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青

　　已有的生态小说研究，“生态”和“民族”两个概念并不孤立。介绍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意识，或者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态书写其实并不鲜见。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如杨海涛《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1]、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的一种综观》[2]、王静《人与自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3]等。尽管如此，如果生态文学研究中的“民族”话题不再局限于作家的生态意识或者作品的生态书写，而是作为切入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特殊视角，甚至上升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那么则更有可能推进当前的生态小说研究。“作为方法”的“民族视角”给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带来的持续拓展，其实已经被包括洪子诚《“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4]、王尧《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5]、徐岱《作为方法的文化批评》[6]等同类论述间接证实。这些论述直接促成了学术研究热点的形成和研究趋势的产生。正因为如此，本文从作品、作家、研究三个维度，探讨民族作为研究方法之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特殊意义。

　　作品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民族生态观念的刻画

　　大量生态小说作品以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背景进行叙事，如孔捷生《大林莽》中的海南岛五指山区原始热带森林，张承志《黑骏马》中的内蒙古草原，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人聚居区，郭雪波《狼孩》中的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杨志军《藏獒》中的上阿妈草原和西结古草原，杜光辉《可可西里狼》中的可可西里无人区，阿来《空山》中名叫机村的藏族村庄，姜戎的《狼图腾》中的内蒙古草原牧民生活区等。生态小说作品以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南方原始森林、民族聚居区或村庄作为叙事背景，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与少数民族生态现实和生态观念密切关联的。

　　就生态现实而言，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西部或边疆，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交通不便，才得以较好地保存山区、林区、高原的自然状态。由于远离工业化大都市，这些区域以农耕或畜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也避免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索取和掠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聚居区呈现出相对和谐的生态环境状况，这是生态小说作品的重要书写内容之一。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态也极为脆弱，高原、山地、草原、森林、湖泊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就可能导致难以逆转的荒漠化、沙漠化、石漠化。“最后一块处女地”的生态破坏给人们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因而这些区域容易成为生态小说作家关注的对象。在小说《狼图腾》的结尾，作者描写消失的额仑狼群、因寻矿而被破坏的草原、干涸的千年古河，就是对生态破坏的关注。

　　就生态观念来说，许多少数民族持“万物有灵”的观念，对植物、动物、山川、河流等保持敬畏，存在禁止砍伐树木、破坏山川、污染水源等习俗，从而有效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研究者就认为，这种民族化的生态意识“包容在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图腾崇拜、创世神话中”的善待自然观念，“深刻体现了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中的生态伦理智慧”[7]。在生态环境保护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生态小说从文学角度揭示并反省当代生态问题，其涉及的不仅是生态环境本身，而且包括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少数民族通过传统习俗、宗教仪式、图腾禁忌等来维持生态平衡，通过不成文的“环境保护法”来协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代生态小说经常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叙述的鄂温克人，就认为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树木等都是有生命和值得敬重的，正是这种“万物有灵”决定了鄂温克人的诗意栖居。

　　作为方法的生态小说民族视角，并不是仅关注涉及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学作品，或者仅关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而是关注所有生态文学作品，将其纳入民族生态讨论的视域中来，最终在多民族和跨民族的生态现实与生态意识的比较当中深入探讨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态问题。无论生态小说作品是否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也不管生态小说作品是否涉及少数民族生态话题，多民族和跨民族的生态视角，能够为生态小说作品解读提供多种可能，同时能够拓展生态小说作品的研究空间。

　　作家民族身份和生活经验与生态书写的关联

　　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民族地区的生活经验与生态书写存在密切关联。当前生态文学研究重点阐释的作家，其中不少作家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在中国知网以“生态”和“小说”为题名，检索中国文学文献分类目录以下所有文献，按照文献被引频次排序，涉及的生态作家包括迟子建（汉族）、郭雪波（蒙古族）、姜戎（汉族）、阿来（藏族）、乌热尔图（蒙古族）、叶广芩（满族）等。除此之外，回族作家张承志、白族张长、仫佬族廖润伯等也都是生态文学论述经常提及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不仅被研究者纳入生态文学研究视野，而且其作品阐释在整个生态文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就作家数量还是创作影响而言，少数民族作家超越汉族作家的创作之路仍然艰辛。但少数民族作家具有生态创作优势，成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与评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宏观角度证实了作家民族身份与生态创作之间的关联。

