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禅

　　许还山被称为中国银幕上的“硬汉”，但他的“硬”不仅仅是在形象上，更多的是在骨子里。

　　还是被“发配”在新疆的时候，许还山就喜欢上了红柳。在这种扎根在沙漠中的植物身上，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坚韧、耐旱，生命力顽强，不随风飘移。它是植物界的“硬汉”。

　　许还山的命很硬。“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周后出生的他，因为在母体中营养不良，很瘦小，皱成一团，像个小老头，是大姨妈用米糊抹在他的小嘴上，硬把他从死亡边缘抹回来的。命很硬的许还山跟他许多年以后才见到的红柳一样，很能抗击打，擊打过后便是生命绽放出的绚烂。

　　他的人生阅历丰富而又简单—2021年正好84岁的许还山，前42年颠沛坎坷，后42年一直闪耀在银幕荧屏上。

　　许还山用两本集子为自己的一生做过总结。

　　一本是献给青春的祭文，厚厚的，38万多字，写了整整20年，写的正是他前42年，书名就叫作《我的经踩青春》。“经踩”两个字极为精彩，既道出了他青春岁月的残酷，也放射着他性格的光芒—机智、乐观、坚强、向上。他曾经对青年演员说，我没有青春。那是相对于演艺事业来说的，他出演第一部电影时，青春早已不再。所以，他从刚一出现在银幕上，留给观众的就是一个成熟的汉子形象。

　　另一本是他在自己从影40周年的时候，用照片为自己做的总结，集子的名字是《戏子足痕》。对于绝大多数从艺人员认为隐含歧视甚至侮辱而加以忌讳的称呼，他甚至透着自豪—没有表演上足够的敬业，没有成就上足够的业绩，没有人格上足够的风节，配不上“戏子”这两个字。戏子，戏子，戏剧之子。许还山是这样理解的。

　　他的前半生从事过许多工种，但唯有影视表演艺术被他奉若神明，成了他毕生的追求。

　　在追求表演艺术的道路上，许还山表现得跟他的命一样“硬”。12岁和姐姐许还河一同登台演出，艺术的萌芽便破壳而出。当姐姐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时，他颇不服气，觉得自己学表演的天赋并不比姐姐差。当他即将从武汉市第二男子中学毕业时，正赶上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而且是“一串四”：除了北京电影学院，还同时报考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决心让父母的反对变得无效进而又转变为支持和期望。

　　许还山“一串四”的考试，竟然全部获得认可，但他最心仪的当然是北京电影学院，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批学员。

　　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入学一个学期，度过了青春时代短暂的美好时光，就迎来了人生中最大最持久的风暴袭击。对于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人来说，这风暴过于突然，过于猛烈，如果不是许还山性格中的“硬”，这场风暴足以毁灭他的一生。而他在自传中，确实也透露过，有那么一个时刻，他曾经想过放弃生命。

　　在这场风暴中，很少有人能不被卷入，而许还山还是由于他的“硬”，也就是他性格中的耿直和爱思考，有一种引火烧身的味道。

　　在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他就喜欢看电影，尤其为苏联电影所着魔。但当他考入电影学院后，看到主考老师是苏联的，主讲模式是苏联的，不由得引起他的反思：中国电影，中国表演艺术还有没有自我？于是，“鸣放”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并用上了两个犀利的词：崇洋媚外，妄自菲薄。这段话加上后来只办了一期的墙报《镜子》，一言一行成了许还山的“右派罪行”，换来了22年青春的蹂躏。一个极富表演才华的青年就此失去了他银幕上的青春形象，而不得不在生活中开始他的“经踩”青春，扮演“硬汉”的自己。

　　许还山很真，很多时候这让他吃更多的苦头。比如，作为一个和大量著名“老右”划入一个队伍的“小右”，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要他检讨，不知道从何检讨，甚至连检讨和检查也分不清。不知道“错”就不认，分不清就不检，于是便被认为是态度恶劣，于是便招来更加严厉的批判。又比如，当他被摘了帽子，安插到表演系六〇班继续学习的时候，正赶上最为饥饿的年代，原本人高马大的他正处于急需能量补充的时候，他耐不住肚子的抗议，把一个外国留学生遗留在盥洗间的餐券据为己有。他觉得人饿了就得吃，可用可不用的东西，不用就是浪费。这样的真，后果便是彻底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被当作“贼”送去劳动教养。

