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在险象环生、千难万阻的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们时时处处都伸出温暖的手，彼此关照，团结互助，患难与共，渡过无数个的险关隘口，手挽手、肩并肩，齐心协力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陈列于全国各地革命纪念馆里的数件长征期间的文物，如毛毯、毛衣、行军棍、雨布等小物件，生动感人地体现了当年革命大家庭中那情同手足、同志友爱的真情厚谊：“字条”“布币”“买猪条”等等看似极其普通的小小票据，展现出高尚风范，同时也见证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雨布、毛衣、毛毯、行军棍：见证红军团结互助情谊深

　　第一件长征文物，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雨布。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普通而又不同寻常的雨布，它的背后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红军长征时，战士汪立发双腿不幸负伤。部队行进至甘孜，他的伤口不断淌血水，还发起高烧，腿脚肿得老粗，不能行走。汪立发怕连累战友，想留在行军路上不再给部队添麻烦。但战友们硬是用担架抬着他进入了草地。

　　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战友们把被单拉起来往汪立发的担架上方挡雨。雨太大了，战友们又用仅有的小块雨布盖上了他的双腿。夜深了，雨还没有停。忽然，汪立发从迷梦中醒来，眼前一位有着熟悉面容的人正眉头紧锁地蹲在他身边。他急忙欠起身来叫了声：“首长好！”

　　这是一位后勤供给部部长（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李静介绍说，由于事隔多年，该部长的姓名已无法考证）。他抚摸着汪立发滚热的前额，关切地问：“吃东西没有？”汪立发回答：“吃了！”这位部长接着伏下身子察看他的伤口，心疼地说：“这么大的雨就这么块小雨布怎么行呢？”顺手将自己身上披着的一块大雨布抽下来，把汪立发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然后转身消失在大雨之中。

　　此时，汪立发两行热泪流出眼窝。他知道，这位已上了年纪的部长在长途跋涉中从不肯骑马，总把马让给病号或体弱者：而部长自己的身体并不好，经常咳嗽、吐血;特别是进入草地以后，部长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汪立发的腿伤渐渐地好起来，终于走出了草地。

　　就在他要把那块为他遮风挡雨送来温暖的雨布还给部长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部长没有走出草地，光荣牺牲了。

　　从此，这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成为汪立发永远的纪念。后来，为了让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汪立发将这块雨布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第二件长征文物，是一件简简单单的毛衣。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看上去样式极为普通的毛衣，它见证了一段艰苦的革命生涯，凝结着一段深厚的战斗情谊。

　　何叔衡与林伯渠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老战友。1934年10月初，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苏区红军被迫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转移前夕，党政干部谁走谁留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当时，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也打好了草鞋，准备随红军主力转移。但是由于何叔衡在苏区时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办事，避免和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因而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打击。最后，何叔衡被留下来在根据地继续开展工作、坚持斗争，而他的老战友林伯渠等其他几位革命老人则随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途。

　　在中央红军离别瑞金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林伯渠在江西省余江县梅坑向何叔衡辞行，何叔衡则热情准备了清酒、花生米等，为林伯渠的远征饯行。

　　两人一边围桌对酒浅饮，一边做临别前的彻夜促膝长谈，依依难舍。已抱定必死决心的何叔衡见天气已凉，将自己身上的一件毛衣脱下来，赠送给即将远行的战友，以抵御征途的风寒。这件毛衣是何叔衡离开上海转移到苏区前，他的女儿连夜赶工一针一线织就的。分手时，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道一声“珍重”。林伯渠抚摸着毛衣，百感交集，当夜即席挥毫写下惜别诗《别梅坑》一首，回赠给何叔衡：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尊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苏区组织决定让何叔衡和其他同志一起转移去白区。2月24日，当部队从江西转移行至福建省长汀县小迳村时，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发现，何叔衡一行三人被逼到了一处陡峭的悬崖边。由于年老体衰，何叔衡为了不连累其他人，在危急关头纵身跳下悬崖。几乎就在同时，敌人的一排子弹横扫过来穿透了他的身体。何叔衡壮烈牺牲，时年59岁。

　　何叔衡牺牲后，林伯渠悲痛至极，感慨万千，悼念老友之情萦绕于怀。何叔衡送给他的那件毛衣他也一直保存着，当作对昔日亲密战友的无限怀念。而诗作《别梅坑》就成了何叔衡与林伯渠之间深厚友谊的永恒见证。

　　第三件长征文物，是一张常用的御寒物品——毛毯。

　　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条有着特殊经历的毛毯，它由谢觉哉在长征路上病倒后扔掉而被董必武捡起、后来董必武送还谢觉哉、最后谢觉哉又赠给董必武。

