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1943年至1945年，面对晋冀鲁豫边区严重的蝗灾，根据地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剿蝗斗争，全力消灭蝗虫，保卫粮食，减少灾害，最终成功战胜了这场严重的自然灾难。

　　泛滥成灾的蝗山蝻海

　　1943年，太行山、冀南等地发生旱灾。而在敌占区平汉线两侧以及河南、冀南等很多地方，又紧接着发生了蝗灾，让灾区群众生活雪上加霜。

　　这场蝗灾波及范围广，灾情嚴重。蝗虫喜群聚，在空中成群结队地飞舞。每批蝗群少则几十丈宽、长，多则二三里宽、几十里长。最大的蝗虫群长达60多里、宽50里，声势十分凶猛。蝗群所过之处，庄稼、青草、树叶全部吃光，一些较干脆的树枝也会被压折。

　　每次蝗群来临时，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便如同来了一片乌云，遮天蔽日。蝗群落下后，所到之处便成了蝗虫的海洋，眼前飞的、地上跑的，到处都是蝗虫。蝗群吃完庄稼和草叶飞走后，会在土壤里产下无数蝗卵。这些埋藏在土里的蝗卵，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孵化成蝗蝻破土而出，形成“蝗山蝻海”，成群接队弹跳着前行。蝻群所过之处，庄稼、青草同样不能幸免，叶子会被吃光。尔后，蝗蝻经过几次脱皮，长出翅膀，变成飞蝗，在空中飞行，危害更大。

　　据后来统计，仅太行区，受灾区域南起黄河北岸的修武、沁阳、博爱，北至正太路南的赞皇、临城，东连乎汉线的磁县、武安、邢台、沙河，西到太行山区的和顺、左权，受灾面积约800平方公里，共23个县受到蝗群侵袭，占全区县单位的46%，受害庄稼60万亩以上，其中被吃光的有27.43万亩。

　　面对严重的蝗灾，不少群众悲观绝望之余失声痛哭，更有的见田地颗粒无收、生活无望，或悬梁自尽或跳井自杀。

　　各地的迷信活动也乘机盛起。有的人跑到田间地头祭拜“蝗神”：有的人凑一些钱请来戏班搭台唱戏，请“神灵”观看，想讨好神灵，消去蝗灾：有的地方组织祭拜“神蝗老爷”，用竹木和纸糊成一个一米多高的纸轿，里面供上“蚂蚱老爷”的神位，前面打着龙旗吹着唢呐，后面抬着“神蝗轿”在街上游行，想以此法乞求得到“神蝗老爷”的宽恕：还有的人把家中珍贵的粮食拿出来熬成粥，撒在地里让蝗虫吃，盼望蝗虫吃了粥后就不再吃自己地里的庄稼了。

　　人人皆兵的剿蝗运动

　　面对这场罕见的蝗灾，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牵头领导，组织、动员群众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打蝗斗争，老少参与，人人皆兵。

　　在太行区召开的一次生产会议上，中共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师生产部长兼边区政府农林局长张克威等人商讨除治蝗虫之法，张克威是一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高级农业专家，他提议说，可以用化学药品兑上白糖诱杀蝗虫。可对根据地来说，白糖很贵，根本消耗不起。邓小平微微一笑，用手做了一个“拍”的姿势，说：“用手打。”于是，大家决定，组织干部、群众和战士，使用树枝、破鞋这些常用东西去打，用柴禾去烧，用农具去挖蝗蛹。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和部队，边区政府、行署、县、村层层组织动员，成立了除蝗指挥部、剿蝗委员会等灭蝗组织。太行军区成立了剿蝗司令部，指导各分区部队也加入打蝗运动中。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剿蝗的通知和鼓励办法。

　　1944年初，边区政府在涉县弹音村颁布临时刨蝗卵奖励办法，规定刨1斤蝗卵换1斤小米。

　　5月3日，太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联合下发《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主要内容包括：广泛开展打蝗运动，在所有麦地和接近麦田地带，一经发现蝗蝻，须立即扑灭;按照蝗蝻移动方向，挖掘一道至数道沟濠，驱使蝗蝻跳人，再集中力量予以消灭;不论打蝻或挖卵，都要力求根绝;号召敌占区、游击区一切爱国人士及同胞进行防蝗工作;武工队、游击队及一切在敌占区活动的武装部队和工作人员，均应协助该地群众进行防蝗灭蝻工作。次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太行区扑灭蝗虫暂行奖励办法》，规定了奖励标准、对象和奖金（粮食）等事项。

