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时期，陪都重庆的《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因此，该报纸的编辑方针必须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意图。抗战期间，曾经先后在重庆《中央日报》当过社长的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等人，都是因为编发文章时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在某些方面触怒蒋介石而被撤职。《中央日报》在组织上直接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但是有关新闻、言论、办报方针，实际上是按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主张办事。
重庆谈判前《中央日报》的态度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的社长胡健中属国民党CC系，在浙江办《东南日报》起家。平时他对报社编辑部和主笔室的实际业务很少过问，一切由陈训悆和陶希圣负责处理。陈训悆是陈布雷的亲弟弟，担任报社的总编辑;陶希圣当时是陈布雷的主要助手，曾代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担任报社的总主笔。这两个人都住在侍从室第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处，有什么问题可以亲自向陈布雷请示。蒋介石有什么重大措施，陈布雷也经常向陈训悆、陶希圣打招呼。有时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的新闻、言论，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步调不一致时，中宣部若来询问，报社只要答复“这是布雷先生的意思”，中宣部也就不再过问了。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这样重大的新闻事件，出乎工作人员的意料之外，中央日报社竟无人知道。直到8月15日深夜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发到中央日报社编辑部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当天夜里，社长胡健中也来到编辑部与陶希圣、陈训悆商谈这事。从陈训悆的谈话中，透露出蒋介石的这个电报不是陈布雷草拟的，同时陈布雷也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的策划。陈训忿说：“这是他（指陈布雷）的习惯，不叫他办的事他从不过问，也不议论。今天他只这样说，蒋先生（指蒋介石）是不会错的，我们要五条件地信任他，支持他。”他们三人都认为，毛泽东决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这样我们（指国民党）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陶希圣明确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唱，制造‘空气。”三人研究决定，这类新闻稿件概由陈训悆负责亲自处理，
《中央日报》为什么要“假戏真唱”呢？事后报社工作人员才知道蒋介石的这些电报是政学系的头目吴鼎昌代拟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不赞成这一搞法。吴鼎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抗战胜利时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解决国是问题。这个建议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头目如陈立夫等人的反对，蒋介石却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于是，叫吴鼎昌起草电报，参与此事的策划。这就更引起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对政学系的不满，在内部散布“空气”，认为国共谈判决不可能。这就是《中央日报》采用“假戏真唱”宣传方针的由来。
8月16日，《中央日报》的国内要闻版上以3栏用大字标题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电报中说什么“有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8月19日，重庆中共《新华日报》发出号外，全文刊载8月16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朱总司令在电报中提出对日受降的问题，并要求蒋介石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向蒋介石严正表示：“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两个电报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蒋介石紧接着发出第二封邀请毛泽东来渝的电报，对朱德电报所提出对日本受降问题进行狡辩，胡说什么对日本受降办法，是由盟军总部规定，中国只能照办。对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要问题，蒋介石的电报中只字未提，只讲空话，说什么“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至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已哉！”
8月21日《中央日报》以同样的手法刊出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这封电报是蒋介石8月20日发出的，韵目代日为“哿”字，所以叫“哿电”。《新华日报》则把蒋介石这封电报排在第二版以短栏刊出，并特别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蒋介石先生哿电读后》，对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无理说法加以驳斥，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荒唐命令表示抗议。这篇社论戳穿了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和两面派的卑鄙手段，国民党图穷匕见，悍然下令重慶新闻检查所把这篇社论扣押了，《新华日报》为此在报上开了一个“天窗”。而按国民党此前的规定，报纸的新闻言论被扣押后，是要另找材料填补空白，不准“开天窗”的。于是，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就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社编辑部分析这一形势，陈训忿阴阳怪调地说：“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
胡健中趾高气扬地说：“立夫先生（指CC系头子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望。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陶希圣高谈阔论道：“重庆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时间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了。”
8月24日，《新华日报》刊出“本报延安特讯”，以3栏大字标题排在第二版上部，标题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这条消息引起了中央日报社编辑部的重视，胡健中说：“这次搞得不好会弄假成真，我们限于被动，下一步就难办了。”
陶希圣说：“周恩来本来就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特讯不足以说明我们原来的估计是错的。”
陈训悆也认为毛泽东本人不会来重庆。当天夜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报道了蒋介石第三封邀请毛泽东来重庆的电报，声称：“待再驰电速驾。”陈训悆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仍然以处理前两封电报的编辑手法发稿，并自信地说：“假戏真做就要做到底。”
重庆谈判中《中央日报》的态度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临重庆，拉开了共产党与国民党重庆谈判的序幕。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社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着国民党中央的指示。这时，陈训忿来到报社后，向编辑、记者、工作人员们说：“共产党这一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毛泽东真正有胆量。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了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不要替共产党摇旗呐喊。”
毛泽东亲临重庆的喜讯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当时驻重庆的记者们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盛况。重庆的报刊争先恐后刊载毛泽东来渝谈判的消息，发表了毛泽东在机场向中外记者书面谈话的全文、新闻图片，很多报纸还发表了社论，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有的报纸在社论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来重庆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件”“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的进程和中国人民的幸福”。
