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徐祖正（1893—1978年），字耀辰，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人。在中国现代文坛灿若繁星的作家中，他并不引人注目，但在现代文坛，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与周作人是密友，与张定璜、刘半农、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时相过从;他是创造社、骆驼社的成员，创作了自传色彩浓郁的自传体小说《兰生弟的日记》;他将岛崎藤村的《新生》等小说译介到中国。

　　一 、徐祖正家世

　　关于徐祖正的出生年月，现存资料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是经徐祖正本人审定过、现藏于昆山博物馆的《徐氏家谱》中的记载，为1893年。徐祖正的祖父徐芳，字亦甫;父亲徐光杓，字星璨，号斗垣，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八月初二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十一日未时暴亡于苏。徐光杓的原配孙秌萍，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九月十八日，卒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生二子徐祖廉、徐祖正，一女;与继配生一女，名徐祖芳，终生未嫁。

　　《徐氏家谱》中关于徐祖正的介绍如下：“祖正，斗垣公次子，字士达，号耀辰，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时生，日本高等师范、京都帝大毕业，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及师范学院教授兼北平各大学教授，未娶。日本《大汉和辞典》列名焉。”

　　徐氏家族在昆山为巨族。据清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昆邑流传的俗语“带（戴）叶黄（王）姑（顾）李，不如一个大荸荠（徐）”，说明在昆山明前时，推戴、叶、王、顾、李五姓，到清朝后，昆山徐氏家族兴起，影响超过了前面五个地方望族。昆山徐氏家族又以“同胞三鼎甲”著称的昆山三徐影响最大，昆山三徐是指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其中徐元文为状元，徐乾学和徐秉义为探花。

　　查《徐氏家谱》可知，徐祖正为昆山徐氏第十九世。昆山三徐为昆山徐氏第十世，昆山三徐只是徐祖正的宗亲，非直系，他们共同的祖先可追溯到第六世徐汝龙（明代）及之前的五世。在清代显赫一时的徐氏大家族发展脉络中，徐祖正这一支是较为寂寞的，没有留名青史的读书人和官员。直到徐祖正的叔叔徐梦鹰、徐梦鹰之子—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高参徐祖诒，以及徐祖正，才看到徐家这一支散发的微光。

　　据家谱内容可知，大概在徐祖正两岁时，其母去世;七岁时，其父暴亡。年幼的徐祖正，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经历呢？据徐祖正的外甥李忠霖遗稿《徐祖正教授逸闻数则》介绍，徐祖正小时寄养在昆山巴城附近的澜漕乡下农民家（实则为徐祖正母舅家），1909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二、跌宕的青少年时代

　　据徐祖正在商务印书馆附属书业补习学校的同学黄警顽回忆：“该校的设施，专为养成馆中服务人员而设，所以学科方面都切实用，毕业后，即分派在商务总馆或分馆里服务。是故我当时所学，非常得益。同时该校又另有艺术补习科之设，造就人才不少。现在新从法国归来的画家颜文梁，及北平女师大文学教授徐祖正，这两位都是当年朝夕相聚的老同学。”[1]在商务印书馆附属书业补习学校的三年，对徐祖正而言，意义重大。正是在这里，他夯实了做学问的基础，为今后的人生发展轨迹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年之后毕业，徐祖正返乡，回到昆山巴城。据李忠霖介绍，徐祖正返乡后，正逢当地佃农向地主进行抗租活动，他积极投入这一斗争，震动了当时的反动政府。镇上警察所巡警诸某奉上司命令打算逮捕他。他的哥哥徐祖廉听到这个消息，就帮他叫了一只小渔船逃跑。其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很多革命青年集结在武昌，徐祖正便溯江而上，至武昌参加革命。当时因身材矮小他没有被录取，便进入一所陆军学校。

　　据徐祖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同学王振民的《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的经过》一文介绍，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王振民和同学秦乐钧、徐祖正秘密集议，认为光复河山，在此一举，机会不可再失。于是，他们决计脱离商务印书馆，从军参加革命。三个穷学生，以王振民的姑母邮寄给他添置衣服的30块银圆为旅费，于当年农历九月购买船票前往武昌。他们先是入伍，加入独立将校决死团。到编队时，他们三人被编入第一营右队（连）第一哨（排）。秦乐钧被派作正团领（班长），王振民作副团长，徐祖正仍作团员。全团都是青年学生，彼此意气相投，慷慨激昂，亲如手足。他们也参加了激烈的战斗，亲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王振民和徐祖正打算加入北伐队伍，因年龄尚小，被收为军官殷仲礼的食客。不久清政府灭亡，徐、王二人得到机会加入张振武的司令部。后来，都督府以副总统陆海军兼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给他们每个参加战役的同志首功执照一纸，银质起义纪念章一个，且每个人的执照上都有不同的考语。后来，孙中山让位大总统于袁世凯。这年农历五月，秦乐钧回到上海，筹了些资金，到爪哇的巴达维亚经商去了;徐祖正到日本半工半读去了。[2]

