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良善（以下简称蒋）：许老师您好！我是您的小老乡。我是从小看着您演的电影长大的，很久就仰慕您！知道您虽然退休好多年了，但仍然一直很忙，打扰您了！谢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许还山（以下简称许）：你好！其实，我只是个演员，不值得采访。我父亲那一代为中国谋求解放和幸福的老革命家以及那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才应该值得大书特书。演员，其实也就是一项普通的职业，演戏其实也是一项平常的工作，如果把它放在人民群众之上，演员的艺术生命就不会长久。
蒋：许老师，您是乐平人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关于您的出生地好多资料显示不一样;还有就是您和故乡乐平有过哪些交集，许多人也不是很了解，能请您先谈谈这些吗？
许：好的。我是江西乐平人，准确地说，我的籍贯是乐平县（现在改称市）洺口镇洺口村，而我的出生地则是北京。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六天，也就是7月13日，我出生在北平东城十一条胡同东面一个叫北门仓的大宅院里，那是我外祖父的家。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乐平的时候，我还不到10岁。我6岁开始上小学，到我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历经了重庆、北京、南京、江西樂平四个地方，就读过七所小学，真可以说是还没有读到万卷书，就已经行了万里路了。
蒋：第一次回家那么小，对故乡有没有特别深的记忆？
许：第一次回到老家，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事有两件。
洺口村离乐平县城有七十华里，清澈秀丽的乐安江，从上游的婺源县方向而来，流过村旁，再流向县城，直达鄱阳湖。在故乡这条美丽的河流上悠悠行船，一路观远山、戏近水，烹鱼啖蟹，真是赏心悦目、快乐至极。
我父亲当时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人员，始终与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这是外人所不知的绝密。但其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的中将专员，是穿军装的文官。这一显赫的掩护身份，在故乡当年和父亲一起军山砍柴、乐江戏水的发小们看来，封妻荫子，身有官阶，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衣锦荣归了。父亲的发小好友们不管家境如何，全都按照老家接待上宾的传统习俗，为重逢欢聚准备了表达心意的礼物—大盘精心制作的金黄色炒面或者是炒米粉，用硕大的盘子盛着，并且做成半尺高的塔式圆锥体造型，下大上小，顶上顶着剪成吉祥寓意的空花图案的红色剪纸，再配上四碟小菜，都是故乡的土产食品，用一只红色大漆托盘托着。另外一个人托着一个小托盘，里面放着一对红色的空白纸卷，意在恭请我父亲为来客留下墨宝志念。在老家乡里们眼里，能衣锦荣归的人都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都能吟诗作赋、书写楹联、题匾题字的。这些内容都通过一种极为恭敬的程式进行，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容更改和草率走过场的仪式感。
父亲似乎胸有成竹，提笔就写，须臾完成，来客接过，连连鞠躬作揖道谢。一天下来，接连不断，堪称劳累。父亲能用笔墨为老家乡亲们表示一种答谢心情，兴味盎然、乐此不疲。
更难忘的是洺口村的许氏祠堂里有一方戏台，飞檐斗拱，通身古朴大气。据说早年祖先们建祠堂时，大堂里的明廊立柱用的都是精选的又粗又直的樟木，多年不腐不蚀。洺口村祠堂当年的乡会负责人，为了表达洺口乡亲们对父亲荣归故里的热情，专门请了一个赣剧班，演唱乐平老调。这是很破例的，据说只有每年过大年的时候才有此唱大戏盛会，全村老小都来看戏同乐。天井里摆了很多席，老乡们都来落座，边吃饭饮酒边看戏。父亲、母亲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主位上，太师椅上还特意铺上刺绣的坐垫，十分抢眼醒目，以突出显示坐此位之人的尊贵身份，成了全场注目的中心。台上演员们声嘶力竭，演的什么几乎没有人关注，只是烘托一种喧闹的气氛。
