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昊

　　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中，以主人公成奇勋为代表的数百人迫于在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参与了一场大型游戏。游戏的规则很简单也很残酷，所有人玩六个童年游戏，赢的人可以进入下一关，输的人就要当场毙命。最终456位参与者中，只有留到最后的一人会获得巨额奖金，而其他人全部丧生。起伏变化的情节、游戏胜负的设定让人好奇谁是胜者，但观众们慢慢会不满足于一般的胜负争斗，而是期待特殊关系例如夫妻、朋友面临生死的残忍画面。这种对刺激的追求也在另一方面表示观众和这场游戏背后的上流贵宾们并无二致，都在以他人的痛苦搏斗来满足自己的刺激快感和好奇心理。残忍的不只是游戏，而是这数百人所代表的各个底层身份的生活现实，还有人性在外力和欲望的作用下扭曲畸形、堕落毁灭。以下分析生存之苦与人性欲望的原因。

　　生产劳动的等级化。劳动的等级观念自古就有，劳动的分化也是带有歧视性的。以体力劳动谋生的人们，被判为贫穷低级的范围。从古至今，不参与体力劳动就被视作身份的高贵、资产的优越，而在简陋的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往往是贫困与屈服的标志。

　　“劳动由于已成为贫困的证明，也仍将无可避免地带上不光荣的色彩。”[1]当一件事情不再停留于经济数量层面，而进入了集体观念、价值判断当中，影响到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那就会导致社会的差异带有残忍的歧视性。“在一切文化阶段，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如果能够有一个‘相当过得去的环境’，能够免于‘躬亲贱役’，就会感到安慰，感到一种自尊心。”[2]这种安慰和自得，其实是看到自己略高于群体平均水平的洋洋得意，是远离底层、隐藏于中间多数人中的安全轻松。社会价值文化会影响到生产工作人员的自尊心，他们迫于生计从事体力劳动来谋取生存来源，这本是合法正常的方式，是值得尊重和善待的，却被他人以有色视角加以审视。当被社会判断所裹挟并不得不认同时，体力劳动者会不自觉地以这种等级贵贱来看待自己的劳动，加剧心理的敏感和不平。社会是公平的，但体现在法律条文上的平等，停留在人们机会平等的口号中，而在真正现实中大家的起点位置的高低、命运道路的难易程度、可触及的结果都是天壤之别，难以想象。总有一部分人因为教育、家庭等因素限制脱离了浩浩荡荡前进的队伍，他们的劳动不应被等级歧视，不应接受嘲弄鄙弃的眼神。他们也是自食其力、磊落生存的人，也应被社会所尊重。《鱿鱼游戏》中的很多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微薄的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陷在命运的漩、旋涡里无法脱身。

　　私有制带来金钱竞赛、互相倾轧。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指出在财产私有制下，对于劳动者，劳动产品已成为一种“异化物和独立存在的力量”。本来劳动及其产品可看作人的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们通过劳动享受到成果带来的价值。但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了人的个性，透支肉体给人带来的只有痛苦。凡勃伦看到财产私有制带来的对金钱抢夺式占有以及荣誉感，之前的物质欠发达时代，抢占资源是生存竞争;而在生产力高度进步的社会中，资源累积成财富，财富成了荣誉的象征。这还是个带有歧视意义的结构，过度抢占社会资源的人不会考虑自己是否对他人造成了空间挤压，而是从财富数量的高度去俯视那些如同蝼蚁般卑微生存的人们。

　　《鱿鱼游戏》中，身处酒池肉林的高级贵宾们看到大片的生命死亡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还会觉得杯中的葡萄酒不错。学者汪民安认为私有制激发了人所有的欲望，占有、抢夺、谋杀。“私有制的出现，使个人冲破了自身的封闭牢笼，而同他人发生了关系：人需要他人的帮助和合作，以维持财产的稳定性，正是在合作过程中，激励了各种各样的针对他人的欲望和冲动。人本来是生活于自身内部，并保有一种安静的单纯品格，但现在，在私有制的策动下，他被各种各样的利益欲望所困扰，并为此同别人发生冲突性关系。”[3]私有制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通过这个社会上所经营的事业，获得他能够取得的任何一种东西。这看起来是公平的，但会造成大家不惜一切代价来獲取更多社会财富，也就是互相碾压。例如私有企业，为了扩大利润空间，就要尽可能压低成本，降低工资，选址在偏僻、地价低的地方建工厂，租低矮简陋的房屋给工人居住。看似自由平等的机会，却在资本中变得越来越窄。有些小人物不得不在狭小的范围里生存挣扎，甚至最后走向犯罪、堕落或者死亡。