　　7月12日，冀鲁豫、冀南行署联合下发《关于广泛发动人民积极参加捕灭蝗虫的通知》，要求以村为单位收买蝗虫：“根据当时当地蝗虫密度，由村规定几斤蝗虫换1斤麦，以一般人一整天能捉到的蝗虫数（以斤计）为准数，以之兑换2斤麦子为原则，捉得多可多换麦，捉少的少换，以启发群众捕蝗的积极性。”“对蝗虫稠密地区或村，以集中5里以内的村庄的力量，不分有无蝗虫，不分你我，用合围方法，捕灭之。”并规定按亩出工：“每户有地5亩以上者出1人，15亩以上者出2人，25亩以上者出3人（余类推，每多地10亩即多出1工），不限男女老幼。”“超出应出的人数，每人每天奖粮半斤。”

　　在打蝗中，边区各级政府也创作和编写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号，如：“要吃麦子面，快刨蝗虫蛋，想换尽量换，不换炒吃能顶饭。”“要从蝗虫嘴里夺食，不向蝗虫祈祷，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它消灭在哪里。”“蚂蚱会跳，哪里都到，各顾各打，大家糟糕。”“村分你我，地分你我，蝗虫不分你我。”“打一个少一个。”“打蝗有饭吃，不打就挨饿。”“坚决消灭在本地，反对一哄了事。”“服从指挥，争取模范。”“不分你我，大家互助。”“不打完不心静。”

　　五花八门的打蝗方法

　　尽管蝗虫成群出没，不易对付，但这种昆虫也存在很多弱点：怕热怕冷，在炎热的中午会躲在阴凉处，在清早和晚上会呆在田堰根和草坡上，很少活动。蝗虫两眼不能平视、远视，怕黑，一到晚上，就是个“半瞎子”。怕声响，一闻异常响音，马上逃之夭夭。蝗虫落在草地上后，它腿脚弹跳的力量会变小，行速减慢。针对蝗虫的这些特点，边区政府积极宣传灭蝗方法，广大群众也根据本地实际，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打蝗策略和战术。

　　在打蝗中，很多乡村将村民分成宣传组、侦察组、打蝗队、烧埋队。还有的村庄分工更细，分为刨卵队、铁锹队、布袋队、割草队（草用来烧蝗虫）、烧杀队、突击队、夜战队、梯形队（儿童第一排、妇女第二排、青壮年第三排）、侦察队、警戒队（防止敌人破坏剿蝗运动）等。

　　为调动积极性，冀鲁豫区一些村庄每天总结一次捕蝗成绩，并选出捕蝗英雄，奖励3斤小米。在军区连队，每天选出打蝗前3名进行奖励。

　　为防治疾病，各地还派中西医生加入战斗建制，及时治病疗伤，保护群众健康。

　　各地在打蝗中，方法多种多样：

　　捕捉法：利用飞蝗好群性，怕冷、怕热及黑夜不动的习性，在黎明、黑夜的时候，或天热之际，用手捉。或用席卷成半圆长斗形，下设一架木轮，一人推木轮在田垄内走动，另一人用棍敲动禾苗，使蝗虫落人斗内，再集中歼灭。或用簸箕、箩在麦杆上刮。或将布单铺在地上，用扫帚将蝗虫赶到布单上，再提起布单，将蝗虫装进口袋。

　　扑杀法：每人手执一根绑着鞋底的木棍，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多人合伙，围成“箩圈阵”，追踪扑打。

　　火攻法：集中人力，将飞蝗或蝗蝻包围起来，在圈中放上麦秸堆和草堆，大家边赶边打，将蝗虫赶人麦堆、草堆里，再一把火点燃，一举全歼。

　　诱杀法：在晚上，利用蝗虫的趋光性，在广场内或大路上掘坑一个，点燃火把。蝗虫夜间见光，群集飞奔，可将一部分蝗虫诱人坑内消灭，另一部分用赶杀的方法消灭。

　　水阵法：在河水边，人们列成“长蛇阵”，将蝗虫往河里赶。等蝗虫落水后，再用筛子捞蝗和灭杀。

　　坑杀法：在田地里挖一条宽和深两三尺左右、长度不等的土沟，形成一条“屏障”，阻止蝗虫随意乱跑，然后将蝗虫驱赶到沟里，进行扑杀，或掩埋。

　　驱赶法：飞蝗来时，为了不让它们落人田地危害庄稼，采取燃草烟熏、摇旗呐喊、敲锣打鼓、放土枪等方法，惊扰蝗虫，使其不敢下落。待其落入农田以外的地方，或等到晚上蝗虫无法随意乱窜时，再集中消灭。