更有意思的是每上一道菜，设在一旁案桌上的鼓乐手们就吹打一通，表示又上了新菜肴，加上数不清的乡绅邻里、老少亲朋不停地到爸妈的席前敬酒，十分热闹喜庆。喝酒不是用酒杯或酒碗，而是用喝汤的瓷勺，在一个大酒碗里舀一勺酒，举勺齐眉，互敬对方。这种饮酒、敬酒的方式，独特而极为恭敬，古风犹存，我到现在为止，也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在我少年遥远的记忆中，第一次回老家的许多细琐往事，已经渐淡渐远。但是乐安江上沿江两岸那连绵不断的青山、竹林和那一群群在河滩上悠悠戏水的大水牛，河上时时传来的渔夫们和鱼鹰群错落起伏的呼啸鸣唱，那些在树丛中时隐时现的由粉墙黛瓦镶嵌组成的烟霭迷蒙的村落，潮湿、静谧、淳朴而悠远……这一切形象的符号和自然色彩的音阶，在我生命的河流里，始终颤响着一支只属于我心中对故乡多年不忘的优美韵歌，它们是我心灵中永恒的世外桃源。几十年来，不论世事如何变迁，命途如何多舛，在我脑海纷繁庞杂的记忆空间里，我始终腾挪出一方圣洁净地，珍藏着、供奉着祖先的故土。
蒋：说得真好！您在家乡虽然生活的时间不长，但看得出来，一说起它，您还是非常动情。您现在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了，不知道家乡对您的艺术生涯有过什么影响没有？
许：应该有，而且影响还不小。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我全家安全着想，让我父亲将一家大小转移回老家乐平。这是我第二次回到故乡。在老家的堂屋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乐平解放时，我正在乐平中学上学，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第一次演革命戏。
乐平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几个老人各提一面大铜锣，在全县的各条街巷里鸣锣宣告：解放军文工团在县广场上要演两场革命歌剧《白毛女》和《血泪仇》。这对于只看过弋阳腔和赣剧的乐平百姓来说，无疑是空前的大开眼界。演出那天，可说是万人空巷，太阳还没落山，人们就扛着板凳，提着灯笼火把赶到县里唯一的广场上。嚯！当时整个广场黑压压的一片，挤得一点空隙也没有。一晚上的演出，使台下那些善良淳朴的看戏人个个唏嘘呜咽，难以自持。
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巨大成功，也大大激励起乐平中学文艺戏剧爱好者的热情和自信。一位名为汪浩的数学老师，首先在学生中组织起合唱团，因为我和姐姐能操一口纯正的国语（普通话），汪老师就要我们姐弟俩率先参加。他亲自教唱的第一首新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二首是《团结就是力量》。第三首是一支苏联歌曲，歌词我还记得：“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地自由呼吸。”我敢说，这是传入乐平县的第一首苏联歌曲。从那时起“苏联”这个国家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开始朦胧地勾画出一片人间乐土的景象。只是我没有想到，几年后我成为“右派”，也和“苏联”有着瓜葛。
我还是说说当时在乐平中学演出的场景吧。这三首歌，被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乐平中学总支部成立的那一天，在大操场上给全校一千多名师生演出。汪老师脱去平日的灰色长衫，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蓝色列宁装，鬓发稀疏的头上还加了一顶同颜色的八角帽，手执一根细细的白色木棍，春风满面地亲自指挥着上百人的合唱团。他一出场，全场掌声呼叫声狂如潮涌，平日里举止挥洒自如的汪老师立刻显得局促不安，只是频频地向台下鞠躬作揖，憨憨地笑着。也许戴新八角帽还不适应，一弯腰鞠躬就掉了，引起大家善意的笑声，掉了两次，他迅速地捡起，认真地戴了两次，没想到，在奋力指挥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时候又掉了。就在帽子离开头顶的一刹那，被指挥棒尖儿一挑，帽子飞向站在他对面唱歌的女生。另一个女生本能地伸手抓住，并且试图走出队列，给汪老师再戴上。
这是我们姐弟俩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引吭高歌。
因为演出好评如潮，学校领导立即决定把乐中合唱团改名为乐中文工团，并且立刻投入排练革命歌剧《王秀鸾》。我和姐姐都参加了，我被分配饰演一个叫牛大山的反面角色。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表演，当时我12岁。
蒋：能不能说，这次演出应该彻底激发了您对艺术的兴趣和天赋？
