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告诉世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杆子少不了钱袋子做支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相辅相成。
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原本只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他在毛泽东引导下投身革命，边工作边学习，从组建中共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补充红军急需物质，他尽心尽力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临危受命担重任 缺人缺钱难运转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
毛泽民为何被任命为中央苏区银行行长呢？就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吗？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决非任人唯亲的领袖。据了解，因为毛泽民具有理财经验和金融方面的才能，才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1921年秋，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毛泽民被派往安源，开展经济工作，以更好地团结工人，把政治斗争引向深入。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毛泽民被推举为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合作社随后决定在社员中招股发行股票。这个举措，迈出了红色中国金融事业探索的第一步。而毛泽民，有幸成为这个崭新事业的最初实践者。
合作社开办后如何运转？毛泽民想了一个很方便、很经济的办法，充分利用铁路运输的方便，从湖南株洲、长沙等地购买物资，卖给安源的工友。由于省却了运输、储存费用，物品价格非常便宜，大受欢迎。正因为毛泽民在安源煤矿有红色金融实践的经验与成绩，1931年深秋，毛泽民被指派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大会期间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事实上，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表现出的杰出理财能力，才是毛泽民成为国家银行行长人选的重要条件。
但是，毛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的那么潇洒光鲜与富贵安逸，这个国家银行行长的位子没那么好坐，所谓的国家银行既缺人又缺钱。因为，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时，行址就设在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毛泽民一上任就很快发现，国家银行的全体员工只有5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曾经的经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的就是当过“杂货店店员”。而他们当时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按照原先的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不久也被调走了。既缺人又缺钱，毛泽民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1932年3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毋庸置疑，银行不同于“杂货店”，银行必须拥有严格的管理规章和规范的业务流程。如何让中共苏区银行规范运作起来呢？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很快正常运转起来。经过毛泽民的努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不断发展，被苏区党政军民和普通老百姓亲切的称之为“红色中央银行”。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由此承上启下，揭开了红色金融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尽管“红色中央银行”拥有的资金赶不上蒋介石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九牛一毛”，也没有丰硕的金库和昂贵的轿车，更没有豪华的门面和气派的高楼大厦，可是，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发展历史来讲，这个国家银行其实一点也不小，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它一轨同风，甚至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金融人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堅实的基础。
因陋就简建央行 土法上马造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建国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多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要任务，刻不容缓。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的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当时条件简陋，既无办公场地也无设备设施。毛泽民迎难而上，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人选，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货币首先需要票样图案，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黄亚光被推荐为最佳设计人选。但当时他因卷入一宗冤假错案，即将被处决，危急关头，毛泽民挺身而出，把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国币设计师之重任。黄亚光果然不负毛泽民所望，他充分借鉴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票样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也大胆革新，巧妙地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
印刷货币还需要专用的油墨和纸张，可是毛泽民派到国统区的各路采购员均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无功而返。他情急之下，索性一头扎进土纸作坊，带领造纸工人采用树皮、毛竹和破棉、废麻作纸浆原料，掺入适量细羊毛，成功地生产出了具有韧性和防伪性能的钞票纸。之后他仍是采用土办法，带人上山刮松脂，烧烟油，配上熟桐油，试制出了合格的油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园5种纸币，纸币上有两个俄文签名：一个是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另一个就是毛泽民。
此外，他们还把各級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扫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邓子恢当时评价说：“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这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国家银行自开办到停止，历时3年零9个月，共印刷、发行货币800万元，但因受国民党几番“清剿”，红军数度自毁，再加上自然消损，流传于世的已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曾以1：1的比值，收兑至，771616.55元，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苏维埃国家货币虽然纸质粗糙、印制简陋，但票面设计质朴而不失典雅，富有民族特色，有的花符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想方设法保安全多措并举反假币
