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20世纪初美国女飞行家路易斯·萨顿有句名言：“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更适合驾驶飞机。”1930年代是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年代，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被唤醒的时期，但当时的女性想成为一名女飞行员还是很难，至今留下姓名的民国女飞行员也仅20多人。

　　中国首位女飞行员李霞卿

　　李霞卿出身名门，叔叔李沛基参加过辛亥革命；父亲李应生是位爱国志士，曾在上海法国租界巡捕房担任高级翻译，后任上海民新公司董事会主席。李霞卿的小名叫李旦旦，就是因为其父母当年曾用她的童车为叔叔李沛基运送过炸弹。童年时，李霞卿即随父到过欧洲，会英语、法语，自小见识开阔，思想活跃，不为一般陈旧观念束缚。李霞卿十四五岁时，其父和我国电影先驱黎民伟合作，组建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名为《玉洁冰清》，当时剧组主演均已敲定，唯缺一名少女助演。李霞卿近水楼台加上自身条件出色，成功出演此角色，一炮打响，在上海引起轰动，从此以艺名李旦旦出演各类电影，16岁时便与胡蝶、阮玲玉等民国女星一起被评为“星级七姐妹”。1929年，民新影片公司并入华联影片公司后，17岁的李霞卿遵从家人决定，离开影坛，嫁为人妇，其丈夫郑彦棻就职于国际联盟秘书处。这对年轻夫妇婚后即前往欧洲旅行游历，李霞卿在欧洲时，一次偶然机会迷上了飞行。

　　李霞卿先在英国一间私立学校读书，后入瑞士日内瓦康塔纳飞行学校学飞行，旋即又选择进入波音航空学校深造，当时欧洲部分波音飞机的飞行教练是上过战场的，李霞卿因此接受了严格系统的飞行教育。1935年11月，李霞卿入学不满一年就以全优成绩成为波音航空学校的第一位女毕业生，4个月后又获得驾驶大型运输客机的资格。此后，李霞卿回国，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飞行社。1936年3月1日，在中国飞行社开业典礼当天，李霞卿驾驶名为“新中国精神号”的橙红色单翼轻型飞机，从龙华机场起飞后绕上海飞3圈，因此举再次红遍上海。数日后，李霞卿从上海飞到湛江，又从北平飞到成都，这两次长途飞行创造了当时中国女子的纪录。在当时，她的个人创举还有许多：中国女子跳伞第一人，中国航空界在瑞士取得飞行执照第一人，第一位获得政府许可在中国各地表演飞行并获得允许飞往世界各地执照的女飞行员，第一位驾驶军用飞机表演飞行的中国女飞行员等。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李霞卿随即投身抗日救亡工作。鉴于当时前方救护工作的药品极度缺乏，李霞卿便应美国援华药物局之邀，赴美洲各国访问并募捐。1939年初，李霞卿再次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她驾驶橙红色“新中国精神号”开始了“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爱国募捐飞行，共环飞300多个城市，其事迹多次成为美洲报纸、杂志的热门新闻，李霞卿被外国记者誉称“飞行使者”“中国一位亲善特使”，一度出现席卷全美的“李霞卿热”，这使她的募捐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抗战结束后，李霞卿定居香港；1960年迁居美国，此后长期居住在旧金山。1998年，李霞卿因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6岁。

　　中国首位航空女军官郑汉英

　　1915年，郑汉英出生在广东宝安（今深圳），家世显赫。她的哥哥郑云是一名民国空军飞行员，堂嫂就是李霞卿；姑姑是中国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姑父是当时政界、外交界的红人魏道明。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位女立法会委员，曾成功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是早期资深国民党党员。郑汉英年纪轻轻即获得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且精通五国外语。郑汉英受哥哥和堂嫂的影响，自小就对驾驶飞机很有兴趣，尤其是惊叹于堂嫂李霞卿在上海进行飞行表演时的壮举。郑汉英20多岁时，决意去香港远东飞行训练学校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受到英国皇家空军认可的飞行学校顺利毕业，还成功考取了FAI国际飞行执照。

　　1937年，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爆发，李霞卿、颜雅清、杨瑾珣、李月英等一批当时中国优秀的女飞行员纷纷要求加入国民政府空军部队，为国效力。郑汉英在众多自荐人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进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任职的机会，并且担任该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助手，蒋介石还于1938年亲自委任郑汉英为中国空军飞行中尉。郑汉英因此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女军官。

　　1938年下半年，郑汉英被调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之后，郑汉英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渥太华总领事馆专员，负责向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宣传中国抗日的意义和现状，争取道义、物质上的支持。当时加拿大官方及民间更关注本国士兵参战的欧洲战场，对亚洲战局的关注度很低。郑汉英当时虽然重病在身，却坚持在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作连轴转巡回演说，如实讲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故事，强调中国若有足够的战斗机和精良重武器，必定能够在远东战场上大有作为，缓解盟军的压力，减少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损失。在此期间，她还与温哥华7人飞行俱乐部的女飞行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3年，郑汉英的哥哥郑云在兰州驾机起飞后失事，重伤不治身亡。郑汉英悲痛万分，同一年，她肺结核复发，救治无效去世，年仅28岁。郑汉英在加拿大享受到军中最高规格哀荣，埋骨于伯纳比海景墓园，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责任和担当。

