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

　　一

　　公元1457年的正月，虽然雪花飘飘，朔风扑面，但崇文门外的刑场上依旧挤满看客。两位少保同时问斩，委实稀罕。此二人颇有渊源，是进士同年：大学士、北直隶束鹿（今河北辛集）人王文;兵部尚书、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于谦。没错儿，后者就是在蒙古瓦剌部落消灭明军主力、虏获明英宗后打到北京城下的危急关头，成功地组织指挥了北京保卫战、保全了大明江山社稷的那个业余诗人。

　　在悠远的诗歌长廊中，官员于谦尽管只是业余诗人，但也有一席之地。有个说法，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往往来自于业余选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假设于谦吟咏诗作以明心志，会是这首著名的《石灰吟》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吟咏此诗昂首走向刑场，符合无数人的心理需求和审美取向。但是很遗憾，这不可能。因为《石灰吟》的作者，至少原创，不可能是于谦。奇特的是，明明版权存疑，三百年来大家宁愿作者是他;而单纯从诗意与感染力的角度分析，假设作者是于谦，它能打一百二十分;如果并非于谦手笔，恐怕只能打一百分……

　　二

　　公元1398年，于谦诞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太平里的于姓之家。这个家族景仰文天祥，常年供奉他的画像。年幼的于谦耳濡目染这样的家庭氛围，同时滋润于江南的柔美风物，茂盛地成长着，笔下也曾充满青春气息。那一派“鸳鸯飞入花深处”的“交颈绸缪无限趣”，拨动着少年的心弦，触发了莫名的愁绪，“如何得似鸳鸯鸟、双去双来到白头”的感慨也就水到渠成。他是个才子，永乐十六年（1418）、虚岁二十一时，被翰林董镛收为乘龙快婿。

　　两年之后的1420年，当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组建全球第一所海航学校时，于谦也在准备人生的第三次远航。那是个秋夜，二十三岁的他提着灯笼，自信地走进杭州府城贡院的科场。他个子很高，相貌俊朗，举手投足别有一番气度，在众多的考生中颇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尽管周遭漆黑一片，但浓烈的桂花香却无处不在，充满黏稠的感觉，更像暮春，而非仲秋。考虑到结婚前一年的科场失利，他心里不能说毫无压力，但总体而言还是自信满满。灯影幢幢中，他深信蟾宫折桂，在此一举。果然，三场考完，他胜利突围，随即买舟北上，沿着运河赶赴北京，冲刺来年春天的会试。那时虽未正式迁都，但皇帝朱棣一直在北京，因而会试殿试几年前已经北移。

　　乡试顺利，会试更加顺利：于谦高中会元，亦即全国第一。远大的抱负从此就要实现了吗？放榜之后，他多少有些飘然。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被会元吊起的期望，很快变成了失望：他的殿试成绩并不理想：三甲第九十二名。会试通过便是人中龙凤，原本不必苛责，但对于会元而言，感觉自然不同。

　　然而只怕谁都没有想到，这张榜单上真正影响历史的却是三甲：不仅于谦的光芒将状元榜眼探花全部遮蔽，他的进士同年、三甲七十八名的王强，也创造了以二品官入内阁的历史记录，并跟于谦一同上刑场，只不過要以“王文”为名。

　　这跟西点军校的将星云集之班颇为相似：1915年，该校一百六十八名毕业生中有五十八人升为将军，而其中最为耀眼的将星艾森豪威尔，当时排名不过六十一位。

　　三

　　会元于谦在宣德（1426—1435）初年成为监察御史。宣德是明代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它刻在历史年表上最直观的记忆，是文物宣德炉。明代有所谓的仁宣之治，但明仁宗实际享位不到一年，主要成绩都在于其子明宣宗。

　　虽以“谦”为名，于谦却从来未曾谦虚过。因皇权时代的官场，谦虚早已失其本意，主要涵义是隐藏锋芒，后发制人。这从来都不是于谦的风格。他更习惯于担当，当仁不让。年轻时不免表现为冲动，而即便生理与经验全部成熟，也依然葆有十足的冲劲。事实上他最初引起皇帝的注意，便在于此：相貌堂堂、身材伟岸的他，奏对时字正腔圆，声音洪亮，毫无唯唯诺诺的卑琐气息。这种青春气象立刻引起了年轻的皇帝也许是惺惺相惜的好感。宣德元年（1426），皇叔、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州治今山东惠民县）叛乱，明宣宗御驾亲征，随扈从征的御史于谦随即获得了精彩亮相的机会。身为文人，他上阵冲锋杀敌立功了吗？当然没有。你甚至可以说，他不过是耍了耍嘴皮子。

　　草率的叛乱一触即溃，叛军遥见王师，纷纷望风披靡，朱高煦只能投降。对于明宣宗而言，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政治宣判之后才算大功初成。这个政治宣判，不仅仅要说给朱高煦及其同党听，也要面对天下，为正式的司法审判定调，至关重要。这个任务谁能完成？他看了看应当属于多血质的御史于谦。

　　于谦敢说，于谦也能说。面对俯伏阙下的朱高煦，他面带严霜，声如洪钟，招招不离乱臣后脑勺，句句说到明君心窝窝。朝臣挺立声震屋宇，叛贼俯伏瑟瑟发抖，如此对比鲜明的场面给了朱瞻基极大的快感，彻底掌握大局的快感。他从此对于谦更加高看一眼。

　　平叛之后论功行赏，于谦获得的赏赐与大臣同等，但这只是小事。此后不久，他便奉命巡按江西。虽然品级未曾提高，但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即所谓钦差大臣。无论藩王大臣还是州县官员，政事得失、军民利病，都在他的监察之列。大事上奏请旨，小事立即裁决，自由裁量权比在天子脚下广阔得多。于谦深知干系重大，因而接到诏命便迅速沿运河南下，到南京后再沿江西流，很快便抵达池州府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东流镇）。驿船停泊后，他下去歇脚，见江边有一处景致，名曰菊江亭。原来此地西晋时属于豫章郡彭泽县，正是陶渊明曾经的辖区。他经常来此种植菊花，宋代随即建立此亭，以为纪念。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清廉自不必提。于谦吟哦陶诗，内心满怀景仰。回到驿馆后，依旧感觉遍地都是菊花带着苦味的淡香，尽管时令根本不对。他心绪难平，随即展纸泼墨，写下这首《题菊江亭》：

