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旧街的河边耸立着一幢深灰色的清代高大建筑。从对岸望去，它挺拔的身姿在古榕繁枝茂叶之中显得格外雄健，像一座不可攻破的堡垒，又像一位历尽沧桑的巨人，那就是闻名已久的罗秀当铺大楼。
罗秀当铺，背临罗秀河，整体占地面积363平方米，其中庭院155平方米，主楼207平方米。当铺庭院两侧是青砖院墙，临街是青砖硬山顶型小房，后部为主楼。主楼白地基以上1.8米为规整方型花岗岩所砌，再上为青砖，顶部东西面皆封火山墙硬山顶型。当铺楼横面宽15.4米，中间开门，门顶及门旁为大块精细打磨的大理石：纵深13.5米：高约18.8米，共7层，各层原先皆有楼板，并各开有十数个内宽外窄的长方斗形小窗通风采光，同时又可作枪洞抵御歹徒强盗的攻击。
罗秀当铺在当地人们心目中最深的印象就是主楼那高大的外形，这在过去农村、集镇的房屋大致都是占地几十平米，高度仅三五米的情况下，真可谓难得一见的“庞然大物”。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笔下描绘的“同福饷押”那样：“全城房屋，完全匍匐在它的膝下。”当时如此高大的当铺楼不仅在象州县境内的十里八乡之中绝无仅有，就是在周边众多县（市）里也十分罕见。所以人们都很好奇，对它的印象特别深。
為此，不少人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样高大的当铺楼为什么不修建在象州县城或别的地方，而建造在了远距县城30公里外的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小小集镇上呢？
对此，我们当然也不得而知。不过这座当铺之所以选择建造在罗秀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其道理的。至于是什么道理，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所了解的一些蛛丝马迹试着去推揣一下当时的情况了。
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当铺的一些相关知识吧。当铺是用来典当物品的，典当是一种商业性金融活动，这种买卖在我国很早就有了，远在南北朝时期，一些寺院就有以经营衣物等小件动产作抵押的简单的放款行为。当然那时还没有“当铺”这一名称，叫做“寺库”。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大和发展，逐步变化其名称，先后有过“质库”“解库”“质押”或“长生库”等叫法，到了明朝才正式叫“当铺”。不管其名称如何，它从一开始就是以收取他人动产为手段，按照一定折扣向质押人放贷以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典当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产业，多方面满足社会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典当行业曾一度被政府取缔，改革开放后重新得以恢复。现阶段我国典当业属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商务部监管。
典当服务既然是为了赚钱，所以当铺建造在哪里，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有没有良好的赚钱商机。古代打仗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因素，经商又何尝不是如此，所谓商机，无非就是要具备有利的时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条件。
象州是一个文明古郡。秦时桂林郡治所在地（如今的军田村附近）距离罗秀集镇不过数公里之遥。桂林郡，其行政级别大致同现在的省（区）级相当。也就是说，秦朝时期罗秀军田一带曾一度是广西最早的省府所在地。作为广西的“首府城市”，整个罗秀，甚至整个象州及周边地区都深受着“郡府”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人文基础。罗秀河下游不远的纳禄村是明朝皇族后裔朱氏子孙逃难避祸最终选择的落脚之地，落入此地百多年来，他们正是得益于当地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滋养护佑，得以安居乐业。可见这一带地区人心友善、民风淳朴，社会风气良好，是创业发财的好地方。
当时象州和其他山区丘陵地带一样，陆路交通是十分不便的。人们出行大多靠自己的两条腿，搬运东西，只能靠人扛肩挑。罗秀街旁边有一条小河可通行一般运货小船，这点便利一下就被商贾们盯中了，而且从罗秀顺河而下，十几公里就到达运江古镇。据知情人士介绍，罗秀当铺大约兴建于清咸丰年间。那时运江古镇正处于繁荣发展之中。在此之前，粤东商人早就发现了象州的大好商机，纷纷涌入，还分别在象州、寺村、运江等地建立了粤东会馆，最终促使运江发展成商埠重镇。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运江及整个象州当时商机的发展形势对罗秀当铺的兴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小的。
当铺座落在河沿的码头旁边。这里环境清幽、绿树成荫，附近还生长着好多高大的榕树。以前河上没有桥梁，沿河上下南来北往的人必须经由这唯一的渡口去到对岸。过往行人及上下的船只，总喜欢在大榕树下停留歇脚。还没形成集镇前，树阴下只有几个卖粥、卖茶水的小摊。后来人们发现这是块聚财宝地，在河岸上建起房屋做买卖的人便越来越多，于是一个小小的贸易集镇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当铺选择座落于这样一个南北东西交汇的中心点上，人流长年络绎不绝，可见商家的锐利眼光。
罗秀河其实是一条不太宽大的小河，平时水面只有三五十米，涨大水时水面也不过两三百米。它是柳江河的支流，其下游在运江古镇附近汇入柳江，上游经中平、百丈、大樟可通达金秀大瑶山。当时一些不太大的人力商船是可以自由上下的。象州自古就盛产水稻，有“桂中粮仓”的美誉，而以罗秀为中心的附近乡镇，如寺村、运江、大乐、水晶、中平、百丈等一带土地平整，土壤肥沃，稻谷产多质优，简直就是“桂中粮仓”中的粮仓。当时每年大量运往广州及海外的象州大米，还有大瑶山的药材、山货及各种特产，相当一部分要经由罗秀河道运到运江或象州装上大船再运出去。同时山里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食盐、布匹等物品的运送也要由罗秀河来承载。所以，可以想象得出，小小一条罗秀河在当初陆路交通极为有限的时代里有多繁忙，又有多重要。人员来往频繁，为当铺提供的商机当然也就多了。