　　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中央苏区内务部长谢觉哉，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地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觉哉有一块毛毯，行军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在一次行军中，谢觉哉病倒了，他病得連背包也背不动了，加之上级号召轻装行动，于是顺手把这条毛毯扔掉了。走在后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见路边有条毯子，一眼就认出是谢觉哉的。他明白，谢觉哉是轻易不会扔掉毯子的，定是身体虚弱走不动了才扔掉的。于是他拾起毯子塞进了背包里。要知道，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多背一条毯子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呀。到了宿营地，董必武把这条毛毯送还给了谢觉哉。谢觉哉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从此，谢觉哉一直把这条毯子珍藏在身边。

　　在延安，每当看到这毛毯，谢觉哉总是感叹万分。他决定把这条附有特殊经历和意义的毯子送给董必武，作为纪念。董必武也十分珍惜这条毯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时，董必武便把它慷慨地捐献了出来。后来就一直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让人们参观。

　　同样，还有一条长征中的毛毯承载着一段感人的往事。

　　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即革命纪念馆中的朱德会客室里，一直陈列着一条几经缝补而补缀着许多块补丁、显得破旧，却是伴随着主人艰难走完长征的红底白花图案的毛毯。它看似普通，却有着非凡的经历，凝结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董振堂等人的战斗友情和对中国革命的赤胆忠心。

　　这条毛毯最初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军长董振堂使用的。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导和在该路军秘密开展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的组织发动下，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等率领部下在江西省宁都城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董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1932年春，在庆祝宁都起义胜利时，董振堂见到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二人一见如故，交上了朋友。

　　一天，董振堂到红军总部开会。在朱德总司令住处，董振堂惊讶地发现，年长的朱德居室简陋，木板床上只有一张垫褥和一条很薄的军被，根本无法御寒。第二天，董振堂就将自己这条苏联产的毛毯赠送给朱总司令。

　　1935年6月进行长征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董振堂任红五军军长。1936年10月，所部编入西路军。1937年1月，红五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在高臺县激战，因弹尽粮绝，1月20日，董振堂和全军将士一起壮烈牺牲，时年42岁。

　　得知这一消息，朱德痛惜不已，他对这条毛毯更加珍惜，愈发将它珍贵地留作纪念。这条毛毯，不仅随朱老总经历了数次血与火的残酷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而且随他走过了千难万险的长征，一直到革命圣地延安，即使最困难的时候，朱德也没有舍得把它丢掉。

　　第四件长征文物，是一根看似不起眼的行军棍。

　　在四川省巴中市红军纪念馆里，一根浸染了岁月风雨沧桑的行军棍，静静地躺在橱窗里，默默地诉说着一段红军战士们艰险走长征的动人故事。长征中，红军战士大部分时间跋涉在深山老林中、羊肠小道上，爬雪山过草地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根这样的棍子。过草地时，战士们用它试探深浅;上山下山，用它牵拉战友：晚上宿营，用它支起床单油布当帐篷……它是长征时期红军战士们的忠实伙伴。

　　据介绍，得知纪念馆设立这个橱窗时，从巴中家乡走出去的老红军杨国喜特意讲述了一个关于行军棍的故事。

　　一次，在草地行军时，战士陈士民掉队了。他急于追赶队伍，不想却一脚陷进了淤泥，眼看着就要被吞没，所幸被路过的掉队战士徐忠敏发现，徐忠敏用棍子借力将他救起。于是，两人手牵棍子，结伴同行。前进的路上，他们碰到一名躺倒在地上走不动的战友，二人小组变成了三人小组，走在中间的人拿着两根棍子的两头，再用绳子把手和棍子固定在一起。他们一起赶路，互相扶持。路上，一条河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3个人手拉着手，棍牵着棍，试探了几次，都没有能够成功渡河。这时，他们遇到了同样为过河发愁的另一位战友，他手中有一根粗绳子。于是，他们将绳子系在每个人的腰上，4个人紧紧地拴在一起，然后手牵着棍子在水里试探着走。就这样，由棍子联系在一起的4名红军战士，不仅渡过了急流险滩，而且还一同走出了草地，找到了各自的部队。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建安一路上拄着行军棍“丈量”长征的动人故事。王建安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早成员之一。1934年秋，王建安任红四军政委，参加了长征。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再次翻越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王建安当时重病在身，但他深知艰苦的行军中宣传鼓动工作是多么重要，因而拒绝了坐担架。他拄着棍子，带着宣传员沿路敲锣打鼓，打着快板，活跃气氛，鼓舞士气，战胜难关。

　　同样，刘国保也是拄着棍子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他1931年参加红军，被编人“兴国模范师”，1934年10月随红三军团十六师从兴国出发开始长征。他先后参加过湘江保卫战、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他还参加了攻打腊子口战斗，在六盘山下吴起镇参加了与陕北红军大会师，随后参加东渡、西渡（黄河）。在红军攻打遵义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腿。因为行走困难，部队要把他隐藏在当地支持红军的老百姓家中疗伤。但是，刘国保坚决不同意，他认为部队就是他的家，他的精神支柱，即使是死在长征途中，也不能离开“家里人”。于是，他砍了一根树枝当拐杖，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硬是咬紧牙关拖着伤腿走在长征路上，克服重重困难胜利走到了陕北。