　　徐祖正有文章回忆起在湖北的这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因为生际一个动乱的时代，小学时代已习闻民族革命的呼号，中学时代适逢辛亥革命，曾体验到革命的狂热。中间虽因亲见革命事业之艰难政治革命之内幕觉得稍稍改变了我固有的态度，但至今还觉得就是政治革命也尚未彻底，这可说是我对过去时局的态度。”[3]从以上文字可看出，青少年时代的徐祖正，带着一腔侠气和少年人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奔武昌，在湖北颠沛流离。对于辛亥革命，他当时也是懵懵懂懂的。时隔多年，他回忆起这一段青葱岁月，对自己当年的狂热不后悔，对湖北这片曾经踏足的土地充满热爱。当然，他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以及生命沉淀后的那一份透彻。

　　徐祖正的叔叔徐梦鹰（字冀扬，徐祖诒之父）少年时丧父母，跟随徐祖正的父亲徐光杓学习，刻苦攻读。当时徐光杓在常熟乡下开馆教书。徐梦鹰视兄如父，兄弟情深。1902年，徐梦鹰在昆山兴办“金家庄蒙养公学”，以新法教授，开全县新学风气之先。1903年，徐夢鹰通过考试，赴日留学。返国后力主普及教育及民主民治思想，为昆山官立高等小学和培本女校校长。后徐梦鹰在上海澄衷中学任教，1909年受聘于吉林司法署，1913年10月南归。后赴日本任中国公使馆留日学生经理处、留日学生监督处及七省留日学生的经理员、留日学生监督、代理公使等职。

　　徐梦鹰对徐祖正的成长道路影响很大。《兰生弟的日记》中女主人公熏南姊之父—罗兰生的大伯父，其身份、职业和地位，都有徐梦鹰的影子。徐祖正从武昌返回昆山后，当是受了叔叔的邀请;他东渡日本，也是去投靠叔叔。起初，徐祖正在同文书院补习日文，后于1917年与郁达夫等人一起考东京第一高校预科。后来，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校预科，徐祖正考入东京第三高校预科。据祝枕江回忆：“我和达夫的认识，是在民二投考东京第一高校预科的那天。他的座位在我的前面，而我后面的是徐祖正。”[4]后徐祖正从日本东京师范学校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肄业。

　　徐祖正在日本留学期间，给人的印象是文弱书生，性喜沉静，时常沉默。陶晶孙回忆：“藤村的《新生》作为单行本出版之时，我听说了友人徐祖正氏正在翻译这部小说的事。他是我留日之时时常见面的文静之人，与我虽时常见面，但并无深交。他在高等师范学习英国文学。他身体病弱，时常与我不约而同地到叶山等地去避暑，有时游伊豆，四处闲游。与徐祖正氏在福岛相识的某夫人就住在施高塔路。”[5]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外文系有厨川白村等著名教授，徐祖正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对雪莱、济慈、拜伦、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有浓厚兴趣。同时，他也开始关注日本作家，如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归国后，他依然关注西方文学，醉心于日本文学，在《语丝》《莽原》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雪莱（许丽）、布莱克（白雷克）、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岛崎藤村、仓田百三等人的研究论文。在论文中，他突出疾病之于作家的生存困境和意义，强调作者的精神层面和浪漫主义色彩，凸显个体内在价值。

　　三、长年执教北平

　　1922年夏，徐祖正回国后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平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伪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可以说，教职是徐祖正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高校也是其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象牙塔。他在这些高校中，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张定璜、刘半农等人交往甚密，而他长期定居的北京东城南小街禄米仓甲26号，是他与朋友宴会交游的基地，也是众多文学青年仰慕的骆驼书屋。

