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拟世界的街道与闲逛者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研究了都市文明中的“闲逛者”形象。19世纪初,巴黎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样式:拱廊街。拱廊街原是存在于两排建筑物之间的步行通道,通过在上空搭设玻璃拱顶以及在通道的地面上铺设瓷砖,变成了一处半开放半封闭的消费空间。(“拱廊街是介于室内与街道之间的东西。”[1])人们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在拱廊街里悠闲地散步、约会,而且玻璃材质的拱顶也允许阳光的充分照射,使人们感觉自己依然行走在露天的街道上。于是,一批乐衷于在拱廊街里闲逛的人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人“似在非在、无足轻重而永远具有观望兴致”[2]。
网络时代的“拱廊街”就是手机中的各类社交应用软件,国内以微博、抖音、B站、豆瓣、知乎等为代表。在这些平台上,人们为自己登记五花八门的网名,并使用网络图片作为自己的头像,成为新的“闲逛者”。除了明星外,极少有人会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照片作为昵称和头像,多数人都以一个虚拟形象示人,个人信息中的生日、性别、城市都是未必可信的。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最突出的名字和头像,可以随时更改,甚至可以与他人重复。一个人可以申请多个账号,一个账号被封禁,可以很快申请新的账号。“闲逛者”—作为“人群中的人”[3]—他的匿名性在虚拟世界实现了最大化。这种空前的隐蔽性对国家来说是充满危险的。正如19世纪的巴黎当局使用“各种登记手段来弥补大城市生活使个人隐匿在人群中导致的个人踪迹的消失”[4],我们也看到各大社交平台逐渐推出的“限制令”,如微信号一年只能修改一次,使用过的微博头像会自动保存到微博相册里。国家层面也要求社交软件账号需与手机号码绑定,从而与身份证关联。然而这些举措只能是杯水车薪,它不能改变网络“闲逛者”面目模糊的总体特征。经过实名认证的明星以及官方账号是没有办法闲逛的,他们的任何踪迹,关注了谁,取关了谁,给谁点了赞,给谁留了言,都会被立即公之于众;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会被记录,被解读,甚至需要发布声明,做出解释。
现实世界的闲逛,依托的是眼睛和双腿;虚拟世界的闲逛,依托的是眼睛和手指。19世纪的闲逛者“走进一个又一个商店,不买任何东西,也不开口说话,只是冷漠地看向那些货物”[5];如今,人们在餐桌上,在地铁里,滑动大拇指,刷新一条又一条的消息,打开一个又一个视频,旁若无人地观看。无论是双腿还是手指,“闲逛”的要义都在于移动。如果仅仅致力于观看一件有针对性的事件,便是“凑热闹”“围观”,如今也叫“吃瓜”。鲁迅写“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6],便属于此类。“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7]“吃瓜”是一个点,“闲逛”是一条绵延的线;“吃瓜群众”聚集到一起,看的是同一个方向,而闲逛者聚集到一起,却是各看各的。
拱廊街的煤气灯延长了闲逛者的游荡时间,使他们在凌晨两点依然能在巴黎的大街上驰骋,而社交软件在这个层面又完成了终极形式。24小时,无论黑天白夜,无论风霜雨雪,只要有电、有网,手机屏幕的光亮就可以持续不灭,闲逛者就可以无止境地闲逛下去,限制他的只有他作为生物的身体机能极限。
二、虚拟世界的居室与痕迹
对于“街道”与“居室”的区分,本雅明的依据并不是建筑形态,而是在闲逛者眼中物品的属性。所见物品是商品,便是街道;所见物品是非商品,便是居室。这才有了文中颇为绕口的一段表达:“如过说闲逛者最初将街道看成室内,那么百货商店这个室内现在就变成了街道。现在他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游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穿行一样。”[8]在拱廊街中,闲逛者将所有的“他有”视为“我有”,一切商品视为物品,大有苏轼“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心态,所以他们“靠在房屋之间的外墙上,就像一般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9]。在百货商店,尽管它的建筑样式是封闭的,但是它陈列的所有物品都彰显着不容动摇的商品属性。贴在每件商品上令人瞩目的价格标签,虎视眈眈宛如门神的导购员,都在不断地提示闲逛者一切都非他所有:买不起就不要看了!