　　多年之后，许还山回想起这一幕，还是对自己不依不饶进行过反省。他觉得自己不够“硬”，这个“硬”是硬气。虽然这之前有过四年多的监督劳动改造，还绝没有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头脑清醒、政治上成熟、生活上检点、行为上自律的人。

　　因为“硬”，许还山从来不是一个能在肚子里绕弯弯的人，无论心思还是力气，他从不藏着掖着。有什么说什么，干什么都不惜力，直得像一条通达的河道，尽管这给他自己的命运带来更多的曲折。

　　但无论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被监督劳动期间，还是后来去北苑化工厂、北京团河农场，许还山骨子里对自己喜爱的表演，充满着憧憬，哪怕是上台表演话剧里的一个小角色，甚至于只与电影有关而与表演无关的灯光照明，他都干得津津有味。直到1966年9月12日，经过“动员”而后“主动申请”获得“批准”去新疆“屯垦戍边”，登上西去列车时，他终于放弃了电影表演梦，以为自己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大银幕上。他的“硬”性又犯了，决定去探寻一个更为险恶的前程。他坚信自己从精神到肉体，具备了足够的承受力。他要用这种承受力，去做一个逆境中的强者，去搏一个政治上“重新做人”的机会。

　　1979年，一封电报把许还山召回大银幕。他主演了反映中日传统友谊题材的电影《樱》，在其中饰演男主角陈建华。电影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初登银幕的许还山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但他自己却很清醒。他觉得电影的成功是因为之前的十多年，银幕上缺少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也没看到过陈建华—准确地说是许还山这样充满沧桑气息的银幕形象。许还山刚从那种苦难、压抑的日子里走出来，很自然地把它带入了电影中。一同带过来的还有劳改后遗症，他在剧组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连摄制组喝的水也是他到男厕所自来水管里接下来背着的。

　　《樱》的成功成为许还山迟到的艺术春天里一朵夺目的报春花。此后他以几乎是每年一部的速度主演了一系列故事片。这在那个电影年产量并不高的年代，是极为罕见的，许还山一跃成了银幕上最为突出的中国男演员。1982年，许还山主演了他的第一部古装故事片，在电影《张衡》中扮演张衡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天文学家。这对许还山的表演无疑是一次挑战。为了演好张衡，许还山在准备过程中又犯了“硬”劲，不仅跟着摄制组请来的古汉语老师学习古代汉语，以便更好地理解《二京赋》;而且每天早上起来练习舞剑;为了电影中那十几秒的镜头，更為了准确再现汉代文人的起居，把房间里的床铺搬出去，在地上铺上草席，跪着看书写字下棋，硬是把硬邦邦的膝盖和小腿跪得松活了，把导演感动得，每天给他多补助了两毛钱。

　　《双雄会》是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的部分章节改编的。说的是李自成潼关大战突围之后，找另一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劝说他重举义旗的故事。许还山演李自成，杨在葆演张献忠。从剧本的角度看，用编剧李准的话说，李自成这个人物刻画得并不成功，带点晦气，缺少农民领袖应有的叱咤风云的气势，反倒是出尔反尔的张献忠容易出彩。许还山则不这么认为，他用自己精湛的演技诠释了对人物的理解，与杨在葆奉献了一出令人荡气回肠的“双雄会”。其实，在戏外，他们同样表演了一出精彩的“双雄会”。先是拍摄在即，杨在葆的妻子却身患重病，处于弥留之际。杨在葆在送别妻子的三天后，就进了摄制组，拍戏时是草莽气十足的张献忠;一脱掉戏装，就又是那个有情有义、正承受着丧妻之痛的杨在葆。类似的故事十二年后在许还山身上也重演了一遍：1996年，许还山在乌尔禾拍摄电视连续剧《苏武牧羊》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只朝着家的方向远远地给母亲磕了个头。

　　根据剧情需要，《双雄会》剧组后来要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拍摄外景，却遭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阻挠。更让摄制组全体成员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就在他们之前，香港导演李翰祥领着《火烧圆明园》剧组在里面拍过戏。同样的情况不同的对待，许还山和杨在葆两个硬汉连夜闯进承德市市长的家里，终于说服市长，拍摄得以顺利进行。