　　旧票据：展现红军严明纪律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张纸条虽然纸面早已泛黄、破损，但经认真托裱，内容仍可以看清。它的背后诉说着一段同样感人的故事：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冒雨攻打彭水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第十三旅1个营，俘敌400多人，占领该县城，随后进入贫困的苗汉杂居的黄家坝地区。当时，那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红军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加之当地反动政府的宣传，老百姓便都躲藏了起来。饥肠辘辘的红三军第七师机炮连一排的战士们推门进了黄堂珍老乡家里。生起火，做了一顿饭，烧了他家几根柴禾，用了几根大葱，吃了半坛咸菜。临走时，一排的官兵们留下了6升黄豆，作为对他们并不知道姓名的这家老乡的补偿，并且提笔郑重地写下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板上。这张字条后来被屋主遮蔽贴在门神画下，有的字现在已经模糊，但细加辩认，能看清大致内容：

　　口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人口口口口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话说黄堂珍回来后，抬眼看见了门上的字条，随之捧起黄豆，情不自禁地感叹：“红军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呀！他们与又杀又抢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于是，黄堂珍决心将这张红军字条保存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由于纸薄，粘得又结实，揭下来的话字条就会撕破。可是如果不揭下来，当地正处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自己的生命和字条都难以保住。

　　怎么办呢？思来想去，蓦然间一条妙计浮现于黄堂珍的脑海——门神画！黄堂珍买来了一张门神画，贴在门板上，正好把字条盖住了。从此以后，黄堂珍每逢过年，都要小心翼翼地揭下旧门神画，换上一张新的门神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堂珍精心地保护着字条，盼望着红军再回来。共和国成立后，黄堂珍揭去了门神画，露出红军留下的字条。1958年，他主动把这块带有字条的门板锯下，交到涪陵军分区，后由成都军区展览办公室移交到军事博物馆。

　　在四川省邛崃市文物管理局，收藏着一些已经泛黄的易物布币。

　　这些特殊的布币是用粗麻布片裁成的长方形货币，由黑色油墨印刷而成，直到现在还很清晰。共41张，其中37张是布币，还有4张是纸币。除了一张纸币的面额是一串，其他纸币与布币的面额都是三串。细看这布币的大小、形狀只是接近，并不精确一致。邛崃市文物管理局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些都是川陕苏区发行的货币。布币的正面，正中央是一颗醒目的五角星，五角星中间还有一只紧握的拳头。五角星图案下方印着面额“叁串”，再往下是发行时间“一九三三年”。五角星图案上方印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的字样以及一排紧凑的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935年11月到1936年2月期间，红军的司务长每到场期总要去邛崃买猪肉。猪肉商贩刘代春不愿收红军的钱，但司务长却坚持要按市价支付。司务长前前后后在刘代春的摊位上买了约300斤的猪肉，由于当时红军使用的是边区布币，几次下来，一共给了刘代春几千元布币。在红军北上离开邛崃后，刘代春把布币小心翼翼地包好，夹在《三字经》里，藏到自家房梁下，这才避免了布币被敌人搜走。几十年中，布币虽然泛黄，却丝毫未损。

　　1981年，刘代春已是80多岁高龄。他怕后人保管不善把布币损坏，便找到当地政府，要捐出全部的布币。政府收到这些珍贵的布币后，依照当年红军的承诺，给他兑换了300元钱。

　　如今，刘代春早已过世。但这珍贵的布币却成为了珍贵的红色文物，重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

　　在贵州省遵义会议陈列馆，有一张残缺不堪但字迹还能辨认的纸条被称作“买猪条”，这是1935年红军第二次转战遵义时留给老百姓的欠条，如今它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

　　1999年，在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文物局举办文物精品展，曾经点名要将这张“买猪条”作为展品陈列。在这张珍贵的欠条背后，隐藏着一个红军不占百姓便宜、廉洁自律的一个故事。

　　那还是红军二进遵义时，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住在遵义市东郊的一个叫凉水井的村子里。由于原先村民们听信了敌人宣传，纷纷都躲避起来。红军为解决燃眉之急，只好把一位村民家的肥猪杀了，走的时候留下张欠条：

　　某年买赵金和肥猪一只，付国票壹拾伍元，每元即付银币一元，我军走后。转来再住……

　　赵金和相信这样好的军队一定会回来，就把欠条留了下来。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拿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人民银行前身）去兑换人民币。后来这张票据被纪念馆收藏，成了非常珍贵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