　　历经坎坷的女飞行员杨瑾珣

　　与李霞卿、郑汉英这类民国名媛不同，杨瑾珣出身相对普通，虽然同样热爱飞行，其经历却波折不断。

　　杨瑾珣，1912年3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从小酷爱体育，中学毕业后因家道中落未能继续升学，只身离家前往北京谋生。经过一番周折后，在一位李姓人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后随李家南迁汉口，经人介绍在湖北省民政厅任科员。不久，杨瑾珣一位同学的远房姑母函邀她们去南洋协助办学，就在她们筹措旅费结伴同行到上海候船出国之际，却传来南洋学校因负责人病故而停办的消息。去南洋的计划落空后，杨瑾珣只好留上海另谋职业，有时在小学代课，有时向报社投稿，还曾为陶行知整理课文，此后通过自学英语在一家外资经营的书店找到打字员的工作，但也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杨瑾珣对当时社会旧观念对妇女的歧视深感不平，向往妇女自由解放，她自强不息，雖多年饱经流离失所，失业之苦，始终没有消沉。

　　

　　1936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飞行社，公开招收飞行员，男女均可报名。虽然在这之前各地建立的航空机构和航校也有女性参加，但始终未被重视，学了也无用武之地，但这次公开招生明文规定女性可报名参加并且学成毕业会有安置，因此引起社会上思想先进女性的广泛关注。杨瑾珣对此极感兴趣，毅然报名应试，希望有朝一日学有所成能与男子并肩翱翔蓝天。入学考试和体格检查都顺利通过后，令杨瑾珣万分焦急的是学费没有着落，幸得当时上海社会热心人士的多方鼓励和呼吁支持，当局同意她免费入学。杨瑾珣深感机会来之不易，在学习理论和飞行操作课程中都特别勤奋认真。1936年12月，杨瑾珣的全部科目都取得优秀成绩，并与男学员一样单飞考试合格，被准予毕业。与杨瑾珣同班学习的另外两个女同学却未能如愿，或未参加毕业考试，或中途辍学。年仅24岁的杨瑾珣终于达成目标，成为一名女飞行员，为旧中国妇女树立了新的形象。

　　正当杨瑾珣满怀信心准备投身飞行事业时，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火不断向上海、南京等地蔓延，中国飞行社亦无法开展正常活动，原拟定继续举办的中、高级班以及飞行训练计划全部落空。中国飞行社的全体毕业学员遂向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请缨参战杀敌，所有男学员均受到欢迎和重视并随即被分配到航校插班深造，唯独杨瑾珣被拒之门外不予接纳，后经她多次恳求，也只允许她去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谋职，但这两个公司后来也以战争导致航线萎缩以及忙于调整和迁移等为借口，拒绝接纳杨瑾珣。

　　1937年底，杨瑾珣终于进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室外员人事组任打字员，这当然不是她的志愿和要求，却无奈暂作栖身并为日后再寻机会提供条件。随着日军侵略中国的战火日趋加剧，航空委员会逐步西撤，杨瑾珣随同航空委员会由南京经武汉、衡阳、贵阳直至重庆。1940年，由蒋介石任会长的滑翔总会在重庆成立，委托航空委员会代训滑翔运动员。始终向往天空的杨瑾珣认为机会来到了，要求前往工作，当时主管单位亦同意她到滑翔训练班训练女学员兼拖升滑翔机的飞行员，以利宣传和扩大影响。不料国民党空军内部派系斗争，任人唯亲，杨瑾珣多次遭到冷落，失去发挥其飞行才干的良机，后来更是因病去职。杨瑾珣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当时国民党权贵提倡的所谓“妇女运动”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装饰品。1943年秋病愈后，她决意不去复职，开始旅游遣怀，先后游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其间她与挚友合译《滑翔与翱翔》一书，低价卖给滑翔总会，以作旅费之补充，该书被滑翔班的教官们当作教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挑起内战，以致民不聊生，引起全国人民、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早在抗战期间，杨瑾珣就接触过一些进步青年，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思想开始倾向进步。内战爆发之后，她与一些进步青年的交往更加频繁，接受的马列主义教育也更多，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本质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全国解放前夕，她随同家人转抵香港暂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杨瑾珣即于1950年初回到北京，投入祖国人民的怀抱，从此在新中国的飞行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人员在北京隆重举行起飞典礼，这是新中国妇女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此后，一批批女飞行员成为人民空军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她们飞遍祖国乃至世界各地，与男飞行员一样执行空运空投、抢险救灾等各种任務，为新中国妇女争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