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以经济改革的探索成为先锋，形成了蜚声中外的“温州模式”。温州人更以商行天下，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而在引人注目的“商名”的掩盖下，温州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包括王手、哲贵、东君、马叙以及从温州走出去的张翎、陈河、吴玄、钟求是等等。新世纪以来，他们的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作家》等国内著名刊物上频频发表，并屡屡获奖，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江南》《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杂志的高度关注，再到当代文学批评重镇复旦大学举办评论家与小说家的对话式研讨[1]，独特的文学的“温州现象”议题的内涵不断地得以生发和丰富。文学与批评界的热切关注背后无疑指向的是对“现代中国”和“文学中国”的想象。198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商业文明和伦理正在悄然地改换。跨国性的流动背后则是文化的双向互动，形成了内与外、古与今交错的现象。温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俨然成为现代中国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地方”的温州文学书写亦是“现代中国”的书写，由“地方”而“世界”，不断生长的“文学的温州”亦表征了全球化时代“文学中国”书写的可能性。
“轻盈”的自我写作姿态
事实上，温州的文学现象一开始引起批评家的注意与温州的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不无关系。在2010年北京举办的文学的“温州现象”专题研讨会上，除了对温州五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之外，批评家们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溫州现象’与温州经济的关系”，议题的背后指向的则是商业发达造成对物质的高度追求是否必然导致对精神创造忽视的疑问。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文学的繁荣往往与经济发达成反比，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说的：“过去我们说到的作家群大半产生在中西部，比如说宁夏、河南的南阳、四川的达县，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经济越发达，文学、文化越容易被遮蔽。”[2]更深一层则是对商业时代中写作者主体创作精神品格的犹疑。揆诸文学理论批评史，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到南朝梁刘勰的“蚌病成珠”，再到唐宋李白的“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韩愈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和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3] ，以及现代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认为文学创作乃是“苦闷的象征”，种种言说无不指向文学创作成功与作家主体的悲苦遭遇休戚相关。而以群体性出现的温州作家俨然打破了文学创作的这一规律，似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经济、商业很发达，文学照样有自己的特点和力量”[4]。
事实上，与诸多以文学安身立命的作家不同，温州的这一批作家更重视自我声音的表达。在“全民经商”氛围中，温州作家或全职下海，或投资房产，或在正式工作之外另有营生。经济上的宽裕，使他们的写作不再为“稻粱谋”，更多的是为了精神的满足和情绪的宣泄，“他们通过纯文学的创作，来表达他们对创作个性的尊重和对内心自由的服膺，这样的写作已经脱离了功利性，而直抵精神的层面，因此，他们的文学追求也就变得更加纯粹、更加自觉”[5]。温州作家东君曾自道：“在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看来，写作并没有比吃喝玩乐更高尚，所以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是带有游戏的成分，几乎没有什么功利性。越是如此，我们的作品也就越纯粹。我们没有为生存而写作。我们从来没有把‘奋斗’这个词运用到写作层面上。”[6]这种更加纯粹的文学创作主体姿态，使得他们关注自我个性的表达，从而逐渐形成个人化的风格。
民间的地方性书写
韦勒克曾指出：“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个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7]作为生长在温州的当代作家，他们有着一个区别于其他区域作家的独特经验世界—有关温州（人）的世界。古称瓯越的温州，偏居东南一隅远离中原，山水阻隔，这是温州的地理特征。在作家王安忆看来，地理的不方便恰是温州文学独特的原因之一：“他们在自己的‘山缝’里生长，自成一体，语言也在自我封闭中成熟，温州作家的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也就有了不同。”[8]边缘，被忽视的同时也意味着民间原始生命力的蓬勃。新时期以来，温州经济迅速崛起，这也无疑给生长在这片热土的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绝佳素材。正如李敬泽指出的：“温州在中国具有广为人知的特殊性，经济学中有温州模式，而近年来在公众的一般想象中，温州意味着流动逐利令人不安的如潮金钱。但温州的另一重特殊性却较少被注意到：这个在前现代地理中偏僻、闭塞的地方，有着极具韧性的、虽然也是发育不全的民间社会，这个社会有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顽强维持着相应的价值生活和伦理生活。”[9]这种巨大的差异无疑成就了文学创作的沃土，也形成了温州作家笔下别样的地方性书写。
