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原名刘兴昌，1910年4月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母曹秀孜生下他后卧床不起，第二天就病故了。父亲刘克芳因无力抚养他，就把他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并改名为刘振东。1929年8月中旬，刘振东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为表示跟党永远干革命，更上一层楼，就改名为刘亚楼。
参加历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29年5月底，为迎接红四军二次人闽，刘亚楼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被编人红四军第四纵队八支队，刘亚楼任班长、排长。因其胆大心细、完成任务出色，故得了“精灵兵”的美誉。12月，刘亚楼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任学员班班长。毕业后回原部队担任连长。
1930年4月，中共闽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红九军改为红十二军，伍中豪（1930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任军长。刘亚楼任闽西红十二军第五团一营营长兼政委。同年6月，所部编入红一军团第四军后任第三纵队八支队政委，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率部转战闽赣湘地区。不久参加文家市、第二次长沙战役和攻占吉安的战斗。9月，红一军团纵队改编为师，支队改编为团后，刘亚楼任红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12月，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刘亚楼出色地贯彻“诱敌深入”的计策，率红三十五团一路上故意丢弃一些包袱、马灯，造成溃败假象，将国民党军张辉瓒（师长）部诱至龙冈九菜岭下，然后率部返身杀“回马枪”围歼张部并活捉了张辉瓒。战后，经毛泽东特批，被缴获的张辉瓒的手表作为战利品奖给了刘亚楼。后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并为作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的刘亚楼，率部与国民党毛炳文部在黄陂地区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战斗中，正指挥作战的刘亚楼腿部中弹，但仍坚持不下火线，弹药用完了就用石头，近距离格斗用木棍，最后转移到了石城，又与敌人厮杀了两个昼夜，刘亚楼的头部、腿部、胸部都受了重伤，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偏偏就在这时，敌人又使用毒气。当战友把刘亚楼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气息。战士们以为政委牺牲了，就找来一口棺材，把他放了进去。这时，红十二师政委张赤男听说刘亚楼牺牲了，特意来送他，但就在他弯腰为刘亚楼整理衣服的时候，突然发现刘亚楼的手指动了一下。张赤男一愣，立即用手指靠近他的鼻孔，感觉隐隐约约还有热气，因此马上大声说：“刘亚楼还活着！”就这样，战士们连忙把刘亚楼从棺材里抬了出来，医务人员立刻开始抢救，师部也派来了军医。几天后，刘亚楼竟被从“鬼门关”抢了回来！醒过来的刘亚楼看着大家，开玩笑地说：“我太年轻了，阎王爷不愿收啊！”
1931年10月，红十二师合编人红十一师后，张赤男仍任师政委。1932年2月15日，张赤男在新城指挥部队进攻战斗中不幸中彈壮烈牺牲，后由刘亚楼担任红十一师政委。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撤销军级建制，方面军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刘亚楼任第二师政委，指挥所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刘亚楼和师长陈光率领红二师参加了这次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尽管指战员们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予敌重大杀伤，但因“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加上敌我实力悬殊，红军伤亡很大。10月14日夜晚，刘亚楼和陈光率领红二师从江西于都县的川辛店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2月30日，刘亚楼和陈光带领红二师的四团作前卫，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
1935年3月中旬，刘亚楼和陈光率红二师随军团三渡赤水，再人川南。5月下旬，先头部队到达天险大渡河畔。此时，尾追之敌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必须抢占泸定桥。刘亚楼和陈光临危受命，指挥红二师四团以一天急行军120公里的速度，飞夺了泸定桥，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后，刘亚楼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刘亚楼人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
到苏联学习并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1938年1月，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1939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送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去治病和学习，刘亚楼也是其中之一。他与卢冬生（后曾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1945年12月14日在哈尔滨被苏联红军士兵枪杀）等一起去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1942年刘亚楼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时，正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紧张阶段，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代号为“台风”的攻势。正当刘亚楼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们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时，传来命令：由共产国际召集中国同志集中莫斯科，暂住《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安排回国。离开莫斯科前，刘亚楼、卢冬生等人拜会了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听取了他关于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关系以及共产国际当前的任务和路线的讲话。随后，刘亚楼和卢冬生等10多名中国军队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坐汽车，一路向东奔驰。10月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到达内蒙古的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共产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早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刘亚楼等10多人被困了1个多月后，经紧急联系，有关方面同意林彪坐飞机先行回国，因为他是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第一一五师师长，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员因是秘密出国，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只能另想办法。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先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馆舍。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乔尔诺夫少校也无能为力了，便要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于是，李天佑帮人养兔子，杨至诚去一家农场干苦力;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俄语好，故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当了苏联红军参谋的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萨莎”，军衔少校。严寒很快降临，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日渐衰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尔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刘亚楼的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苏联红军高层对他刮目相看，曾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但都被刘亚楼婉拒。