　　徐祖正执教的课程，都是他擅长的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以及文字学、文艺理论等几个领域。1922年归国后，徐祖正除了假期南归以及偶尔出国考察外，绝大多数时间以北京的多所著名高校为中心进行教学活动，甚至有时兼任几所高校的教职。他所教课程，以文学概论和日本文学为主，多在国文系和外文系。其中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徐祖正在日本求学期间，虽然给人纤弱和敏感的印象，不太擅长交际，但他依托日本高校的公共空间，结识了一批留日的中国学生和友人，并与其中有些人成为挚友。如他和张凤举从日本归国后，同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禄米仓甲，为隔壁邻居，在同一所大学执教，一起创办骆驼社和《骆驼草》，共同出版《鞭策周刊》，相知相交多年。二、徐祖正在周作人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徐、周两人经常和朋友宴饮，同去日本访问。很多时候，他们像一对双子星座，如影随形，过从甚密。所以，徐祖正也常常出现在周作人的日记和书信中。

　　因教务繁忙，徐祖正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备课，所以，他不得不牺牲文艺创作和文学翻译的时间。他甚至一度对教书生活以及人际交往感到愤怒和苦闷。

　　在北京执教期间，徐祖正给朋友的印象，仍旧是文弱、孤僻、自律，且带一点神经质的。郁达夫说徐祖正是林黛玉式的男子[6]，赵景深认为徐祖正是文艺上的教士[7]，李健吾说徐祖正是基督教徒[8]，有报道说他是性情孤僻、孤独终老的文坛怪杰[9]。徐祖正自己也说：“不知好几次在对着这件译事的幽静心气中，忽然之间我把译笔抛在一边，激切地失声哭了出来过。如此哭过以后的平静又是难于言传的了。又想到我心的脆弱一半也由于我身体的脆弱。身体的脆弱或者渐渐地可以复元。那一半的心的脆弱我将如何去修补！”[10]

　　就是这么脆弱、敏感、孤僻的徐祖正，对于教育和教学工作，表现出特有的专业性和热情。他始终将日本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和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探究，作为安身立命的授课内容，也作为其精神追求的兴趣所在，自觉地将“为艺术而艺术”奉为生活与生命的宗旨。对于课堂讲义，他倾注了心血和精力;对于学生，他奉献了爱心和热情。

　　譬如与鲁迅有过师生交往的李遇安，徐祖正就曾对这位学生寄予厚望，希望他不要在芸芸众生中迷失了自我，而写下了被许广平称作“情话缠绵”的《送南行的爱而君》一文。再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任访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多次去徐祖正家访问、请教，并多次通信。任访秋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朋友罗梦册，写了一部新诗集《花要落去》，通过任访秋请徐祖正评阅，并请徐祖正作序。徐祖正“慨然应允，后来写了一篇非常认真的书序，就作者诗中所抒发的情思，从西方创作理论上予以阐发，有着独到的见解，给这部处女作的确增添了不少光彩”[11]。罗梦册也感叹说：“同时尤其使我铭感的，要算是为这书作序的徐祖正先生了。本来我同他并没一面之识，是访秋弟拿去请他看的，而他看后竟然能慨然为它说几句话，这在本书真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的光荣。”[12]再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冯芳写了一部小说集《心声》，在她的请求下，徐祖正也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序言。冯芳说：“请新文学大家吾师徐祖正先生指教，以便印成集子，出而问世。徐先生看完这几篇文，就作了一篇很好的序文给我。”[13]

　　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群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身亡，鲁迅为此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作为刘和珍的老师，徐祖正在多个场合，以多种方式来纪念这位性情温和、坚毅勇敢的学生。如在刘和珍的追悼会现场，徐祖正送去了挽联，上有刘君于3月17日亲口在讲堂上讲的两句话，“虽死犹生”“虽生犹死”。他还在《语丝》杂志和《蔷薇周刊》上分别发表《哀悼与忆念》《忆念刘和珍》等文章。他曾想给刘和珍写一篇传记材料，一度和刘和珍的爱人有聯系，请其提供刘和珍的生平材料，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刘和珍的同学石评梅，也与徐祖正交往频繁。石评梅曾给徐祖正的小说《兰生弟的日记》写过书评，也曾和陆晶清等同学前往骆驼书屋请教、组稿。1928年石评梅去世后，徐祖正写了《回忆石评梅女士》，刊发在1928年世界日报社出版的《石评梅纪念刊》上。

