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抗战期间，桂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气候，成为了著名的文化城，当时这里聚集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他们为抗战鼓与呼，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现代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在这里奋战了多年，进行了桂剧改革，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特殊渊源

　　欧阳予倩，1889年5月12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其实，欧阳予倩与桂林很有渊源，早在1910年，他就曾经在桂林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欧阳予倩的祖父在桂林当知府，他住在祖父的府衙里，在祖父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古籍。那时，欧阳予倩就对桂剧有所了解。他曾经在回忆文章中说：“那时候还没有女班。在戏院的后台，可以摆酒席请客。花旦就上着妆，出场唱戏，下场陪酒，习以为常。”当时喜爱西方话剧的欧阳予倩觉得这样的戏剧低俗不堪。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欧阳予倩在上海租界内仍从事救亡活动，组织了“中华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他编导的《梁红玉》《渔夫恨》等爱国剧目，引起了日特的注意。日伪特务和日本新闻检查官找到他，提出给他50万元津贴开办电影公司，欧阳予倩没有接受。后来，日本特务和汉奸又通过其同学多次找他，他不能强硬拒绝，只能找借口拖延。此间，欧阳予倩非常焦虑，他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杨帆商量。杨帆诚恳地说，你若想去抗日根据地，我们派人护送：若想去内地，我们派人送你上轮船。欧阳予倩说要去桂林。商定后，杨帆便向组织汇报，并联合其他中共地下党人在码头等处作了安全部署。

　　1938年4月12日，欧阳予倩化名“刘玉清”，搭船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在香港，蒋介石派员以重金请他去重庆，盛世才也聘请他携家眷去新疆，欧阳予倩都没有接受。后来，应留日老同学、广西戏剧改进会马君武提出的“改革桂剧”的邀请，这才于当年5月抵达桂林。

　　改革桂剧

　　事实上，桂林的文化人士对当时的桂剧也有很多不满。1936年，《桂林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桂剧的状况发起了讨论，有一篇文章结尾写道：“桂剧内容腐旧，表演拙劣，总之演员毫无艺术常识，日趋堕落，乃成今日衰微之现象，而业此者又多系惟利是图之辈，极少有发扬光大之抱负。且市面萧条，营业冷淡，桂剧之前途，终不免充满阴影也。”

　　正是在桂剧走向没落的时候，欧阳予倩来到了桂林，展开了桂剧改革活动。欧阳予倩采取的办法是排练新式样板剧目，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排演了他亲自编剧并导演的桂剧《梁红玉》。在桂林南华戏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连续12场演出皆场场满座，当时桂林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梁红玉》，有些人还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梁紅玉》演出的成功使奄奄一息的桂剧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可欧阳予倩在同年8月底就离开桂林，去了香港。

　　一年后，欧阳予倩再次受广西当局邀请到桂林改革桂剧。此次重返桂林，他大刀阔斧地改组桂剧团，将之命名为桂剧实验剧团，亲任团长，决定对桂剧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他创办桂剧学校，亲任校长，该校被认为是广西第一所戏剧学校。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共创作、整理、排演了13个桂剧，《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等剧目成为桂剧现代历史上的经典名作。另外，欧阳予倩还创作了《广西娘子军》《搜庙反正》《胜利年》等反映抗战题材的新剧目，使桂剧走向了新生。

　　桂剧《梁红玉》在演出期间，还有两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其一是，桂剧《梁红玉》剧中王智上场的念白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要想高官做，多擦雪花膏。”这是欧阳予倩借台词讽刺亲日派。因为汉奸汪精卫天生白净，性好修饰，爱擦雪花膏。其二是：剧中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为“兵源不济”之事口舌交锋，韩世忠抱怨老百姓不踊跃从军卫国。梁红玉则说：“这只怪你们这班老爷平日待百姓太‘好了！”韩世忠听后低首反省，面带愧色。这时，梁红玉又声色俱厉地说：“百姓们怕你们这班老爷还来不及呢！”这几句剧中人物的对白，惹怒了包厢内看戏的一个官员，此人是广西省财政厅黄厅长。散场后，黄厅长到后台找到欧阳予倩说：“欧阳先生，中国的‘老爷也有蛮多是好的啊！”欧阳予倩回答说：“既然如此，所以好‘老爷就用不着多心啊！”黄厅长这才明说：“‘梁夫人的嘴巴也太辣火了。请先生稍易其辞。”“可以禁演，一字不改！”欧阳予倩回答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碰了一鼻子灰的黄厅长怫然而去。