　　杖履逍遥五柳旁，一辞独擅晋文章。

　　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

　　在五柳先生菊花精神的晕染之下，巡按江西、手握可以寻租的权力的于谦，刚正严谨，经受住了考验。这个考验的结果，大白于宣德三年（1428）：他的清廉得到公认，甚至能折服当时的“包公”顾佐。

　　四

　　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发起了针对司法界的廉政风暴。因腐败现象越发突出，连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刘观都成了腐败分子。明宣宗忍无可忍，改派顾佐担任右都御史，将包括刘观在内的一批御史拿下。顾佐为人刚正不阿，极有个性，号称顾独坐：若非因公，平常座位都离大家远远的，以示与人保持距离，以免私谊影响决断。就是这么个人，谁都看不上，偏偏看重于谦。

　　直接领导赏识，皇帝也认可，不升官都难。宣德五年（1430），英法百年战争还在继续，圣女贞德被俘;扑克牌在德国诞生，西藏僧人在雅鲁藏布江上建成第一座铁索桥，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于谦忽然超升为正三品的兵部右侍郎：朝廷决定派员以各部侍郎的身份巡抚各地，于谦入选。当时一共派出六位巡抚，以各部郎官为主，于谦是特例。从永乐十九年（1421）入仕算起，不过九年时间，便从七品升到三品，绝对是飞升。照理，巡抚人选由吏部与户部或者兵部共推，然后奏请裁决，但明宣宗直接给吏部下条子，于谦随即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河南山西。

　　巡抚听起来是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其实是要总督税粮，而且还是临时办事性质，没有任期，也不带眷属。于谦安排停当，随即从京师出发，折向西南，进入莽莽苍苍的太行山。山势高峻陡峭，悬崖壁立，景致也颇为奇特。有这样冷暖色调并存的《野景》：

　　千山万山白云起，三片五片红叶飞。

　　野寺萧条门半掩，夕阳满地一僧归。

　　白云红叶，夕阳野寺，闭眼默念诗句，便觉形象逼人。更何况还有这样充满生机与野趣的《村舍桃花》：

　　野水萦纡石径斜，荜门蓬户两三家。

　　短墙不解遮春意，露出绯桃半树花。

　　小溪石径，矮墙桃花。骑行于崎岖的山路，马背颠簸之中，于谦被这些或雄奇热烈或荒凉寂静的景致所打动、所温暖，不觉心潮澎湃。那年他正好三十二岁。在杭州府长大的学子，不可能不景仰岳飞。三十而立。岳飞首次建节、受封为节度使时，不也正好三十二岁么？有念及此，他内心隐约有了点儿救时济世宰相的底气，对自己也有了更高的期许。然而御史指点江山，可以摇唇鼓舌;巡抚巡行两省，须有实在手段。扪心自问，自己有吗？

　　有！除了有对付奸邪的刀子嘴，更有面对苍生的豆腐心。于谦内心自答。到达属地，他便深入巡查，发现弊端立即纠正，碰到灾害赶紧上报，绝不搞报喜不报忧，甚至妄称祥瑞以讨好皇帝那一套。具体而言，他巡抚两省前后十八年，有四项惠政。

　　第一件，扶病济贫。每年三月，青黄不接，百姓最为难过。于谦安排两省州县上报确定辖区之内的下等民户，对他们三月放粮，秋后偿还。年老有病贫困、实在无力偿还的，一笔勾销。要办成这事，州县粮仓得有足够的底子。州县官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要先盘查库存，不够的话不准离任，杜绝前任政绩满脸、后任债务一腚的弊端。他想得还格外细致，連救济粮的顺序都有考虑：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因为断粮之初，农活较轻，重要的是续命，粗粮可以承担;清明芒种以后，农活儿越来越重，吃不好没劲干。

　　第二件，加强河防。黄河河南段经常决口，于谦命令根据地形构筑堤坝。这事儿涉及面广，必须最大程度地动员地方，因而每个乡里都要设亭长，由亭长督带施工。

　　第三件，种树挖井。晋豫两省很多地方缺水，挖井才能解决根本。他还命令百姓在道路两旁种树，既护路，给路人提供荫凉，客观上也改善了生态环境。

　　第四件，强化边防。当时山西就是边防前线。九边重镇中山西就有两个：偏头关镇（又称山西镇或者三关镇）和大同镇。前者在内长城，后者在外长城，孤悬塞外，道路遥远，按察官员经常走不到，容易形成监察死角。怎么办？于谦奏请单独派御史巡查。同时调查沿边将领擅自开垦的私田，将之收回国有。这样一来，戍卒的生活也能有所改善。

　　四项措施，惠及长远，但也立竿见影。《明史·于谦传》记载，因为他“恩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是这么回事吗？肯定不是。盗匪减少的真正原因，不是摄于于谦的声威，而是因为生计改善，没必要铤而走险。

　　然而这些真实的政绩，并没有让我更喜欢于谦。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依旧崇高巍峨，但只是可敬，并不可亲。甚至因为极度景仰，有些敬而远之：你如此高标绝世，晚生愚钝，反正如何学也学不到，不如一拍两散。

　　历史漫长而史书有限，很多人被浓缩简练为忠臣烈士。但我不只想看到忠臣烈士的刚硬，更想看到他作为业余诗人的柔软乃至缺憾。只有这样他才更像一个人，活生生的人。

　　五

　　初读于谦，有两个细节令我如鲠在喉。其一是北京保卫战之后，可谓受其知遇之恩的石亨为了投桃报李，推荐其子于冕为官，但于谦不仅没有顺水推舟地笑纳，反倒指责石亨行为不端，巴结上司。拒绝石亨的隐性贿赂可以理解，但方式一定要那么极端吗，非得当众让人下不来台？

　　其二发生于巡抚两省期间。某年黄河决堤，其妻董氏忽然寄来家书，自陈病势沉重，希望丈夫回来看看。妻子患有“气疾”，估计是哮喘之类的毛病，这不新鲜，但她此前从未提出过类似要求，故而这封家书多少有点儿遗书之意。于谦回去没有呢？没有。他回信告诉妻子，等局势稳定立即赶回去探望，而最终的结果大家都能想象。

