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

　　一

　　吴中杰的《回归真实的鲁迅》1，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2，以及吴小攀的《刘再复的鲁迅研究》3，都是有见地、富有思想力和精神信息的好文章。

　　其中，吴中杰的《回归真实的鲁迅》，以“人文鲁迅”为基点，缜密地剔抉了自鲁迅1936年10月逝世后的八十年春秋，林林总总张扬“真实的鲁迅”的文章里，“人文鲁迅”与“招牌鲁迅”相互纠缠不已的两股社会思潮—众多研究鲁迅的文章可归于这两大类，“人文鲁迅”是抵达“真实鲁迅”的唯一通道。

　　这不但是因为现代人可以用人文视角来评判文事和文人，更重要的是鲁迅本人在留学现代转型的日本（境外）之后，用现代人文情怀对中国文化传统与人事、时事的观察与感悟。“人文”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标识，是比较靠得住的抵达真实的鲁迅的路径。当多年流浪海外的李泽厚、刘再复以其境外感悟重新寻找“真实的鲁迅”时，当年鲁迅“隔江观火”这一潜在的国情考察与存在感喟也就有了旷世呼应，自然也延伸了探寻“真实的鲁迅”的新路子。

　　探寻“真实的鲁迅”，是中国漫长的现代转型中的文化现象，中国的鲁迅时代是漫长的。

　　要是细究，犹如白色是一种颜色，“人文鲁迅”也是一种“招牌”，但这是与权势无关而与人文探寻和文势有关，与鲁迅所处时代的人文状态有关的招牌。所谓人文探寻，就是在怀疑和批判中，发现并尊重人及其价值。所谓文势，就是基于个人化的观察与独立思考，在既定语境下对人文境遇的深刻体察中，对研究对象有着精神共振而呈现的生命气场—上述文章就彰显了这样的生命气场。显然，“人文鲁迅”的背后正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如今仍未完成的时空迁延，而“招牌鲁迅”基于某种权势做背景，或渴望得到权钱的青睐，以神化和教义化的鲁迅为利器，充斥着造神和居高临下地训斥“假想敌”与“娱乐化鲁迅”的意味，突出“鲁迅在转变”和“转变中的鲁迅”，也是以展现“真实的鲁迅”而出现的。如此“招牌鲁迅”，把鲁迅当作没有体温的各种衣料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吴文所说，“弄得人们对鲁迅也很反感”。因此，“招牌鲁迅”其实无视真实的鲁迅，只把鲁迅当作一块敲门砖，却起到了“驱逐鲁迅”和“鲁迅过时”的效果。

　　当然，以“不是鲁迅时代，应该走出鲁迅和超越鲁迅”这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情境，也会导致厌烦“鲁迅话题”。应该承认，鲁迅是鲁迅时代的精神面相及其汇聚，也是鲁迅之后百年里我们社会的精神面相，客观上我们仍无法绕开“鲁迅”这一巨大存在。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自然又会滋生出“探寻真实的鲁迅”这类精神命题。于是，探寻真实的鲁迅成了超越鲁迅的一个扔不掉的拐杖或叫途径。由此推及我们社会已成常态的诸种精神样式，我们的许多所谓“走出”或“超越”，总是陷入“回到真实（人和教义）”这一循环的思维圈套，其中却只有“人文路径”较为靠谱。比如沿“人文鲁迅”之途，所揭示的“真实的鲁迅”方能与新时代的人的心灵共振，方能找到并确立作为精神原点的鲁迅，这种原点既是鲁迅的，也是我们民族的，与每个国人的心灵息息相关。

　　鲁迅是全球化之下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原点。

　　与“鲁迅话题”相比照，《红楼梦》研究也是个欲说还休、常说常新的话题。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从阶级斗争理念阐释《红楼梦》（只是昙花一现），它有着相对纯粹的文化研究特征，却是社会的一种共识，而不会在真假曹雪芹上纠缠不已。大家明白，《红楼梦》属于另一个消失的时代，它叙写了中国传统年代的世态炎凉和一切皆空的哲学感悟，即《红楼梦》话题并不具有急切的现实性，它至多属于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文化招牌”，而没有形成社会公共话题的“招牌红楼梦”（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样的研究曾做过革命批判的招牌之用）。而“鲁迅话题”历经百年仍具强烈的现实性，“人文鲁迅”“招牌鲁迅”纠缠不已，表明“鲁迅话题”的源头及不斷变化的“现实”中，由“鲁迅”所涵盖的社会思想话题仍在骚动奔突之中，应该积累积淀而没有或无法积累积淀，在“鲁迅话题”上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我们的社会共识仍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

