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 耜

　　“如果勉强称得上‘作家’的话，我愿成为一个乡土作家。”这是江西作家朱法元散文新著《天脉》《山魂》（知识出版社，2021年）“后记”的开篇之语。在我看来，作家这带着自谦的文学告白，承载了深深的向往、浓浓的情愫，以及多方面的创作信息和人生密码，实际上为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其文学情怀与审美追求，提供了便捷而可靠的路径——朱法元是幕阜山脉的儿子，大山特有的地理形胜、物候自然和历史人文滋养了他的成长，同时也浸透了他的灵魂、骨骼和血液，成为其生命中无法释怀的一部分。唯其如此，在走出大山、服务社会的漫长岁月里，作家虽然事业上升，工作繁忙，却不曾因此而消解对故乡的那份思念、反刍与牵挂，相反，所有这些化作一种念兹在兹的心结，引领他在履行社会使命的间隙里让精神还乡，进而写出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散文。于是，我们读到了作家前些年出版的讲述幕阜山陈年旧事的散文集《沉静的山歌》。不过在朱法元那里，即兴式、片段式的散文书写，终究难以充分释放其不断发酵和增殖的乡思与乡愁。为此，在退休之后，他开始对故乡做全面梳理和深入盘点，“五年多的山间驻足，五年多的笔下耕耘”，最终完成了由《天脉》《山魂》构成的“幕阜叙事”，从而给大山留下了全息的艺术长卷，同时也为自己“乡土作家”的定位添加了生动的注脚。

　　雄踞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幕阜山脉，是一个丰厚多彩的所在。在这片土地上，瑰丽的神话传说和斑斓的历史遗迹完美嫁接，相得益彰。其中的历史遗迹，不仅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诸家，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山乡气质；而且连接着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红色文化，传递出正义铁血的民众性格。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相继进入以改革开放为基调的新时期与新时代，勤劳智慧的幕阜山儿女更是以自己脚踏实地的开拓、奋斗与求变，诠释了一种因地制宜、砥砺前行的精神。应当看到，在中国大地上，这样一方积淀深厚而又与时俱进的热土，自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使得朱法元笔下的“幕阜叙事”，无形中具备了从局部看中国、由一隅观天下的意义。

　　在“幕阜叙事”中，一册《天脉》立足“地灵”“人杰”两个维度，聚焦和盘点山乡的历史文化风景。其中“地灵”篇围绕“天岳”之名的由来，“鲤鱼朝天”的奇景，以及大山里的“三苗”踪迹、道家留痕、红色星火等展开笔墨。其娓娓道来中，既描绘了自然风光的雄峻绮丽，又钩沉出人间世事的流变沉浮，同时还穿插了对一些公案疑团的稽考，因而气象丰沛，意趣盎然。而“人杰”篇则步入幽远奇崛的时光隧道，从容历数投影到幕阜山脉古往今来的先贤名宿。这当中有屈原、杜甫、黄庭坚、陈寅恪等文学和学术史上的方家巨擘，还有血溅沙场的爱国名将方琼、御寇安民的退隐官员罗孝芬、草莽英雄汤旷以及用一张古琴延续一方文化血脉的艺术家查阜西等。在他们身上，作家不仅探赜索隐，勾画出一段段历史故事和一个个昔日场景，更重要的是将笔触深入故事和场景的背后，认真探究和细致阐述了其中包含的精神元素和人格密码，从而有效丰富了幕阜山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厚度。正所谓：“发现历史，只是展示了事物的表象；发现文化，才是找到了事物的真谛。”（《天脉》《山魂》“后记”）