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当天下午立即发出号外，首先传播毛泽东来渝的喜讯，山城人民争相阅读，欢呼雀跃。“毛主席来了！”振奋人心，人们振臂欢呼。
而这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则是另外一种态度。面对这样重大新闻，编辑部感到不好处理，既不便写本报特稿，又不能发表社论，就连前几天发表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渝的新闻那套“假戏真做”的编辑手法也不用了，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以两栏的位置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报纸版面冷冷清清，表白了无话可说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心情。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虽然不发表社论和不写本报专访稿，但是报社的主笔室和采访部却是非常紧张的。总主笔陶希圣每夜必与主笔王新命、胡秋原、戴杜衡、钱纳水等频频商议，分析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动向和意图。采访部的采访主任徐苏灵与记者张仁仲、赵浩生等，以重庆谈判为中心，四处摸底，写成材料供编辑部参考。陈立夫还临时派一个中统特务卜锐新到中央日报社担任“记者”，专门刺探有关重庆谈判的情报。卜锐新到报社后，行动诡秘，经常吹嘘自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与龚澎是同学。当时龚澎在周恩来处工作。周恩来接见外国记者时，经常由龚澎担任翻译。卜锐新以记者身份为掩护，以同是燕京大学同学的名义，经常到重庆市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他每夜回报社后写的情报，不交报社采访部，而是直接交给陈训忿，如果陈训忿不在就交给陶希圣。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意贬低和缩小毛泽东亲临重庆谋求和平的巨大政治影响的伎俩，不但在社会上收不到丝毫成效，而且在中央日报社内部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重庆市黄家垭口会所举行酒会，特别邀请毛泽东参加。中央日报社与中苏文化协会同在黄家垭口同一街道。当天下午7时左右，报社的职工正在食堂吃晚饭，突然有人跑进食堂大声说：“毛泽东来了！”工作人员纷纷涌向报社大门口去看，顿时，黄家垭口一带人山人海，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景是重庆前所未有的。直到深夜编辑部发稿时，排字房的工作人员还在畅谈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动人场面。事后胡健中说：“你们（指报社工作人员）哪些人去看了毛泽东，经理部都调查清楚了，他们开来一份名单问我如何处理。我说‘算了，算了，装着不知道此事算了。如果处理起来，影响更大，越闹越凶，上面知道了更不好交代！”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不仅限制报道、有关谈判的新闻很少，就连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都还要进行删减，而且特意安排在不重要的版面位置，力求敷衍了事。包括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也仅在国内要闻版中以两栏标题的形式刊出，没有内容，只有孤独的标题，还排在不起眼的位置。
就在重庆谈判进入紧张阶段，中央日报社的总编辑陈训悆突然以中央宣传部特派员的名义，于9月5日率领陪都记者团飞往南京出席受降仪式，并把编辑部主任卜少夫也带到南京。对中央日报社编辑部而言，这就等于群龙无首，报社乱作一团。陈训忿临走前向报社工作人员说：“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以后发稿仍然本着原来拟定的方针，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力求稳当，只要不出乱子，不给共产党以口实就行了。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抢先到外面去接收。我这次到南京出席受降仪式，这是个幌子，主要是为了复刊南京的《中央日报》，所以把卜少夫带走。你们也要陆续到南京的，要做好思想准备工作。”陈训忿等人飞抵南京后利用敌伪设备，9月10日就抢先把《中央日报》复刊了。
重庆谈判期间，对国民党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中外报刊均发表文章提出了严正批评。迫于内外形势，蒋介石于9月12日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向外国记者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据陶希圣说，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应付重庆谈判：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攻击，博取美国人的好感，使美国政府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陶希圣还说：美国报纸谩骂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嘛，美国政府说他们是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对报纸的新闻和言论政府从来不加以干涉。中国报纸偶尔出现有批评美国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美国政府若提出抗议，我们就要向美国政府解释和道歉。因为我们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报纸上的材料都是经过政府审查的，政府要负责任。现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国内的麻烦增加了，国外的麻烦就减少了。
重庆谈判后《中央日报》的态度
10月10日，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样，重庆谈判告一段落，毛泽东于10月11日胜利返回延安。10月12日，该纪要全文在重庆各报发表，大多排在显著的位置，而《中央日报》仍然按原来的编辑方针处理，编排在国内要闻版中的次要位置，不作为头条新闻发布，但是破例地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这篇社论是陶希圣执笔，对《会谈纪要》内容加以歪曲，重唱“军令政令统一”的老调，胡說什么“解决问题故贵迅速，尤贵彻底，以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消灭团结的障碍”，为国民党下一步破坏《会谈纪要》，发动内战，制造舆论。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将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一词书赠柳亚子先生，这首词在重庆传出后，当时重庆的进步报纸争相转载，因此在山城引起巨大轰动。蒋介石知道后，暴跳如雷，派人找来陈布雷，对他说：“我看毛泽东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文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因此，面对此事《中央日报》特别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打出“反帝王思想”的旗号，肆意歪曲和恶毒攻击毛泽东。并决定由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负责组稿，预约文人许君武等写稿。结果稿源不足，来稿太少，直到王新命11月下旬调往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室工作，临行前才交出一篇以“东鲁词人”署名写的词章，于12月4日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用大字头条刊出。原来约定的稿件，之后也很少交来，原定计划遂告流产。这时，中央日报社才建议由重庆扫荡报社负担这一任务。《扫荡报》（原名《和平日报》）是国民党军方报纸。《中央日报》收到稿件时，交《扫荡报》集中发表。结果成了一句空话，《中央日报》并无稿件交。《扫荡报》便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关系，纠合文人易君左之流写了20来首词章，在《扫荡报》上发表出来：并联合于斌办的《益世报》，用假“读者投书”等方式，抛出了一批诗词，无端恶意诽谤。其最终目的是想遴选一首能在意境和气势方面超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在主笔编辑聚餐会上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总主笔陶希圣说：“重庆谈判期间，我们报纸的宣传工作似乎没有出什么成绩，其实是有成绩的。这次谈判我们本来是打被动之仗，只要没有出乱子，没有替共产党扩大影响，就算不错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绩。”社长胡健中却说：“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要注意领导这个时代。前两天我向立夫先生谈这个问题，立夫先生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的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我上面这番话立夫先生听不进去，就不好深谈了。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这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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