1943年2月，持续6个多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胜利结束。不久，经中共中央同意，苏军领导机关安排刘亚楼和卢冬生到苏联远东军区。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伯力郊区的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的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旅部工作。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军150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西、北海陆空3个方向呈扇形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行动时，险些身首异处。有一天，苏联红军司令部参谋长通知刘亚楼：我空军部队轰炸“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刘亚楼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7时，刘亚楼下班回到住处，突然被几名苏联红军士兵强行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并声称要将他就地枪决！刘亚楼急忙问怎么回事。原来，苏联红军地面进攻部队于6时40分提前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炸弹倾泻在高地上。地面部队被自己人炸死很多。苏联红军上层严查了此事，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刘亚楼当时的化名）。得知此事，刘亚楼要求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一封遗书，并希望苏联红军交给中共中央。苏联红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使死刑得以延缓一天。刘亚楼刚写完信之后，苏联红军突然宣布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原来，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王松少校对此事件不用负责。而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因失职被执行了枪毙。就这样，刘亚楼继续留在苏联红军当参谋。
回国投身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6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肾病发作，转到大连市休养时，在大连市接见了还在苏联红军工作的刘亚楼。他认为现在开辟东北亟需能人，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喝过“洋墨水”，是个难得的将才，应回到我军工作。经中共中央东北局与远东苏联红军当局交涉，苏方同意放回刘亚楼。1946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对此，苏联红军的同行都瞠目结舌：王松少校“提拔”得真是太快了！刘亚楼不得不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苏联伙伴们。于是，马上招来一通埋怨：原来萨莎10多年前就担任过中国红军的主力师长、政委，率部立下过很多战功，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刘亚楼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还兼任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在着力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基本建设、举办参谋训练队、翻译《红军参谋业务条令》、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的同时，还组建了测绘学校，训练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并参与组织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军区兼野战军领导机关，刘亚楼仍任参谋长。8月14日，建立了单独的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刘亚楼兼参谋长。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奉命人关。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与华北军区第二、第三、第四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举行平津战役。在平津战役中，对于怎样攻打天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先攻塘沽，后打天津。12月29日，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的刘亚楼亲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前线指战员的意见后，认为不宜打塘沽，以夺取天津为好，得到林彪首肯后，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建议先不打东头的塘沽而打中间的天津。中央军委放弃攻击塘沽计划，同意刘亚楼的集中5个军夺取天津的计划。
攻打天津前，刘亚楼曾遭遇了一次危险。刘亚楼除了在指挥部坐阵指挥，还习惯到阵地前沿去实地查看敌情。攻打天津前的一天夜里，他非要亲自到前线查看。当他来到前沿阵地的一座坟包上时，敌军的一个搜索队突然在黑暗中出现。敌军的手电光柱一下子照在刘亚楼身上，有人吆喝道：“什么人？”随即，刘亚楼听到了拉枪栓的声音。千钧一发之际，刘亚楼呵斥了一声：“混蛋，大声嚷嚷什么？小心共军听见了！”就在敌军犹豫的一瞬间，刘亚楼和警卫员立即掏出枪朝着敌军就是一梭子。突如其来的子弹，让敌军晕头转向，还没反应出来是怎么回事，刘亚楼和警卫员已迅速撤离。回到指挥部，警卫员吓得冒冷汗，万一刘亚楼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刘亚楼则开玩笑地说：“差一点就提前进入天津城了。”
1949年初，刘亚楼指挥5个军以29个小时攻下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人全部被歼，并俘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由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委。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成立人民空军提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3月，毛泽东从将星闪耀的解放军将领中筛选出了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除了看中刘亚楼集指挥、谋略、行政于一身的全才外，毛泽东深知组建空军离不开苏联“老大哥”的帮忙。而刘亚楼曾经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俄语说得不错，卫国战争时期还在苏联红军当过少校，而且，他还兼任过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人民空军。7月11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加快组建空军步伐的指示，召见刚从苏联休养回来待命的刘亚楼，就建立空军问题进行交谈，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建议。