　　二

　　探寻并回到“真实的鲁迅”的呼声并未减弱，其根本缘由还在于，当下的社会、思想和精神情境与鲁迅的时代相近，即我们尚未走出鲁迅时代。比如国民性建设（批判）问题，就像钱理群在《1949—1976：岁月沧桑》一书的后记中说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的某些观念、思维、情感、心理和行为方式，形成了新的国民性。”这种“新的国民性”，跟鲁迅时代所揭示的国民性血脉相承，并没有质的改观，却烙有新的时代的质素。比如新近提出“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所折射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跃起的姿态。诸如激进的、掀翻铁屋的、复古的、维持现状的、左翼、右倾、封建、颓唐的、背叛的、孤绝的、才子加流氓、敌人的明剑、朋友的暗箭、中庸、无产者、资本家、丧家的、山大王、奴隶总管、国民性、亭子间、象牙之塔、大众、个人、铁屋子、人血馒头、横站、中间物、海派、京派、商家、官家、赵家、过客、暗夜、荒寒等等，都与转型时代的中国境况、人文精神盛衰及基于人文的感悟相关联。且不说对它以新的揭示，就是以批判而言，感受最深、批判最深刻的仍莫过于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为的。鲁迅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精神原点”。

　　国民性批判应该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文化命题（比如我们已经能够接受《丑陋的中国人》的讨论），可它仍是我们社会的现实话题，而现实话题在意识形态化的国度，必然引申出禁忌和雷区。如果以鲁迅为精神圭臬或为招牌，势必激发“人文鲁迅”和“招牌鲁迅”的对峙，这样的对峙恰恰反证我们现实中挥之不去的精神纠结。

　　鲁迅以他的怀疑和批判性写作以及韧的战斗张扬了“五四”精神，昭示了中国传统人文的现代转型或面临转型。人文质素成了社会精神的新生面，人文鲁迅成了一面旗帜，成了不可忽视的中国现代转型的巨大文化存在。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者鲁迅，受特定情境的影响和推动，他的思想当然是生长的、变化的，但作为公共话语的“鲁迅思想转变”，其背后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制肘，跟真实的鲁迅了无关系。打着某种旗号的所作所为、南辕北辙，也许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才盛行的文化现象。由于政治内容因时而变，鲁迅的“思想转变”也就永远在路上，“招牌鲁迅”也就时时翻新，“鲁迅”也就难以形成中国百年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难以向“文化范式”转化。

　　三

　　把一个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存在且发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及其典籍视为思想原点，后来的工作（包括后辈）就是围绕这株“大树”作无尽的诠释。而要使自己的“诠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作者阐述主题）有力并存为正宗，就非得拔高美化“大树”的某一方面，也势必遮蔽另一方面，曲解也就发生了并延续着。纵然有一点或几点自己的思想感悟，也被自己所操刀的曲解给掩盖了。所以，中国难出原创性思想者和作家。所以，还得回到真实的鲁迅，汲取其巨大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人文鲁迅”是抵达“真实的鲁迅”的一条确切之路，由此《回到真实的鲁迅》仍显现新意和深度。

　　我觉得，鲁迅百年之后的今天，“回到真实的鲁迅”的旗帜依然猎猎，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精神现状的忧思。在学术意义上，是对“鲁迅研究”的现状不满，或渴望对“鲁迅研究”的超越；在社会意义上，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精神现状（包括国民性延续并异变）不满，还呼吁学人（知识分子）重建道统意识。20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归来，中国没什么改变，或正在酝酿改变，他以求变中的日本为借鉴建立了全球视野，以人文之火烛照了国人精神上的荒寒。在这方面，我们又得承认，鲁迅是继承以司马迁《史记》所确立的道统大于政统和学统这一传统，并向着现代人文转化（其道统有着现代人文内涵）的第一人。从而我们又发现，数十年以来，我们所奉行的是政统高于道统、更高于学统的思路，“招牌鲁迅”便是这种思维的文字结晶。因此，“回到真实的鲁迅”又有着“回到有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建立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又拥抱世界的新道统的意味，这又是“现实的触发”，鲁迅这一精神原点有了新用场。