只有剥掉一件物品的商品性质,这件物品才有可能是“我的”。居室就意味剥除所有物品的商品性质,“成了对人个性的表现”[10]。“个人主页”便是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居室。基本所有社交软件都有一个“我的”界面,作为收藏、记录、集中展示用户个性化内容的空间。互联网初期,这样的平台叫“My space(我的空间)”。现在,我们有网易云音乐的“我的歌单”,豆瓣的“我的豆列”,知乎的“我的专栏”,微信的“我的朋友圈”……“我的”这个词充分体现了居室文化的核心,即占有。本雅明把居室中的物品与艺术收藏品等同起来,把居室称为“艺术的避难所”[11],正是强调居室的非使用价值。2020年3月,日本任天堂公司推出一款名为《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设计就是基于每一个闲逛者对居室的梦想。在這个游戏中,每个玩家都会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岛屿,玩家可以为自己的岛屿命名,在岛上建造自己喜欢的房屋,设计自己喜欢的服饰、家具,种植自己喜欢的植物,并邀请其他玩家来自己的岛上参观、做客。岛上的建筑,包括建筑内部的桌椅、床,都摆脱了实用的枷锁,重点在于它的风格、它的布局、它的色彩,作为主人个性的外化。
不过,“居住就意味着留下痕迹”[12]。这是都市人群为占有付出的代价,他们最恐惧的东西:痕迹。本雅明指出个人踪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而侦探的任务就是考察这类踪迹。侦探是闲逛者的本体又是闲逛者反面,他首先要成为闲逛者,抹去自身的痕迹,就像眼泪落在大雨里;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稍纵即逝的东西”[13]。侦探小说的兴起,说明这不仅是侦探一个人的愿望,而是都市人群普遍的愿望:抹除自己的踪迹,却考察别人的踪迹。在虚拟世界,与“保存”同等重要的基本功能就是“删除”。删除状态,删除照片,删除历史记录,删除搜索记录,删除聊天记录……或者,彻底删除账号。“隐私”是“删除”的次生功能,“仅三天可见”,“仅一个月可见”,“仅自己可见”,“部分可见”,“不给谁看”……人们无比谨慎地选择如何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另一方面,在暴露别人痕迹时,却事无巨细,电话录音、聊天记录截图、行程轨迹、照片中瞳孔里的倒影……这些蛛丝马迹都是“呈堂证供”。虚拟时代,已经不需要压着帽子、叼着雪茄的私家侦探,每个人都变成了侦探。因为每个人都是熟知如何隐藏自己痕迹的“罪犯”。
三、元宇宙与虚拟文明的新诗意
目前,虚拟世界的居室与街道是割裂的,用户常常把一个平台视为“居室”,把另一个平台视为“街道”,期间需要登录、退出,打开界面、关闭界面,而元宇宙的构想便是为了消除这些“间离”的瞬间,让意识全情并永续地存在于虚拟世界里。但在我们“普世”的文化价值判断中,“虚”是不好的,是假的;“实”才是好的,是真的。我们所见的大量文艺作品中的元宇宙一直以“骗局”的形象出现。像1999年的经典电影《黑客帝国》,这里的元宇宙叫“矩阵”,主人公尼奥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似乎有些异样,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与人类世界的墨菲斯、崔妮蒂相遇,获得了真相,最终逃离“矩阵”,回到了现实世界。2018年的电影《头号玩家》,这个元宇宙叫“绿洲”,游戏的设计者到老了终于意识到只有小时候玩的游戏才是真的游戏,现实世界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这些搭建了庞大而充满细节的元宇宙构想的作品,却在传递一条熟悉的价值信条:虚拟世界是恶人建造出来腐蚀人性的,尽管看上去美好,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不正如曾经站在工业革命的口子上,将城市文明视为洪水猛兽的“遗老”么?
