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燕霞：有关系。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浓缩与提炼，作家生长的环境必然在其作品中打下极深的烙印。我是土生土长的赣南客家人，而赣南地区是客家先民的最早聚居地及客家发祥地之一，是闽赣粤客家大本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客家的摇篮。身为客家人，我对家族的历史特别感兴趣。据温氏家谱记载，温氏源于河南温县，望著于山西太原，因此温氏祭祖时用的堂号为山西“太原堂”。温氏“太原堂”一脉于东晋五胡乱华时自太原迁至金陵，后徙洪都，再经石城、宁化入上杭，自上杭再回迁赣南，最终辗转落户安远。路线漫长复杂，但因有家谱，每次迁徙的路线和时间都记载得分明，让后人敬宗睦族时有根可寻。背着纸上故乡去旅行，这是客家民系有别于其他汉族民系的鲜明特点。而我之所以在此强调温氏的迁徙，是因为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客家人对祖先的崇敬缅怀，对故乡祖地的执着追忆，对早已消失殆尽的家族荣光的深刻铭记，给我带来过诸多启发和触动。
左志红：您在创作中为什么对历史题材更感兴趣？
温燕霞：大学时我读的是历史系，还一度痴迷于考古，这些因素让我在创作中格外偏爱那些消失在时光长河中的人与事。而我自小在客家地区长大，熟悉客家的风土人情，沉淀的时光和客家的地域风情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特殊的艺术时空，常常让我情不自禁地沉溺其中。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的客家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夜如年》（再版时改名为《围屋里的女人》），到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图书奖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翻天》，再到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重点扶持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和中国作协“纪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荣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奖”精简版刊发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单行本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琵琶围》，以及长篇散文《我的客家》、散文集《客家·我家》，灵感都源自我生长的赣南。
左志红：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您的文学故乡在哪？
温燕霞：赣南是我的文学故乡，是我创作的源泉。它丰富的革命历史和浓郁的客家风情是两种不同的意象元素。当它们在文学的世界中相遇时，既能激发血与火的热烈，又能催生风土民情的旖旎。在我眼中，那儿的山川草木、人情世故天然成趣，有极为浓郁的地域特色，像酒，越沉淀越芳香;又像赣南盛产的稀土，经过作家的提炼，可以锻造出五彩耀目的文学形象。每当我创作时，赣南就像一棵长满果子的大树，在想象的微风中摇曳。目光所及之处，树上的果子自动裂开口子，露出甜糯的果肉，这时笔尖便化为双手，不由自主地伸过去了。迄今为止，我反映赣南客家人生活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红翻天》《我的1968》《半天云》《琵琶围》，中短篇小说集《乡俗画》，散文《客家·我家》，长篇散文《我的客家》，这些都是我从赣南这棵大树上摘下的果实。
左志红：您在创作中似乎更钟爱于客家女性，原因何在？
温燕霞：在创作中，我的确爱塑造客家妇女的形象。由于客家人重男轻女，男人承担着光耀门楣的重任，热衷于读书、求官、经商，妇女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者，她们大多吃苦耐劳，善良淳朴，在客家地区的社会构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旧社会，因客家地区男权尤盛，妇女的地位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特别是在乡村，妇女们既在劳动中高贵着，也在劳动中卑贱着，她们为家庭、社会所做的贡献之大与她们本身的社会地位之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赣南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这样一种状态下的女性开始觉醒，一部分人的命运被时代改写。所以在《红翻天》中我讲述了一群既是维持门户的健妇，又是勇敢无畏的革命者的客家妇女的故事，写她们在大时代下的抉择与牺牲;《围屋里的女人》故事较为奇特，主要是揭露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桎梏与残害，展示特定条件下客家妇女的挣扎与悲哀;《我的1968》写了几个客家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泪与悔、痛与爱，在秀丽山村的钩心斗角中彰显出人性的温暖;《琵琶围》中塑造的女性既有下乡帮扶的女干部，也有聪明不用在正道上、落后自私的村民，我通过具有客家特色的故事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来推动、凸显她们在新时期乡村环境中的蜕变与成长，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客家妇女的风采。
