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时期与其后的延安时期所培育与领导的革命电影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国电影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思想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奠定了坚强的基础”[]。1949年5月以来，江西省实现了全境解放。在迅速恢复江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修补战争创伤的过程中，开展革命文化的电影宣传普及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建国初期的江西电影放映活动
（一）主流意识形态助推下的电影放映活动日益普及化、群众化
“1949年9月22日，南昌市教育局在南昌电影院召开市影剧院职工座谈会，到会的有南昌新舞台、江西大舞台、大世界、新中国、光明、大昌、南昌、清园、泰新、民乐、燕燕、新新十二个影剧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150余人。座谈会提出‘影剧院要为大众服务，以实际行动庆祝人民政协开幕’。”[]在20世纪50年代的省城南昌，这一时期主要的电影活动，多为向人民群众集中放映一批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新闻纪录电影和私营电影厂的上海进步电影。新闻纪录电影包括了解放战争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民主东北》系列，华北解放区的华北电影队和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片《华北新闻》系列，还有根据来自当时解放战争前线的战争素材，经由东北电影制片厂、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编辑制作的《解放太原》《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纪录电影。这些影片伴随着解放大军的渡江南下，成为最早一批在江西放映的由中共直接领导拍摄的电影作品，起到了引领回望战斗峥嵘岁月、宣传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斗争史、团结鼓舞人民群众迎接新中国的教育作用。在故事影片放映方面，部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进步電影，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等再次走进江西。特别是在省城南昌的电影院，这些辉煌一时的“国片”依旧是观众最热衷街谈巷议的好故事。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在先后设立的东北、华北、华东影片经理公司之外，又陆续设立了西北、西南、中南影片经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办事处、发行站）。经理公司根据管辖地区的业务情况和影院数目，分别设置办事处、发行站、联络员或派驻代表。具体而言，为加强和充实区公司的领导机构，在20个影院以上的城市和地区，建立办事处或由区公司派驻代表;20家影院以下的省市设立发行站或由办事处派驻联络员”[]。在这种背景下，“1950年8月，中南影片经理公司南昌发行站成立，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上映苏联影片、国产影片和私营进步片。1951年，南昌4家影院共上映《钢铁战士》、《白毛女》、《刘胡兰》等国产片以及苏联影片共计118部”[]。曾经风靡全国的国产片《女篮五号》《天仙配》等佳作以及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列宁在10月》《保尔·柯察金》等也都是省城南昌观众最津津乐道的好电影。
19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电影，成为这个时期国家电影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江西省的电影放映活动也受此影响，“1953年6月25日，南昌市各影剧院，为纪念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三周年，上映优秀朝鲜影片《重返前线》”[]。同年的“8月20日—29日，南昌市爱国、人民、文教、南昌电影院举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电影周’，放映《地下殖民地》、《火》、《两个世界》、《战斗的洗礼》、《牧鹅少年马季》和《卡塔琳的婚姻》”[]。1954年3月21日“人民、南昌、爱国、文教电影院为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上映大型纪录片《斯大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在整个50年代，江西曾经举办过多次苏联电影的集中放映活动。“1952年11月，九江与南昌等地同时举办首届‘苏联电影月’，隆重展映了《难忘的1919》、《攻克柏林》、《金星英雄》等片。观众达144008人次。”[]“1955年11月7日，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南昌市四家影院举行苏联电影周，放映《忠实的朋友》等6部彩色影片。”[]1959年的“11月13日—19日，为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2周年，南昌、景德镇等10个城市同时举行‘苏联电影周’，放映《在十月的日子里》、《毁灭》、《崇高的职责》、《列宁的故事》等13部影片”[]。
1959年，是新中国第一个国产电影创作的高峰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1959年的确是一座光辉的艺术高峰。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奋发努力，这一年共生产艺术片80部，虽然产量比上一年有较大下降，艺术质量却有了明显的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无论数量还是在总产量中的比重，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许多优秀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和技术上达到了新中国以来的最高水平。”[]1959年，全国各地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国产优秀电影的集中放映活动，江西也不例外。这一年的“10月1日—31日，全省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影片展映月’活动。放映国产优秀影片《五更寒》、《边寨烽火》、《牧人之子》、《凤凰之歌》、《乘风破浪》、《羊城暗哨》、《海魂》、《洞箫横吹》、《群英会》、《林则徐》、《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回民支队》、《英雄战胜北大荒》、《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红色娘子军》、《风暴》等”[]。