　　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于谦，真爱他的妻子吗？巡抚豫晋十八年，从朝廷的角度看当然是勤政典范，但从个人感受出发，是不是追求功名过于极端？毕竟不包含利禄的功名也是功名。从固有的忠臣烈士的印象出发，我相信于谦不爱他的妻子甚至家人。未必是铁石心肠地真心不爱，而是在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惯性下，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和家人一同做了历史的成本，报国的成本。所以我想，这个业余诗人，一定没有给妻子写过诗。他帅气又是高官，将妻子抛之脑后，依旧可以夜夜笙歌。这类例子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果然，在妻子董氏去世之前，于谦诗集中没有直接向她表达思念的作品，只有隐约的存在。在他笔下，家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暮春时节下了雨。雨滴在心上，软化了壮志，于谦的内心也不觉阵阵柔软：

　　暖风吹雨浥轻尘，满地飞花断送春。

　　莫上高楼凝望眼，天涯芳草正愁人。

　　 ——《暮春遇雨》

　　花落春将尽，天涯芳草令人愁绪顿生，于谦的心思也不由得飞向了远方。这个硬汉竟然也会思念。至于对象，此处虽未明指为家人，但彼处的指向则清清楚楚，就是乡国：

　　莫把层楼倚，楼高接远天。

　　东风乡国路，直在白云边。

　　 ——《春日客怀其二》

　　十八年两地分居，每年只能在回京议事时见一次面，外加三年一次的朝觐，于谦对牛郎织女自然会有更深的感触。因而他的《七夕》也是與众不同：

　　鹊桥千丈跨银河，夜静风恬水不波。

　　牛女相逢又相失，欢情不似别情多。

　　这样每年一聚、乍见又别，离别苦甚于相见欢。没有切身体会，怎么写得出来？

　　于谦和妻子育有一子一女。除了儿子于冕，便是女儿璚英（另有养子叫于康）。于谦对他们也充满着慈父情怀：

　　远别离，何时归，出门子女争牵衣。

　　借问此行向何处，底事欲留留不住。

　　父子恩情深更深，可怜不得恒相聚……

　　 ——《远别离》

　　这样的于谦，难道不是更可亲么？通读其诗作，他不觉让我想起高仓健。那些隐蔽很深的情感，在妻子去世之后终于爆发，比方这首《悼内》：

　　尘寰冥路两茫茫，何处青山认故乡。

　　破镜已分鸾凤影，遗衣空带麝兰香。

　　梦回孤馆肠千结，愁对残灯泪万行。

　　抱痛苦嫌胸次窄，也应无处著凄凉。

　　深夜独坐孤馆，想象着妻子遗留的衣物还带着麝兰香的气息，不觉泪如雨下、心如刀绞。不恨别的，只恨自己心胸狭窄，容纳不下那么多的痛苦。

　　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真切的情感。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绝妙的诗句墨迹未干，元稹已结新欢，但于谦终身没有再娶，甚至也没有纳妾。无意批判元稹，续娶是他的权利也符合人性。但是，我可以因此而喜欢于谦，亲近于谦。这个形象，不再是简单的、令人敬而远之的道德楷模。

　　六

　　巡抚于谦吩咐仆人在盆池中养鱼、瓦缶中种谷，然后入诗，表明此举的目的是“以观生意”。但细品诗意，我最直接的联想还是农时，他无比关切的农时。正如诗中所言：“放鱼入海化为龙，移谷在地收万钟。龙飞九天雨万国，谷布下土苏群农。”

　　心怀苍生的诗人，眼里才会有“年年苦旱蝗”的《荒村》。荒凉败落的村庄里，“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老翁出去当佣人，卖苦力还债，小孩儿不得不卖掉，否则凑不足皇粮。可尽管如此，牧民官依旧不肯上报灾荒，为之减税。这种情形，怎会不催生流民？

　　山西降雨量低，经常缺水。于谦心忧如焚地《望雨》，希望“挽将天上银河水，散作甘霖润九州”; 望雨不来，只能斋戒吃素，“苜蓿盘中意味长，经旬不近酒杯香”，然后四更天到城隍庙祭祀诸神，或到晋祠祈雨;大雨落下，便有了兴奋的《喜雨行》。喜悦之余，他自谦“嗟予菲才忝巡抚，惭无德泽被苍生”“但愿风调雨顺民安业，我亦走马看花归帝京”;天降瑞雪，他一连写下三首《喜雪》，庆幸“岁事丰穰应有兆，九重喜色动天颜”;雪润麦熟，他也不忘提醒各地官员，“去年夏旱秋又水，谷麦无收民受馁。今年种麦十二三，纵有收成无积累”。除了交租，百姓男婚女嫁、人情往来、日常生活，都指着这点收成，不要盘剥他们，要“爱养苍生如赤子”，这样“庶令禄位保始终，更有清名播青史”。希望两省官员不要把这当耳边风，“琴堂公暇垂帘坐”的时候，“请诵老夫收麦诗”。听听，想想，做做。

　　苦口婆心的语气，丝毫没有刚硬的感觉，与印象中的于谦完全不同。他真心实意地《悯农》，明白“无雨农怨咨，有雨农辛苦”“可怜小女年十馀，赤脚蓬头衣蓝缕。提筐朝出暮始归，青菜挑来半沾土”。十几岁的小女孩儿，衣衫褴褛，早出晚归，给农忙的父母做饭。生存艰难，饭后相视，双双落泪。于谦感慨“有口难论辛苦多，嗟尔县官当抚摩”，希望县官能真心体谅他们的苦楚。

　　自然，丰收的景象，是他最乐于见到的：

　　暮云收尽雨初晴，马首关山路几程。

　　落日旌旗迎使节，西风鼓角动边城。

　　溪流清见行人影，霜信寒催过雁声。

　　最喜田家生事足，村村笑语乐秋成。

　　 ——《秋晚行山西道中》

　　尽管有落日旌旗、西风鼓角和霜信雁声这样寥落的字眼，但全诗的气氛却是热烈的。因为庄稼丰收，村村笑语，父母官与民同心，感同身受。

　　两省巡抚并无独立的衙门，只能与布政使合署办公。当然，于谦坐办公室的机会并不多，诗句给人的印象是他简直每天都在路上。并非从来不坐衙视事，主要因为交通条件限制，路途显得格外漫长。他不断穿行于太行山间、黄河岸边，晓行夜宿是家常便饭：