左志红：您的新作《琵琶围》是一部反映扶贫扶智主题的长篇小说，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温燕霞：《琵琶围》反映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扶贫扶智的主题，讲了一个怎样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改变人的精神风貌的故事。我觉得这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个长期任务。其实我很早就想写这样一本小说了，因为心有所感。2010年，我写反映江西库区移民易地搬迁的报告文学《大山作证》时采访了一百多位村民;后来为了写反映留守儿童的长篇小说《半天云》又利用节假日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些受访者的贫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其中有些人不是因病致贫，而是因懒致贫，“等靠要”思想相当严重。我去采访时，村干部最担心的就是这部分人，他们没有穷则思变的想法，更没有摆脱贫困的动力。怎样改变他们的精神风貌，这是摆在乡村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记得当时我读了一份晋察冀边区在抗战时期改造懒汉的资料，他们提出“没有一个懒汉”的大生产口号，通过细致的工作，改造村里的懒汉、巫婆、神汉，让他们自食其力。当年的赣东北根据地也开展过类似的改造懒汉的工作。这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觉得写写现代乡村的懒汉改造应该蛮有意思。后来上级有要求，现实有需要，自己有想法，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本书的创作中去了。
左志红：为创作这本书做了哪些准备？
温燕霞：《琵琶围》这部小说的政策性其实挺强，为此我认真學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相关论述;采访了江西省扶贫办史文斌主任，他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介绍江西省的扶贫经验、特色做法与取得的成绩，让我对江西的扶贫事业有了大概的了解，廓清了不少迷雾。省扶贫办还送了我两大袋资料，我足足啃了两个月。这些准备工作让我在写作时能把相关政策化入故事情节并作用于人物的命运，而这恰恰是我写这本小说中最难的地方。写作中另外一个难处是细化情节时需要很多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且政策性也很强，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或向相关专家请教。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上半年，我多次深入石城、南城、资溪、进贤、高安等地，走访香菇厂、养鸡场、扶贫车间，记下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录下了68G的视频素材，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左志红：您在《琵琶围》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哪些帮助？
温燕霞：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中国作协、江西省委宣传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江西出版集团、江西省扶贫办、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协、江西人民出版社、石城县委宣传部和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亲自出面跟台里协调了我的创作假，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基层，进行沉浸式的体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初稿出来后，江西人民出版社将书稿寄给石城的第一书记、乡镇干部，举办了审读会，听取了他们对本书的意见。9月份又在省里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了专家评审会。专家们提出的意见比较尖锐，有些难以接受，省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领导、责编多次跟我座谈、沟通，事后一想大家指出的问题还真是一针见血。所以我在第三稿中对人物线索和情节做了较大的调整。而在此之前我已经推翻了一稿，这本书写得特别苦，前后八易其稿。之所以如此反复，根本原因还在于我生活积累不够，本身才华有限。好在有那么多领导和专家在给本书把脉，并提出了宝贵的具体修改意见，《琵琶围》才有了今天这番模样。
左志红：深入采访对您创作这本小说有多大的帮助？
温燕霞：《琵琶围》里的人物有不少脱胎于我的采访对象，在现实生活有迹可循。小说中何劲华、金彩凤等基层扶贫干部志智双扶、因户施策，带领村民精准脱贫的故事，是我从各地精准扶贫的事例中提炼出来的。石城县高田乡的民俗“过漾”，在小说结尾演变成“峙城客家过漾爱情旅游文化节”，成为琵琶围村民脱贫致富的项目抓手;采访时当地朋友专程带我去吃的鸡公炒饭成了书中贫困户黄春桃餐馆脱贫致富的绝招;资溪县新月畲族村的竹编，成了朱雨飞的手艺;何劲华、石浩财关于竹子的故事，五黑鸡的养殖，朱雪飞琢磨出信箱式下蛋柜的细节是我在南城县扶贫村采访时所得;哑伯养蜜蜂的灵感来源于高安农村的养蜂户;为了让何甘和小雪的网店开起来，我到电商平台上去拼团，还进行了实地采访;瑞金壬田镇廖奶奶的咸鸭蛋合作社则催化了许秀珍的三嫂咸鸭蛋合作社……