及至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优秀国产电影《早春二月》《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李双双》等也成为南昌市民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南昌各大影院与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影院一样在60年代公开挂起“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电影”热潮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难忘的光影记忆。1960年，“江西省文化局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举办‘社会主义教育影片汇映’，在南昌、赣州、上饶、九江、吉安、宜春、抚州、景德镇等城市电影院和全省农村16毫米电影队，分别上映《敢想敢做的人》、《万水千山》、《矿灯》、《烈火真金》、《旭日东升》、《今天我休息》、《老兵新传》、《红色种子》等影片”[]。在1963年12月6日，“江西省洪都电影院改建成为江西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并首次放映了国产立体片《魔术师的奇遇》”[]。紧接着在1964年11月14日—23日，“南昌市文化局、南昌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办‘国产科学教育电影汇映’。人民、爱国、儿童、洪都、百花洲、文化宫等六家电影院轮流上映《机床》、《滚珠轴承》、《机械传动》、《培训新技术》、《节约用煤》、《对虾》、《交通安全》、《保护青蛙》、《钟》、《茅竹》、《摩擦》、《小太阳》、《怎样防止沙眼》、《知识老人》（下集）、《家庭消毒》等科技影片”[]。1965年5月8日—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的‘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二十周年电影周’在南昌举行。上映的影片有《斯大林格勒战役》（上下集）、《伟大的转折》、《愤怒的火焰》、《台尔曼传》（上下集）、《最后阶段》、《华沙一条街》、《在松林的后面》、《黎明前的战斗》、《条顿剑在行动》等”[]。在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60年代前期，电影院是最具有大众性、公共性和普及性的精神文化活动场所，也是一个教育人民，引导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的公共教育宣传空间。
（二）“人民电影”热潮中的江西电影放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人员培训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西电影放映活动而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扩大了电影与省内人民群众之间的广泛联系。早期中国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集中在城市里，它的主要观赏对象与消费对象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市民阶层。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宗旨，新中国的电影必须在放映渠道与放映面积上走出单一的城市格局，更进一步走进城乡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里。于是，电影放映的场地建设与放映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就成为这一時期的当务之急。江西电影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电影事业的整体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20世纪50年代全省各地都开始改造或兴建了一批新的电影院，除了原有电影放映基础较好的省城南昌，“1950年5月，中共浮梁地委正式接管景德镇市中华电影院。同时拨出经费在中山路中段动工兴建人民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后，萍乡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迅速发展。1950年2月首先将昭萍戏院改为萍乡新华电影院，并经过整修，添置35毫米提包机和发电机，创办第一家电影院，放映的是第一部影片是《百万雄师下江南》”[]。作为早期电影进入江西的第一站的九江市，在1949年冬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座电影院，“私营民众电影院在湓浦路天主堂开业，因上座率不高，营业不振，亏损严重。1952年初由新农村报社投资接办，改名为文教电影院。1951年春，江西省中苏友好协会拨款，并吸收私人投资，办起了公私合营九江市中苏友好电影院。1952年6月6日，文教电影院并入中苏友好电影院，改为地方国营。（1966年更名为红旗电影院）”[]。作为江西第二大城市的赣州，“整个赣南区仅有赣州一家私人开办的大光明电影院，影院的机器也是租用私人的，而设备配套不全，声光质量甚差，影片没有来源，去广东租私人的影片，质量很差，而且还要有关系才能租到，放映电源也没有保障，几乎不可能每个月都有电影放映，每场电影也不可能保证完整的放映……1951年赣西南行署第一期土改结束……赣州专署才将原私营大光明电影院的一些零星机件和设备、用品等折价购买下来，赣州专署筹办国营电影院。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进行修整更新机器设备和门面，把‘浙江同乡会会馆’初步改成为电影院，同时对原有电影院的人员进行了学习并安置分派工作，由此赣州电影院正式成立”[]。
与恢复、改造和兴建电影院同时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培养电影技术干部。1950年3月，“中央电影局在南京开办电影放映训练班。江西省派去31人学习。学习四个月结业回省，组成巡回流动电影队。下设六个分队，分赴全省各地放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选送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放映技术人员，为电影走进50年代落后闭塞、交通不便的江西农村地区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1951年11月，“江西省电影教育工作队正式成立，刘仪任队长，辛锡古任副队长。44名成员组成9个队，在全省9个专区巡回放映”[]。这些电影工作队直接服务于当时江西全省基层电影放映工作，很好地推动了电影文化传播与电影教育宣传的普及化。1953年江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在南昌举办了第一届电影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时任江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石凌鹤同志在开幕词中说道：“训练电影工作干部，在我省还是第一次。我省人民电影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电影队现已增加到35队。”[]就在这个首届电影干部训练班结束的时候，江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做出了一个当时在全国都属于首创的决定：要建设一支江西省女子电影放映队。从这届学员中“抽调了马湘灵、时翠平、杨楠林、王国英、吴重凯、洪淑华、谢传英、黄正林八位女学员，又从老队调来王秀英和陈淑华（萍）两位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参加组建。1953年11月19日，江西省女子电影放映队宣告成立。十位女同志分为两个队。陈淑萍（队长）、吴重凯、洪淑华、谢传英、黄正林为一个队，分配到上饶地区;王秀英（队长）、马湘灵（副队长）、杨楠林、时翠平、王国英为一个队，分配到九江地区”[]。50年代当代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深刻变化，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已经成为新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观众主体。然而，“新中国建立之际，我国还是一个绝对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全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却只有六百座电影院，且只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很显然，只有极少数的城里人才能看到电影。在广大的农村，农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电影’这个词”[]。