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红霞

　　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学有其特殊性，作为数百年的都城，北京文学令人记得住的成就和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分量显然很不相称。曹雪芹是一个代表，然后数得出来的就是老舍。老舍被认为是“京味文学”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得天独厚地拥有本地人的优势—真正在皇城根下生长，北京城的文化风俗、人情和语言是随着他自然的生长过程中熟悉的，不是像邓友梅那样需要专门去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时代的机缘使他拥有了站在外面向里看的反省的视角。就像人们讨论“京派”，身在北京写遥远的故乡（萧乾除外），乡愁意识使回忆变成了澄明之境。如果不是在英国、在山东、在重庆写北京，老舍作品里对北京人、北京文化的既迷恋又批判的张力能否形成呢？这种张力恰恰就是文学的魅力。

　　在继起的新时期“京味小说”当中，北京文化特性不是骨子里的，是并未向现实展开的“共时的、凝固的样态”[1];到了王朔的“新京味”，更是略显油滑的青春期质素的杂拌儿。而21世纪，徐则臣这样的年轻作家带我们了解了跑步穿过中关村的“新北漂”，这是一群到北京这个大都市来追逐梦想的外乡人，但也许他们追逐的并不是文化、历史和政治，他们要的是改变命运的致富机会。北京在这里完全可以被置换为其他现代化的城市—虽然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主人公敦煌每一天都在中关村奔跑。中关村，这个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文学中，能代表北京吗？或许在新世纪文学里，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待北京和文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转向区域学

　　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地域文学研究”课题就完成了一系列科研成果。[2]学者们从地域角度来研究北京，他们认为应该区分北京文学与北京地域文学，区分生活中的京味与文学中的京味。北京文学泛指产生于北京的文学作品，而北京地域文学要体现的地域特色除了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外，还应该包括北京文化特色、北京人的生活特色及心理特色。并且文学中的京味应该经由艺术提炼，要剔除生活当中方言土语里粗俗的语汇。[3]

　　尝试从地域角度来研究北京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显现，人们意识到北京除了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之外，它还一直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可是这种地域特色是否已经被首都这样一个“中心”身份所遮蔽？为了重新发现北京，“北京学”的研究应运而生，代表的作品有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也连续数年推出“北京学”专栏。刘勇认为应该区分北京“新文学”和“新北京”文学。可以看到，新北京文学的提出，其实已经区别于1990年代的地域文学范式，而转换为一种区域性研究。作为区域的北京区别于传统地域型北京，其显要特征恰恰是不再突出传统“京味儿”。《北京文学》月刊社新媒体编辑部张琳琳在2019年对北京市创作人才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京味儿文学式微。究其原因是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日益现代化的发展，使原来正统意义上的京味儿事物慢慢衰落。她进一步提出：针对这种新发展趋势，京味儿文学应该更开放和大气，更富于现代大都市气息。[4]

　　北京作协体制与《北京文学》转型

　　既然传统的京味儿式微，新北京文学的生长点在哪里呢？这个城市还能在文学里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吗？学者孟繁华在总结北京文学70年的文学史贡献时指出：北京有很多的机构，比如作协、高校、魯迅文学院、北京老舍文学院、北京十月文学院以及文学专业研究机构、各大文学专业出版社、文学报刊、文学网站等，它们汇集了北京文学生产、评论的主要力量，是举国办文学的实例。[5]孟繁华精准地道出了当代文学场域从生产—流通—评价等各环节的完整性。北京拥有着中心的优势，这种优势是新北京文学存在的基点，但是新北京文学并不等于“国”的文学。在人们印象中，北京是政治中心，所以北京的文学理应最与政治接近。但是搜索一下北京作协近些年的获奖作家就会发现，北京作家并不天然写主旋律。现任北京作协主席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得过第一届老舍文学奖、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及若干影视相关奖项，这个作品描绘的是一个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年轻的北京作家石一枫凭借《世间已无陈金芳》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部中篇小说从一个北京青年略带感伤的回忆与旁观视角，观察了一个外地农村女青年在都市的挣扎和对艺术的向往。北京作协副主席曹文轩2016年获国际安徒生奖，他多年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已经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

　　正如李怡在考察区域文学研究背景时指出的：北京与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以自己独特的“双城记”引导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主潮，中国其他区域都在复制着它们。但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文化信息的来源方式和传播方式迅速转变，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使得“少数城市再也不可能凭借行政中心的优势绝对拥有传播的权威”[6]。对于北京文学而言，处于文化中心并不必然地具有垄断性优势，更不能因为作家来自四面八方而成为各种地域文化的拼贴。新北京文学必须具有自己的区域价值，这种区域价值不能仅靠传统的比如老北京礼仪、风俗、语言等特色来支撑，更要立足于新的全球化时代，立足于北京“四个中心”的定位。新北京文学不能简单回到文化传统中去，更要打开自己，而这个开放要同时依托中心的优势—体制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作协体制不仅能够依托，而且要创造性发挥其价值。

