争。江西籍剧作家今何在于2017年斥巨资创作了电影《悟空传》和连续剧《九州·海上牧云记》，均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领跑2020年春节档的悬疑推理网络电影《法医宋慈》，讲述了南宋著名法医宋慈探案的故事，一经播出便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干将莫邪之雌雄双剑》《干将莫邪之英雄荣耀》分别以爱情和成长为主题，“运用现代叙事手法完成了对传统侠义精神的阐释和重拾”。
2.现实IP题材成趋势
江西网络影视拓宽了创作视野，转向文艺、犯罪、科幻等多元类型创作。犯罪动作题材网络电影《赤子英雄1》及两部文艺电影《谎言2019》和《如果有如果》都明显地淡化了“地域胎记”和历史痕迹；突出对社会边缘群体、敏感话题关切的《生死栏杆》（2016）以侦察扑朔迷离的命案事件为叙事线索，谱写了人民公安与罪犯斗智斗勇、生擒杀手的胜利诗篇。此外，网剧《蛋黄人》披上了科幻的“外衣”，讲述了平凡的普通人逆袭为超级英雄的故事。
现实题材的网络影视创作后来居上，主要受益于三大助推力量。其一，网络用户构成的多样性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网络用户的多元化发展，用户的阅读诉求不再像Web1.0时代那么集中，对于多元题材的需求日趋增大。其二，网络用户的审美需要成为现实题材发展的核心动力。新时代的网络文学用户情感需求的满足，进一步要求网络影视作品的讲述更须具有人情味与共鸣感。农村题材网络电影《爱的呼唤》就讲述了扶贫干部刘芳带领村民创业致富的故事，表现基层人物的真善美，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现实范本。其三，政府的倡导和扶持进一步加快了现实题材的崛起。如果说市场需求去带动题材的生长是滞后且不确定的，那么官方正确的引导和扶持则夯实了现实题材创作的发展基础。自2015年起，由江西省委宣传部发起的微电影创作大赛，以中国梦为核心主题，延伸出“创业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丽江西”等分论题，为推动互联网时代江西影视创作队伍的成长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江西影视剧创作发展的局限与不足
江西影视创作也客观存在着如何“走出去”以及市场认知度低、整体文化影响力弱等问题。文化心态上的偏狭导致了江西影视创作想象力的薄弱，过度拘囿于本土题材导致影视作品内容的同质化与肤浅化，“非遗”纪录片和民俗题材微电影的创作则过于重视影视艺术的教化功能而忽视了对“故事化”的理解与践行，甚至某些作品颇有为地方企事业“打广告”之嫌，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欠缺使影视作品在传播效果层面还未能尽如人意。影视文化价值创造的不足
“红色文化”始终在新世纪江西影视创作中占据“半壁江山”，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客观上，也导致了江西其他文化资源不同程度地被“红色光环”所遮蔽，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新世纪影视观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被“轻视”与“漠视”。二是认为只要抓住了“红色文化”就可获得江西影视创作的艺术站位。这种文化定位上的偏颇造成了文化心态上的单一和狭隘。由于对“红色文化”单一属性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其他文化因素的排斥与压抑，也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赣文化”本有的丰富内涵。江西文化资源是丰富的，但江西影视创作的题材和类型却相对单一，艺术话语的表达常常缺乏新意。首先，故事结构和情节设置套路化严重。突出的是剿匪战争类影像。影视创作者们不断遵循着单一的故事剧情模式重复生产，如“拯救者(解放军)—落难者（普通民众）—破坏者(土匪、国民党部队)—胜利”的模式，使得江西革命历史剧难以摆脱刻板印象，情感传达不够细腻，部分作品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物脸谱化的创作窠臼中。其次，在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悬浮剧”特征明显。“悬浮剧”打着现实题材的旗号,却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和现实主义精神,常常密集出现三角虐恋、豪门恩怨、婆媳冲突、突发绝症、车祸失忆、“偷龙转凤”等“狗血”桥段，这些作品中的“现实”未免显得浅显。实际上此种“现实”更多处在“悬浮”状态下，缺少思考与提炼的广度、深度与温度。新世纪以来江西影视创作对“非物质文化”的影像展示，一方面是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层面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如果仅仅只是关注“非遗”文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性而忽略观众的审美感受，则必然导致传播效果的不理想。
影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欠缺