　　鸣驺拥道出边城，月澹星疏骑火明。

　　驿路经行三十里，漏声犹自报残更。

　　 ——《晓发太原》

　　天不亮从太原出发，月淡星稀，队伍的灯火显得更加明亮。他们沿着驿路骑行三十里后，夜漏报时还是五更天。虽然贵为巡抚，但有时想顺道登楼看看风景都来不及。美景近在咫尺却无法欣赏，他怅恨难消，也只能写下《欲登楼未果先赋一律以见意》：“欲上层霄豁远眸”的巡抚竟“中州不尽登临兴”，可以想见他是何等的勤政，又是何等的自律。按照道理，工作安排考虑到各地节令并不为过，但他却不，大暑天从太原南下开封，谁都知道那时节越往南越热。对他来说，“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都是常事。

　　对于国人而言，历史有种难以言说的魅力，有抱负的读书人尤甚。晋豫两省恰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有无数的古迹可以凭吊。大宋故都的汴城八景，留下光武帝创业传说的扳倒井（今河南项城市）与招抚岗（今河南方城县），豫晋咽喉、太行八陉之一的天井关，曹操起家的许昌，无不触动于谦的诗思。这些感慨，可用《过荥阳》一言而蔽之：

　　鸿沟迢递接荥阳，芳草弥漫古战场。

　　说尽兴亡无限事，数声啼鸟在垂杨。

　　但岳飞这个宏大的题目是无法略过的。必须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岳忠武王祠》

　　正所谓一语成谶。“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不就是作者平生功业的预言和写照吗？

　　七

　　诗酒风流，古往今来都是文人的标配。读李白的文集，酒香或许不亚于诗香。但于謙诗中的酒局很少。偶尔的醉酒，甚至都像道德砥砺：

　　床头有酒且须斟，囊里无钱不用寻。

　　钱多自古坏名节，酒量何妨江海深。

　　醉时歌，歌有节。

　　酒阑客散我还醒，却上高楼对明月。

　　 ——《醉时歌》

　　醉后作歌，还不忘一语双关地说“歌有节”。告诫酒友不妨饮酒，但不要贪财。他自己呢，酒阑客散之后独上高楼，接受明月纯洁的淘洗。

　　孤身在外，又没有灯红酒绿、依红偎翠，公务之余的巡抚大人，如何安放一腔热血的基础——无穷的精力？很简单，读书。他感觉书像故人一样可亲：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观书》

　　读与写是诗人的左手与右手。除了读书，便是作诗。《秋夜》《秋风》《秋光》《秋波》《秋峰》《秋林》《秋花》《秋声》《秋鸿》《秋月》，仅从题目，便可以想象这些作品的质地。诗人以塞外穷秋为对象，渲染“枝垂硕果霜初露”的清寂、“白蘋红蓼倩精神”的热烈，体现“冷艳不同桃李笑”的品位、“生平不为稻粱谋”的高标，抒发“莼菜鲈鱼忆故乡”的情怀。这些诗句固然清新，但却带着清苦的底色。

　　太原邻近边塞，冬日苦寒。于谦床头搁着一壶酒，因为没有朋友到访，也就一直没动;等他想起，已经没法动，因为上了冻。他苦中作乐，写了一首《酒冻戏题》，自我解嘲。巡抚豫晋之初，这些苦寒他自然不会当回事儿，语气颇为乐观：

　　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

　　 ——《除夜太原寒甚》

　　除夕之夜，一人独在太原，孤寂冷清可想而知。但他提醒自己，寒冷孤单不必在意，春天很快就要到来，春风已经吹到房屋的东头。这所谓的“东头”当然不是实指，而是家与国的借代。

　　独自在外做官，所有的节日当然都不会有家人陪伴。这甚至会让他忘记节日，直到爆竹响起，才恍然惊觉：

　　客中况味似枯禅，岁月无情任转迁。

　　不是五更闻爆竹，那知今日是新年。

　　 ——《元日寓太原分司独坐感怀》

　　正月初一，原本应当热热闹闹。给父母请安，接受孩子的拜年。高堂笑颜，幼子承欢，那种人间平淡的和美，竟如此奢侈。于谦内心充满遗憾，但未明说，仅用“枯禅”“无情”和“独坐”三个词，隐约托付。

　　为了江山社稷而抛家别业，于谦一度坚定无比。即便旅途寥落，他写在驿壁上的诗句无人应对，自己独唱独和，依旧充满“煌煌使节下并州”的自信，期待凭借自己的努力，“北连河朔风尘静”。然而时间不断地冲刷，必然会消磨英雄壮志。他对家人的思念眷恋日渐浓烈。登上太行山峰，极目远望，自然而然地想起双亲：

　　马足车尘不暂闲，一年两度太行山。

　　庭闱缥缈孤云下，游子思亲几日还。

　　 ——《登太行思亲》

　　天冷的时候，人本能地会寻找温暖。而最温暖的，毫无疑问是这个字眼，家：

　　碧纱窗外北风多，镇日轻寒可奈何。

　　岁月无情人自老，江山如故客重过。

　　桃花深院飘红雨，杜若芳洲泛绿波。

　　谩说故园春景好，不堪归计又蹉跎。

　　 ——《春寒忆家》

　　漠漠轻寒，桃花已谢，年华流逝，诗人思归。这种思绪在《立春日感怀》中表现得更加强烈直白。这边是“关河底事空留客，岁月无情不贷人”的感慨，那边是“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的壮怀与矛盾。

　　这样的诗句，足以让作者从史书上勤政典范的标本，瞬间复活为血肉丰满的诗人。

　　八

　　于谦从不掩饰回到朝堂的渴望。正统三年（1438），天空终于闪过一线机会，推动者是他曾经的同僚魏源。

　　于谦与魏源都是宣德五年（1430）去的河南，他任两省巡抚，任务是总督税粮;魏源则担任左布政使，任务是赈济灾民。魏源长于谦十六岁，中进士早十五年，算是官场前辈，而今论体制却是下级，尽管大家都是三品官。这种情况，一般而言难免别扭，尤其在还需要合署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时候;然而于谦的人品与能力折服了魏源。他决心帮于谦一把。

