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在科技和医学都不发达的古代，一旦有了疫情如何应对？古人也很有智慧，有很多防治的办法，如药酒、建隔离医院、药物医治等。本文所述的只是其中幾种，

　　古人在春节时有喝防疫药酒——屠苏酒的习俗。屠苏酒，相信是由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咸，后经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流传开来，其《备急千金要方》中说：“饮屠苏，岁旦辟疫气，不染瘟疫及伤寒。”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有关于屠苏酒的记载：“用赤木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菝葜五钱，蜀椒、桔梗、大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数沸。”兼有滋补保健、防病疗疾、驱邪避瘴等多种功能，这大概就是古人新春佳节饮屠苏酒的原因所在。

　　古时虽然医疗条件差，但是为了对抗疫情扩散，当政者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从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秦代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疠迁所就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人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要立即向官府报告，医生确诊后，官府便将患者送到疠迁所强制隔离，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到了唐代，经济科技都有了很大发展，长安城內出现各式各样的专业医疗机构，如官办的“养疾坊”、民办的“病坊”。在紧急情况下，一些寺院也被开辟为“疠人坊”，名曰“悲田坊”或“福田院”，专门收容传染病隔离治疗，而且做到男女分住，给予一定的供养和照顾。

　　抗击疫情，药物治疗是古今都普遍使用的办法。大文豪苏轼，不仅苦读经史，于少年时也读了不少医学书籍，为官后更是收集了不少宫廷秘方和民间偏方，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他收集到的“圣散子方”就曾在抗疫疾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二年，一场疾疫大爆发，迅速蔓延，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苏轼手中正好有一秘方“圣散子方”可用。此方是苏轼恳访眉山名医巢谷所得，对医治瘟疫甚为有效。“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救民于倒悬。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52岁的苏轼到杭州任太守。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嚎，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苏轼又拿出“圣散子方”，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苏轼从长远考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2000缗钱。自己又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据记载，“安乐坊”在3年时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

　　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并拨付经费。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传染病、瘟疫不仅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还让人担惊受怕，谈之色变。对疫情重视是必要的，但过度担心，甚至恐惧则是没必要的。《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经过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內都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病毒疫情斗争的经验是先进的，有些好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与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