　　从微观或作家个案角度来看，民族与生态创作之间的关联也极为明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就是其中一例。自发表短篇小说《沙狐》登录文坛，郭雪波发表了一系列以草原沙漠为背景，以人与动物为主旨的生态文学作品，包括《沙狼》《银狐》《沙溪》《沙祭》《沙葬》《大漠魂》《大漠狼孩》《荒漠枪事》等。郭雪波的草原沙漠生态创作与其特殊民族身份密不可分。在其出版的作品集《大漠魂》的作家简介当中，郭雪波这样写道：“出生在野性蛮荒的科尔沁沙地的库伦旗;从小受喇嘛教文化、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熏陶，而又醉心于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文化所崇尚的崇拜大自然的宗旨。”[8]小说《大漠魂》曾获台湾第十八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郭雪波在得奖感言中特别提及：“我的父老鄉亲们与沙漠、与大自然的生存斗争中，谱写过许多感人乐章”，作品获奖也是对“那些仍然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父老乡亲们”的“一种安慰和勉励”。[9]这相当于郭雪波以夫子自道的方式解释出生地、民族宗教和文化对其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与郭雪波类似的还有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作家阿来，其创作的生态作品“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主要表现现代消费主义与藏族原生态文化的冲击与碰撞。民族自治州出生地及其藏族身份无疑对阿来创作“山珍三部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从“山珍三部曲”的生态象征物就可以看得出来。虫草、松茸、岷江柏不仅是民族地区的特产，而且是民族自然崇拜的精神对象。例如《三只虫草》中，如果为人不实诚，山神就会不高兴，山民眼睛就会看不见虫草;又例如《蘑菇圈》一文中，蘑菇的子孙会四处散布，但蘑菇圈里的祖宗却不会动，年年如故;再例如《河上柏影》中，生命力旺盛的柏树竞相生长，最后变成一片森林，沐风栉雨，不分彼此，而年寿有尽的人却总是制造差异、建立区隔。与其说这是“山珍三部曲”，还不如说是“民族三部曲”，因为山珍不过是一个叙述对象，折射的却是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观念。

　　如果视角不限于作家的民族身份，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民族地区生活经验甚至对汉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也构成了影响。几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生态文学创作者，如迟子建、红柯等人其实都曾有过民族地区生活经验。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其童年生活的山镇与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非常近。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进行叙述。红柯在伊犁州技工学校当老师，在新疆生活了十年，其作品大多与新疆或者丝路相关，而红柯本人亦被誉为“丝路骑手”。迟子建和红柯的案例说明，民族生活经验和民族生态观念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背景、素材、故事、思考，对少数民族作家是如此，对汉族作家亦是如此。

　　族别生态文学批评和跨民族比较的兴起

　　在生态学领域当中，民族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分支。如崔明昆编著的《民族生态学理论方法与个案研究》就曾定义：“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民族或民族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是民族学与生态学的一个交叉学科。”[10]与此类似的是，在生态文学批评领域，族别生态文学批评也逐渐发展成为生态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巴·苏和的《蒙古族生态文学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丁燕的《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的一种综观》、刘大先《边缘的崛起—族裔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口头诗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11]、王静《人与自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等。族别生态文学也引起了后学的关注，如湖北民族学院张丽莉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论土家族文学的生态美学思想》、西北民族大学角巴才让（Jhopa Tsering）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藏族生态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以青海赤霞嘉姆圣湖崇拜为例》、西北民族大学乌云（Oyun）2005年硕士论文《当代鄂尔多斯蒙古族生态文学探析》等。相对生态文学和民族文学，族别生态文学从民族文学视角观察和审视生态文学，拓展了生态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具有交叉和新兴学科研究性质。

　　与族别生态文学批评同时出现的，是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的兴起，即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视角之下，比较不同族裔或跨族裔生态文学创作之间的异同。如果说族别生态文学研究是生态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的交叉汇集，那么跨民族生态文学研究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延伸拓展。由于跨民族生态文学研究是以族别生态文学研究作为基础，在族别生态文学研究仍然属于学术前沿的情况下，比较视域的跨民族生态文学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至少暂时还不能期望跨民族生态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尽管如此，跨区域生态文学比较研究和跨国别生态文学比较研究已经为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研究指明了前景。比方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纪秀明《传播与本土书写：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虽然不是在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研究之列，但该书在西方生态思潮传播与输入的视角下，审视中国本土生态书写的状态、成就、困境、趋势，探讨中国当代生态叙事的民族特色、史学价值、诗学意义，这样一种研究视角无疑正推动着当下和未来的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研究。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生态文学比较研究正吸引着新学的注意，如重庆师范大学施继业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梭罗与沈从文的生态共鸣》、内蒙古师范大学薛春静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艾特玛托夫与满都麦生态文学创作比较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周曼青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聊斋志异〉与〈变形记〉自然观及其生態意义比较研究》等。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跨民族比较方法能够拓展已有的生态文学研究，从而推动汉蒙、汉藏、汉苗、蒙藏等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迄今为止，族别生态文学批评的学术热度远远胜过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但未来族别生态文学批评出现研究饱和，且到达转向的临界点之后，跨民族生态文学比较或许是其中的拓展趋势之一。

　　民族之于生态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生态文学作品对民族地区生态现实和少数民族生态观念的描述中，而且体现在生态书写同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或汉族作家的民族地区生活经验的密切关联中，体现在民族生态文学研究学术热点的兴起、族别生态文学批评和跨族生态文学比较成为学术研究前沿。正因为如此，“民族”作为切入生态文学作品、作家、研究的特殊视角，具有推进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的特殊作用。当然，民族作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研究方法，这并不意味着用民族研究取代生态文学研究本身，而是在民族、生态、文学交叉的视角之下，重新审视生态叙述、作家角色、学术研究问题，进而推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批评、研究。

　　注释：

　　[1]杨海涛：《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00年第6期。

　　[2]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的一种综观》，《前沿》2009年第9期。

　　[3]王静：《人与自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洪子诚：《“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5]王尧：《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

　　[6]徐岱：《作为方法的文化批评》，《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7]李本书：《善待自然：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8]郭雪波：《大漠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页。

　　[9]郭雪波：《大漠魂》，第10页。

　　[10]崔明昆：《民族生态学理论方法与个案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11]刘大先：《边缘的崛起—族裔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口头诗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民族文学》200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BZW17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