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艾思奇，一生致力于研究、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其父李日垓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系同盟会员，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鄂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兼秘书处长，后因反对新军阀唐继尧险遭杀害，被迫流亡他乡，后到香港。艾思奇2岁时随母亲迁居昆明，7岁人私塾，后人国民小学，14岁到香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父亲李日垓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除四书五经外，他还读了《老子》《庄子》等先秦哲学典籍。同时，父亲的遭遇和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5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艾思奇回到昆明，同年考入省立一中。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在一中，他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艾思奇积极参加，并在《滇潮》上发表声援文章。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反动当局下令逮捕骨干分子，艾思奇也被通缉，后在他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帮助下才乔装成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逃到苏州，找到流亡中的父亲。
军阀混战，国弱民穷，艾思奇的父亲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因此希望艾思奇走工业救国之路。1927年春，17岁的艾思奇，怀着探求知识与真理、立志救国的雄心，东渡日本求学。
那时的东京，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学说充斥，艾思奇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原野，开始了顽强的追求与探索。他终日如饥似渴地读书，涉猎各种知识，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上了。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都快被他翻烂了。对于凡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更是悉心研读。以前，他喜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此时，大量西方哲学原著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康德、黑格尔，尽管学派纷纭，枝蔓芜杂，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探索，纵观几千年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发现了许多人类精神的瑰宝，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这时，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刻苦、自觉。在读了日文版《反杜林论》以后，他深感日文本不够好。为了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把日文本和德文本对照攻读，力求取其精义。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抗议。
回国后，艾思奇刻苦钻研了从日本带回的许多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活动，如以云南书报社名义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团体等，还与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学。当时，李生庄主编的《民众日报》副刊上辟有“象牙之塔”和“杂货店”专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艾思奇常常用“小政”“店小二”“SG”“三本森”等笔名投稿，以杂文、译文形式介绍新文化和新哲学观点。其中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解释和对《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命题的讨论上，兄弟二人在报上公开争论，引起人们的兴趣。艾思奇还常常为《市政日报》撰稿，成为該报副刊的骨干之一。其间，他还翻译介绍了英国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和日本人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等作品。
艾思奇将《国际歌》《马赛曲》和日本渔民打渔的小调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由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他和聂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从日本回来，他专门给聂耳带来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并给聂耳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
1930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这时的他仍然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手不释卷。在哲学方面，他更加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颇有所获。当时，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中国青年会，每周在神田区学习一次，虽离艾思奇住所较远，但他从不缺席。
经过3年多的刻苦学习与思考，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却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同时，他对救国之路也有了新的判断，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艾思奇和许多爱国留日学生愤慨万分，毅然弃学回国。
探索新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
艾思奇曾向往能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留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当时，他的父亲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老人仍希望儿子继续学工，以助他兴办实业。对此，艾思奇断然拒绝。他决心脱离家庭，走自己的路。
1932年初，艾思奇到达上海，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8月，他在留日同学的帮助下到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当时，该校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教师、青年正同反动当局做斗争。艾思奇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积极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他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3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该校有人反映艾思奇对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不积极，要杜国庠做艾思奇的工作。杜国庠发现，尽管艾思奇不爱出头露面，但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便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与当时社联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了社联，使他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工作。不久，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艾思奇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他以笔为武器，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1933年5月，艾思奇第一次写作了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编者指出：“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说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哲学史知识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反映出艾思奇已具有相当的哲学水平。
1930年代初，国民党在实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对国统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围剿”。艾思奇从自觉地走上革命的文化道路那一天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充斥思想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界的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写成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对当时流行的胡适实用主义和玄学派张君劢的形而上学做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旧哲学统治的时代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有着无限未来的必然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更加锐不可当。
当时左翼文人认为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叛徒、托派分子叶青。艾思奇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围绕着哲学消灭与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等问题，艾思奇等同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并给予其有力的批判。
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人”鼓吹文艺自由论，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大肆攻击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迅和左联的革命作家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时，艾思奇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写了不少文章，如《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不排斥文艺的政治性，两者始终是统一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面临民族危机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新的思想武器。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使它能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艾思奇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
1934年他写的《哲学讲话》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哲学并不神秘》。此后，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第四版后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它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启发引导人们探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很快，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该书还有一些缺点，并遭到反动文人的种种诬蔑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9年前共印行了32版。该书首次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國共产党。1937年9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被中共党组织调往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从上海到延安，从白区的文化战场到抗日根据地的讲坛，艾思奇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