　　徐祖正本人对学生的课堂态度是很在意的，他经常在日记中记录教学生活的点滴。譬如他记录1926年3月10日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的情形：“清晨到女师大上课……昨夜又不曾睡好，朝来脑筋是空空的。然而还算讲解明白。因为我在几个学生脸上看出了满足领会的样子。然而内中有一个学生本来有些不大恭顺，今天也是出现了女子常有的那种执拗样子对我。”[14]很显然，这个执拗的女生对老师及这门课程的消极应付行为，让徐祖正记忆深刻，因而他写进日记。虽然在文中徐祖正说自己不在意学生的态度，事实上该女学生这类不合作乃至鄙视教师的言行，已然对他造成了精神上的影响。徐祖正说：“而且由教书精神上還蒙到异常的损失。学生所要求的似乎是耳闻的偶像。一个初次作教员的人，这就是一个很难应付的局面。往往不待他得到某种经验，就使他受到某种打击。在这种痛苦之下，创作是写不出的。”[15]

　　四、护校风波与伪院长事件

　　虽然给朋友虚弱、敏感的印象，徐祖正有时也表现得非常刚强而有血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执教期间，教育部派林素园为学长，武装接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徐祖正对此有一些不合作的言行。

　　据1926年9月6日《大公报》报道，1926年9月3日下午4时，教育部派人会同林素园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进行接收工作。该校教职员工一概隐匿不见，且将校舍一律封锁，使其无法点验。9月4日上午11时，林素园再次前往该校，据报道称：“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众多人，声势汹汹，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为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复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这则报道显然夸大了事实真相，对徐祖正等教授的行为表述难免失真。当事人周作人对事件经过的叙述，则更接近事实，也更为详细入微：“我因与林君略略相识，便约了一位徐君，前去招待，略谈几句，林君就露出不逊的态度来，徐君所以也不客气地指示出来，昨天那种态度有失‘学长，劝他注意，末后渐近争论，徐君便说我教训你不要如此。说时迟，那时快，林君勃然大怒，厉声疾呼曰：‘你是共产党！抓，抓，抓！（特别声明，这引号内如有一字捏造，五雷轰顶！）我那时真有点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倘若不是我在场，我一定以为这是南亭亭长所假作的话，不曾实有的。但是这的确出于林君之口，入于鄙人之耳，我乃不禁稍为狼狈，不审此刻身在何世，并不禁为吾友危……林君终乃道谢，云系误会，于是此事遂告一结束。”[16]周作人的说法与当时《申报》的相关报道较为一致，确系林素园认为徐祖正是共产党，徐祖正要求林素园道歉：“林遂承认将原话（共产）撤销，徐复将教职员态度及其议决案重述一过，无大结果，徐退出。”在这些细节里，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从昆山出走、到武昌参加起义的少年徐祖正的身影了。

　　此时，徐祖正参加工作时间并不算太长，他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已有深厚的感情。在护校事件发生之前的暑假间，徐祖正就曾以指导员的身份，带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女生以及北京大学的几位男生前往江苏省参观学校、书局和公园等。同时，他还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出版部主任的身份，来沪招生。当学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徐祖正以一身之力，汇入全校师生的护校风潮中。这与他林黛玉式的柔弱敏感的形象似乎格格不入，可见在某些场合，他确乎是至情至性之人。

　　在徐祖正的教育生涯中，有一件事情不可回避，那就是伪院长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避免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下的牺牲品，北京和天津等地的高校大规模向西南或西北迁徙。在是否随大批北大同人南迁的问题上，徐祖正和周作人保持了步调一致，他们少数一些教职人员选择了留守北京。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文中指出，1937年10月28日下午，北大教授们在灵境七号林宅开茶话会。此时日人的统治逐渐加强，学校一天比一天难维持。除了徐祖正、周作人和马幼渔、董康、缪金源等人外，其他教授决定分批南下。

　　徐祖正为什么不同其他教授们一同南下呢？据李健吾在《弯枝梅花和疯子》一文中介绍徐祖正当时的情形：“平津沦陷，他准备南行，传说他问卜于《圣经》，随手一翻，恰好是一句：‘我的城不会毁灭，于是没有动身。”徐祖正信仰基督教，李健吾的说法应当有一定的依据。