市场经济环境下，江西影视创作在文化产业的品牌经营意识方面依然非常薄弱。江西缺少有全国市场影响力的影视创作团队和“现象级”作品，也缺少能够代表江西影视创作的有实力的国有或者民营的“头部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充分商业化与类型化的影视产品非常稀少。作为中国知名的旅游大省，江西的影视创作与影视传播与旅游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所谓影视旅游还处于“景点+表演”的初级阶段，规模小，产品单一。目前我省有安源影视城、万安影视城、大觉山影视城、安义古村影视城、龙虎山影视城等，这些影视城规模都不大，缺少自身鲜明特色。影视旅游产品开发也只是停留在传统观光层面，影视创意与影视活动实践没有上升到战略资源高度，还仅仅是点缀与装饰，更缺少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影视文化活动策划与执行能力。品牌知名度低，缺乏持续开发。江西因影视而闻名的旅游景点除了1980年的《庐山恋》外，能够被人们记住的影视作品少之又少。影视传播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尚不成熟。对未来江西影视剧创作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江西影视创作在作品数量上取得大幅度的进步，许多作品摘得国际国内多项大奖，这表明江西影视是枚“潜力股”，值得鼓励和期待。1.进一步提升新时代江西影视创作的文化与市场影响力
江西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优势不仅是影视创作的天然影棚，影视创作的“富矿”。“人们观看一部电影，并不为的是观光地域风貌和人情风俗,他们需要的是在获得文化认同之后,进行情感透射和宣泄。一部影片若只有地域特征而没有人类共通的普遍意义,是勾不起观众的兴趣的。”因此，如果不理解观众的“想象力消费”，江西影视创作就难以实现长足发展。红色题材应进一步拓展新领域，争取年轻观众的注意力，寻找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共振点，认识到“歌颂真、善、美，礼赞感性生存状态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更具有接地气的品质”。要进一步扭转“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真实、不好看”这一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解决影像叙事中审美感染力缺失问题，须知“艺术与历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历史更关注事，关注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而艺术则关注人，关注人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因此，如何将戏剧性、诗意化、文献性、“人本主义”的创作经验有机融合，将成为江西红色题材创作亟待攻克的难题。
面对江西丰富的文化资源、秀美辽阔的地理风貌，江西影视创作应展开对全国乃至世界的“瞭望”，创作出既具有区域性、时代性又兼顾商业性、观赏性的影视作品，使江西影视从边缘逐步走向主流。对于影视创作而言，宣传展示固然重要，但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艺术创作必须充分尊重影像的形式感，真正将“江西元素”有效融入影视作品的创作中，使作品在富有地域魅力的同时，赢得更大范围观众更加广泛的文化与情感认同，讲好江西故事和中国故事。
江西独特的自然、文化、历史资源，为影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想象的空间。当前国家层面对主旋律影视创作“新常态”是充分肯定的，大投资、大导演、大明星的“高概念”影视制作模式渐成主流。江西影视产业应该顺势而为，积极抓住主旋律影视创作步入“新常态”的现实机遇，乘势而上，以现代视角积极提炼地方文化背后的故事，并努力适应移动互联时代媒介融合的传播特点，讲好江西故事和中国故事。加快江西影视创作题材库的建设，加大影视剧本创作的专项资金扶持力度，重点引导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视创作。
（二）新时代的江西影视剧创作须进一步借力资本，实现“换道超车”
首先，以政策优惠吸引品牌企业入赣。影视产业在今天都是关于“品牌”的故事。通过优惠政策引进一批具备雄厚资本且品牌形象强势的大型影视媒体集团，借助它们的影视项目，影响带动本省影视业的“头部企业”以及一批中小微影视企业出特色、出产品、出效益。同时积极地吸引更多国内有实力的影视制作机构落户江西，为江西影视产业的未来成长聚集“人气”和“财气”。
其次，加深加强文化旅游业与影视业深度融合，创造多元盈利模式，在省内旅游市场的细分化与旅游产品设计差异化的基础上，打造影视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的具有全球视点的“现代名片”。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影视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江西影视旅游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企业或单位都应该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进行数字化推广，搭建“两微一端”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订阅号、网络视听产品、手机APP等方式来建构江西影视内容产业的开发与传播。可以通过拍摄制作低成本而品质精良的微电影、微视频的方式来满足受众要求，并依托互联网视频平台播出，与视频网站共享收益。