　　正统三年（1438），早已回到朝堂的魏源以刑部尚书的身份整饬大同、宣化诸边。抵达边地后，他调整将领、充实部队、增修亭障，有不少大动作。而他的动作越大，说明先前的漏洞越多。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却在主席台。他觉得宣大军务废弛，宣大巡抚、右佥都御史卢睿有责任，但又到不了问罪的程度，因而奏请朝廷将他召回，将于谦调来担任副都御史，镇守宣化大同，参赞机务、整顿军马。

　　比起山西河南，宣化大同离北京近得多。可以肯定，魏源此举虽有私谊，但更多的是公心。于谦本来就是兵部侍郎，对军事素有见解，正统元年（1436）便察觉京营各部战斗力堪忧，建议朝廷将部队分为三拨，轮流整训，以便对付瓦剌。而且到那时为止，他已在外十一年。可尽管如此，此事依旧未能获准，魏源还因此遭到弹劾，说他临边擅自易置大臣。

　　可以肯定，这次不成功的推荐对于谦而言是个巨大的刺激。他就是那种越挫越强的性格。他并非仅仅要回家，更是要到天子跟前，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进入翰林院：

　　亲朋且莫唱离歌，垂老其如远别何。

　　白发渐从愁里长，青春半向客中过。

　　山寒日落人烟少，月冷江空雁阵多。

　　今夜客窗孤枕上，可能无梦到銮坡。

　　 ——《离京》

　　何谓銮坡？翰林院的借代。唐德宗率先将翰林学士制度化，并将学士院挪到金銮殿旁边的金銮坡，使翰林学士有了内相的雅称，号称天子私人。于谦写作此诗时，尚未明确形成非一二甲不入翰林的惯例，因而他直接表达了想进入翰林院的意愿。他就是这样不假遮掩，不讳直言。

　　可惜的是，这番迫切等来的不是如愿，而是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和降职。这是三年之后的正统六年（1441）的事情。当年正月，于谦在衙署内看到邸报，三年前他未能成功取代的卢睿，奉命与王翱一起离开朝堂，分别代替金濂和陈镒镇守宁夏与陕西。邸报上说得明明白白，“岁一更代”，即任期一年，到期更换;看到这里，急于回京的他不觉双目圆睁。因为文臣镇守与巡抚虽然名目不同，但性质一样，通称“镇巡官”。陈镒与金濂中进士的时间虽然都要早几年，但出任镇巡官的资历却要短得多。陈镒宣德十年（1435）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镇守陕西，金濂更晚，正统三年（1438）才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参赞宁夏军务。而今他们都可以一年还朝，已经镇巡十一年的于谦怎能不火急火燎？

　　于谦立即上疏推荐两个替代人选，请求回京。但这封奏疏刚到朝廷，具体负责文件上呈下达的通政司长官、右通政李锡便上疏弹劾他“方命不忠”。“方”即“妨”，说于谦违反命令，这显然有点上纲上线，因而朝廷起初并未理会。只是消息传开后，六科十三道御史紛纷上奏弹劾。众怒难犯，朝廷只得将于谦记过。

　　于谦万万没有想到，他等到的不是回京喜讯，而是记过处分。他实在无法理解那帮人的逻辑。镇巡官既然没有明确的任期，那他何时请求回京都不违反法条，更何况他已经在外十多年。冲动之下，他又做了一件只有诗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赶回朝堂，当面辩理。时间是当年三月。

　　除了奉诏，外官入京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朝觐，以辰、戌、丑、未年为朝觐之期，限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二是运粮总兵官和各省镇巡官的入京议事，定在每年八月。当年是辛酉年，三月也不是巡抚入京议事的时间，于谦此举显然出格。朝堂讲究的是典章制度，并非诗词格律;于谦立即陷入风暴眼，六科十三道御史群起而攻，说他擅自回朝。

　　于谦随即被投入大牢。经过审理，他的进士同年、大理寺卿王文（初名王强）给出的审判结果是判处徒刑，罚金赎罪后官复原职。彼此虽有同年之谊，但王文此举并未枉法。按照《大明律》，官员擅离职守不过“笞四十”，打四十竹板，罚金了事。然而御史们还是不干，又弹劾右都御史陈智以及王文枉法。朝廷虽然没有追究陈智和王文，但于谦也无法结案。

　　于谦虽有小过，但官声向来不错。人才难得，很多人还是愿意帮他一把。当年五月，天已盛夏，右都御史陈智上奏说天气太热，监狱里犯人太多，要加紧审理结案才符合人道。奏章中列有于谦的名字。于是朝廷决定，将于谦降为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又过了三个月，户部尚书刘中敷上奏说山西连年旱灾，局面不稳，需要大臣前去安抚。于谦随即接到朝命，以大理寺左少卿的身份，继续巡抚晋豫。

　　九

　　于谦这三个月的牢狱之灾，《明史·于谦传》归因于太监王振捣鬼。说是于谦从不阿附王振，碰巧又有个御史姓名跟于谦类似，得罪过王振，王振混为一人，便嗾使党羽弹劾，罪名是他因为久不升迁而心怀怨望，擅自举荐两个官员代替自己。后来王振发现是个误会，晋豫两省的官民又联名上书，周王晋王也为之辩白，于谦这才重获自由。

　　于谦会阿附王振，给他送礼吗？当然不会。他有他的讲究：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入京》

　　两袖清风这个词，元代的魏初、明初的陈基都曾经用过。古人的袖子很长，里面缝着一个口袋，可以放书信、扇子和银两，武侠小说里还有袖箭。所谓袖里乾坤。如果啥都没有，那只能是两袖清风。不过魏初与陈基的两袖清风只是生活清苦的客观陈述，于谦第一个将它与官员操守联系起来，从此赋予它崭新的意义，从那时直到现在。所以说，于谦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北京保卫战，那是他的历史贡献，两袖清风则是他的文化贡献。他的作品如果只留下一首诗，那也应该是这首《入京》，而不是版权有瑕疵的《石灰吟》。