　　留守北平的徐祖正，因其日本留学的背景和大学教授的身份，加上周作人的原因，很快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当时，伪满洲大学、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都要聘请周作人，周作人坚持不聘。在日伪统治时期，伪北京师范学院是“依据东亚集团之精神及中国传统之美德以养成中等学校之师资为目的”组织的。1938年2月18日，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发布《教育部令》：“派徐祖正充国立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同年3月16日，《教育公报》发布《教育部指令》：“令国立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徐祖正，呈一件为因病辞职，请迅予批准，遴员接替。由呈悉据称病体不胜繁剧，呈请辞职，情词恳切，应即照准，此令。”

　　据李健吾介绍，徐祖正是因为听信日伪哄骗，去做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未及一月，挂冠下野。孔嘉指出：“于是由甘心度着艰苦的生活在敌人势力下挣扎的师友，而谈到一度作了伪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祖正，因汉奸群的倾轧才十八天便下了台，又因失意而发了疯。”[17]徐祖正外甥李忠霖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因受学校同人之托，保存遗留的所有高等学校财物，耀辰舅仍留在北平，任北师大校长。他接受这一任务时，书生气十足，提出一切都由校长负责，任何方面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及教学事务。孰料，一个月之后，日方却派人进驻学校，干预教育设施及各科规章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耀辰舅竭力反对，拒绝接受。他的意愿当然得不到实现，他便毅然引退。学校一个月所有的开支，悉数（约四万元）由耀辰舅填出，未曾收回。由于他态度激烈、言辞愤慨，日方无由名之，说他有精神病，送北京西山疗养治病。他痛不欲生，几次头撞床架，以至流血，神经极度失常。”[18]关于徐祖正的发疯，李健吾的朋友在书信中也有交代：“兰生弟忽生狂疾，势甚凶猛，捣毁室内什物，旋为人送入精神病院。”徐祖正对这段精神失常的可怖岁月也有记录：“七年前我也住进过那地坛病院。有数星期之久彷徨在死亡线。因为对于死亡比较有种深切的认识，所以关于死亡不免也有种玩忽之感。死死生生，生生死死。”[19]

　　后来徐祖正被划为“右派”。“文革”初，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退伍的证书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作为参加反动军队的证据。金克木回忆说：“徐先生个子很矮，皮鞋是特制的高底，手里经常拿一根西式手杖。我一望见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文革时剥夺了他的皮鞋和手杖。他在‘勒令之下无可奈何，不能西裝革履持手杖打扫厕所。到‘文革末散步时恢复了旧装，只除去西服领带。”[20]

　　有人用“曾是文坛一勇士”来赞誉徐祖正侠肝义胆、仗义执言、敢作敢为的一面;有人用神经质、纤弱、敏感等词来形容他;也有人说他是基督徒、绅士等。作为风格独特的文人、作家、学者、教授，他确实是现代文坛不能遗忘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黄警顽：《交际家黄警顽自述：二十年社交经验谈》，《良友画报》1930年第50期。

　　[2]参见王振民：《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62—63页。

　　[3] 徐祖正：《某天的日记》，《骆驼草》第廿一期，1930年9月29日。

　　[4]祝枕江：《忆达夫》，《申报》1948年10月18日。

　　[5]陶晶孙：《藤村杂记—记〈文学界〉及其介绍者徐祖正》，《给日本的遗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7—128页。

　　[6]郁达夫：《兰生弟的日记》，《现代评论》1926年第104期。

　　[7]赵景深：《徐祖正》，《文坛回忆》，重庆出版社出版，1985年，第272页。

　　[8]李健吾：《弯枝梅花和疯子》，《切梦刀》，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39页。

　　[9]子辉：《徐祖正鳏居到老》，《力报》1945年1月5日。

　　[10]徐祖正：《山中杂记·十》，《语丝》1926年第106期。

　　[11]任访秋：《忆老友罗梦册》，《任访秋文集·集外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12]罗宝册：《花要落去·著者的话》，草虫社，1930年版，第2页。

　　[13]冯芳：《心声·自序》，京津印书局，1926年，第1页。

　　[14]徐祖正：《忆念刘和珍君》，《蔷薇周刊》1927年第16期。

　　[15]引自病高：《徐祖正先生访问记》，《北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2月版。

　　[16]岂明：《女师大的运命》，《语丝》1926年第96期。

　　[17]孔嘉：《老人的胡闹》，《抗战文艺》1942年第七卷第六期。

　　[18]李忠霖：《徐祖正教授逸闻数则》，《昆山文史》1991年第九辑。

　　[19]徐祖正：《郁达夫追忆》，《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3期。

　　[20]金克木：《记徐祖正》，《书外长短》，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文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文科工程项目（391100190016006-A21）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