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

　　关于“理论化”的探讨早在20世纪已经引起关注，根据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自1960年代起，一种被称为“理论”的东西开始兴起：“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1]但就如伊格尔顿在作为“理论”的文学中所指出的：“我不是对大写的理论感兴趣，我是对持续的理论化感兴趣。”[2]斯图亚特·霍尔也持此论：“如果说‘大写的理论’意味着某种一劳永逸的‘普遍真理’，那么‘理论化’指示的，就是某种永远直面扑面而来的问题、总是处于过程之中，因而‘只得走’下去的自觉姿态。”[3]

　　这些理论家所说皆面对一个共有事实：理论若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就成了庙堂的雕塑，唯有将之不断“理论化”，与现实接轨，方能保持理論的鲜活性。当普遍真理遇到历史实践，一个建构性的空间出现了，“新的历史”也将发生。把这一关系脉络用之于中国网络文学同样适用。但现实的情况是，网络文学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言说话语，而相关理论也仍然隶属于书面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显然，在丰富的创作现场和理论的稳固性之间尚未建立起理论化的互动关联。而没有联动现场的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化过程，理论建构和文本写作只能是两张皮。是否充分的现场化就会有言之有物的理论生成，虽也未必，但作为批评的理论却不能离开文学场域，尤其文本，这是理论化和建构性批评的立身之本。

　　换而言之，当批评家在大量的“理论库”中彷徨四顾遭受轰炸之时，中国网络文学的批评理论建构正走在路上，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为变化了的“现实”和海量文本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相较于以纸媒为书写载体的“传统文学”（这一称呼几乎成了言谈网络文学时的必然参照，姑且借用），网络文学批评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多，也更突出。以“网络”来限定“文学批评”，既在“现有文学体系之内”，又因为特殊的媒介而“出乎其外”。无论是谈“理论性”还是“历史化”，都必须注意这一“内外”的辩证关系。只重视“内”，是一种明显避实击虚的行为。毕竟，因为“网络”，文学形态、语言表达、文学功用、人物形象、空间想象、世界设定、读者位置、传播路径都已发生质的变化，不关注这些“现实”的文学批评显然是不及物的。那如果在“现有文学体系之外”来谈网络文学呢？有可能出现几大难题。其一，没有稳定的理论支撑，则言说其书写现场的话语体系不健全，如何言说成了问题。目前几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旨在批评体系建构上下功夫，其动力与动因皆与此有关。其二，如何解释“网络+文学”的关系。倘若网络上的写作是立足于网络技术和网络环境的超文本式、链接式、数据库、模块式或者以图代文的诸种新形态，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称为“数码写作”，可为什么不呢？网络文学的呈现形态和写手们关于世界的想象，所呈现出的事实是：依托中国文学与文化、构建游离于“现实”的当代民间话语集成。这意味着，言说网络文学，不给予媒介规定性足够重视则无疑南辕北辙，但无视其与“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现实的融合关联，则无法在互联网时代把握“网络+文学”的特殊意义。邵燕君曾经提到“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媒介变迁之影响所及，不是文学一家之事，人们日常生活深处无所不在的媒介身影是今日世界所面对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一革命无远弗届，就像一艘驶向未知的巨轮，但带什么去，却是上船者最本能、最直接的反映。

　　网络文学的混合特质，要求把握好媒介、文学、现实三者的关系逻辑，而这要求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给予总结和整体把握。网络文学在历史与网络两种看似无甚关联的洋海界面上驰骋。其深度裹挟的写手、粉丝、受众、用户，在看似玄奇不着调的想象中深潜着怎样的感觉结构，对认知今天的人、世界和现实有何启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作为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当仁不让，也是高扬主体意志，以既有之文化积淀打通过去—现实—未来之界的介入行为。正所谓“我心安处即吾乡”，批评的阐释和建构功能约在于此。

　　就现有的批评看，网络文学批评正处在上升阶段，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和追根溯源上都有建树。

　　其一，网络文学关注现实题材写作问题。这一话题堪称2020年以来的热点话题。素以玄幻、仙侠、游戏、穿越、架空、戏仿、装神弄鬼为乐的网络文学，如何在现实题材上实现突破？其潜藏的逻辑自然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现有文学体系之内”，是以“现实主义”这一看似“无边”的写作范式来引导写作方向。在网络文学如何更好反映当下现实和引导大众审美取向上，现实主义写作无疑是优秀的写作传统。这一主张没啥问题，也合乎当下的创作实际。但将一种理论套用于写作现场，首先要考量的是“现场如何”，接着要对网络文学现实做出甄别和判断。对生长于网络的网络文学而言，“穿越”其所呈现的“奇”“趣”“爽”“怪”“戏”，捕捉其底部的大众理想、民族意识、文化生态，这本身就是对“现实”最有力的呈现。此工作应由批评者、受众完成，而不能简单要求以某种表层“物理现实”来套装现实主义。相对于传统文学过分倚重理论而忽视文本的批评而言，关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网络文学批评，在理论和概念的历史寻踪和“现实本身”探讨上做得还都不够。