许：可以这么说。我对艺术还是天生喜欢的。1950年开春，我就到了武汉，考入第二男子中学。在学校凡是有文艺表演我都参加，还特别喜欢绘画。我读高二时，姐姐许还河考取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正是她的成功使得自认为表演天赋比她还好的我，把未来的理想一夜之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要学表演专业。原来我是立志攻读外语的。也正是这个时候，因为我的诗歌朗诵在全校获得第一名，学校准备让我参加全武汉市中学生会演。我为了确保拿奖，向离学校不远的中南艺术剧院请求辅导，剧院的青年话剧演员温士聪便成了我学习表演的启蒙老师。温老师给我的指点不仅使我如愿获得全市中学生会演个人一等奖，还留下了影响我终生的教诲：要当一名好演员，一定要多读书，打开自己的眼界和想象。那之后，我更加拼命地读书、看电影，當然，读得、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的。当然，代价是把自己买肥皂、牙膏和理发的钱抠下来，加上帮电影院打扫剧场。因为那时候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迁往河南，只有我独自在武汉求学，而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很少。
蒋：我们真不愧是老乡，在追求自己的爱好兴趣上，真像。当年我为了买书读，也是这样把父母给的伙食费节省下来的。只是不同的是，您的艺术天赋极高，之后应该是很顺利地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了。
许：其实当时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我还同时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我同时拿到了四个准考证。好在四个单位都在北京。先考的青艺，一篇寓言还没朗诵完就被叫停，又要求做一个小品。看主考老师的目光是赞许的，但当老师们听说我同时还报考了其他几个地方时，他们竟然鼓励我全力去冲刺两个学院。于是我再考八一厂，结果是只填了张表格，之后在参加完中戏复试后，去力争北电了。1956年的秋天，那是我青春时代最美好的金秋，我以19岁的年龄顺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但是，这种美好还没有等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就结束了。
蒋：是因为政治运动吗？
许：是。其实，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无比忠诚的。进入电影学院不久，也就是1956年冬天吧，我向表演系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没有获得通过。第二年，我的“鸣放”言行，彻底将自己非生理意义上的青春给葬送了。当时的电影学院，不仅由苏联专家主考，而且学习时几乎所有的教学大纲都是引用苏联国立莫斯科电影大学的现成教材。虽然之前我疯狂地着迷苏联电影，但这次也在“鸣放”会上发表了一番感慨和看法：“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几百个剧种，有梅兰芳、程砚秋、赵丹、白杨等等这样多的表演大师，为什么不能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表演体系用于电影表演教学？非要用苏联的不可吗？不学斯坦尼斯拉夫体系就培养不出中国的电影演员啦？这是不是也有点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就这句话加上只办了一期的叫作《镜子》的小小墙报，被学院党委“反右”领导小组定性为“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据。
蒋：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在那个年代，这等于是打入了另册。
许：对，一入就是22年。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我是个没有“青春”的人。
蒋：我跟您接触的时间不多，但您就像一泓清澈的泉水，很容易就让人看到您是个直爽、乐观的人。不过，在那22年里，您对生活或者说未来失去过希望吗？
许：说实话，还真没有。我觉得我内心是个很强大的人，别人的青春是精彩的，我的青春是“经踩”的。
蒋：对于一个热爱表演的人来说，表演就是他的生命。我想在那段岁月里您一定没有放弃过这个梦想，直到22年后，您拍摄第一部电影《樱》。
许：你说得很对。22年中，无论最初在学院被管制劳动，还是后来下放到农村，“屯垦戍边”到边疆，只要有与表演艺术沾边的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蒋：看到您主演的《樱》的时候，我正好上高中，那时候我疯狂地迷过一阵电影。知道您是乐平籍后，更多了几份亲切和自豪，没想到乐平也出了这么个大演员。在我见到您之前，我一直以为您就是电影中文弱的陈建华那样子;见到您之后，哪怕您年纪大了，我怎么也不能把银幕内外的您对上号，包括后来的《寒夜》也是。您跟我说说《樱》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和程晓英塑造的形象以及那首《妈妈看看我吧》的歌声一直深深地印在记忆深处。