　　《天脉》的叙事无疑赓续了历史文化散文的脉络，不过同样是以散文来讲述历史文化，作家仍有自己的匠心和特点。这突出表现为作家在行文中，自觉回避了同类作品中多见的频繁的史料征引与典章修辞，而是将这些先作“功课”，化作“腹笥”，然后让其根据叙事的需要轻松展开。关于这点，我们读《汨水之源》《漂移的族群》《黄袍吟》等篇，会有较充分的体验。这样写成的历史文化散文，倘若以清代“桐城派”的观点加以衡量，其“考据”一端或许略显单薄，但就“义理”和“辞章”而言，却明显避免了当下不少“审智”类散文屡见不鲜的行文的刻板与枯燥。在朱法元笔下，这应当是一种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对于古老的幕阜山乡而言，如果说《天脉》重在唤醒其历史记忆，那么《山魂》则更多激活了其现实风景。在作家的视线里，随着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不断推进，“山乡确实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以前破旧潮湿的老屋，几乎全被新型楼房所取代；以前泥泞飞沙的土路，已被全一色的水泥路面所覆盖；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也几乎全变成了新型的打工一族。从吃住行用等日常生活上看，山里人与城里人已无太多差别”。与此同时，山乡人的精神世界亦经历着可喜的变化，他们身上原有的质朴善良的本色呼应着时代大潮的洗礼，正呈现出新的光彩和亮色：土生土长的“80后”青年作家阿春，聚焦扶贫和移民生活，写出了在全国得到良好反馈的长篇报告文学；“仙老”和红君虽然早已走出大山，却依旧为大山的文化建设，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以专治跌打损伤而远近驰名的“神医”李存忠一家，几代相传，救死扶伤，不计酬劳；不惜气力，打理荷塘的横巴，情愿像脚下的莲藕一样，植根山乡，建设家园；而更多像“五哥夫妻”那样仁爱宽厚、操劳一生的普通农民，则正怀着和谐的心境，走向未来……

　　面对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家的心情是兴奋的、喜悦的，而由此激起的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强烈的、深切的，不过所有这些并没有导致作家观察生活的单向度和判断事物的绝对化；相反促使他从爱是一种感知、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的观念出发，沿着爱之深而责之切的情感逻辑，在热情赞许故乡发展变化和历史进步的同时，客观严肃地指出了这一进程中存在的某些“美中不足，瑜中之瑕”：农业退化，耕地荒芜；打工族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和老病带来的困境；一些不良风气沉渣泛起，部分山民无所事事，以及由此滋生的“城市病”；以权谋私，好大喜功的现象依旧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金钱和欲望在疯狂扩张……应当承认，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犀利的，他所指出的，正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因为高歌猛进，因而很容易被遮蔽、被忽视的，但又是确实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这时，我不禁想起沈从文当年写给湘西的名句：“美丽总是愁人的。”朱法元在撰写“幕阜叙事”时，心情或许略有相似，不过他在“美丽”中感受到的不是“愁”，而是忧，一种因爱而生的忧，正所谓爱到深处是忧思。

　　似乎该关注一下《天脉》和《山魂》的叙事艺术了。在这方面，两部作品都有一个值得肯定和倡导的优长，这就是叙事和抒情以及其他元素的有机结合。前些时，曾有学人将散文创作中抒情元素的减少和叙事元素的强化作为该文体的进步加以肯定。这种看似新颖的说法难免有些似是而非。事实上，散文作为一种面向大千世界的“自叙事”，虚假空泛的抒情固然不可取，拥塞匆促的叙事何尝一定高明？各种表达手段原本不存在天然的优劣，比较理想的艺术境界还是由“我”统领抒情、叙事以及描写、议论等诸种元素，以实现均衡和谐，相辅相成。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我们就必须承认《天脉》《山魂》在驾驭散文叙事时的稳健老到——整个“幕阜叙事”既有真挚的抒情，又有舒展的叙事，还有灵动的描写以及精当的议论。它们各有所思且又互为条件，最终化为丰赡、多彩而又不乏立体性和纵深感的山乡世界。鉴于这种特点几乎贯穿全书，随处可见，读者自可欣赏，这里不再多做引述。

　　在《天脉》和《山魂》的“后记”里，作家深情地写道：“这两本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走’出来的。”事实确乎如此，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家不辞辛劳，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田野调查，其足迹几乎踏遍了幕阜山川，这从根本上保证了这两本书的内容充实，言之有物。金末元初的文史大家元好问有诗曰：“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论诗三十首》）朱法元所坚持的正是元好问所称赏的“眼处心生”“亲到长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网络媒体飞速发展、虚拟空间无限扩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