接到这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后，刘亚楼立即与军委航空局常乾坤（1955年9月被授予空軍中将军衔）、王弼（航空技术专家，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等职）等同志研究，迅速拟定了方案，建议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同时提出了一些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及华中局，提出：“决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人选以刘亚楼任司令员最合适。”“空军司令部即调十四兵团司令部（司政供卫）再加入空军人员组成。”8月1日，军委又电令催促：“请即令其开来北平待编。”遵照中央军委电示，第四野战军于8月5日发布命令：“着十四兵团直属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随即，第四野战军指定十四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廷一（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带领兵团机关及直属队2515人于8月19日由武汉乘火车抵达北平（今北京）南苑。10月下旬，十四兵团部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兵团番号自然取消。在十四兵团部北上之前，刘亚楼奉命于8月1日启程赴莫斯科商谈苏联帮助新中国建立空军的问题，两个月后与苏方签订了援建空军协议书，包括购买飞机、油料、派遣专家等，10月16日返回北京。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原军委航空局撤销，其人员及业务移交空军司令部。
为建立人民空军鞠躬尽瘁
刘亚楼担任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后，上任伊始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培养飞行员。空军建军先建校。从制定方针、选调干部，勘定校址到所有筹建工作，刘亚楼带领空军的创业者争分夺秒地展开，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首批6所航校，即哈尔滨轰炸机学校、长春轰炸机学校、锦州驱逐机学校、沈阳驱逐机学校、济南驱逐机学校和北京南苑驱逐机学校全部按期开学。
1950年12月，刚刚组建一年的人民空军奔赴了抗美援朝的战场，面对世界强敌，年轻的飞行员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然而初次尝试空战的我空军还没有可行的战法，刘亚楼多次赴前线与参战指战员研究，逐步归纳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在两年八个月的空战中，人民空军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一举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战绩，并涌现出了大批立功受奖的英模人物和集体，张积慧还打下了远东空军“头号王牌”戴维斯。刘亚楼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指挥麾下空中战士在朝鲜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王牌”战斗机，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接下来刘亚楼提出“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飞行训练方针：主持编写空军首批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和训练大纲：先后领导建立了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学校、航空预备学校等29所院校，为全面加强空军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使空军部队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国防力量。
1955年9月，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9月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9月，刘亚楼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后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60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56年8月23日凌晨，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一架美军“P4M-IQ”型麦克托式电子侦察机在入侵中国大陆衢山岛之黄泽山上空时，中国空军将其击落。1957年，中国空军击落美军向台湾提供的“B-17”型飞机。1959年10月7日，中国空军地空导弹二营击落入侵中国大陆领空的美军“RB-57D”高空侦察机，首开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军机的纪录。1962年9月9日，中国空军将士用“萨姆-2”导弹击落入侵大陆领空的台湾空军驾驶的美国“U-2”飞机。1964年，中国空军导弹二营在漳州之战又一次击落U-2飞机，击毙经美国精心培训的国民党王牌飞行员李南屏。同年11月15日，驻广东前线某部中队长徐开通在中国沿海上空将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
刘亚楼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在空军中曾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即：“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刘亚楼下部队常戴白手套，以拭窗格、门背、墙角，若有灰尘，相关人员必遭痛责。刘亚楼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即斥之。
1964年7月7日，空军某部二营一举击落美国的“U-2”型飞机。按惯例，此事只须写一捷报上报中央军委即可。而刘亚楼则“大做文章”，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报告将二营在新中国成立后四战四捷概括为：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毛泽东阅后大喜，挥毫批示：“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1964年8月，刘亚楼随李先念副总理赴罗马尼亚访问。出访期间，他突患腹泻、腹胀，但仍坚持工作。回国后在夫人翟云英的再三催促下，刘亚楼才去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肝大出平常人4指多，硬得像石头。空军党委知道刘亚楼的病情后，经研究并报中央军委批准，刘亚楼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毛泽东在得知刘亚楼患病后，曾批示：“……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再三嘱咐他集中精力休养治疗，并派身边最好的医生过来为刘亚楼治病。
刘亚楼对自己的病情泰然处之。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到上海去治疗后，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在病中，刘亚楼会见了许多人，但都是谈工作、谈大事，直到生命垂危，他才悄悄地對医护人员说：“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有一次，他长时间昏迷过去，经抢救恢复神志后，见姚克佑（1961年晋升为空军少将）正在床前，他断断续续地嘱咐说：“条令……要编……出来，我的话……说……对了，往……八宝山……送……一本……”到后来条令教材全部编成印出时，姚克佑悄悄烧了一本，以了却刘亚楼的心愿。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刘亚楼虽然只是上将，但他的葬礼却是按照元帅的级别举办的。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刘亚楼追悼会的地点设在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按照规定，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后才能使用中山堂。1965年5月11日，刘亚楼的追悼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那天，首都10万军民都自发前来吊唁，中央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几乎全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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