放映队伍的培训与配组，构成了那个时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电影”送进工矿企业，送到老少边穷地区，送向农村的广阔天地。江西省对电影干部培训的重视以及省内女子放映队在50年代的出现，正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江西是革命老区，解放之初，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几近凋敝，文化生活更是极度贫乏，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党培养装配起来的电影放映队伍以“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执着奉献，成为建国初期江西省内电影放映网基础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密切电影与工农群众生活、生产联系的重要媒介。曾经的女子放映队成员深情回忆道：“1954年初春，我们来到一个边远的山区，黄昏时刻，当我们打开电灯试机的时候，居然有村妇前来灯泡上取火种，真叫人啼笑皆非，但又怎能笑得出来呢？原来他们连火柴都极少，许多人仍以原始的方法击石取火，这完全是旧社会给他们造成的贫困和无知。由此，更加激发了我们的责任感，把它看作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和文化、科学教育工作来做，我们始终是以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把放映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截止到1956年初，江西全省“电影放映事业，历年均有很大发展。放映队由4个发展到104个（工会系统的尚不在内），放映人员由27人发展到349人。电影院亦有增加，目前全省有20个”[]。
20世纪50年代江西电影放映队伍的建设与普及，是积极响应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一次基层实践。它客观上虽然迅速普及推广了电影放映这项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也难免出现了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的现实问题，因为当时的国家电影管理部门清楚地表述了“电影发行放映工作，有一部分是技术工作，但最主要的，它是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我们必须注意发行放映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无论选片排片都要政治挂帅。我们的工作是有目的的，不是为发行而发行，为放映而放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要注意发行放映工作的政治质量、教育效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江西省内电影发行放映网络的初步建设首先并不是为了满足观众对电影艺术的观赏要求，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完成教育观众这个政治任务。
二、江西电影摄制的历史开端：江西电影制片厂的建立
1958年之前新中国电影的创作摄制基本上形成了以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四家机构为主体的国有大制片厂的基本格局，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电影”的时代任务。但随着1958年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大跃进”风潮的席卷而来，国家电影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1958年5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提出了‘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全党全民办电影的口号。”[]于是，1958年，全国各省、自治区、市都开始纷纷建立电影制片厂，催生了新中国电影工业的“大跃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根据“老厂支援新厂”的原则，江西电影制片厂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协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由地方政府负责基本建设投资的全部费用，于1958年8月1日应时而生。当时的江西电影制片厂的临时厂址所在地，位于南昌市的百花洲。这里在历史上，也正是早期电影在南昌的主要放映区域。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党组成员的陈乐山担任了江西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副厂长及党支部书记为白尚德。据资料记载，1958年8月1日在南昌市百花洲电影院举行了成立大会，到会的党政领导和省市各界代表共600余人。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石凌鹤在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江西电影制片厂的主要任务，是要大力贯彻和宣传党的总路线，反映并歌颂江西人民在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宣传江西省广大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光荣事迹，并记录和描绘江西革命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史实。
然而，江西电影制片厂毕竟是“大跃进”的时代产物，既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1959年3月27日，文化部向中央提报《关于各地电影制片厂建设方针的请示意见》，建议除现有的长春、北京、八一、上海的天马及海燕和新建的西安、广州7个故事片厂，以及国家批准建设的四川、武汉、昆明、新疆、内蒙古等五个协作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制片厂外，各省均不建设故事片厂，已动工的妥善下马。文件指明，现有的7个故事片厂生产的节目足够满足当下中国电影市场需求，各省建立的制片厂主要摄制反映本地区建设的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每年摄制20—50部，面向本地区，省以下市、专署、县一律不建立新闻片厂或摄影站。”[]这种电影政策的多变性直接导致新生的江西电影制片厂虽然勉强不至于立即“下马”，但显然面临着诸多建设困难以及摄制影片的电影胶片资源的捉襟见肘，整体电影创作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
在江西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上，江西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纪录电影《井冈山公路》作为献礼片放映，這也开创了江西自己拍摄电影的历史。这部电影记录了八万多名修建井冈山公路的英雄，他们不畏艰辛，在崇山峻岭间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20万方以上的土石方工程量，建成了全长110公里、宽6.5米的井冈山公路。影片中还记录了1958年7月1日通车典礼现场，并记录了当时省长邵式平为通车剪彩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的讲话。[]
《井冈山公路》的摄制队伍成员是由上海、北京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技术供应厂支援及本省到外地培训过的人员组成的，全厂有艺术、技术、经济、行政管理人员120多名。在影片的摄制过程中，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黄知真等领导都亲自过问和安排，解决制片中的各种难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亲自抓了《井冈山公路》的拍摄工作，不仅布置任务、安排汽车等，还派石凌鹤带领人员到泰和拍片，到庐山编片，后来还亲自为影片拟定介绍井冈山的片头字幕;而影片的审查过程，省委领导集体参加，并在庐山公演了尚未配音的样片。[]
