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婷

　　“边缘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和中心相对立，不完全地参与两个社会群体，处于群体之间的人。狭义上，边缘人脱离主流社会，是游离于多数群体的少数群体”[1]。

　　“边缘人”在文学范围内暂无特定内涵，但长期以来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书写对象。在世界文学史上，“边缘人”形象很早就出现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罗亭》中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中刻画的“局外人”形象，以及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守望者”形象等，均是具有代表性的“边缘人”书写。在国内成人文学的作品中，郁达夫《沉沦》中的“零余者”，鲁迅《孤独者》中的“孤独者”，白先勇《纽约客》中的“纽约客”，以及严歌苓、张翎、聂华苓等新移民文学作家笔下的“失根者”等，均可列入“边缘人”谱系。

　　国内的原创儿童文学，长久以来以“寓教于乐、游戏童年”为创作原则。但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品根植于儿童现实生存处境，触摸孩子的灵魂，真实反映当下孩子的心灵诉求。作家们书写的不仅仅是生活富足、无忧无虑的儿童形象，更塑造了许多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大环境变动下经历着家庭的变故、心灵的焦灼、身体的残缺、文化的隔膜等现实问题的“边缘人”形象。从外在形态上看，他们可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孤儿、残障儿童等，可能是远离某些主流文化的群体，如留学生、移民儿童、混血儿或者是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少数民族孩童等。他们大多是具有多重矛盾性格的孩子，站在两种社会（或文化）间犹豫徘徊，在身份认同和人生价值确认方面出现问题。根据这些特征，笔者将这些“边缘人”的儿童形象分为四大类别：社会变迁的遗弃者、现代都市的寄居者、異域文化的造访者和健全世界的残缺者等。

　　一、社会变迁的遗弃者

　　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作家日益关注农民打工潮，他们以“同情与怜悯、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来掌控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2]。不少青壮年远离乡土家园，进城务工，而大批留守在乡土的孩子成了父母亲的“遗弃者”。

　　陆梅是比较早关注留守儿童生存境遇与教育状况的儿童作家之一。她创作首部留守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谁能把春天留住》是源于看到了一则新闻。新闻中说：“爸爸妈妈不在家的儿童，像野草一样地生长……”[3]这句话刺痛了她的心，也让她不断关注这个边缘群体。后来她又书写了《当着落叶纷飞》，主人公沙莎的父母为了摆脱贫困外出打工，很少回家。多年以后，沙莎因打架伤人被关进了少管所。上海的潘记者在了解到沙莎的情况以后，将她的故事刊登在报纸上，发动各界关注留守儿童，并经常给沙莎写信，引导她在文学的世界里提升自我，找寻新的人生方向。此外，孟宪明的《念书的孩子》、殷健灵的《蜻蜓，蜻蜓》、邓湘子的《山里的阳光》等作品也对留守儿童生活的艰辛、情感的荒芜和心理的闭锁均有所观照，让读者深入了解留守儿童艰辛曲折的成长之路。

　　除了因为父母进城务工而造成的“遗弃者”外，还有不少特殊情况造成孩子成为父母的“遗弃者”。彭学军的《腰门》中，沙吉因父母工作调动频繁而被寄养在云婆婆家。父母将她“遗弃”的行为，给她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让她变得沉默寡言。在张忠诚的《蓝门》中，盐豆的父亲意外去世，妈妈由于没有中国户口被遣送回Y国。他举目无亲，在油坊街与孑然一身的厚爷相依为命。

　　虽然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命途多舛，但他们的生活里还有希望和坚守。殷健灵《野芒坡》中的幼安失去了母亲，又遭遇继母的虐待，他在逃离家庭寻找外婆的过程中，误打误撞进了一所专门收容孤儿的圣母院。在这里他收获了友情，激发出艺术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探寻。余雷的《墙上的云朵面包》中十二岁的孤儿招财被舅舅、舅妈领养，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他走上了流浪之路。他捡瓶子、擦皮鞋，去工地上做苦工，尝尽人间冷暖，在暗夜里默默成长，最后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完整家庭的破裂，让这些儿童失去了最好的庇护，他们不仅面临生活缺乏照顾的现实困难，而且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这些作品没有回避复杂繁芜的童年现实，而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再现了特殊境遇下被家庭、被父母“遗弃”的边缘孩童的生存状态，有苦难、困惑和疼痛，但也有希望、温度与光亮。

　　二、现代都市的寄居者

　　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增多，一方面造成了大量被遗弃在乡村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父母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生活环境，而带着孩子进城学习、生活。然而，这类农民工子女没有享受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而是生存于城市暗角与边缘，成了现代都市的寄居者。

