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莉萍

　　江华明从1983年就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二百多篇共八十多万字。《当代作家》曾连续头条推出他的中篇小说，可谓功底深厚、创作颇丰。江华明的小说以反叛传统的姿态回归知识分子本真的话语感悟和内在叙述状态，撇开传统思维和叙述固定模式，用个体的切实感悟替代主题的高度和理念的深度；采用蒙太奇的技巧，将时空、背景、情景纵情剪辑、调度。在情绪化的叙述中解构情节，又在理性化的思考中结构故事；从而形成他的小说故事情节若隐若现，故事线索或明或暗，故事意象似真似幻的奇异效果。小说语言幽默；明快、睿智，不乏反讽气息，加上本真的话语感悟，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很轻松，往往让你忍俊不禁，但不是一笑而过式的轻松，而是闭日沉思时的沉重。闪为在他自嘲式的幽默中，让你咀嚼到一种尖锐的酸楚，那是一种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与人性扭曲，一种看似玩世不恭而实则是对生存状态的无奈和畸形反抗。江华明透过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与对现实的阐释，展现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

　　江华明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记忆弄堂类。作者通过问忆式展开故事，重点关注社会变革下普通人的命运情感和迷惘困惑，以时光的流动表现人物内心记忆与现实的冲突。如《记忆弄堂》、《瓷器破碎》、《反动》、《石板河》等。这类故事都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有解放前夕的《瓷罪破碎》，有文革时期的《反动》，有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记忆弄堂》和《石板河》。如《汜忆弄堂》故事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表现社会底层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在闲境中的挣扎和灵魂的扭曲。住在“低矮潮湿而且乱七八糟的棚屋”里的坯房佬们，父辈为了生存在挣扎，不得不目着得肺结核职业病的危险，与瓷土打交道，“显示出一种前赴后继的悲壮气氛和麻木不仁的愚昧心态”。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使一群渴望走出父辈生活阴影的儿子辈看到了希望，“感觉到自己的欲望在狭窄的弄堂里膨胀”。那种改变自我生存环境，走出阴影的人生追求，畸变成不择于段的拼命攫取。“我”不择手段往上爬，坐到了厂长的位置，继后利用职权挪用公款，以饱私囊。大学生小根为了财富，倒卖国家文物。铃子和疤子豁出命去“闯荡”，吃喝在外，抢地盘，躲税收，倒买倒卖，还参与集体斗殴。小说表现了八十年代初期经济改革对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冲击，以及冲击下的沉渣泛起。同时小说又不乏善良人性的光芒。如曹妹的善良、单纯，铃子的慷慨和无私。在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中既揭示了人性的各个层面，又在人物命运的设置，中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作者的价值取向，那是一种朴素的因果报应观，表现了作者憎恶扬善的内在心理。如“我”差点被捕，且失去了爱情，小根被法院判了两年徒刑，贪污受贿的张琼的父亲被省反贪局逮捕。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在《安平里》表现更为突出。汁华明用具有浓郁的反讽色彩的誎语言叙述了廖道德与廖道理两兄弟意外死亡的故事。兄弟俩的外公顺生公公在世时，病了没人照顾只好用花蛇给自己看病。死后，兄弟俩以外甥身份占据了顺生公公的房子。廖道理不讲道理，作为银行小纳，侵吞何婆婆一千元，廖道德不讲道德，与孙法官的未婚妻私通，并企图卖掉顺生公公的房子。结果两兄弟都被为顺生公公治病的花蛇咬死。作者运用了一系列悬念，充满神秘色彩，旨在表现现代人为一己私欲而丧失了传统的最起码的道德伦理，同时揭示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岌岌可危，从中我们感受到作者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朴素的善恶观念。

　　此外，《瓷器破碎》和《反动》两篇在冷静、客观和阴冷的叙述中流露山淋漓的鲜血，充满了血腥味。作者把人性中的私欲愿望、猜忌、盲从、残忍等扭曲现象放在解放前夕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中展现，让我们看到那种缺少阳光的生活形态及其扭曲了的现实关系，是如何吞噬良知导致人性异化，使人的心灵情感滋生怨恨仇视毒菌的，一个疯狂而畸形的生活形态，使天使成为魔鬼，理性变成疯狂。读罢让我们掩卷沉思，心头掠过阵阵寒意。所幸这场噩梦终于过去，但历史不可忘却。