　　阶层分化的残忍。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这样定义有闲阶级：“这里使用‘有闲’……指的并不是懒惰或清净无为。这里所指的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所以要在不生产的情况下消耗时间，是由于：（1）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轻视态度;（2）借此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他安闲度日，坐食无忧。”[4]这两点分别代表着前文所说的劳动等级和金钱占有，这也是区分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中上层是远离用体力劳动谋生的，在工作时间之外有着丰裕的个人时间，并且取得不错的报酬。凡是体力劳动、生产工作或是同谋生直接有关的任何日常工作，都是下层阶级的专有业务。这种物质差异立马就对社会中的居民进行等级分类，并产生心理上的自得和歧视。自得和歧视正是《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特征，封建等级中的人没有民主平等意识。谁能想到在工业现代化、建立民主国家、理性思想启蒙后，人们又困于阶层等级束缚中？看来人这个群体总有优胜者主张划分等级排列次序，来满足自身的优越感，中间阶层的人对“上”羡慕追求，对“下”鄙夷逃离，而被划入底层的人不得不沉默。有一段话很适合《鱿鱼游戏》里上层观看者对下层参与者的态度：“凡勃伦认为，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看作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好像一团性质相等的快乐欲望的血球’……其行动主要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冲动支配……”[5]上流阶级悠闲地享受着美食红酒，看参与者那一团团欲望血球如何挣扎搏斗厮杀。这种张力极大的画面，无不刺痛着我们的内心，从中也可以看到两个极端阶层之间巨大的冷漠和残忍。人已经没有同类之间的惺惺相惜，已经是被劳动等级和金钱数量的差异分为高低的阶层。上游的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荣誉位置，低头看着那些即将要被洪流吞噬淹没的下游的人。原来金钱可以把人分类，甚至可以把人异化为不同的物种来残忍厮杀。这早已不是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在阶层的巨大差距里，早已没有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尊严、悲悯，剩下的是冷漠、残忍、生存。就连中层阶级，听闻底层悲苦的命运后，像鲁迅《祝福》中村里的妇女听完祥林嫂的故事后叹气、抹几滴眼泪，又感到“幸好不是自己”地离开了。人与人无法感同身受了，大家像是自顾不暇的地鼠，忙忙碌碌地打着洞，所有的身体和视野都陷进了那沙土中，早已没有了对命运这一事物的敏感和思考。阶层间的分化既有现实的经济原因，又有着精神文化的变化。

　　上层对下层、金钱对人的权力奴役。上文中讲到，阶层是依据财富资源占有量来划分，上层人士本不具有管理社会和居民的权力，但在利用金钱这一操纵杆的时候，就会吸引许多人来同意参与到他的游戏规则中，《鱿鱼游戏》就是如此。权力就是使顺从，使服从，甚至精神观念层面不自知地遵循认同。当社会环境使得金钱对人有了权力，金钱可以高于人的肉体和生命，群体对金钱无意识地追寻占有，那到底是我们生产劳动创造效益还是金钱在控制着我们？权力既会是有形的规则制约，又会是无形的意识认同，并且如毛细血管般遍布在生活的多处细节。福柯对权力运作有着知识分子的敏感和反叛，他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总结了人们在历史中面对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酷刑，尤其是公开酷刑，是封建时期君主强权的表现;第二种以符号为工具对观念的控制影响;第三种是监狱式，对肉体的规训。《鱿鱼游戏》中的“游戏规则”完全都体现了这三种惩罚权力方式。首先是六关游戏中所有输掉的人都要当场毙命，这也是观众觉得残忍的地方。为何残忍？就是他们的过失与惩罚之间过于悬殊。如果某人犯了故意伤人罪，那施加严惩我们会觉得罪有应得，就是罪与罚之间是匹配的。但因为玩一个童年游戏输掉而丧生，这种失误和惩罚之间的断裂、夸张、不匹配会让观众觉得恐怖和血腥，这个惩罚的设定就是权力。其次是大家为何冒着生死危险还是自愿回到“游戏”中？这个就是精神控制。“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6]，只要把那个装满钱的巨大的猪形储钱罐挂在上面，镜头画面中的上下错位，人们站在下面仰头看着那个储钱罐，就实现了对人的精神控制。哪怕第一次游戏后经过投票，大家离开了这个地狱，但不用暴力捆绑，大家又都自愿地回到“游戏”中，就像福柯讲到“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7]。最后是对游戏参与者的肉体控制，把他们客体化，像是监狱一样给456人穿上统一的服装并编上号码，封闭控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按时统一发放少量的食物。甚至像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圆形全景监狱”，有那么一群人站在所有的摄像头背后监视着空间里的一举一动。所以观众看到他们不得不回到“游戏”，看到一次次游戏中死去的人们，看到朋友、夫妻面对残酷的生死规则，无法抵抗金钱的诱惑，无法反抗巨型监狱，会无数次感到压抑和疼痛，是那种由身体皮肤到心里的揪疼。