　　舒辉波是一位长期关注在城中村生活的孩子的作家。他在《彼岸的邀请》《心里住着好大的孤单》《天使的国》等作品里均刻画了这类孩童形象。在《彼岸的邀请》中，阿瑟举家从乡下来到武汉生活，一家人做苦力给生重病的姐姐筹钱治病，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重压之下，幼小的阿瑟也有着同龄人所没有坚韧和顽强。在《心里住着好大的孤单》中，描写了一个农民工孩子林国栋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生命体验。他们住在逼仄杂乱的城中村，林国栋从小就去收破烂、卖报纸，在夹缝中卑微生存。在《天使的国》中，主人公安琪也是一个五岁才进城生活的女孩，刚入园时，由于一口带着乡土气息的普通话被同学嘲笑，导致她变得妄自菲薄。

　　同样遇到这种身份尴尬还有黄蓓佳的《余宝的世界》、徐玲的《流动的花朵》、刷刷的《幸福列车》中的孩子。他们都是“新城市人”，有的自卑苦闷，有的刚毅不屈，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不堪自暴自弃，依然迸发出生命的活力，努力融入新环境。这样的成长书写不浮于表层，而是真切地触及儿童心灵深处，贴合当下的社会现实意义。

　　除农民工父母进城务工外，还有种种原因让原本在乡下自由自在生活的孩子成了城市的寄居者。在赵丽宏的《童年河》中，七岁的雪弟离开了亲婆，被在上海工作的父母接走了。雪弟无法适应大城市的生活，用乡村经验对付城市生活。直到亲婆的到来，雪弟才真正跨过原来的生长疆界，不断成长。曹文轩的《枫林渡》中，一岁的蓝蓝被送到乡下与奶奶居住。十年后，与奶奶相依为命的蓝蓝又被接到城里，住进了外婆家的市长小院。这高墙筑起的小院围住了他自由奔放的心性，给蓝蓝以巨大的压迫感。城乡之间的割裂，院落之间的沟壑，奶奶的不辞而别，将他置于一种不可名状的空寂孤独之中。此外，彭学军《建座瓷窑送给你》中的天天和徐玲《我和老爸的战争》中的赵子牛，他们的父亲被捕入狱，从小便承受着旁人的非议，被抛弃在生活的变动之中，那份自卑与委屈难以言说。

　　这些作品与成人文学作品中“新乡土写作”一脉相承。这些“边缘人”游走于城乡之间，农村的成长经历和城市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这些孩子就像是浮萍，有着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互望，却没有一个真正安定的归宿。

　　三、异域文化的造访者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异国通婚、移民、出国留学已是常态。这些孩子远离自己熟悉的故土，在异域文化下长期生活，两种乃至多种文化不断交融碰撞，构建出具有特殊意涵的“边缘空间”。他们可能会因为远离祖国和亲人而产生浓郁的思乡情和不适感;可能会因为种族差异和沟通障碍，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歧视，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中;可能在经历身份焦虑和离散体验之后，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在文化冲突中找到融合互补的可能，建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程玮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在德国定居近三十年，对异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她的“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周末与米兰聊天”等系列作品，都是在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例如在《米兰的秘密花园》中，米兰的爸爸妈妈是住在德国的中国人，在德国的邻居和同学看来，米兰是中国人;但是在中国亲戚朋友看来，米兰是个德国人。她虽然从小在德国生活，但血脉里流淌的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因子，无法完全融入西方文化中，不太能理解德国孩子的一些言行举止。在机缘巧合下，她认识了一位慈爱神秘的德国老奶奶爱丽丝，她们每周末相约，进行一次孩子与老人、文化与文化、东方与西方的心灵对话。渐渐地，在爱丽丝循循善诱的讲述下，她学会了在西方文化语境下说话的技巧、受欢迎的秘诀和送礼物的奥秘等，成长为一个德国人眼中懂礼貌、有学识的女孩。此外，程玮还写了一些外国孩子来到中国的情景。在《see you》中，汤姆是一个美国孩子，跟随在大学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居住。他在中国没有朋友，有幸结识了热情的中国男孩佳佳后，他孤寂的童年生活才有了欢歌笑语。

　　除了程玮的作品，还有不少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中闪现过外国孩子或者混血儿的身影。曹文轩《火印》的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日本小兵稻叶，他对动物充满爱心，对雪儿生出的小马驹百般照顾，为了寻找走失的马驹而献出了生命。在薛涛的《满山打鬼子》中，直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爸爸来到中国。初来乍到的她受到了中国同学的敌意，但是她善良友好，一次次帮满山和陈小刀解围，收获了他们的真挚友情。在薛涛的另一部作品《九月的冰河》中，一只叫九月的狗，将中俄边界临海相望的中国男孩小满和俄罗斯男孩尼古拉的命运扭在了一起。小尼古拉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性格压抑孤僻。因为九月，他们成了患难之交，对宽容与友情、勇敢和担当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和认知。