1959年10月19日，江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影片《井冈山》《丰收之歌》在全省放映。[]1960年3月26日，江西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第一部科教影片《江西59型插秧机》。[]在1958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四年时间里，江西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约140本（109部）新闻、纪录、科教黑白影片，有的在全国发行，大部分则被省内电影公司收购发行，每本三四千元。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各省制片厂先后停办，江西电影制片生产暂时告一段落。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停办的电影制片厂又相继恢复的形势下，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1969年秋决定筹备恢复江西省的电影制片生产。1969年11月3日“江西电影摄制组”（后对外称“江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当时“全厂不到40名职工，大家积极努力，白手起家，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仅1970年就摄制了《井冈山儿女永远忠于毛主席》《江西新闻》等十本新闻纪录影片。而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摄制完成了新闻纪录片、科教片124本，并实现了独立生产黑白、彩色影片，这是有成就的，在全国省办厂中是较好的一个厂子”[]。从1969年至1979年的十年恢复建设中，在省内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得以不断增调人员、增拨经费到摄制组，并进口了两台阿莱摄影机及一系列摄影镜头，购置了印片机、洗片机、35毫米磁性录音、还音和光学录音机等设备，并在省府大院兴建了一栋生产办公楼。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独立摄制影片的确是从江西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开始，但同时由于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解放后近十年，当江西电影创作事业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其戏剧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首任省文化局局长、三十年代即已饮誉剧坛的剧作家石凌鹤同志领导了江西的戏剧振兴运动。他根据享有东方莎士比亚美称的汤显祖名著‘临川四梦’中的两部改编成赣剧上演，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又改编成电影《珍珠记》（1958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和《还魂记》（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填补了江西电影创作领域的空白”[]。这也可以说是江西电影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全国各地兴起的戏曲片创作热潮中取得的一个不小的实绩。[]
三、“十七年”（1949—1966）红色电影浪潮中的“江西身影”
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纲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1949年后成为指导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文艺方针政策。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主流形态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事业进行形象化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集中呈现。“新中国头十年的电影创作，数量最多、思想艺术成就最突出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包括革命战争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它是这一时期新中国电影创作中最富有艺术光彩的部分。”[]及至整个“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创作一直洋溢着澎湃的政治激情，诞生了一批“红色经典”之作。电影人满怀历史胜利者的豪迈乐观心态，回顾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有的作品以史笔的风范再现伟大的人民战争，有的作品以一种历史豪情试图描绘出英雄的中华儿女在求解放、争民主、追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者风采。
在这样澎湃的新中国红色电影浪潮中，江西这块“红色的沃土”亦成为此时期电影创作者尤为关注的题材、故事、人物与拍摄现场的重要来源。
首先，当时的国内大制片厂开始在江西革命老区实景拍摄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影片。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党费》摄制组在江西瑞金拍摄外景;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江西拍摄反映瑞金革命斗争的故事影片《冬梅》。[]其次，小说家和剧作家们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创作热情，纷纷创作出源于江西红色故土的英雄传奇。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西文艺工作的优秀领导之一，同时也是高产作家的时佑平与乔羽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并于1958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故事说的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苏区李家坳村的赤卫队也准备撤到山里去。村里的孩子要跟着上山打游击，赤卫队看他们年龄小就劝他们留下来……在村里坚持斗争”[]。为了让这部影片的小演员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当年苏区的艰苦斗争，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苏里“把他们带到江西瑞金外景地，从井冈山到瑞金，像当年的小红军那样，背着背包，穿着草鞋，每天要走上几十里路，还请当年的儿童团员讲述当年的斗争故事”[]。
1950年代末，由中共萍乡矿委宣传部组织编写出版了一部描绘萍乡安源煤矿革命斗争史的回忆录《红色安源》。该书的作者之一彭永辉从这本书中运用相关素材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李洪辛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燎原》，并于196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影片由张骏祥、顾而已执导，讲述了赣西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觉醒抗争的故事。