再次，现阶段国内VR技术与产业已经渗透到游戏行业与网络直播等领域。从当前态势和发展趋势来看，VR必将从单一的硬件技术设备扩展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技术创新是行业发展的长期驱动力，将形成协同效应，进而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带来创新形态的网络视听作品、商业模式改革。”加快规划建设，把省会南昌打造成VR之都，可考虑划定VR产业发展区域，促使其达到集群化发展；优先保障基地建设用地，完善南昌VR产业基地配套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互联网龙头企业联合组建基地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宣传招商、技术研发、产业链条打造等工作；对落户南昌的VR/AR企业的银行贷款进行政策利息和补贴，并对企业税费给予减免和补贴等。
最后，江西影视创作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始终还没有成长起来，造成了常规人才队伍的捉襟见肘，同时影视拔尖人才也并不多。考虑到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才引进只能是满足当前影视产业人才巨大需求的补充。建立人才和企业吸引机制，制定高层次人才、专业公司引进计划，引进一批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重视对青年影视人才的引进与帮扶，逐步形成与影视艺术创作发展相匹配的人才格局与产业格局。未来要以江西本省高校为核心，建设影视创作与产业人才培育培训体系。尽快选择一所省内具备较好专业学科基础的综合性大学，响应国家把戏剧影视学科升格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前瞻布局，组建江西高校第一个独立的聚焦于“影视艺术、技术与产业”的二级学院，从而打造一个既具有江西地域特色又具有应用型人文艺术专业特色的、集影视教育、理论研究、影视创作实践为一体的影视人才培养创新基地，使之成为服务于江西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高层次影视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平台。
新世纪的江西影视沐浴着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犹如一个充满力量、儒雅敦厚的翩翩少年，走过弯路也获得成长，历经坎坷也有过成绩，其在新时代的未来征程始终值得期待。
[1]翟伟、邬焕庆：《〈毛泽东在1925〉等影片在全国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央视网。
[2]丁亚平、储双月：《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夏汉宁、倪爱珍、汤建萍主编：《2011年江西文情报告》，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94页。
[4]夏汉宁、卢瑾萍、汤建萍主编：《2009江西文情报告》，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5] 《〈红色黎明〉,又一道赣产大餐》，大江网。
[6]夏汉宁、倪爱珍、汤建萍主编：《2012年江西文情报告》，江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7]夏汉宁、倪爱珍、汤建萍主编：《2012年江西文情报告》，第90页。
[8]张国涛:《现实题材电视剧如何迎接“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6期。
[9]张泽兵、袁演、汤建萍主编：《2019年江西文情报告》，江西美术出版社，2020年,第163—164页。
[10]夏汉宁、倪爱珍、汤建萍主编：《2011年江西文情报告》，第88页。
[11]夏汉宁、倪爱珍、汤建萍主编：《2011年江西文情报告》，第100页。
[12]张泽兵、袁演、汤建萍主编：《2019年江西文情报告》，第167—168页。
[13]闫伟、张佳欣、邵将：《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伪现实”现象批判》，《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4]赵小青：《海派电影创作应有“大文化”观念》，《电影新作》2003年第3期。
[15]丁亚平、储双月：《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6] 尹鸿、梁君健：《在多向选择中创新突破——2019年国产电影创作备忘》，《当代电影》2020年第2期。
[17]肖旭：《2020网络视听大会发布行业趋势:“互动”成网络视听内容特色的内核》，大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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