在王手的笔下，市井平民的草根生活成为他书写的重心，其小说题材涉及生意、江湖、社会、生死、情爱。如小说《狮身人面》《一段心灵史》《柯伊娜一个人》将空间放置在1980年代的工厂，描写底层生活;《少年少年》中重点关注家庭制鞋作坊的生活;《到温州去到温州去》则深入刻画外来打工者的悲欣;《火药枪》中对江湖气息的侠义与对暴力的恐惧等等，小说中夹杂着男性的成长、欲望和江湖情感，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世俗男性世界。钟求是则以委婉细腻的笔触着力挖掘和描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人性隐秘的部分。在他的笔下，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正遭遇现代生活中的“不儒雅”及其情感上的挣扎，如小说《练夜》中的失明的团顺，《街上的耳朵》中因打架丢了耳朵的式其，《星期二咖啡馆》丧子的夫妻。《第二种诉说》中“我”的爱情不顺利，只能向一个聋哑姑娘诉说，并不经意间给聋哑姑娘带来情感伤害。《送话》里的法警王琪出于职责处死了忧伤的叶枣，自身也遭遇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创伤等等，揭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情感世界所遭遇的伤痛。再如吴玄的《西地》《发廊》聚焦普通人的生存哲学。马叙的小说中也不乏对小人物平庸生活的书写。
作为以商名世的温州，温州作家自然对商人和商业文明情有独钟。如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小说，关注一群富起来的商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商场中的人情物理。《住酒店的人》中朱麦克下海经商后收获颇丰却情感缺失;《陈列室》中做情侣性保健用品的魏松在十年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小说别有意味的是产品陈列室中的模样像极了林小叶的样品，揭示了其无意识中的情思;《雕塑》中富起来的女商人董丽娜不停“整形”，其背后是她对曾经“造假”经历的精神性恐惧;《空心》中的南雨作为富二代却陷入一种空心状态;《施耐得的一日三餐》和《讨债》则聚焦了商人世界中的人情物理;《猛虎图》中寓言式地展现了陈震东的商业欲望。王手的小说《温州小店生意经》则聚焦温州小店，贴心贴肺地讲述小店生意经的背后是世道人心。《讨债记》中通过对“我”的妻子许爱做生意和讨债的细致描写，在展现商业规则的同时，也展演了潜规则。相比哲贵和王手小说对商人的理解，钟求是则对商业带来的“异化”抱有警惕。在他的小说《零年代》中，当云琴面临着16万元的代孕费的诱惑，让赵伏文计算这笔钱的用途时，他们的生活成了一道计算题。在清晰的数字面前，我们发现，他们的生活面临着陌化的危险。
相比诸多温州作家关注温州当下的生活，东君的写作别具特色。在他书写人与人之间的荒诞的、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品之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借鉴古典笔记体的形式，以冲淡的笔调发掘了一个“古典乡野”温州。在《听洪素手弹琴》与《子虚先生在乌有乡》中，小说在物质世界中发掘了另外一种坚守清淡、平和的人生境界。小说集《东瓯小史》中通过讲述东瓯城的众生相，重构了一个民间侠义、仁德的精神性的世界。
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曾指出：“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的、不断涌现出来的魅力。”[10]温州作家的写作植根于温州地方风土，“温州作家属于游离于文学主潮之外却能自由生长的一个群体，摇曳多姿的温州民间生活及其背后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丰富了作家们的写作元素，他们以各自的人生体验和写作形式与之对接”[11]。这也形成了温州民间书写的多样性。
“世界中”的温州文学
在地理上的边缘和交通不便造成的“保守”的另一面，则是温州务实开放的文化性格，“温州濒临大海的空间位置又赋予此间人们开阔的视界和开放的心态，为了缓解该地区的资源匮乏造成的生存压力，温州人形成了不断向外部空间拓展、寻找外部机会的文化传统”[12]。与相对隔绝的地理形成鲜明差别的是世界各处都有温州人。事实上，温州外向流动的基因也在温州作家身上展现，不少温州作家远走他乡，如移居加拿大的张翎和陈河，定居杭州的钟求是、吴玄和哲贵。出走让作家不得不面对故乡故土以外的世界，与之交汇或交锋，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王德威所说的“世界中”的特质：“世界中”是世界的一个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13]这也形成了温州作家的写作在自觉回望故土、注重历史脉络和传统的同时，呈现出“充满不确定性和广阔的开放性，风格更为多样”[14]的另一面。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文明的交错互动成为常态，温州作家的写作正以更加开放的风格呈现出厚重感。如张翎的小说创作，温州记忆成为她创作的重要资源。《雁过藻溪》书写的是女孩末雁从温州出走寻找梦想的故事。《邮购新娘》中采用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展现了黄蕙宁从温州到多伦多再回故土的悲欣交集人生。《交错的彼岸》中，张翎通过游走在温州飞云江畔和加拿大安大略湖，讲述了几代人的爱恨情仇。小说《阵痛》描述了祖孙三代女人在不同的乱世中独自生孩子的命运与巧合。小说中小桃与泰国人黄文灿、武生与法国人杜克的恋爱，寄予了作家在文化的交错中对爱情这一古老命题的重新审视。《流年物语》中以河流、瓶子、手表等为叙述者，以一个南方小城为中心，辐射到巴黎、长岛、上海。在其最新的长篇小说《劳燕》中，则将目光放置在温州文城玉壶，讲述少女阿燕与英国传教士比利、美国军官伊恩·弗格森和中国军人刘兆虎的故事。