　　四

　　有趣的是，跟吴中杰的《回到真实的鲁迅》同一时间段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即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以及吴小攀的《刘再复的鲁迅研究》，也属于“人文鲁迅”的研究路子。由于李泽厚和刘再复是怀揣“鲁迅”上路的—这种“上路”，既是他们的生活之路，也是他们的思想之路、学术之路。他们一直在追寻“真实的鲁迅”，以展示真实的鲁迅心路为己任，鲁迅是他们重要的、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资源。他们的“生存”可以视为思想文化的生存。由于骤变的时代境况，他们从境内漂泊至境外，他们对“真实的鲁迅”的探寻也延迁到境外，不期然获得了当年鲁迅拥有的境外视角。由于所处的地域不一样，他们的鲁迅研究也就呈现出新意和新的深度，既是他们在境内各自“鲁迅研究”的延伸，也是反拨，呈现出他们同中有异的分野。

　　李泽厚和刘再复是鲁迅研究的大家，他们历经漫长的海外（不是在转型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更不是在朝鲜那样的封闭国家，而是在准现代的欧美国家）流亡的孤独经历，一次次回望祖国，重新感悟鲁迅。他们的中国视野中已然糅合着全球现代情境，并不是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持的中国视野所能比拟的。认识“真实的鲁迅”获得了新的视角，但也表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他们仍为“逼近真实的鲁迅”所纠结。

　　显然，“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有着“真实的鲁迅”的内涵，但又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夫子自道—精神独白，是他们鲁迅研究新的价值取向。换言之，研究鲁迅有素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基于拥抱现实，仍须争斗，仍在寻找“真实的鲁迅”。可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说不上分道扬镳，但也昭示着同在“人文鲁迅”之下，“回到真实的鲁迅”不同的思想侧重点，当然也丰富着“人文鲁迅”。

　　这次“对话”，李泽厚发现并强调鲁迅“从俗返真，从真返俗”的三段论：“鲁迅由孤独的个体又积极回到争斗的人间，这才是鲁迅的伟大处……从提倡启蒙到超越启蒙又返回启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冲突和结合融汇充分展现出来，所以特别深刻丰富。”当然也就特别“真实”。李泽厚说：“把鲁迅描绘成孤独的个人，恰恰抹掉了鲁迅最伟大的一面。”从《中国古代思想论》《中国近代思想论》《中国现代思想论》到《美的历程》，李泽厚是从整体上（包括文化精神现象）研究个人（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加上他去国后不像刘再复那样處境一度孤绝，他的鲁迅研究依然保持着既有的特征。他说，鲁迅的现代孤独感仍然不同于西方那种“孤独的个人”，他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鸣的孤独”，也是真实的鲁迅“大音希声”的孤独。他着重写的是鲁迅“投枪无处投射、声音没有回响的孤独”，由此他归纳为：“超越启蒙和提倡启蒙相矛盾相冲突，却又相结合相融汇，这才可能有那深层次的孤独绝望中仍然展示出对人世的关怀，既绝望、孤独、超越却又仍然启蒙的战斗情怀和人道心绪。”他关注的是“时代苦闷内容”，是群体性的精神现象，是这一局面下有追求和担当的个人，而不是独来独往的原子式个人，而后者恰恰是刘再复的思虑和侧重所在，由此显现了与刘再复走向“真实的鲁迅”的不同路径。

　　刘再复在境内已感受到了克尔凯郭尔式的个人孤独（他对鲁迅《野草》情有独钟蕴含着这一精神纠结），去国处境更经历一番艰辛惨淡（有他的《独语天涯》等作品为证）。他再次感受鲁迅的，是“鲁迅对人性不信任”，“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虚伪，这一切鲁迅看得透彻”。简言之，刘再复多年的海外经历，使他对全球现代情境中存在主义意味的个人处境有更深的感悟，他又在鲁迅身上找到了相对应的精神呼吸。他回过头重新检视鲁迅的《野草》，在这次与李泽厚的对话中，他强调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处于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他们的焦虑主要）是群体生存问题，不是个体存在意义问题，或者说，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制度合理性的问题，不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普遍缺少现代感。”但他仍在鲁迅那里找到“在现代社会面前的不安感与孤独感”，用“天才”来说明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具有现代感”。他的“回到鲁迅”，强化了现代情境中存在主义上的个人孤独和个人担当，偏重于个人和现代情境，与李泽厚的精神指向已然不同。