　　此外，还有一些混血儿的孩童形象深入人心。在殷健灵的《野芒坡》中，若瑟是一个有腿疾的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爱尔兰人，他从小在圣母院中生活，得到了精心的照顾。他能讲一口纯正流利的上海话，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一些行为让圣母院中的中国孩子难以理解，但是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生死之交。后来，可怜的若瑟在霍乱肆虐之际染上重疾，去往了天堂。张忠诚的《蓝门》中，盐豆也一个身份尴尬的混血儿，他的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偷渡到中国来的Y国人，而他因为是中国户口而无法跟随妈妈一起回Y国。

　　这些身份特殊的孩子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中比较特殊的形象。对于这类边缘儿童形象的书写，加深了中国儿童文学书写的纵深感，拓宽中国童年故事书写的边界。作家们能以清醒的跨越国族的审视之思介入对中国童年经验的书写，谱写全新特质的儿童文学。

　　四、健全世界的残缺者

　　在许多的原创儿童文学中，有不少孩童是以残缺的形象出现的，或智力上有缺陷，或身体、外貌上有缺陷。残缺的身体也给他们带来了残缺的童年，让他们从小就承受更多的不幸。

　　曹文轩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草房子》中的陆鹤因为秃顶被孩子们取绰号“秃鹤”。他在孩子们的嬉笑中感到羞辱，被老师“不让他参加汇操”的行为深深践踏了自尊，继而变得敏感易怒、自卑自闭。《哑牛》中的哑牛踏实勤快、善良质朴，他发现老婆子偷东西后比画给别人“听”。老婆子得知后反而诬陷他，说他手脚不干净。大家因此而疏远哑牛，而不会说话的他只能用歇斯底里的大哭为自己洗刷冤屈，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开心快乐。

　　彭学军在《腰门》中，刻画了两个身体有残缺的孩子：一个是善良勤劳的哑巴孩子水，一個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兔唇女孩青榴。水不会说话，与年迈的麻脸奶奶相依为命，靠卖水为生。然而随着自来水的普及，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方式，离开了这座小城，去新地方谋求生路。大家都沉浸在安装了自来水的快乐中，鲜有人关心这个无法求生的哑巴男孩的落寞。青榴被亲妈抛弃，她有着美妙的歌喉，但因为兔唇不敢开口歌唱，并被不懂事的孩子嘲笑欺辱，自卑不已。除此之外，王淑芬的《我是白痴》的“我”智力发育迟缓，被大家嘲笑，亲妹妹甚至在外面不承认“我”是她哥哥。黄蓓佳的《你是我的宝贝》中的贝贝是一个唐氏综合征患儿，父亲遇难，母亲出走，贝贝与慈祥温厚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在爱的拥抱下，贝贝长成了一个纯真善良的孩子。张忠诚的《蓝门》中的葫芦和嘟嘟也是智力低下的孩子，他们虽然有缺陷，但是依然是父母手心里的珍宝。舒辉波的《秋水河的秘密》中，美好如天使一般的妹妹因为一场意外而失聪。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她没等来自己的春天。

　　这些作品向大家展示出一个弱势者的世界，这些孩子是健全世界的“边缘人”，因生理缺陷，饱尝外界压力：有的遭遇旁人甚至家人的轻视与嫌弃，尊严被践踏，身心俱损;有的虽然获得了足够的关爱，但依然体会了生命的艰辛与局限;有的并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卑微境地，而是努力向善向美，过上健全人的生活。

　　被边缘化的儿童不在少数，幼稚与成熟、颓废与奋发、迷茫与清醒、自卑与自信、边缘与中心……种种矛盾的混杂造成了这些“边缘人”形象美学特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他们在两种文化或两个社会之间犹豫徘徊，常常找不到出路和价值。对于创作者而言，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突出不同身份、地域和处境的儿童不同寻常的生活面貌，用悲悯之心关注一些边缘化的儿童，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真实呈现，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和独立的文学精神对他们的心灵世界予以观照，突显出人道主义关怀立场。

　　相对于成人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中对“边缘人”的书写，更加温情脉脉、生机勃勃，富有童年的意趣及青春的活力。他们大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不服输的性格特征，并不安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心靠拢，极力融入主流社会，努力获得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他们不是“他者”，更不是特别的存在，只是一群需要爱、需要尊重的普通孩子。

　　注释：

　　[1]汪倩秋：《 哈金长篇小说中的“边缘人”的书写》，西南交通大学2014年硕士毕业论文。

　　[2]丁帆：《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 《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陆梅：《谁能把春天留住—儿童小说集〈我的忧伤你不懂〉后记》，中国作家网，2009年1月4日。

　　（作者单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