许：1979年，我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给我平反、改正的通知书，政治上恢复名誉。人还没到北京，在郑州就又接到我姐姐给我发的一个电报，说林洪桐要请你演一部关于中日关系题材的戏。在我父亲的鼓励下我就去了。到了北京，林洪桐就带着我到学校。老师同学见面之后都感慨万千。我跟老师们叙旧的时候，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油印的册子，说：“许还山你好，我是你的师弟。我叫詹相持，是导演系的，想拍一部叫《樱》的电影，请你看看这个剧本。”过了一会儿，他就来问我：“你喜欢这个本子吗？”我就坦白地跟他说，还没有认真看呢。你希望我做什么啊？他说：“我想请你演里面的男主角。刚刚看到了你和老同学以及老师见面的场景，你那种状态正是我影片男主角所需要的，别人是做不到的，太真实了。这部戏的男主角就定你了。”就这样我答应下来了。
《樱》公映后很快风靡全国，没想到影响那么大，几乎都是表扬和称赞。后来我想想，其实从表演上，这部片子也算不上是一部精品。只能说在特殊历史阶段突然出现了这么一部电影，包括《生活的颤音》《小花》等，令人耳目一新。其实这好比是单调的沙漠里，偶尔出来一片花花绿绿的东西就使人激动。
蒋：但不管怎么说，您是一举成名了。那您觉得这部片子的拍摄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许：首先感觉是我总算活过来了，又能从事我最钟爱的职业，这既是时代的幸事，也是我个人的幸事。再就是拍戏的环境，还有演员对演戏的态度，我觉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很简朴，都很投入，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奢求，都是在说戏。拍戏之余就是谈戏。主角去买个东西都不让请假，一个是怕分心，一个是怕磕了碰了，影响下面的戏的拍摄。
刚进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你不管学什么，首先要学会做人。“人”这两撇儿可不是那么好做的呀。这两撇有一撇倒了，那撇就站不住。演员更是这样子，演员演的就是人，是真人，是假人，是好人，是坏人恶人，不管你怎么样，但是你做演员，自己必须是一个站得住的人。最基本的东西，我觉得要钻研自己的专业，要很忠诚地对待自己的专业。不是儿戏，不能把名利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有很多不负责任的媒体，在这方面吹嘘的太多，让后来的这帮孩子们认为“哎呀，当演员多好啊，一举成名，名利双收”，错了。
蒋：演过《樱》里面的陈建华之后，您之后演了很多古今知识分子，比如《大秦赋》中的荀子，《庆余年》里的庄墨韩，《张衡》里的张衡，《钱学森》里的钱学森等。但在我的印象中，最经典的、与您本人形象反差最大也是最为成功的应该是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寒夜》中的汪文宣了。我想读者肯定跟我一样，想知道您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
许：《寒夜》这个戏也来得很突然。1983年，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汪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亲自打的。他说许还山同志，明年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给我们北影拍两部戏。一个是《寒夜》，另一个就是《双雄会》。
当时宣布由我来出演《寒夜》那个贫穷多病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汪文宣时，圈内有很大的争议。有个著名老演员就说：“许还山是个好演员，但他那么人高马大，怎么能演一个文弱的肺病缠身、濒临死亡的像豆芽菜般的知识分子呢？”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但导演阙文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一个喂猫喂狗用的破碗，打碎了没人可惜，而一个玉碗金碗如果打碎了则会引起更多的惋惜。如果汪文宣本来就是个柔弱多病的人，死了就没有人同情，似乎就该死;而这么一个健壮的人，由于生活的重压，由于疾病，由于缺乏爱等原因被折磨得死去，不是更能引起大家对旧社会的憎恨吗？”他让我一定要沉下心来把这个角色演好，并对我提了三个要求：第一，加强锻炼，快速减肥。第二，把皮鞋脱了穿布鞋，最好是旧布鞋，走起道来没声音。第三，走路往左靠边走，给对面的人让路，说话要小声，随时随地、分分秒秒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知识分子。
开拍前，我和潘虹等人还专门去华东医院拜访了病中的巴金先生。他坐在病榻上，说小说我写完了，至于你们怎么拍，反正我不懂电影，就听从导演和编剧的就行。我希望，也相信你们可以把这个片子搞好。
