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漆凌云

　　讲故事兴许是人类最早产生的文艺活动。作家是公认的最会用文字讲故事的人。万建中最初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因缘际会，虽没有实现用文字讲故事的作家梦，但成了研究故事的优秀学者。在旁人眼里，民间故事属于“瞎编”“白话”，难入学界法眼；在万建中眼里，人属于讲故事的动物，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隐藏着数千年的文化密码和鲜为人知的叙事法则，让人着迷。民间故事开启了他的民俗学研究大门。自步入民俗学园地以来，万建中先后出版20多本著作，发表300多篇论文，在民间文学学术史、风俗史、禁忌民俗、饮食民俗、赣文化等领域成绩卓著。他曾两次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先后培养了近40名民俗学博士，担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耕耘不辍。笔者拟从万建中民俗学研究的诸多领地中选取故事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学术史等展开评述，呈现新时期中国民俗学人风貌，探寻未来中国民俗学发展之路。

一、故事学园地的耕耘与开拓

民间故事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国民间故事资源悠久、丰厚、鲜活、多样，但我们未能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学术高地，在国际民间文艺学苑绽放中国风采。万建中深感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陷入研究范式缺乏新意、本体意识薄弱的困境，认为故事学迫切需要转型才能焕发生机。他一方面以禁忌主题为切入点推动故事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另一方面系统深入总结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让中国故事学与西方故事学对话。

　　自198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故事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让故事学摆脱书面文学传统的“主题思想+形象分析”批评模式，从文学审美研究转向文化解读研究。但国内学者并未厘清中国民间故事文本与上古仪式的同构性，常常把外在的相似性视为内在关联性，如把“难题求婚”母题套用至“成年礼”的对应关系上。万建中对故事学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的优劣了然于心，践行俄罗斯故事学家普罗普的“形态结构优先”原则，在博士论文《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中的禁忌主题研究》中首先将其中的禁忌主题划分为故事内和故事外两大类型，然后从形态结构划分出各自下属的亚型，将书面文化与生活文本并置考察，在细读文本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等理论进行阐发，出版后获得诸多学界翘楚的高度认可。钟敬文先生认为这一思路“基本弄清了禁忌民俗事象怎样转化为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的相关主题，以及这一主题在民间口承文本中的传播方式和流布情况。这一分析比过去只是在故事文本与民俗事象之间寻找一种对应关系，简单说明有关情节如何反映了某一民俗事象跃进了一大步”。故事学家刘守华教授认为“就民俗和民间文学这两个领域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禁忌主题》是一项出色成果”。

　　以研究对象为中心，随着理论工具不断切换形成“千灯互照，新见迭出”之效，是万建中故事研究的一大特色。禁忌既是日常生活中的民俗现象，又是潜藏的文化心理，还广布于民间口头文学中。要梳理出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颇为棘手。他借助禁忌主题串联起祖婚型神话与天鹅处女型、禁室型、地陷型、识宝取宝型、赶山鞭型、神谕型、避讳型、解禁型和嘲禁型故事，打通神话、风物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笑话等体裁样式。他运用形态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等多种理论进行观照，一方面非常直观地呈现了禁忌民俗与禁忌主题的起源、互构、互诠及背离关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对包含禁忌主题的故事文本的文化意蕴及社会功能进行综合考察，如探究祖婚型神话中的远古婚姻制度、天鹅处女型故事中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识宝取宝型故事中的理财观念差异，等等。作者还对同一类型禁忌主题的文本差异性逐一解剖，如在禁室型故事中，蛇郎故事、盘瓠传说和关羽传说的禁忌主题的外显形态完全一致。其中“室”的原型均可追溯至远古的生殖象征原型，但在故事文本中的意蕴及社会功能却大不相同。蛇郎故事中是夫妻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规制，盘瓠传说却是“族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睿智的凸现，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利用禁忌主题来强化信仰观念的天赋。在这里，禁忌主题已不仅是对现实生活中同类习俗的观照，还是族民们信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口头叙事范式”；在关羽传说中则为平民出身的关羽的神化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研究模式把口传文本与民俗生活的内在关联及社会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研究理路初现端倪，体现了作者着力拓展民间故事研究领地的构想。