当铺虽然选择建在罗秀河边，老板盯准的目标肯定不会是河里船中的货物，而是船上商人们的钱袋。试想一下，来来往往的船只上那些沉重的货物，一般情况下有谁会将其从船上卸下来扛上百多级码头拿去典当一阵子呢？除非实在走投无路了迫不得已，这种情况肯定是极少的。而商人钱袋的钱那就难说了，有时带出来的太多了，或者刚转卖出一批货物，太多的钱带在身边，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到当铺托管一时。要知道，那时的钱不像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民币这样轻巧、方便，一张薄薄的纸币，面值就可以是几十元或一百元：又或者一张小小的银行卡就可以将整个身家带走。那时流通的钱，不是有斤有两的白银，就是沉甸甸的铜钱。商贩出门采购一批货物，如果净带铜钱，实在是非常不方便。
安全问题来往客商们要考慮，当铺老板自然也要考虑。把当铺建在罗秀，肯定也包含有一定安全因素的考虑。人们拿到当铺典当的东西，大都是价值较高的，当铺其实就相当于另类的钱庄。所以除了雇佣保安人员守护在当铺外，选一个相对偏避的地址，也不失为远谋良策。罗秀当时并非名镇，罗秀河也只是柳江的一条小小支流，稍不留意，根本不会发现溯流而上几公里，竟还有一个罗秀这样的洞天。即使偶遭不测，也容易沿河追击或拦截。据罗秀镇当地旧时著名文人何广福后人及当铺周边邻里所述，罗秀当铺当时雇佣的员工及护院伙计总共不到10个人。如果真要遭暴徒攻击，这些人手显然是不足抵御的，好在当铺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
以上说到的这些，对于商家来说，都只是考虑当铺选址的外部因素，而真正促使商家最终拍板将当铺分号设在象州罗秀的内在因素又是什么呢？在我国近代史上，清朝咸丰年间有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发生在咸丰八年（1856年）10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殖民主义者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向中国发起猛烈进攻，两三天时间就占领了我虎门口内的所有炮台，然后大肆炮轰广州。英军进入广州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亲眼目睹英侵略者罪行的“岭南才子”郑小谷曾用诗记录了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画面。“晓角初停晓日明，红毛鬼子登城矣……城中之人望城外，负者负矣戴者戴。四门闭尽一门开，排挤死人蹋其背……”（《丁巳十月十四日夷人入城，十六日携家出城，纪事一首》）“鱼贾盐商强自豪，狼奔豕突此同牢。炮来江上千樯直，火照城中四壁高。相府私开小黄阁，将台已据大红毛。可怜百万生灵聚，一半羁留一半逃。”（《感事四首》）在这种形势下，商家们别说做生意，自身性命都难以保障，因此逃离战火纷飞的粤东，暂且潜身相对比较偏避安全而又有一定生计可经营的广西象州，应该是当铺老板最终决定的主要因素。
这位粤东商家（详细姓名已无从考证）将当铺分号选择在罗秀，或多或少都会对罗秀经济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可惜当铺经营时间不太长，前后大约是10年的光景，商家老板就突然撤离了。商家撤离的原因也应该与鸦片战争结束有关。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粤东的动荡形势逐步平静，四处逃散的商人自然要返回原地。据了解，自从商铺老板撤走生意后，当铺楼似乎再也没有同任何生意结过缘，只做为象州罗秀大地的一座地标建筑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虚度了100多年的宝贵时光，好不令人遗憾。
罗秀当铺楼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有过几次不平凡的经历。
1940年代侵华日军途经罗秀时，给罗秀当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街上老人们对70多年前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新。那是1945年春，有一小队日军自礼教方向来到罗秀河南岸渡口，欲渡河过岸。当时为掩护镇上民众自镇北门撤往山中暂避，10多名民团成员持枪登上当铺楼，阻止日军渡河。民团临高开枪，日军三往而不能渡。民团使用的都是土枪，威力并不很大。相持约两小时，双方都没有伤亡。日军后续部队来到后，架起了迫击炮向当铺轰击，民团估计镇上民众应已避至山中，便快速撤离当铺。日军放了几炮，见再无动静，便停止轰击。过了两天大家从山里回来，已没有了日军踪影，然而数间民房被焚烧得七零八落，当铺楼顶上西面山墙也被炸塌了一角。到了1960年代，地方政府出资将其修复。
另外，据象州县宣传部龚坚及罗秀镇巫永富老人介绍，曾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韦纯束，青年时弃学从戎赴桂林参加学生军，步行途经罗秀时天色已晚，曾在当铺楼里住了一晚，天亮后继续赶路。之后韦纯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屡遭国民党政府机关通缉，有一回他逃离大樟来到罗秀，当晚也是借当铺楼柄身。韦纯束退休后，有一次回到象州，特地来到罗秀当铺，与随行人员一同回顾革命战争年代的风雨历程。
由于时间的推移，在现代高层楼房急剧猛增的今天，罗秀当铺的身影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罗秀当铺曾经耸立在罗秀大地的这段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将它遗忘。相反，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延长人们对它的记忆，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开发其潜能，让这一古老建筑焕发新的生机，重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改革开放事业，不枉它曾伴随象州度过的风风雨雨及它百多年来的顽强坚守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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