所以，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没有压力，只有动力。《寒夜》的外景地在南京、重庆，大多数时间为炎热的夏天，而剧情却是冬天的“寒夜”。40多度的高温，拍摄的房间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拍电影时穿着毛背心，有时候还要围着大围脖，热到背上都长满了痱子，非常艰苦，但没有人抱怨。我们觉得这部电影将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
最终影片《寒夜》成为经典。巴金也通过女儿李小林传达了赞赏之意。在此之前，巴金对香港版《寒夜》并不满意。对我来说，《寒夜》的成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从1966年到1979年，我经历了很大的磨难。我在心理上、思想上的感受，和汪文宣根本上是一样的。
蒋：虽然您成功地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但其实您和杨在葆老师是引领过中国电影的一种现象的，那就是“硬汉形象”，有“南杨北许”之说，也就是从您刚才提到的电影《双雄会》开始的。但我更先想到的是电影《筏子客》里的大把式，这个形象与知识分子形象相距甚远，您同样塑造得很成功，还获得1992年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但后来您谢绝了这个奖，当时是怎么回事？
许：《筏子客》中的大把式一角，我在其中的表演确实又有很大的突破，因为正如你刚才说的，我以前主要演知識分子，而在该片中则演一个黄河上摇筏子的大把式，我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我无意中提前得知自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时，自然很高兴。但晚上回去一想，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因《筏子客》做后期时，我在上海拍戏，并没有参加配音。而按照金鸡奖评选有关章程，金鸡奖最佳演员奖获得者必须演员本人配音。于是我给评委会主任石方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真相，表示这个奖项颁发给我名不副实。石方禹收到信后，立即把信复印寄给已经回到全国各地的评委们。最后评委们通过电话投票决定，本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空缺，而授予我金鸡奖表演特别荣誉奖提名。
蒋：我知道您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过李少红执导的新版《红楼梦》。这部剧反应应该是否定多于肯定，您在里面扮演贾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可以谈谈这部剧或者您对自己塑造的这个角色的看法吗？
许：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我都80多岁了，我不能说瞎话。可能我会说错话，但错话也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错了，可以提出批评，帮助我提高，我会非常感谢。说到《红楼梦》里的贾政，其实按照年龄来讲，我是不合适的，年纪偏大，演贾宝玉的爷爷还差不多。但是观众很认可。李少红导演拍摄《红楼梦》的时候，非常努力，非常辛苦，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每天晚上12点多，自己还开着车从怀柔赶到家里面去看。
蒋：在圈内圈外都知道您是个很直爽、很正直的人。您在我们这次访谈开始时，还希望多写写那些老革命家、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除了像您刚才说的，受父亲的影响，在电影学院受老师的影响外，您扮演过的人物会给您带来影响吗？
许：有。比如电影《爱的帕斯卡》。这部片子没有花钱修图，没有那些插科打诨，没有说教，没有口号。但它很打动我自己。它展示的是理论物理学家、“侯氏理论”创始人侯伯宇教授一生中一些很重要的片段。我当时接这个片子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不是害怕，而是敬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惦记的都是中国的科研事业。我在体验生活的时候，了解到有关他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在电影中没有，但是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始终挥之不去。