　　故事学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领域术语体系最完整、成果很丰硕的领域。百余年来，文化人类学、历史演进法、故事类型学、故事文化学、故事形态学等研究范式竞相登场，成果数量之多让人惊叹。但万建中清醒认识到故事研究不仅需要量的积累，更需要质的突破。故事学长期以书面记录文本为研究对象，这造成研究者和演述者（民间文学生活）相脱离，陷入“民间故事学家们在故事形态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类型学、母题（主题）学等范式所构成的学术围墙内打转”“文学阐释的魔咒”“本体论意识薄弱”等困境。为深入呈现类型学、比较故事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范式的优劣，他在《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中打破了原有学术史以时间和人物为线索的研究模式，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肯定了文本研究的价值所在”，又指出记录文本研究“存在着对口头传统的故事讲述简化与本质化的弊端”，导致故事学创新性不足、学科独立根基不稳。为此，他提出正视传统故事的变化、构建声音故事学、从行为视角研究民间故事、关注故事文本的制作过程、建立世界视野的中国故事学等对策，指引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未来之路。此书出版后，以新颖的学术创意和深刻的反思广受学界好评，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民间文学学科的守护与探索

民间文学因社会价值或文学价值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认同固然可以赢得发展空间，但外在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就将面临生存危机。当民间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不再成为时代宠儿并最终失去独立学科地位，诸多学者纷纷转向民俗学或其他学科领域时，万建中依然坚守民间文学学科阵地，不断寻求学科发展对策。他认为民间文学学科发展一方面要依托学术水准的提升来扩大民间文学学科影响力；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外力、弘扬民间文学价值以恢复民间文学应有的学科地位。

　　民间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与学科体系不完善、研究活力不足有紧密关联。万建中认为“民间文学学科的身份危机主要应通过发展独特的专门知识体系来解决。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享有独立学科资格和话语权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以书面记录文本为研究对象，比照书面文学话语体系来研究民间文学，忽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文学属性兼备特质而造成模式化、表层化、概论化的窘境。他认为应该回归民间文学的生活场景来改善这一困境，“民间文学学科的目的在于理解民众的文学生活，说明民众如何这样生活”。他在《民间文学引论》中着重从生活属性和口头表演来呈现民间文学的日常生活演述图景及特征，打破了人们对民间文学“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的刻板认知模式，摆脱“民”的模式性和普适性认知，呈现“民”的鲜活性和个体性特点，提出用方言记录民间文学作品，倡导“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和“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有机结合。此书打破了民间文学教材常见的“概论化”写作模式，被评论者称为“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后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民间文学学科要重新恢复生机，一方面要吸收外来理论来拓展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强化本土话语体系建设。21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人通过译介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让民间文学研究实现从“文本”到“语境”的转向，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但中国民间文学资源文献记述丰富、族群文化多元的特征性与西方民间文学有“‘质’的差异”，不可生搬硬套，在吸纳通用研究术语和范式的同时还应“从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出发，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系统和学术范式，真正确立中国民间文学的自主地位”。为此，万建中积极吸纳国际学界最新理论，跳出原有的“书面文本”和“讲述语境”框架，提出“民间文学志”的书写理念。“民间文学志”有别于“民俗志”和“民族志”，是具有审美效应的日常生活方式，“关注身体、声音、场景、行为、对话、互动、演述技艺、演述者的身份与关系及民间社会等以演述为中心的各种维度”。“民间文学志”倡导将研究对象从书面记录文本转向民间文学生活文本，跳出“文学”来理解民间文学，从而满足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元模式需求。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民间文学作品处于“说”和“听”的状态。口承演述活动一旦脱离日常生活场域经采录者之手转变为可供反复“阅读”的书面文本后，演述者的声音、表情、听众反应等信息大多消失殆尽，“民间文学只能沦落为被拆分的词语（符号）、结构、情节单元、人物和母题，与作家文学只不过是下层与上层的区别”，为此，他提出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将具有娱乐或审美性的民间文学生活当作完整的文本，即民间文学生活文本，这就给研究开掘出蕴含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的文本资源。这一认定必然赋予民间文学发展和变异自由空间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态势，让我们不再因传统的口头文学的失传而感到失落。因为民间文学生活总是具有开辟自己生存空间和领域的内在机制”。书面文本依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他认为书面文本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不能将书面文本弃而不用，“我们在强调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特征的时候，并不能削弱记录文本的地位……现有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依据记录文本建立起来的。没有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就不可能建构出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记录文本可以让我们更为静态地、清晰地把握各种民间文学的体裁特征”。

　　学科发展需要获得学科体制认可。民间文学原本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改革开放后喜迎复兴。但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民间文学被并入二级学科民俗学中，归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下，人文学科属性转变为社会科学属性，只能挂靠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学等学科招生，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万建中与刘锡诚、刘守华等人一同为提升民间文学学科地位建言献策，先后发表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处境与出路》《给予民间文学应有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时期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愿景》等文，呼吁重视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人文学科属性、学科归属传统及口承文学研究价值，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目录下恢复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地位；或者在艺术学学科地位提升情况下，将民间艺术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民间文学与民间音乐、民间美术合并成为下属的二级学科。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点实施项目，此工程计划出版1000卷，每卷100万字。万建中将其视为提升民间文学学科影响力的重要工程，担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故事卷专家组组长，主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故事卷》的编纂体例工作，为夯实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基础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提供智库支持。