我创作《琵琶围》时，向石城县丹溪镇小松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温浩源请教了近百个问题，微信沟通上百条。他每次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有时他特别忙，我上午发去的问题他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复，让我非常感动。石城县宣传部、扶贫办、图书馆、文化馆、县政协和乡镇的同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安排我采访了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采访中我去了很多已脱贫的原贫困户家中，他们家里无一例外都挂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有一天我去石城县的安居小区采访，有个刚刚从深山搬出来的婆婆拉着我的手说共产党好，政府好，让我有机会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向他问好。说到她家现在过的好日子，她笑得特别灿烂。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我。
在石城县丹溪镇小松村我采访了残疾人李汀州兄弟。大哥双目失明，弟弟得了脑膜炎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但现在兄弟俩吃上了低保，住上了救困房，村里有人定期给他们送米送菜，有了生活保障。我去采访时，李大哥多次说若是没有政府的好政策，他俩早就骨头打鼓了。他说时眼含泪水，让我深为感动。这兄弟俩后来成了《琵琶围》中的残疾人贫困户谢汀州和谢连城。有个贫困户的儿子30多岁没找到对象，扶贫干部进行“月老扶贫”，给他介绍了一个打工的妹子，经扶贫干部的多次撮合和支持，两人终于喜结良缘。他俩结婚时我正好在附近采访，扶贫干部带着我去吃喜酒。小两口和老两口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将第一杯酒敬给了党的好政策。在石城县下棠村采访时，一个70多岁的独居老人找到扶贫干部，说他的手烂了，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当即用自己的摩托车送他去镇上看病。帮扶干部说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在村里扶贫，更多的是给人当儿子和孙子。这不是在骂人，是他们在替村里后生给老人尽孝……在采访过程中，这样琐碎而温暖的故事比比皆是，我很感动，也很震撼。这些后来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2020年底我获评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这是对我创作《琵琶围》深入采访给予的肯定。感谢中国作协对我的大力支持。
《琵琶围》长篇小说精编版在2020年第9期《人民文学》刊发后反应良好，多地高中试卷将《琵琶围》选段作为试题。2020年12月21日，《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在《文艺报》上刊发的《推动小康书写向高质量》一文中称“《琵琶围》是本年度脱贫主题厚实又有特色的一部力作”。《琵琶围》的单行本经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后，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中国作协“纪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影响力图书”书单、2020年12月百道好书榜·主题出版类书单、2020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Top100以及江西人民出版社、中文传媒2020年度好书、2020年中国好书。
左志红：您擅长重大题材和主旋律作品，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温燕霞：我写的小说、电视剧和广播剧的确有不少是主旋律作品，写主旋律作品要摒弃很多名利诱惑，还要舍得时间和精力。我寫一篇反映红军生活的中篇小说费时八个月，但写一篇同样篇幅的都市生活小说也许只要一个月。有朋友劝我写作时要讲究性价比，不要老写费力不讨好的革命历史题材。但我不这样认为。有些血脉里的东西需要挖掘和传承，我愿意为此付出精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大部分作家创作时追求的目标，我也不例外。我希望自己能写出美丽而有光辉的人物，创作出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有亮度的作品。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浮躁，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耐心和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只有当作家选择了责任，创作时才能听见土地深处的呼吸，洞悉月下花开的幽微，才能窥见人们的喜怒哀乐，才能展现人们置身时代浪潮中灵动的身姿，并用文字滋养出与时代同行、真正鲜活和刚健的灵魂。身为作家，要让文字中传递出土地的呼吸和时代的脉动，这既是责任，也是一份功德。
左志红：您作品的样式比较多，小说、散文、电视剧、广播剧都有涉猎，您是怎么考虑的？
温燕霞：我写过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最后找到我最爱的体裁—长篇小说。前些年还编过几部小电影，参与过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像我们这样奋斗》的编剧。我担任主要编剧的电视剧《亲亲中国爹娘》拍摄完成后至今未播出，这是一大遗憾。每种文体都有它的特点，彼此间有差异但并不对立。虽然说术有专攻，能深挖一口井最好，但我觉得作家其实很像厨师，题材如食材，文体似手法，如果有兴趣和精力，不妨都尝试尝试。一来可以彼此促进，比如写电视剧能增强我结构小说情节的能力，对散文和诗歌的爱好则令我的小说语言更为细腻生动，广播剧的创作教会我精简和克制;二来可在这种尝试和转换中，再择其善者而从之。从目前来看，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
（作者单位：温燕霞，江西广播电视台;左志红，中国新闻出版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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