　　但这事儿还是不能指责王振。最先归咎于王振的应该是于谦的儿子于冕，他在《先肃愍公形状》中直接指认王振，《明史》本传不过是原样抄录。然而于冕的说法看似言之凿凿，但时间却对不上：他记在正统十一年（1446），其实发生于正统六年（1441），具体时间和详细经过《明英宗实录》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所周知，实录根据起居注而来，而起居注是史官每天都要记载的，系年可靠性毋庸置疑。

　　正统六年（1441），贤明的太皇太后张氏尚在，老资格的杨溥也还是首辅。王振虽然在迅猛爬升，但尚有忌惮。他真正肆意妄为、操弄权柄，还要等到太皇太后病故以后。当然严格说来，这事儿也不能说跟王振毫无关系。否则就这种“笞四十”的小过，于谦不至于被判徒刑还不能结案。内在根由是王振为了立威，诱导明英宗重典御下，理由是防止臣下欺诈。而年幼的英宗面对年龄都比自己大一两倍的前朝老臣，的确需要树立自信。因而那段时间常有大臣因为小事儿被下狱。其中在为于谦复出而努力的户部尚书刘中敷，自己就被多次论罪，两次论斩，包括同年冬天，他被枷在长安门外十六天。

　　于谦的擅自还朝可谓政治瑕疵，但却符合他的性格，更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此举，我对他平添无数好感。尤其可以冰释前文中的一个情结：他的夫人董氏去世在此后的第四年即正统十年（1445）。考虑到这个波折，谁还能责怪他当时不回家探望？更何况皇权时代的法纪多有不合理之处，完全遵行原本也算不得什么美德。而即便从朝廷的角度考虑，处处循规蹈矩，也很难做出真正惠及苍生的政绩。擅自回朝的于谦和保卫北京的于谦是实实在在的同一个人，并无人格分裂。

　　十

　　作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功，说于谦是以一己之力而保全江山社稷，并不过分。然而此事光耀史册、尽人皆知，更关键的是，在此期间他完全是古典的儒者（古典的儒者并非书呆子，而是既通诗书又懂实务。说大一点儿，就是出将入相。于谦和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都是代表），并无诗人气象，因而我没有详细叙述的兴趣。那没有意义，也有损文德。简略而言，就是明英宗在王振的撺掇下，草率地亲征瓦剌，结果被包围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自己被俘。留在京师的兵部侍郎于谦当仁不让、力排众议、决意抗战。他们拥戴留守京师的郕王朱祁钰为明代宗，最终将瓦剌挫败。面对定论的史实，浅薄的后来者或许会有事后诸葛般的轻视，但当时于谦面对的可不是结局已定的剧本，一切都充满着危险的未知。因明军主力被歼，京师空虚，皇帝已成人质。调兵筹粮，排兵布阵，困难重重。而且在此期间，他并不是在兵部衙门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一直驻扎在城外的大营之中，现场指挥。面对九门紧闭的都城，他跟将士们一样，都得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明英宗为何如此鲁莽地亲征？的确有王振撺掇的诱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他迫切希望做出点儿成绩。他幼年即位，一直活在奶奶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辅臣的阴影之下。好不容易亲政，怎能毫无作为？普通人都要刷刷存在感，何况从小便被吹捧为天之骄子握有四海、自动英明神武的皇帝？

　　论功行赏，于谦被升为从一品的太子少保，仍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正月，在初春的荒寒之中，兵部衙门里的于谦不断咳嗽。虽已赶走瓦剌，但危机并未彻底消除，关键点当然还是军事。想来想去，他请旨令宿将杨洪和石亨等人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最终杨洪提出四条建议无甚新意，唯独石亨有个点子跟他不谋而合：石亨认为三大营官军二十多万，只分东西两个教场操练，“人马众多，布阵狭窄，难于教演”。建议在东直门、西直门和阜成门外重新建立教场，各选“游兵一万哨、马一万、敢勇一万”训练。

　　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本为明军精锐，而今则都是残兵败将，不堪大用。于谦的目光远比石亨深远，决心旧瓶新酒，另起炉灶，推行“团营法”：从三大营中挑选精锐士兵，名曰“选锋”，分营团操。因分营团操而命名的团营，听起来像是个叠床架屋的新招牌，但其实编制结构和指挥体系都是新的。团营制中的各营，实行兵种混编，各营可能同时编有马、步、车和火器，甚至车营都配备火器。这就有点今天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的意思;至于指挥体系，卫所制中的最小编制结构是小旗十人、总旗五十人，团营制中最小的作战单元则是相当于总旗的队，每队五十人。

　　团操即加强训练可以想见，但为什么要强调分营？这其中有个今人难以想象的弊端：京营数十万大军，即便南京时代，也都是集中训练，只分东西两个教场，一大一小。主帅的大营居中，五军分列左右，外面是三千营的骑兵，再外面是神机营的火器，最后是步兵长围，动不动就是一二十里。之所以如此，是担心三大营分别操练，战法不能相通，临敌难以协调。听起来言之凿凿，十几万大军如此集中，的确也更有沙场秋点兵的恢弘气势，但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实在无法保证准确观察基础上的精准指挥。团营制强调的是更加有效的协同，兵力精简，阵法也是战役级别的合成演练。用今天的话说，团营制着重强调师旅级的战术，到了戚继光时代则更加细化，强调班排一级的战术素养养成，出现了步兵班的配置雏形。

　　于谦通盘考虑成熟，随即画好图样，请准施行。次年四月，先行组建三营，共六万人;十二月增加到五营十万人;又过了一年，达到十营十五万精兵的规模。他干得热火朝天，石亨则气得鼻子冒烟。为什么？他觉得权益受到了侵犯：这是武将的一亩三分地，文臣不该过多干涉。

　　团营的管控体制跟先前的京营一样：文臣、内臣和武将各有一人。但先前的文臣总督或者提督时，一切都有惯例可循，没必要管得太细，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精力。但于谦不行。团营制是新生事物，他不能恐怕也不敢放手。说大一点关系到江山社稷，说小一点至少关系自己的声誉名望。而他盯得越紧，石亨就越发不满。

　　石亨作战是一把好手，贪污也是一把好手。两个共事的同僚如果都很有能力与主见，便很容易产生工作矛盾;如果一个贪一个廉，工作矛盾则会自然而然地升级为个人仇恨。这就是石亨当年对于谦的真实感受。尽管明朝抑武右文，从一品的总兵官见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也要行跪拜大礼，但石亨只是不服。毕竟他也曾在北京城下亲冒矢石。他一度上疏辞官以示抗议，但未被允许。