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物体系、时空经验与人际交往模式,而这些急剧变化的经验正是新的艺术意象与诗意建立的基础:
第一,虚拟物体系的出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成熟,依赖代码与算法的虚拟物已经逐渐自洽、完整,新的物体与与之相应的新的词汇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与物出现了新的关系,“文件”可以“下载”“发送”“复制”“编辑”“更新”“删除”“共享”“重命名”“图像”可以“放大/缩小”“裁剪”“旋转”“翻转”“抠图”“视频”可以“分割”“变速”“倒放”“暂停”“重播”“循环播放”……没有人需要翻阅厚厚的文献、古籍、报纸,依靠大脑的记忆能力寻找信息,现在只需输入关键词,轻轻点击“搜索”即可;人们也不再需要焚烧、毁坏、丢弃,只需“移到废纸篓”“清倒废纸篓”即可。新经验的不断累加将彻底改变人们思考方式,旧有的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将逐渐丧失。
第二,时空经验的颠覆。还有什么比网速更快呢?3G变4G,4G变5G……就像汽车变火车,火车变飞机……在虚拟世界中,空间经验变了,房子的容量被内存的容量取代,“平方米(m2)”被“字节(Byte)”取代;时间经验变了,交通工具的速度被加载的速度取代,“千米每小时(km/h)”被“千字节每秒(kb/s)”取代。在2021年6月的国际光纤通信会议上,日本宣布成功实现了每秒319太字节(TB)的数据传输,即一秒钟能同时传输319个1024GB的数据。庞大的信息流,就像核武器每时每刻在耳邊爆炸。人与人的交际,变成数据与数据的交换,而数据的处理方式可不是“理解”,而是“输入”;不是“回答”,而是“输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熟人”变“陌生人”的问题,而是数据经验对人际经验的毁灭性打击。
第三,人、身体与生命的重新定义。在虚拟文明中,人究竟是什么?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时候,他的身体与生命是不变的,一个农民还是一个市民都需要食物,需要排泄,需要经历一个生物体的成长、衰老,只是情感从素朴的变成感伤的,经验从确定的变成怀疑的。但在虚拟文明中,人以账号的形式存在,账号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新生”?账号的删除是否意味着“死亡”?如果一个账号永远存在,是否意味着“永生”和“不朽”?还有身体与性别,一个账号的身体与性别还有意义吗?—当生命与身体都被重新定义时,任何概念其实都将发生摧枯拉朽式的变化,比如账号之间可以相爱吗?账号之间是平等的吗?账号自由吗?
这些变化可怕吗?—飞机的速度快吗?但身处其中其实是感觉不到的。当我们思考如何将虚拟经验进行捕捉与艺术转化的问题时,我们是否应该借鉴我们长期在“城市与乡村”的讨论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摆脱哼哼唧唧的“怀乡病”,直面并正式探索虚拟文明的新经验和新诗意。张柠在分析现代新诗发展的障碍时写道:“在世界的叙事性中发现抒情性,或者说在散文世界中发现诗意,是现代新诗歌写作和阅读的第一门功课。这门功课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批判、诅咒、逃离面前的这个陌生世界,也不是被它所吞噬,而是接近它、观察它、了解它,为它命名,让它变成诗语的一部分。”[14]我认为放到虚拟世界,道理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对如此庞然的虚拟世界视而不见或彻底反对,才是在真的封闭心灵,掩盖最真实的感觉。虚拟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开拓和丰富,它将人类又放到了一个受到巨大挑战的位置上,它建立在数字与算法的基础上,就如城市是建立在钢筋水泥的基础上。19世纪的波德莱尔在惊惧、厌恶的同时发现了城市的迷人、暧昧之处,现在我们也期待新的波德莱尔的出现。
注释:
[1][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2][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52页。
[3][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45页。
[4][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44页。
[5][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53页。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70页。
[8][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53页。
[9][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32页。
[10][德]本雅明:《路易·菲利普与居室文化》,见《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175页。
[11][德]本雅明:《路易·菲利普与居室文化》,见《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176页。
[12][德]本雅明:《路易·菲利普与居室文化》,见《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176—177页。
[13][德]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37页。
[14]张柠:《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遇》,《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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