三、从学术史到思想史：民俗学的反思与突围

中国曾被西方民俗学家视为民俗学研究的乐园。中国民俗学研究有历史悠久，资源丰厚、多样、鲜活等无可比拟的优势，钟敬文先生为此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当下 “民俗学在世界范围都处于不景气状态，但是中国的民俗学几乎是一枝独秀”。因此，中国民俗学者在民俗学的学科体系、术语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绝佳机会。万建中在数十年的民俗研究实践中感受到中国民俗学要深刻反思研究范式及理路的不足，认识到转换思路方能实现突破。

　　民俗学研究的兴起，与知识分子对“民”和“俗”的重视有关。万建中注意到民俗学者尽管重视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强调民俗书写的深度，但对“民”的书写呈现单边主义倾向——知识精英把持民俗书写的话语权力，“忽视了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俗之“民”不只是民俗生活的主体，还可以是民俗书写的主体，让“书写权力回归民间，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民俗书写平台，出产交流的、对话的、共享的民俗志，是推动民俗学学科步入新时代的革命性举措”。在乡村社会，源于草根的民俗书写者尽管对家乡民俗的书写不够深刻，但也是一种书写方式。万建中认为如果将地方精英的“民俗书写纳入学术视野，使之成为民俗志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让地方精英接受田野作业训练后书写民俗生活，这将带来民俗学“学术成果呈现方式和阐述话语风格的转变”，所以他旗帜鲜明主张“民俗田野作业：让当地人说话”。此后他进一步回归民俗学的学术史，检讨民俗书写与民俗学学科发展关系问题。民俗本身是地方性日常生活呈现，但民俗学的知识生产者对此大多视而不见，大多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体系来呈现民俗学成果，试图通过研究成果的深入和透彻来得到相关学科的认同。他认为这种“常识性认知的误导，使得民俗学研究自始至终在步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之后尘，自身的学术特质和方法论几乎阙如”。他接着从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角度出发，主张民俗书写多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 “从一元到多元是民俗学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民俗学学科的学科体系、术语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民俗学知识生产的独特性、系统性和反思性。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万建中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尝试从民间文艺学切入中国民俗学如何建立“中国话语”问题。民间文艺学曾经是中国民俗学成果最丰硕最有特色的领域，应系统总结本土生产的学术话语，如“忠实记录”“立体描写”与“生活相”等。他认为这些基于本土学术实践产生的话语形成相互关联的学术脉络，有较高的学术阐释力，应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完善，成为民俗学“中国话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史的写作通过“考镜源流”折射学科建设的轨辙。万建中认为只有理解和把握中国民俗学学术史，才能明确学术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学术史的书写并非只是学术成果的呈现和脉络的梳理，而是学术意义的发现以及在反思、分析和检视的基础上重构“学术之网”。他注意到学术史的书写固然要揭示学科研究的本质，剖析理论方法的短板，提升学科学术品味，但又存在被西方话语模式所操控、过度追求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状况，导致“民族性、地域性和个体性”书写的不足。因此他主张学术史的书写需要“还原”和“阐释”，提升到思想史的高度，因为“文化政治和批判精神始终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内部”。当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从学术史提升到思想史，才能更为宏观把握学科发展态势，“触及问题意识、知识资源、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深层次的问题”。

　　“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指日可待。顾颉刚、钟敬文等民俗学家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视角，是构建民俗学“中国话语”的根基。我们应深挖本土材料，系统总结本土话语建设成果，不断开拓出具有阐释力的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术语体系，在世界民俗学苑发出“中国声音”。

　　注释：

　　[1] 钟敬文：《富于创见的民间文学研究——万建中〈解读禁忌〉一书序言》，《民间文化》2000年Z2期。

　　[2] 刘守华：《民间文学研究方法泛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 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3页。

　　[4] 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4、315、316页。

　　[5] 张青仁：《故事学：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评〈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6] 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第323—333页。

　　[7]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8] 万建中：《新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6页。

　　[9] 施爱东：《“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10] 韩雷：《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兼评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11]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第339—340页。

　　[12] 万建中：《“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3] 万建中：《“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4]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15] 高丙中：《民俗学的中国机遇：根基与前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6] 万建中、廖元新：《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

　　[17] 万建中：《民俗田野作业：让当地人说话》，《民族艺术》2018年第5期。

　　[18] 万建中：《民俗书写主体还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

　　[19] 万建中、廖元新：《忠实记录、立体描写与生活相：三个本土出产的学术概念》，《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20] 万建中：《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155页。

　　[21] 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40年》，《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22] 钟敬文：《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写在前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