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1937年10月间，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做了长篇摘录后，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1938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了，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同年9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提出：“为着要使理论更有实际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仅仅要综合从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延安和全国各解放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1938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转到马列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在这期间，他除了讲课以外，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
1939年，艾思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延安文化协会和救亡协会的文化工作。他除了参与边区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文章。
这一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动一次。随后，中央各机关的学习小组也纷纷成立。中宣部的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同志。每周的学习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以便大家研究讨论。为了配合学习，他还编了《哲学选辑》一书，并与吴黎平合作，完成了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的任务。中共中央采用此书作为对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教材。
1940年2月，延安出版了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文化》，艾思奇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开展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艾思奇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并从第四期起连载他的哲学讲座。是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作了题为《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
这年6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了关于会务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绩。
1943年初，艾思奇调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工农兵写作蔚然成风。艾思奇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的正确方向，如《群众需要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热情称颂了当时的延安文艺运动。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2日以后停刊，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得了伤寒，不得不留在晋西北的岢岚伤兵医院治疗，痊愈后即到晋察冀边区建屏县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年底，他受中央委托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并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期间，他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并组成了助手班子。但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开展哲学普及教育，于是他取消原计划，全力以赴赶写《社会发展史》。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从此，他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研究工作。
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
共和国成立以后，艾思奇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
当时，中共中央为提高广大干部以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决定在全国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活动。艾思奇全力投人这项工作。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经过这一学习、教育，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经修改，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社会发展史讲座”节目里，对该书进行了系统地讲授。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先后出了10版，印刷13次。
這次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19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艾思奇除了担负大量讲授任务外，还培养了一批教学骨干，进行辅导讲学。针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他还写了《评关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反驳唯心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斗争》等文章。
在近代先后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实用主义。1955年，艾思奇撰写了长篇论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剖析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才是一切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才能提供我们真正完善的科学方法。”
艾思奇在延安时，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由于工作关系，他与毛泽东的交往较多，比较切实地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共和国成立后，艾思奇仍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曾多次讲课，撰写文章。1950年他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2年他又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文章。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他写了2万多字的读书笔记，以《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在多年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始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应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时他又坚决反对在没有弄清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主席对它的发展”，认为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他反复强调，只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作出结论，找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
1958年，艾思奇发表了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必须要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
1959年初，他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特别指出“在一定时间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并把它当作自己践履笃行的生活准则。他在党校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除了组织、计划教学外，无论是高级干部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讲过课。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经典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或中外哲学史等，许多哲学领域的科目他都进行探讨和讲授。其他机关、团体、学校等来请他讲课，他也是有求必应，不辞劳苦。他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常对搞教学的同志说：那种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课是讲不好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上给人以新的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对于不同意见，他则认真听取，反复探讨。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1954年起，他在校内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这本书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的基本原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
1961年，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难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该书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
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艾思奇十分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上海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宣传和著述。他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中，用丰富的实验材料例述了進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他还积极撰写科学小品，如《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由爬虫类说到人类》《谈死光》等，热情从事科学普及事业。
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应邀到北京的一些大学作报告，曾三进清华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他曾恳切地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说：“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难以解决现代科学的困难问题。”他对身边搞哲学的同志则多次提出要求：必须好好学习自然科学理论和前沿学科，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认真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他坚决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做法。他亲自抓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先后讲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篇章。
1964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观子的对话》一书在我国译出之后，艾思奇非常重视，认为它“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的文章。他曾提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既要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既要从认识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也要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总体上考察自然科学问题，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离开社会、生产、哲学等方向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就难以弄清现代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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