　　涂毒法：在普通的瓶中，以1：3的比例勾兑上白糖与冷水，放在背阴处发酵。3天后，糖水便变成“毒药”，然后捉一些活的蝗虫，将“毒药”涂在它们的腹部，再放生。之后，染毒的蝗虫之间会相互传染，那些感染病毒的飞蝗，往往在12小时内中毒腐烂。

　　耙杀法：在没有种庄稼的地里，用牛来回拉耙，耙后拖上刺针条，耙死蝗虫。

　　禽杀法：寻找水鸭，协助扑杀。

　　在剿蝗运动中，边区各地也涌现出不少打蝗能手，被评为“打蝗英雄”。例如，安阳县打蝗英雄赵拴林，打蝗成绩突出，得益于他创造的簸箕和箩捉蝗法，仅一个早上，他就捕捉活蝗蝻20多斤。之后，他的方法得到推广，使很多村子提高了捕蝗效率。又如安阳县石堂村村长一家三口一天捉蝗蝻101斤、民兵指导员武志花两人一天捉蝗蝻44斤。

　　吃蝗也是边区群众在剿蝗运动中的一项创举。有的群众在打蝗中，饿得实在受不了，便捡起地上被烧死的蝗虫吃，感觉味道不错。其他人一看，也效仿起来。恰好新华日报社（太行版）的记者在乡下采访，得知了这件事，觉得新鲜，便写了一篇“蝗虫好吃”的新闻。就这样，蝗虫可以吃的事广为传开，并大为推广。

　　赵树理小说《孟祥英翻身》中的女主人公孟祥英是涉县郊口村的真实人物，她不仅是当地妇女中劳动、打蝗的代表，也是带头吃蝗虫的模范。她所在的村子也留下多个“吃蝗救命”的例子。村民孟会顺的父亲饿得躺在炕上，身子不能动弹。不得已，他一天数餐靠吃蝗虫维生，身体逐渐好转起来，后来可以下地劳动。村民孟祥禄的爷爷饿得快要死了，无耐之下，也吃起了蝗虫，后来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还能外出挑水。村民孟胖的母亲将蝗虫晒干，磨成面，储备在缸里，让全家人在灾荒年中避免饿死。

　　令人惊叹的打蝗战果

　　在晋冀鲁豫边区组织开展的这场大规模打蝗斗争中，各地战果惊人，一方面透露了蝗灾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了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灾荒，抗日军民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和努力。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八路军前方总部直属队、太行军区一、二、四、五、六、八分区部队、太行大队、军区直属队等部队，上至司令员，下至指战员，积极参加打蝗，共参战70806人，消灭蝗虫145210斤。

　　冀鲁豫部队二十一团，连续4天打蝗，不喝群众一口水，不吸群众一袋烟，共捕蝗3.2万斤。

　　涉县是边区“首府县”，自开展打蝗运动以来，平均每天出动20480人次，历经220天战斗，消灭蝗虫115250斤，从蝗虫口中夺粮6224石。左权县组织7000多人昼夜奋战，短短10天内消灭蝗虫336万余斤，抢救庄稼9000多亩，受到边区政府通令嘉奖。1944年5月29日到6月2日，仅仅5天，曲周县动员6.2万人，挖大小封锁沟100多公里（宽2尺，深2尺半），消灭蝗蝻180万斤。1944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元城、冠县合打飞蝗200万斤。

　　当时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统计和推算：1斤蝗卵可孵38000只飞蝗，1斤蝗蝻可变13000只飞蝗，1斤飞蝗有800多只。太行区10个县挖蝗卵11万斤，打蝗1825万斤（蝗蝻和飞蝗各占一半），如果蝗蝻和蝗卵都按成虫计，合计就有飞蝗1300多亿只。假如2只飞蝗吃1棵谷苗，1亩地平均12300棵苗，那么这些飞蝗1天可吃5287700亩地庄稼。全太行区共种地4693000多亩，还不够这些蝗虫一天的消耗。

　　1944年9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太行剿蝗经验》一文，对打蝗斗争这样评价：“太行的剿蝗运动，不但对于太行来说是救灾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全国来说也是一件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太行剿蝗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人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把人民组织起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在今天的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讲到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做斗争时，便举了太行剿蝗的例子进行称赞。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一些地方的蝗灾并未完全消除，但是，抗戰时发动群众、统筹民力、侦察蝗情、运用战术、组织竞赛、医疗保障等打蝗经验，也成为之后治蝗的“法宝”。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剿蝗运动”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一方面，敌人频繁“扫荡”，进行严密经济封锁，根据地各类物资非常匮乏：另一方面，太行山、冀南等地旱灾之后又遇蝗灾，人民群众祸不单行，敌占区很多群众都在这场大饥荒中丧生。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边区党政军民齐心合力，夺取剿蝗运动胜利，保卫了粮食，巩固了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