　　二、周末情绪类。江华明凭借他在大学校园的一段生活经历，写出了飘溢着浓烈校园文化气息的作品。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来表现，以此为个人情绪化的叙述提供了方便。在这类小说中作家依托系列情绪体验展开故事，如《周末情绪》、《采集》、《别人的城市》等。作品中情节与人物都不再重要，情绪体验更为突出。表现现代都市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情感骚动与迷茫困惑，个性压抑下的畸形抗争，面对现实的无夸与不甘。“我就是这样一个勤于思考且苦于思考的人物。我同所有史化人一样完满地具备了这一缺陷。自从知识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我就经常感到现实不尽人意，情绪泛滥如潮。只要静下来时，目光便自然远视，远处就虚无缥缈”(引周末情绪》)。现实的困惑、艰难和烦琐让都市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不堪重负。他们渴望自我展现，张扬个性，超越现实。但他们的心是浮躁的，翅膀是沉重的。家庭责任、义务、日常生活和经济重压以及社会整体文化水准，都让他们飞不起来，除了内在情感与欲望的骚动以外，剩下的是虚无缥缈的心理想像和烦恼丛生、庸碌不堪的生活现实。“我”一方面纠缠于不断爆发家庭战争的现实中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又寻找新欢，怀恋旧情(《周末情绪》)；或通过浪漫幻想来满足和平衡自我心理需求(《采集》)；或躲到别人的城市中作短暂偷情以解情感之饥渴(《别人的城市》）。最终又总是回到令人烦恼而冷峻的现实。江华明的这类小说在叙述结构上常采用复调式，几条线索相互穿插，相互交缠。在叙述语气上采用机智而幽默的调侃，甚至用一些粗鄙而趣味低俗的细节，表现人物那柔软而坚韧的精神追求与冰冷而坚硬的现实生活的冲撞，试图直指知识分子那诗性的、纯粹的精神家园。许多旧的传统的观念似乎被打碎了，而新的令知识分子折服的观念似乎又没有矗立起来。他们不满了，困惑了，无奈了，又找不到更有力的反击方式，于是他们卑微起来，灵魂扭曲，人格分裂。

　　三、最后的骚客类。表现文人雅士和文学本体在二十世纪末的窘况。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独特的一类，从人文精神层面来说，他们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多少年来，文人雅士风流倜傥，以他们的才情抒写人类情爱之灿烂篇章。文学是人类精神家园里最美丽、最纯真的果树，它的果实填饱了几千年芸芸众生的饥肠。而如今，我们在江华明的《最后的骚客》中看到：当人们在充满阴霾的早晨突然发现金钱是那么可爱，人欲与物欲空前高涨，人心世道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人们蔑视崇高，不谈信仰，不谈爱情，不谈友谊，不谈永恒。神圣的文学之神也从高高的殿堂上跌落下来，摔得粉碎，惨不忍睹。作者用尖锐的笔锋揭示了文坛可恼、可恨、可怜、可悲的惨状。可恼的是才女关晓云辞去教师的工作下海了，“一个女孩子不想为人师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作者设问。“实际上交友圈子在关晓云离开学校去宝宇公司应聘时就已经散了。”“大家已经不怎么谈文学了，大家嬉皮士一样过着散漫而颓废的生活。”而作为文学永恒的主题的“爱”，“早几年就被我当粪便冲进了抽水马桶”。于是关晓云和“我”都写不出东西；一点感觉都找不到了，最后斯文扫地只能利用疯狂的性事来麻醉和填充自我；可恨的是那个“两年之内把一个正走下坡路的文坛炸得目瞪旧呆”的林森，“到电视台亮相后，也不再写东西了”；可怜的是“还有一位立志出版长篇的文友死了，他家境贫寒，一个人反锁在阁楼上刻苦，结果伏在桌上死了三天才被人发现”；可悲的是文学新人文姝，一个年轻而丰满、热爱文学、“素质很好”的女孩，竟然化名梅妮，依靠出卖肉体维持生计，且仍然喜爱文学。高贵而儒雅的文学之神面对现代化商品经济大潮，要么没了灵性，要么成了娼妓。写到这里，一种尖锐的刺痛直指读者的胸腔。所幸失去贞操观念的文坛，最后还是“发出痛哭的声音”。只要有深刻的痛苦，复活就有希望。一个热爱文学关注文坛的作家，毫不留情地把文坛出现的丑陋与衰败冷峻地摆在读者面前，既要有思想的深度，也要有面对的勇气。江华明把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和知识分子的分裂的人格、压抑的自我、骚动的情绪和无奈的人生，做成一碟碟麻辣小菜，供读者品尝。虽然我们找不到传统文化精英们的崇高与悲壮，却能看到江华明的思维模式与内心情感似乎依然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文化情境中。透过作品表象我们多少可以体验到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他内心深处的某种落寞、惶惑和焦虑，甚至还有一种被动的、被剥夺的悲凉。我想这是麦田守望者共同的情怀。

　　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消费文化之风由悄悄进入到肆虐席卷，文坛上充塞着世俗化、欲望化、肤浅化、轻松化、娱乐化的风潮，江华明的创作能尽量不受其影响，在精神内质上保持了传统精英们的那种探索人类本身的价值和良知，思考现实人生意义，坚守其批判独立性与公正性的话语立场，表现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不管他探索的深度与思考的高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这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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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评谭》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