　　1984年，电影《双雄会》上演，一扫此前充斥影坛的阴柔之风，许还山和杨在葆作为中国银幕上的硬汉标志，被观众推崇备至。如果仅从形象而言，他的搭档杨在葆更加硬朗，许还山则更多几分书卷气。这也是杨在葆更多饰演军人而许还山更多饰演知识分子的原因。前一年《寒夜》中懦弱卑微的汪文宣一角，就让许还山攀上了他表演艺术上的高峰。

　　《双雄会》的成功，让许还山、杨在葆获得“南杨北许”“中国高仓健”“中国西部牛仔”等赞誉，这使得他们再次牵手，接着在电影《代理市长》中一个演市长，一个演书记，依然充满着阳刚之气和英雄主义气概。更为难得的是，作为制片主任的许还山，为了保证艺术上更多的主动权，拒绝了当时社会上许多企业的赞助，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骨气和对艺术的担当。

　　许还山不愿成为金钱的奴隶，并不意味着他不看重金钱。对于当下那些斥巨资的影视大制作，他同样深恶痛绝。他不赞同影视娱乐至上，认为影视剧总是要给人向美向上向善的力量，低俗不好，曲高和寡也不可取。对于达不到预期的影视作品，他也是毫不客气地予以斥责，认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浪费了演职人员的时间与精力。曾经有一部由他主演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电视剧，因为投资方的急功近利，往剧情中“注水”，拉得很长，制作进度却很快，片子出来后，粗制滥造，用他的话来说是“惨不忍睹”，在电视台播放时，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以至于他在编选《戏子足痕》时，竟然都没有收入这部电视剧的剧照。在谈到社会上以“戏子”这个称呼来表示对演员的蔑视时，他万分感慨：有些演员，除了行为的不检点，更有对艺术的不敬畏，只为钱演出，拿到剧本，只把自己的台词画个线，不去研究分析人物，只靠一张脸吃饭，演戏只会拧眉、咧嘴、瞪眼，拿几十万片酬，还得另外花几万找替身，台词不会，找配音;弹琴不会，找替身;拿毛笔不会，找替身，甚至连骑个自行车都不会，人家不骂你才怪。其他行业也一样，每个群体都会良莠不齐。有些记者连赵丹、于洋是谁都不知道，都敢来采访电影界的人和事，目的只是为了上稿拿奖金。

　　许还山的心直口快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老了也还是不成熟，开口容易得罪人。但就是“知错不改”，过后该说的照样说。他觉得一个人不该说假话，说出的话不管对错，都是出自内心。作为多届金鸡奖评委，他会对一些影片的票房提出质疑，对于当下业界的一些他认为不好的现象，无论老幼，他都直言不讳。

　　在有些剧组，有的大牌明星会故意迟到，以显示身份的不同，而一旦到了现场，其他人都得等着，先拍他，因为他“还有事”。这还不算，有时为了配齐一桌麻将，把麻友推荐到剧组来。许还山把这叫“狐朋狗友”。明星是什么？还是演员，只是一种社会职业，不过是出镜率高一点。对于那些带着一大堆司机、助理，吃饭要人打，车门都要人开，就差上厕所没人替的，许还山斥之为“残废”。

　　对于后人，许还山也不是一味贬斥，他觉得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挺优秀的，他们思维活跃，敢于创新，老演员应该多引导提携鼓励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许还山发言说，我们老演员对电影表演艺术的热爱是值得珍视的，但不至于为了表现这种热爱，“死也要死在摄影机前”，要给年轻人让路。没想到这话把一些老艺术家给得罪了。

　　许还山对别人较真，对自己也同样较真。1991年，许还山在故事片《筏子客》中扮演豪爽、仗义而又不畏邪恶势力的大把式，这是他表演艺术上继汪文宣、越王勾践等银幕形象之后的又一次突破，较之之前的李自成，阳刚之气更为突出。这个角色的塑造赢得了金鸡奖评委的一致推崇，拟评定为最佳男配角奖。许还山得知消息，自然为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而兴奋。但当他得知金鸡奖评选条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演员必须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音时，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金鸡奖评委会，说明由于工作原因，大把式一角的后期配音是其他演员完成的，他不应该获得这个奖项。