侯伯宇教授在广州治病的时候，给他安排了一个很高级的病房，他不干，他说我为什么要住这么好的病房？给他好药，他也不吃，他说我都这个样子了，不要浪费这些药物，你们能不能放我回去？我时间不多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要抓住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心中想要攻克的一个点攻下来。当时陪同他的这些老师眼泪都掉下来了。在侯伯宇家，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张字条，写着“海底捞聊天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比他的命都重要。为了把侯伯宇的精神通过艺术作品传递出来，我对自己的表演提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不是演技的提高，而是精神境界的提高。我演的时候要让观众觉得在侯伯宇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不在于你干什么职业，关键在于你干什么职业都要坚持这种精神。
这一次的演出对我来说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我也深刻感受到了时间的重要性。电影拍完之后的这段时间，我推掉了很多演出机会，对自己的过往进行总结反思，并整理写下来，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些经验。
蒋：但实际上碰到您认为很有意义的角色，哪怕戏份再少，您也还是会去接。比如电视剧《最美逆行者》中那个新冠肺炎病人。
许：这个我特别地有感触。新冠疫情严重的时候，我恨自己不能到前线去为大家做一点什么。哎，正好儿童节的那一天，我准备给我孙子过儿童节，来了个电话，一个剧组让我去演一个新冠肺炎的病人，说“你不忌讳吧”。我说不忌讳，我就去了。
我一个人独自前往演了三天戏，虽然演的是个病歪歪的角色，但是我觉得我挺高兴，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我的脸，那些演医生、演护士的演了半天不知道是谁，他们都很羡慕我，说你看你这么少的戏，人家知道你是谁演的。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三天我真正体会到了，在这么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力量，能够把疫情控制住，这一点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我为此骄傲，为我出演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感到很光荣。
蒋：我从您身上能够看得出，一个老一辈艺术家的一种情怀。作为一名资深的老艺术家，您觉得演员的自我修养应该是怎样的呢？
许：我觉得一个好演员身上必须有两种气：一是地气，二是天气。“地气”就是演员自身的生活底子，生活基础丰厚，表演才有真实生活的依据。“天气”就是指演员在地气的基础上，经过选择、加工进行艺术发挥，使角色升华发光，产生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名利是你努力后的結果，不是你努力的目的。
这里边要求东西就很多了。我们现在一些演员不读书不看报，既不了解现实，也不了解历史，也不去研究剧本。所以一个演员要多读书。不仅要读有字的书—知识，还要读无字的书—生活。用王铁成老师的话来说，演员应该是一个杂家，不是你光会哭会笑，会闹会咧嘴，会调情，就是演戏。不对的，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要有知识的涵养，要有生活的阅历。
蒋：通过您刚才的言谈，我能够感受到您对于表演的那份匠心、那份初心。那么您对中国电影的当下和未来，又有怎样的期许呢？
许：这个话题应该是电影理论家来谈了。但我想，中国电影的未来，不管你怎么创新，有一条是不变的—为观众服务，让观众为你鼓掌，最好的电影要做到雅俗共赏。中国现在不缺好编剧，也不缺好演员，更不缺乏资金。我们应该要多出品一些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符合中国梦的电影。
蒋：谢谢许老师！谢谢您能接受来自家乡的采访！最后请您和《创作评谭》的读者以及电影观众说几句话好吗？
许：祝《创作评谭》越办越好！希望大家支持中国电影。我知道江西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我希望看到江西电影的重新崛起！
（作者单位：许还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蒋良善，乐平市文广新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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