　　十一

　　一旦急务完成，日常工作中的于谦立即不自觉地展现出诗人气质。他敢于担当、处处当仁不让，难免遭遇攻击。不时有人指责他动不动就奏请施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这种指责每多无端，而他辩驳不及，竟还这样拍着胸脯感叹：

　　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这话充满着政治不成熟，官僚说不出来，只有诗人会说。因为它会提高攻击的级别，从客观的观点之争进入主观的目的之争：你满腔热血，难道对手就是一腔冷血？观点的对手往往由此演变为行动的敌人，互不相容。

　　造成这种尖锐矛盾的不仅仅在于于谦的性格，还有朝廷的制度因素：内阁大学士无宰相之实，但有宰相之形;而对明代宗影响力极强的于谦，偏偏因为级别太高，已是一品官，不能进入内阁，否则就真的成了宰相，而这违反祖制。内阁设立之初，阁员都是五六品官，后来虽有六部尚书担任内阁学士的例子，但那是学士升为尚书，而不是尚书进入内阁。于谦的进士同年王文以二品官入阁，已经破了纪录。

　　尴尬的是，内阁虽然长期运行，但跟巡抚一样还是临时差遣，没有制度化的品级与工作流程。因杨士奇、杨荣、杨溥地位特殊，明宣宗曾立下规矩：所有奏章经通政司进呈皇帝过目后，交由三杨提出初步處理意见，所谓“票拟”，再请皇帝批示，所谓“批红”（实际多由司礼监的太监代笔）。但这个惯例仅限于三杨。后来只剩下杨溥时，经过礼部的专门奏请，在内阁多年的陈循才得以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于谦当然不会全听内阁的摆布。类似的矛盾，其实直到张居正变法时依旧没有解决。尽管当时已经明确内阁地位高于六部，且有了“内阁首辅”的正式名义，首辅张居正却依旧屡遭攻击。

　　于谦的性格当然不怕攻击。所有的指责他都可以毫不客气地怼回去。但时间一久，难免影响心情。景泰三年（1452）新年，五十五岁的他写下了这首《新年客怀》：

　　客底光阴似水流，又看五十五春秋。

　　深惭一品三孤秩，敢望千金万户侯。

　　辇路尘清残雪在，御炉香煖瑞烟浮。

　　老来况味俱萧索，只有归心不自由。

　　诗中已有退意，希望重归田园。老年人睡眠少，更兼为国事操心，难免失眠。有天半夜在庭院散步，本想平息情绪，结果越散步越精神，越清醒，越有感触，只能提笔赋诗，感慨“盛世妨贤成底事”，表示“湖山有约在渔樵”。

　　这首诗不甚好，但让我想起岳飞的《小重山》;将军诗人岳飞感慨“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尚书诗人于谦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有痰疾的老毛病，就是咳嗽，干脆告病请辞。明代宗不准石亨辞职，当然更要慰留于谦。他下令再派一人到兵部以尚书的名义帮助于谦工作。这样兵部一度有两位实任尚书，跟吏部一样。不仅如此，明代宗还亲自伐竹取沥，送给于谦治病。

　　十二

　　最后一次展现于谦诗人气质的依旧是一句话。这句话最终导致了他生命的灭失。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晚上，京师的月亮一派惨白，如地上的雪一般阴冷。兵部值房内，忙了一天的于谦正准备躺下休息，儿子于冕突然神色慌张地跑进来，匆匆告变：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即当初主张南迁避敌而被于谦斥为可斩的徐珵）派兵拥戴南宫的上皇即英宗复位，今晚行动，请父亲早做准备。

　　于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父亲的反应竟然如此镇定。于谦想都没想，便挥挥手道：

　　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你小孩子哪里懂得国家大事。一切自有天命。回家去吧。

　　等儿子离去，于谦旋即平静地躺下，简直有魏晋风度的意思。除却诗人，谁能如此？

　　于谦是真正的平静。因他此前已有耳闻。明代宗病势沉重，无法视朝，这不是秘密。冬至那天，他理当到天坛祭天，但病体不便行礼，便将石亨召到斋宫的病榻之前，殷殷嘱托，让他代为行礼。于谦很清楚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这些年来，皇帝对自己虽然倚重，但并非没有提防。自己和石亨实际上是皇帝手中互相制衡的砝码。像代行祭天这事儿，不派自己他没意见，但派石亨他确实有些感触。就情理而论，六朝元老胡濙最为合适。他也是三孤（太师太傅太保合称），品级不比石亨低，资历远比石亨老，又是礼部尚书，肯定更加合适。但是，皇帝偏偏选了石亨。这个姿态的弦外之音，于谦岂能不懂。

　　其实今天朝臣们已经争论了整整一天。你一言我一语，唇焦舌燥，焦点便是劝皇帝立储。英宗之子朱见深本是皇太后指定的太子，明代宗将之废除后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而朱见济三年前已经病死。而今皇帝病重，立储自是当务之急。两天之前，大学士陈循等人已经奏请复立朱见深，但未被准许。今天王直和胡濙两位元老再度召集群臣，决心继续奏请。

　　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可谓顺理成章。多数人都同意，包括于谦。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以于谦的同年、大学士王文为代表。最终决定，请大学士商辂撰写奏疏，同意者联署。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只出过两位连中三元的奇才，商辂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人，自然文采飞扬，奏疏可以入情入理地打动君王。商辂精心写好，众人联署。这不是简单地签名，还得写上职务与兼职，格外漫长。故而完成之后已是下午三点光景，来不及上奏，决定来日办理。于谦本想养精蓄锐，明天随同群臣进谏，谁知石亨等人竟然等不及，连夜就要动手。

　　这也好理解。对于投机者而言，迎太子复位与拥上皇复辟，功劳分量大有不同。

　　文牒兵符就在手边，但于谦根本没有动过调兵阻止的念头。上皇复位可以说顺理成章，这是天下大事，也是帝王家事，臣子怎能干涉？而发动此事的主角儿，个个都视自己为仇人，他心里很清楚，等他们得了势，不会有自己的好处，但他以诗人的善良，天真地认为总不至于死，最多不过是削职为民，他正好借机回乡，重温田园之乐。