　　吴小攀的《刘再复的鲁迅研究》一文，则分析了刘再复的“两度人生”。在“第一人生”里，刘再复是注释鲁迅，借鲁迅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对鲁迅其实仍取一种仰视的视角，仍未彻底摆脱主流的进化论、阶级分析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刘再复的鲁迅研究仍有“招牌鲁迅”之嫌。而在“第二人生”里，刘再复不再有外在的拘囿，完全回归学术，得以进入鲁迅本体，以独立平等的视角反观鲁迅，改变以往那种单向度的“我注鲁迅”或功利性的“鲁迅注我”，以平等、互动的姿态进行鲁迅本体研究，还鲁迅“一个丰富的充满矛盾的真实存在”。于是刘再复在鲁迅身上感受到“人格分裂的复杂性”这一现代感，正是基于存在主义个人孤独并反叛的立场。在刘再复这里，当然汇聚着中国情境的现实感，分析鲁迅就是分析现实中的群体与个体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在分析刘再复自己。刘再复哲学化鲁迅，也哲学化自己。

　　倘若与《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相对照，《刘再复的鲁迅研究》的判定却有些含混。如吴小攀认为，刘再复对鲁迅“人格分裂的复杂性”背后有一种天才的现代感，这种现代感慨令他超越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又不同于西方那种“绝对的原子式的”个人孤独，“彷徨无地”又立于大地，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并最终回到启蒙，从而达到一种形而上的深刻性。即便吴小攀从刘再复的《鲁迅论》得出这样的归纳和认定，但与上述“李刘对话”各自的精神内涵相映照，这样的结论倒更符合李泽厚，而不怎么符合刘再复，“形成了自己更逼近真实的独立判断”。“李刘对话”当在刘再复出版《鲁迅论》之后，可见刘再复“回到人文鲁迅”的精神方向越来越偏重“现代情境中的孤独个人”，于是突出鲁迅的“人格分裂和孤独”。

　　但在我看来，当年鲁迅并未完全形成克尔凯郭尔式的处世情态，那是因为：其一，当时的中国现实与风行神学的19世纪丹麦不可比拟，两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精神氛围不一样，而鲁迅是以“改造中国”积极介入现实的思想型战斗型作家，与“绝对的原子式的”个人孤独无缘。其二，当年变革维新的日本，属于偏重家国的东方世界，同样与19世纪丹麦不可比拟，克尔凯郭尔式的个人化并未形成日本的精神文化氛围，留学日本的鲁迅只是对克尔凯郭尔有所知，并没有把他当作精神资源。

　　因此，同样面对“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的鲁迅话题，以此为红线勾勒“真实的鲁迅”，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精神内涵不一样，从鲁迅那里寻找的精神面相也不一样，所呈现的“真实的鲁迅”也很不一样。曾几何时，在風雨如磐的“暗夜”，描绘鲁迅的孤独—孤独也是鲁迅最伟大的一面，也是一条抵达真实的鲁迅并得到广泛社会共鸣的路子。一如“娜娜走后怎样”，中国知识分子孤独后又怎样？从此退隐山林和做权势的棋子、做市场的戏子都是一种选择，许多知识分子正是这样做的，但鲁迅并未自我终结，晚年的“决不宽恕”就表明鲁迅走出孤独回到争斗的人间。这个话题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李泽厚与刘再复都看到了这样的“现实”。

　　李泽厚对“真实的鲁迅”的这种再逼近，依然侧重于群体性民族性的情感与启蒙，而至少在这次李刘对话上，刘再复突出的则是鲁迅与克尔凯郭尔式的个人孤独相沟通。如是展现的李泽厚式的“真实的鲁迅”、刘再复式的“真实的鲁迅”，固然表明“真实的鲁迅”仍然有着多种解释或多条路径，也潜含着现实生活（包括精神生活）中不同的姿态和情态。

　　概而言之，从鲁迅那里寄托现实感，或借鲁迅作现实感的表达，是“回到真实的鲁迅”的精神动力。这种现实感的确立和获得，由于个人所处的国内或国外的不同情境，就会有不同层次的表达。那么，那些从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的典籍中，或曰从古远的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比照，与基于人文的“回到真实的鲁迅”的区别何在？前者“借古鉴今”是单向度的，其人其事与现代人文基本不搭界，今人只是就事论事，而后者则呈多向度，最重要的是有着现代人文视域，并与全球化视域相通。鲁迅及他所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但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展开—“鲁迅情境”正在延续，于是寻找真实的鲁迅没有尽期。

　　很让人无奈，走不出鲁迅就是走不出我们的心狱。我们仍相信“鲁迅话题”并未穷尽。基于“人文鲁迅”会有新的发现，如此数十年数百年反复，犹如千百年反复借助孔子，孔子成了中国的圣人，在漫长的鲁迅时代，鲁迅也会成为孔子之后的大圣人。

　　1载《文学报·新批评》，2016年9月22日。

　　2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粤海风》2016年第5期。

　　3载《粤海风》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