1958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并在全国上映的影片《党的女儿》，故事依旧取材于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传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故事，塑造了“玉梅”这个“黨的女儿”的传奇形象。这部经历了当年电影生产“大跃进”狂潮考验的优秀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与舆论界普遍的关注、好评。在当年由《北京日报》等团体联合组织的‘1958年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的评选中，它获票最多，名列榜首”[]。在此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去红色历史的发生地亲身感受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境，成为国有电影制片机构摄制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一个自发的潮流。
结 论
新中国成立后，曾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以及其后的解放区文艺历史检验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政策，迅速在基层社会因地因时全面铺开。而江西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省份以及老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积极响应了党的各项电影政策，并结合本地区的现实情况，初步构建起了全省境内的电影发行放映基础网络并培养了第一批电影技术干部，同时将电影文化从一种较为单一的市民文化普及推广为服务于更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的宣传工具和教育渠道。同时，江西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新中国的红色电影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与精神保证。考察这一时期党的电影政策在江西的基层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在起步阶段的电影生产、电影流通、电影宣传等各个环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这也是当代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起点与生长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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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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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126页。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等22人，他们被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133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206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217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222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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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英：《江西省第一支女子电影放映队始末》，《江西文艺史料》第12辑，1992年，第204页。
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王国英：《江西省第一支女子电影放映队始末》，《江西文艺史料》第12辑，1992年，第204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66页。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胜利前进！—文化部徐光霄副部长在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电影放映》1960年8期。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66页。
《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办电影事业》，《人民日报》1958年6月3日。
卢忆：《新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建设高潮”及后续发展》，《影博·影响》2015年第7期，第30页。
黄启祥：《江西电影制片厂史况回顾（1958—1987）》，《江西文艺史料》第2辑，1988年，第63页。
黄启祥：《江西电影制片厂史况回顾（1958—1987）》，《江西文艺史料》第2辑，1988年，第61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127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137页。
时彬：《对江西摄制故事影片的回顾》，《江西文艺史料》第2辑，1988年，第75页。
时彬：《对江西摄制故事影片的回顾》，《江西文艺史料》第2辑，1988年，第75页。
李慕联、孙冠仪：《新人辈出 硕果累累—建国四十年来江西电影文学创作成就漫谈》，《江西文艺史料》第6辑，1989年，第81页。
从1953年开始，随着政务院《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的颁布，广大群众审美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文艺事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戏曲艺术的空前兴盛繁荣，中断多年的戏曲片又重新在中国电影史上露面，并且以日益强劲的势头出现。三年中（1953—1955），共拍了14部，超过1949年前中国电影史上有据可查的戏曲片的总数。1956—1957年的戏曲电影创作，在前几年坚实的基础上，又有长足的进步。仅仅两年的时间，就拍出了各类戏曲片20部，比1953—1955年期间的总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见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第158、254页。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30页。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大事记（1949—1990）》，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资料（二），第80、189页。
王霆钧：《长影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70页。
王霆钧：《长影的故事》，第70页。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303页。
[本文系2020年度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西电影史料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0YS01）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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