三位男性作为宗教文化、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代表，而历经坎坷、受尽侮辱阿燕的反抗和成长，寓言式表达了“温州乃至中国”在世界文化影响下倔强的生长。另一位移居加拿大的作家陈河也自觉创作了诸多与温州背景相关的小说。如小说《布偶》书写的是南方小城—温州，关注特殊时代下侨眷的生存问题;《去斯可比之路》展现了侨乡人漂泊与冒险的内在精神;《致命的远行》则展现了鲜为人知的高干子弟的海外生活以及江浙一带草根华人传奇的异邦蛇头经历。小说结合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将上一代的命运与遭际和当代海外移民相结合，展现了一批远行的华人在红、白、黑三道的命运纠葛。相比书写海外移民的故事，陈河对国际性的题材书写更为倾心。如小说《沙捞越战事》通过周天化这一华裔在沙捞越的抗战，重现了华裔参加二战的历史，深入思考了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米罗山营地》则聚焦东南亚华人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秘史。在小说《甲骨时光》中，陈河则展现出更大的雄心：小说围绕民国时期杨鸣条与日本人、加拿大人对殷墟卜辞的考古挖掘的争夺展开，陈河不仅仅写乱世中的世间人情，也试图以文学的方式触摸殷墟巨大的物质实体，书写人心与天道、人世与宇宙通而为一的东方思维和中国经验。而在其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中，小说通过“我”对“舅舅赵淮生”援越抗美经历的追寻，用回溯性的方式，对20世纪60年代“援越抗美”的战争政治图景进行了深描，展演了“舅舅”在特殊时代中与战争、革命政治和情感纠缠的一生，对“世界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人的政治化形态及其伤害进行了反思，叩问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意义。
相比张翎和陈河，钟求是近年来的创作在坚持其对边缘生活关注的同时，对时代的思考变得阔大和深邃。在其2020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等待呼吸》中，钟求是辗转莫斯科、北京和杭州三大时空，横跨1990年代，通过一对中国留学生情侣的爱恋、死亡以及一系列遭遇，隐喻性地书写了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与政治的改换带来世俗性生活的变革。诸如此类，正是异乡/国与故土之间的游走，温州籍作家的创作让“文学”的温州从被商名遮蔽的角落里走向外部世界，以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想象和更深邃的哲思书写温州/中国。
注释：
[1]2006年11月，浙江省省级纯文学杂志《江南》第六期以“温州文学现象专号”的形式，整体推出一批温州作家的作品。2007年1月，温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和《江南》杂志社联合举办“温州文学现象”研讨会，南帆、李敬泽、贺绍俊等国内一批知名文学批评家齐聚温州，把脉温州文学创作。2010年3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在北京举行温州作家群研讨会，聚焦王手、哲贵、程绍国、马叙、东君等五人的创作，“文学的温州现象”正式被提出。2016年，复旦大学举办了“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研讨会，邀请张翎、陈河、钟求是、吴玄、马叙、王手、东君、哲贵、程绍国等九位温籍作家，从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和跨文化角度探讨温州当代文学的独特气韵。
[2]孙鹏程、孙良好：《文学的“温州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1日。
[3]王先霈、王又平等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4—126页。
[4]孙鹏程、孙良好：《文学的“温州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1日。
[5]郑晓林：《经济自立与文学的自觉—温州作家群小议》，中国作家网2007年2月15日。
[6]东君：《生活比小说更荒诞》，《浙江作家》2009年第5期。
[7][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38頁。
[8]何晶：《“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学术研讨会”探讨—自在成长的温州文学》，《文学报》2016年11月14日。
[9]李敬泽：《限度中的力量》，《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第5期。
[10][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4页。转引自梁适编：《中外名言分类大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05页。
[11]何晶：《“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学术研讨会”探讨—自在成长的温州文学》，中国作家网2016年11月14日。
[12]陈力君：《蛮荒与先潮—林斤澜笔下当代温州形象》，《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13]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王晓伟译，《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14]孙良好：《树立文化自信 走自己的路》，《温州人》2019年第1期。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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