　　建艺术馆

　　广西艺术馆于1940年3月由欧阳予倩一手筹建，直属广西省政府领导。馆址是借用的，位于桂西路与榕荫路转角处一条叫马房背的小巷里，房屋破旧，拥挤不堪，又无演出场地。每次演出都得租用别的剧院和电影院的场地，工作极为不便。在筹建新馆时虽然得到省政府的首肯，但并没有拨款，修建费用是欧阳予倩以贷款的形式得到当时中建公司经理张复出的赞助，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筹建的。

　　新馆建设包括剧场，占地面积较大，除拆除借用馆址的旧房之外，还要占用当时桂林中学部分教工住宅院。但因当时的教师居住条件也相当紧张，因而教育部门不肯相让。

　　欧阳予倩亲自找到桂林中学校长雷震，当面交涉建新艺术馆一事，雷震说：“现在桂林中学是全广西最有名的中学，许多外地文化名人都到桂林中学任教，教师居住拥挤，条件亦差，我们不能相让。”欧阳予倩则强调戏剧改革、戏剧宣传的重要性，雷震则强调“教育为本”的观点，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欧阳予倩只好找到了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请其代为从中调解。考虑到戏剧宣传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西南七省剧展就要在桂林举行，所以黄旭初便答应亲自找雷震面谈，并劝欧阳予倩不要太急躁。黄旭初将雷震找去面谈，并说明要尽快建馆迎接西南七省剧展的紧迫性，雷震只好作了让步。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动工时，欧阳予倩还特意邀请雷震出席了奠基仪式。

　　1944年2月，崭新的艺术馆如期建成，西南剧展如期举行。剧作家田汉在文章中曾写道：“为着这剧场的开幕，主持者欧阳予倩先生想邀请一些团队来热闹一番。但在筹备中意义和规模逐渐扩大，成为今日这样，包含西南七省戏剧工作者一千余人，集中桂林互相表演观摩的盛会，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创举……”

　　西南剧展不仅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而且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创举，这是当年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的评价。对于桂林来说，西南剧展无疑是桂林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也是创办者欧阳予倩留给桂林最大的精神财富。

　　诗别桂林

　　1946年9月，欧阳予倩因发表进步言论为桂系当局所不容，终于被迫离开桂林。临别他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诗：“不是寻常别，终违白首心。虚名累清思，微意作愁吟。岂畏风萧索？难忘柳浅深。漓江江上月，几度照浮沉。”这首诗是欧阳予倩离开桂林赴上海之前，应艺术馆全体同仁在该馆音乐厅举行的送别茶会上即席吟咏的，其离情依依，别绪激昂。

　　抗战胜利后，我国遭受了严重的灾荒，美国曾运面粉及救灾物资来华赈灾。1946年“五四”纪念日，桂林文协和广西师范学院举行纪念会。欧阳予倩在会上发言指出：“美国运输救济物资来华，其目的是企图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料广西当局竟歪曲、篡改欧阳予倩的讲话，指责欧阳予倩说美国救济面粉有毒，劝大家不要吃。他们说：“不吃，就是要大家饿死！不知是何居心？要求把面粉化验，倘验不出毒，就要欧阳予倩等人负造谣破坏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对欧阳予倩等民主进步人士打击、迫害的信号。

　　该年8月初，欧阳予倩前往上海，在上海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要求进步”的谈话，重庆《新华日报》登了出来，桂系当局见报后十分恼火。8月中旬欧阳予倩从沪返桂，《中央日报》（广西版）副刊发表了抨击欧阳予倩的文章。欧阳予倩当即写了一个书面讲话，解释在上海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讲话的本意，送请《广西日报》发表，但该报按照桂系当局的指示，拒不发表。无奈，欧阳予倩便以回家伺候老母为由，辞去了广西艺术馆馆长职务，离开了他为之奋斗数年的抗战文化名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