　　作家是创作的主体，新北京文学的作家从哪里来？北京作家协会成立于1980年6月，第一任主席是老诗人阮章竞。成立之初，北京作协的作家主要包括原来北京市文联文学创作组、《北京文艺》杂志、《说说唱唱》杂志、北京作协筹备组工作过的作家和1980年之后加入北京作协的作家。[7]21世纪以来，北京作协一直在应时代之变吸纳新生力量。首先是打破地域限制。2000年北京作协与张承志、毕淑敏、刘庆邦、徐坤、陆涛、袁一强等作家订立合同。这些作家成为北京作协为期3年的合同制作家，他们均来自外地。[8]

　　其次，更多地吸收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包括在网络写作中非常活跃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在2007年的签约活动中，史铁生、张承志、毕淑敏、凌力、张之路、任洪渊、邱华栋、祝勇、宁肯、韩小蕙等29位作家签约成为北京作协第十届合同制作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年仅25岁的张悦然，成为80后群体中第一个签约作协的专职作家。[9]

　　有了创作的主体，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流通也至关重要。为更好发挥北京区域文学的价值，北京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北京文学》和北京出版集团有很多适应新时代的举措。《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其前身是《北京文艺》，1980年改名为《北京文学》，老舍、赵树理、浩然、汪曾祺、王蒙等作家都曾在该刊担任过编辑工作。但是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传播媒介的变化，文学杂志的生存受到严峻挑战。《北京文学》则是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从21世纪以来，这个刊物就凸显出明确的市场意识和读者意识，被称之为“新《北京文学》现象”。

　　读者意识体现在《北京文学》将选稿标准对应大众读者，明确“作品是否好看、大多数读者是否喜欢”的选稿方针。为了贴近现实，2001年以来该刊设立了“现实中国”报告文学專栏，热切关注现实、紧跟时代。还开辟了“文化观察栏目”，推出一系列大众关心的话题，比如：“忧思中学语文新教材”“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青年”“向当代文坛进言”“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中国高考向何处去”“中国医疗改革向何处去”“韩寒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等。

　　为培养文坛新秀，《北京文学》还开辟了《新人自荐》栏目，每期都发表文学青年的小说处女作。这些处女作大都是编辑从数量繁多的自然来稿中挑选出来的，编发时还配发作者照片、创作自白和作品点评。这个栏目已经使荆永鸣、雷立刚、尉然、王秀云、常芳、钟正林等文坛新星脱颖而出。[10]为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北京文学》还设立了专门的奖项—“新世纪《北京文学》奖”，主要用于评选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作品，包括“新人新作奖”“读者最喜欢的一篇小说”“读者最喜欢的一篇报告文学”等，从而使刊物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十月文学月”：带北京文学走出去

　　作为北京市文联的所属刊物，《北京文学》杂志立足新时代，努力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充分适应数字化新变，并通过文学奖项使传统的北京地域文学获得更开放的空间和包容力。但是除了获得更多国内读者，新世纪北京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走向世界。这既是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北京文学突破传统局限，拥有更强区域价值的新契机。

　　为充分发挥文学在新时代的效应，北京市以“十月”品牌为核心，成立了十月文学院，创办“十月文学月”活动。这个品牌有一系列举措带北京文学“走出去”。十月文学院是北京出版集团于2015年创办的，随之建立“十月作家居住地”，切合了“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规划。“十月作家居住地”海外项目“开创了作家创作交流、版权交易、图书展示、品牌传播为一体的新模式”，通过“外国翻译家驻留计划”“十月翻译版权交流平台”在海外“居住地”（英国、尼泊尔）开设“十月”图书专柜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北京文学“走出去”渠道，有效促进了“十月”文学成果的海外译介传播和国际版权合作。[11]

　　“北京十月文学月”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等承办。从2016年成立以来，目前已经举办了六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也设有“国际交流”板块，旨在面向国际，推动北京文学“请进来”“走出去”[12]。

　　让北京文学走出去，它呈现给世界的恰恰是它的地方性。在当今重新认识全球化的视域中，新北京文学的“地方性写作”有着去全球化意义，“最终目的在于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位置的重新安放，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东方主义’式的窥探和排挤”[13]。

　　注释：

　　[1]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2]甘海岚：《北京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3]孟固：《“北京地域文学的现状和走向”学术研讨会纪要》，《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4]张琳琳：《创作人才现状调研报告—以北京市为例》，《长江丛刊》2019年第3期。

　　[5]孟繁华：《大江大河波澜处—北京文学70年的文学史贡献》，《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

　　[6]李怡：《当代区域文学研究二题》，《大西南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

　　[7]北京作协：《回顾、纪念与开拓》，《文艺报》2010年2月10日。

　　[8]陆正明：《北京作协打破地域聘作家》，《文汇报》2000年7月18日。

　　[9]李洋：《北京作协首次签约80后作家》，《北京日报》2007年4月27日。

　　[10]肖亮：《〈北京文学〉：从曲高和寡到曲高和众》，《传媒》2010年第11期。

　　[11]吕亚兰、文爽、熊也纳：《十月作家居住地“走出去”项目》，《出版参考》2019年第12期。

　　[12]彭春英、毛雷：《“北京十月文学月”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新阅读》2018年第11期。

　　[13]杨丹丹：《“地方性”与北方文学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研究”（19BZW09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