　　吴宇森拍摄《赤壁》，邀请许还山出演黄盖，出场时间不长，片酬却不低。但许还山一看本子，直接说不演，没戏。吴宇森说就是友情客串。许还山说拿这么多钱跑龙套，就为露个脸？50多岁的周润发原定在片中饰演雄姿英发的周瑜，也因为年龄与角色的差距而辞演了，周润发成为许还山欣赏的港台少数演员之一。许还山认为一个演员要明智，戏路再宽也是有限的，什么角色什么年龄段都能演的演员不存在。他甚至为没有极力辞演新版《红楼梦》中的贾政而自责，认为那不是贾宝玉他爹，怎么看都是宝玉他爷爷。

　　许还山一生中最佩服的只有一个人和一群人。一个人是他的父亲许凌青，一群人是那些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们。

　　许还山的父亲许凌青对他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许还山完美地传承了父亲正直坦荡、敢于直言的强大基因。

　　许凌青早在1922年8月就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党员之一。他给儿子许还山的第一个人生礼物便是取自岳飞“还我河山”这句千古誓言中的名字。他也是许还山学习知识的启蒙老师，许还山至今写得一手好书法，就是得益于父亲严格的训练。

　　虽然许还山没能按照父亲期望的“男孩子还是学工科好”的方向发展，许凌青也没能阻止许还山把表演定為人生的目标，但他的秉性和人格，影响着许还山一生的政治追求。许凌青希望子女们都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又红又专”的人。于是，许还山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就递交了入党申请。尽管遭到了拒绝，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直到63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许还山的青春之所以“经踩”，除了与生俱来的刚强，除了像著名演员杨洸等少数长辈给他的帮助外，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父亲的鼓励。还是在许还山刚刚被划为“右派”时，许凌青就说“经点事折腾折腾没坏处”。后来在许还山心灰意冷、即将放弃自己的时候，是父亲许凌青的一封长信把他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许凌青在信中把孟子那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赠送给了儿子，并辅以自己对待当时处境“还经得起”来激励他。父亲在人生最紧要的关头给了许还山顽强生活下去的勇气。

　　许还山扮演过不少古今科学家和将军。他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大明星，但对于那些对国家和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却视他们为真正的明星，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因此在扮演这些人物的时候，他总会表现出一种崇敬和虔诚，尤其对当代的科学家。

　　2011年，在电影《钱学森》中，许还山饰演了老年钱学森。为了演好心目中这个最值得尊重的人，已经年过七旬的许还山还坚持苦学了两个月的英语，只是为了剧中几句英语台词。8场戏拍了4天，最终在银幕上只剩下一场戏。许还山虽有些许遗憾但并不委屈，他觉得在钱学森家实拍的时候，内心真的是太震撼了：“同院子里的很多人对钱老夫妇都非常熟悉，经常看到他们在夕阳下散步。我和扮演蒋英的潘虹虽然都是老演员，但在拍戏时却竟然如同第一次在镜头前表演一样，有了几分紧张，这实在是出于对钱老的敬重。尤其是当我们看到，那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啊，生活却相当朴素，普通的房子，陈设很简单，空荡荡的，整个屋子里就好像只有一个沙发。而钱老夫妇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住就是40年。”

　　2017年，八十高龄的许还山接拍了以当代另一位科学家侯伯宇为原型的电影《爱的帕斯卡》。拿到电影剧本时，许还山才知道剧本中的人物戴清林原来就是西北大学的物理学家、“侯氏理论”创始人侯伯宇。许还山为就在身边有这么一位大科学家而自己居西安几十年却毫不知情深感愧疚。在西北大学采访时，许还山得到的人们对侯伯宇的印象就是一个：只有学问，不问其他。是一个在所有人眼里没有缺点的人。这样的人物对于演员来说，表演难度是很大的。但许还山没有像面对《赤壁》中黄盖那样因为“没戏”就辞演，而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只“因为他是中国的骄傲，更是我们西安的骄傲！”

　　2020年，许还山在电视剧《最美逆行者》里，以一个小角色—一位老年新冠肺炎患者的形象向抗疫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在许还山心目中，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而他自己，不过就是一头在艺术园地里勤勤恳恳耕耘的“苦牛”。如今，这头“苦牛”依然保持每年至少一部影视作品的速率耕耘着。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论及“怎样才算强者”，许还山说了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

　　（作者单位：乐平市文广新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