　　其二，网络文学的源点问题。作为2021年网络文学批评热点之一，源点问题实则是理论化和历史化的结合。不同源点说反映出对网络文学定义的不同、质的规定性认知不同，却有可能忽视其中的市场化和随机性。换句话说，倘无众说纷纭，则无今年似乎定调性的几家之言。欧阳友权主张的1991网生起点说，实则在他多年前的《网络文学论纲》追溯网络文学时就已经提到，只是当年并未将其严格地定位为“源点”，重点在几位北美华裔文人以邮件版《华夏文摘》慰藉思乡之心的由头。21世纪初网络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是否为源点似乎并不那么重要。20年后的今天，重回1991，恰好30年，一个整数，似乎顺理成章。然而1998起点说，在2008年由马季老师一本《网络文学十年史》定调之时，学界也没什么反对之声，后来的许多研究文章硕博论文相沿成习。反而是文学网站抓住时机，进行了卓有影响力的“十年盘点”，在产业化和学者批评之间实现了完美配合。1998年恰好有《第一次亲密接触》引起受众关注，写者以网名“痞子蔡”出之，说的又是互联网上的爱情，“探秘”的好奇心伙同网络逐渐进入百姓生活，决定了1998说的历史地位。以《金庸客栈》为代表的1996起点说，则在细究与痞子蔡之文孰早孰晚上展开讨论，其关键是以网络作为媒介对写作功能作为关节点。以《风姿物语》定源点的1997说，则在网络文学特性上下功夫。显然，网络文学源点问题实际上牵涉的还是前面所言之“内外”问题。但这不是单纯批评家之言，而是强调有历史资料为证（网络资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很多资源已无从查找）。这一资料又必须能满足网络文学的前提“网络”，“网络的互联功能”与中国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写作要联动起来看。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谈的“中国网络文学”，与1991年的《华夏文摘》、1996年的《金庸客栈》、1997年的《风姿物语》、1998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一体相承，是不同发展阶段。抑或这些只是“前史”，当网站、市场化、产业化、用户经济、融媒体衍生链这些概念成为决定网络文学风向重要标尺之时，我们才能顺藤摸瓜，再去找那个“源点”。或者有没有可能，这个“源点”可以再向前，但追溯的意义在哪里？显示出中国网络文学何种症候？这确实是需要回答的。

　　其三，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黎杨全近期发表在《文艺争鸣》的《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是站在网络文学的网络特性上对“经典化”做出的理论阐释和批评。他找到的症结关节点在于网络文学生成的“网络空间”，这是一个以数字为介质、写与读共在的空间，倘若将某些文本纸质化并藏之于精美恢宏的场馆，则失去了网络文学之为网络文学的媒介特性。那么，换过来说，网络空间生成的网络文学能否被经典化？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关乎“经典”的历史认知问题。“谁指认”则至关重要。网站平台的排行榜能否说了算？某个批评家的评价是否是标尺？在“网络”和“文学”之间哪一个标准是确定“经典”的主要杠杆？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可能有两点是确定的：一则网络文学发展至今，“登堂入室”已是多方力量和文化场域渴盼之事，有了“经典”自然可以“正名”;二则“经典”本身具有随机性、历史性和理论化等多维度特性，它并非“谁说”就算的。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

　　其四，网络文学的文化传承和海外传播问题。将文化传承与海外传播结合起来，显示出网络文学“出海现象”在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前述网络文学的理论化和历史化不能离开鲜活现实的说法。与其说网络文学写作要反映现实，不如说，网络文学本身就是现实诸面相的镜像集合。网絡文学的民间性、大众性，远远超过了以单一主体进行的纸质写作与出版单位的结构性联合。依托这种影响力和文化力，审视网络文学的文化传承问题是大势所趋，其现代性也在其调用和选取传统文化资源时呈现出清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而尤为重要的是，相对于力图以概括性话语把握网络文学总体性特征的批评和研究，网络文学文化传承问题将网络文学文本细读推向前台，让文本发言，让文本敞开内部深层文化世界和民族心理，这无异于对过分注重理论和将网络文学作为历史长河一部分之要素研究的纠偏。如同传统文学，大浪淘沙，金石与瓦砾俱下，最后说了算的还是文本，网络文学也一样，只凭道听途说或随意翻阅的三言两语，是很难体会和捕捉其现实性、经典性或者网络性的。鲁迅文学院王祥的网络文学批评、浙江师范大学单晓曦教授主持的文本阐释，在文本细读方面是堪称典范的。

　　显然，无论从哪个热点问题看，网络文学批评都必然要有历史化的视野，资料性的搜集整理也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聚焦单个问题，网络文学又始终是多问题域的集合，这决定言说网络文学不能依托某一种理论予以概括之、描述之，必然是多方力量交织、碰撞的场所。尽管中国网络文学的理论建构走在“路途之中”，但网络文学的媒介性、民间性和共空间性所呈现出的“新现实”，决定了网络文学理论话语必然是自丰富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文本创作情境中提炼、提升和总结而来。而在文本表述以及沉默、空白和缝隙充斥着的“传统”，则要求网络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必然在不断重返历史“现场”与当下情境之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理论/现实、理论与文本的历史/当下语境中的书写，这几重关联牵扯着“文学之用”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学的社会性问题，凸显出网络文学批评的多重现实和复杂面相。

　　目前的网络文学批评，恰恰在理论的融通上捉襟见肘，产业、媒介、文学、观念、受众变迁……等等，都高踞网络一角，单独言说哪一个，都只能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随着网络文学带着中国烙印“出海”，网络文学批评更加任重而道远。

　　注释：

　　[1][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泽，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2][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与斯图亚特·霍尔的访谈》，转引自[英]戴维·莫利、陈光兴：《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话》，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3] 朱杰：《霍尔与我们》，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4页。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