　　又或者，他是儒者的气节，虽千万人吾往矣。

　　于谦安静地在兵部度过此夜。天亮之后，已经虚岁六十的他整整衣冠，按照惯常的节奏，不紧不慢地上朝。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那将是他经历过的人世间最后一个月圆之夜。土木之变发生于十五日，南宫复辟发生于十六日。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话对英宗成立，对诗人于谦，却不。

　　复辟完成，除了元老胡濙、王直，以及为人谨慎号称“板张”的户部尚书张凤，其余尚书与阁臣全被逮捕。他们是少保于谦、王文，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和江渊。主要目标是于谦和同年王文。罪名是言论不轨，谋立外藩。召亲王需内府出具金牌信符，派人出京得有兵部开出的马牌，以便使用驿站。虽然找不到这些证据，但也难不住徐有贞。他说：“虽无显迹，意有之”：虽无有明确动向，但他们有这个意思。于是有司在罪名之前，加了个“意欲”字样。这实在是秦桧“莫须有”的升级版。王文也是当过都御史的人，懂得法条，因而高声辩驳。于谦明白这是徒劳，便笑着劝同年道：这都是石亨他们的意思，说得再多又有何用？有事没事，他们反正是要我们死。

　　阁臣尚书虽然多被论罪，但只有于谦和王文被处死。对王文之死，当时的舆论并不同情。因他为人刻薄，貌似刚严，其实交通宦官，而且在迎接英宗从草原回朝和改立太子的问题上，都态度暧昧。至于于谦，有个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悲哀情势。石亨等人拥戴英宗在奉天殿仓促登基时，明代宗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上朝。听到前面上朝的钟鼓声，他竟怀疑是于謙异动，本能地问道：是于谦吗？

　　以于谦的秉性风格，很难不给人专权的印象。明代宗都这么看，当时的舆论可以想见。这固然是于谦的悲哀，又何尝不是明代宗的悲哀。它遵循的不仅不是诗歌逻辑，更不是制度逻辑，而是延续数千年至今的隐形文化逻辑。

　　十三

　　回到最初的话题：《石灰吟》是于谦的作品吗？恐怕不是。

　　《石灰吟》最早的版本，见于姚广孝的《双莲忠禅师传》。里面记载元末明初的信忠禅师，曾经以石灰为题，吟出这个偈语：

　　工夫打就出深山， 烈火曾经焕一番。

　　粉骨碎身都不问， 要留明白在人间。

　　虽然字句略有不同，但最核心的要素或曰诗眼已经形成。姚广孝是明成祖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时的核心谋士，在于谦结婚那年即永乐十六年（1418）已经病死，很显然，他没有机会剽窃或者模仿于谦。

　　既然如此，怎么会归入于谦名下呢？是不是于谦抄袭独占？也不是。于谦可不是宋之问那样为了诗句不惜牺牲外甥生命的名利之徒。况且他虽然充满职业诗人的性格，但从来不以诗人自命。实际上他是被迫抄袭的。是后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抄袭的嫌疑强加到了他的头上。始作俑者当是著名画家沈周。他的《客座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少保大司马钱塘于肃憨公谦，景泰初监修京师时，见石灰，因而口占一绝，云：“千槌万凿出深山，大火坑中炼尔颜。粉骨碎身全不顾，自留辛苦在人间。” 后公因主易储，惨致大祸，此诗预为之谶也。

　　沈周跟于谦的年代很接近。以时人记时事，自然受人信任。此后若再有人出来争抢，便会遭遇痛击。这个争抢者，是侯甸的《西樵野记》。他在书中说，为国捐躯的“李都宪”曾经写有这首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焰光中走一番。

　　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都宪即左右都御史，明代中期以后总督巡抚常带的职衔，以免与巡按御史冲突。《西樵野记》内容多涉幽怪，《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列为“小说家类”，应当不可靠。可尽管如此，文坛领袖王世贞依旧在《彝山堂别集史乘考误》中专门辩驳，指出之前没有守边的李都宪因出战而牺牲的，为国捐躯的都宪有，但不姓李，也没听说留下这样的诗句。这首诗的版权没有争议，就是于谦。

　　王世贞对于谦分外景仰，为他写过很多文章。以其嘉靖隆庆年间文坛领袖、后七子之一的身份，这个论断有了点儿一言九鼎的意思。从此以后，版权再无争议。明清两代于谦诗文集共有八种重要的版本，明代梓行的五种版本中，只有天启年间的《忠肃公集》附录《补遺·诗》中收有《石灰吟》，而附录部分尚有清人补刻的嫌疑。清代三种重要版本中，除四库本《忠肃集》外，于继先编纂于康熙年间的《于忠肃公集》、光绪年间钱塘嘉惠堂丁氏刻的《于肃憨公集》均收录有此诗，且定名为《石灰吟》。

　　这首版权、至少是原创存疑的好诗，为什么在于谦名下显得众望所归？这跟于冕将于谦入狱三月的时间推迟五年，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于冕多少有点私心或曰无奈，他实在无法在君与父之间做出抉择，只能“嫁祸”于王振;但关于此诗的版权，大家只有公谊，或者说完全出于家国情怀：古往今来，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英雄的塑像上涂抹颜色，以便让它变得更加严正肃穆，伟岸卓群。

　　但以讹传讹至今，于谦跟《石灰吟》已经彼此成就：如果作者不是于谦，没有于谦的壮烈作为映衬，此诗必然失色许多，能否流传下来都成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佛家偈语，淹没于典籍之中;而于谦没有此诗，形象多少也会约略逊色。就像一张照片，造型与结构完美，但色度不够饱满。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除了北京，杭州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外地城市。每次去，都要在西湖徜徉半日。但在此之前，多次拜谒岳飞，却从来未曾顾及于谦。因为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个英烈人物，可敬但不可亲，正如《石灰吟》的思想性高于艺术性：是一流好诗，但还算不得超一流。而今读了他的众多诗文，知道他曾经擅自还朝，方才明白，他虽然只有业余诗人的段位，却充满职业诗人的神采。他的行为本身，便是一首伟大而且感人的诗。

　　下回再去杭州，一定要去三台山看看。因为，那里埋葬着于谦的尸身，与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