　　人性的三棱镜折射。如果说前面的分析都是外力作用于人，那么《鱿鱼游戏》剧中各个身份的参与者在这个极端的处境中折射出了人性的多个面貌。最让观众痛心的情节无疑是在第三关开始之前，体形魁梧的壮汉张德秀意外地把一名参赛者打死，却发现面具人并未阻止参赛者之间互相杀戮的行为，因此当天晚上参赛者们开始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80人活命。电视剧犀利、深刻地告诉观众，这种残忍是外力和内力共同达成的，游戏的设计者故意设定这样排他性的规则，456人中只有最后一人能全部占有456亿巨额金钱，这就使得人们心中被压抑的各种欲望—贪婪、自私、求生欲、暴力涌出水面。这场大屠杀是人性深处欲望的真实折射，包括你我。游戏到了打弹珠一关，就是把前期所有可能是善的情感直接推在胜负面前。当温情和生死冲突时就更能显示人性，曹尚佑用一袋石子代替弹珠欺骗了阿里，更表现了曹的冷漠和精致的自私自利，在生死面前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不忍。成奇勋不忍看老爷爷把生的机会让给自己，冷漠的姜晓看到女孩智英故意输掉比赛，这里有导演和观众的不忍，想在绝情和残忍中间开朵温情的花儿。同样，导演对主人公成奇勋的设定，也是在整个冷漠残忍的剧中唯一的道德善良之光，他对女儿的愧疚不舍，游戏中对朋友的关心照顾，最后远离那笔巨额奖金，种种情节难免会看出导演的刻意为之，想在黑暗中保护一丝光亮留到最后。但观众会看到这一设定的勉强，善良的人在这极端冲突的情境中真的能始终如一吗？善良的人能在残忍血腥的比拼中获胜吗？善良之人可以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伤害他人吗？如果说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没有纯粹的善，那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都是成奇勋这一人物留给我们的思考。在这个痛心的环境，保持着不忍之心，是我们最后的良知和坚持。

　　《鱿鱼游戏》这个影视剧把生存之苦、人性复杂集中到了冲突的中心，我们既需要反思社会，也需要反思自我。社会中劳动等级歧视、阶层固化，就像电影《寄生虫》一样，底层人住在地势低的半地下室，一场暴雨就可以把家中淹没，他们像虫子般在水潭泥坑中挣扎。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也想拥有金钱过上好日子，但不知为何就是一步步越陷越深。社会这台高速机器无情地把他们绞进机器中，痛苦的哀号声被机器的运作声覆盖，已经引起不了他人的关心怜悯。大家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跟上这台机器的速度。人不再是人，反而像是在笼子里爬蹬的仓鼠，机械性地向前。而人在死亡面前有着强烈的求生本能，为了躲避贫穷带来的死亡，他们会偷窃、会犯罪，甚至会在冲动之下伤害他人。人的所有欲望本能：嫉妒、愤怒、贪婪、抢夺、求生，都会在贫穷之罪面前翻涌上来。人的复杂性超越善恶，既有着头脑中的理性因子，又有着生理上的本能欲望。但人性在贫穷、暴力等外力中被迫扭曲毁灭，却是我们不忍看到的悲剧。

　　注释：

　　[1][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3页。

　　[2][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第31页。

　　[3]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1—152页。

　　[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第36页。

　　[5][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序言《评凡勃伦的经济学说》，第2页。

　　[6][法]米歇爾·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3页。

　　[7]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99年，第113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