众所周知，如何防止假币冲击是银行金融运行业务的一大难题。在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年代，办银行的种种辛苦，自不必言，令人更为感慨的是毛泽民在艰苦年代运用在金融领域的大智慧。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何一点进步，都需要毛泽民的别出心裁。拿纸币防伪来说，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防止假币流入市场，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反复实验，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原料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通过火燎纸币嗅烧羊毛的特殊气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除了在印钞时的防伪设计匠心独运，防范和打击假币也让毛泽民费尽了心思。1931年，瑞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一边进行军事“围剿”，一边对苏区的经济实行所谓的“致命性清剿”。除了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各类生活物资进入苏区，国民党还打起了苏区货币的主意。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派遣了特别行动小组，潜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瑞金县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与流程，然后设立了假钞印刷秘密基地，大量生产苏区纸币：同时指使苏区边缘地带的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伪造苏区银元，投放市场。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造成国币币值急跌，国家银行信用严重受损。一些地方的奸商还乘苏区物资紧缺之机，故意哄抬物价，贬低苏区纸币甚至拒收国币，破坏苏区货币流通。到1933年3月，中央苏区各地发生群众抛出纸币、挤兑现洋的现象，敌特分子更是趁机暗中煽风点火，老百姓纷纷手持国币到银行，围挤在营业厅柜台前争相要求兑换银元。
更为严重的是，经此一劫，居住在白区的商人心有余悸，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元，导致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遭受重创。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情况后，立即向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子恢作了汇报。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兵分四路”，力保国币信用。
应对挤兑风潮，最有效的办法无疑是充实银行准备金。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毛泽民要求“凡是来银行兑换现洋的，银行一定要保证兑换，并严格规定1元纸币兑换l元现洋”。那几天，国家银行还刻意在营业厅里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前来兑换银元的群众看到这些“金山银山”后，兑换的急迫心情骤降，国币信用重新树立。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能够买到东西的货币才有真正价值，必须及时增加苏区市场上的物资供应与储备。当时，在宜黄县南部的黄陂，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歼灭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辎重与现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接到国家银行的告急求援电报后，亲自押解现洋和物资运回瑞金，大量的布匹、食盐等日用品随即被充实到各个合作社的货架上，并在标价牌上写明“只收国币，不收现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但拿出现洋换纸币，卖出的货物又只收纸币不收银元，双拳出击，彻底打消了老百姓心中的疑虑。原来吵嚷着要换银元的人群渐渐地散去了，甚至有不少刚刚换回银元的人见到纸币使用更方便，又捧着银元到国家银行来兑换纸币了。
对于那些破坏国币信用的奸商与反动分子，当然要用铁腕手段对付。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组建了假币侦破组，出重拳端掉了一批假币制造窝点，彻底堵死了假币的制造源头和流通渠道。比如，1933年8月，瑞金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假借去广东购货之名，偷运粤系军阀假造的苏区贰角银毫共170元，企图经吉潭区关税处运进中央苏区，被专案人员查获后押送到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1934年2月，在闽西明光县查获了一起纸币造假案件，并逮捕了两名案犯，一人原本是从事雕刻佛像工作的匠人，另一人为其堂弟，帮其打下手。办案人员从案犯家的天井下搜出了印刷国币的石雕版，还有十几张道林纸以及少许彩色油墨。另外，假币侦破组还查获了国民党特别行动小组在苏区的数个假币制造点。对于这些伪造货币、破坏金融秩序的反动分子，苏维埃政府均进行公开审判，当众判处死刑。
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國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1
1935年1月29日，第十五大队在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了这批纸币和印钞机器，然后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第十五大队的14名国家银行干部仅剩下8人，而两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保存完整。
遭受酷刑信念坚定 天网恢恢终惩凶手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8年的新疆因连年战乱，导致经济凋蔽，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毛泽民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将新疆财政整顿得井井有条，促进了新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1941年2月，毛泽民改任新疆省民政厅代厅长，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实行了民主选举，在全疆整顿和扩建了17所救济院，举办了医药医疗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然而，1942年春新疆军阀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随即与中共、苏方彻底决裂。8月29日，蒋介石向盛世才传达了关于“肃清新疆共党”的指示。几天后，盛世才就把所有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包括家属小孩统统集中在几个地方，以后又分批投入了几个监狱。其中包括在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同志。
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次日即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设法交涉营救。此后营救工作一直未停止。直到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被中共方面的诚意所动，强烈要求并说服蒋介石同意无条件释放新疆所有在押中共人员。惟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人下落不明。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派当年也曾被盛世才扣押的刘护平到新疆担任公安厅长，交给他两个任务：第一是寻找被盛世才杀害的同志们的遗骨：第二是抓捕反革命，把杀害革命烈士的凶手统统抓住。早在延安的时候，刘护平就认识了毛泽民。1941年2月当他从莫斯科返回延安被滞留在迪化时，和在新疆工作的毛泽民见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以后，1942年9月初，他和毛泽民等几十个人一同被盛世才软禁在迪化八户粱，后来刘护平获释放，但从此他就再未再见过毛泽民。因此，想法设法寻找到毛泽民的被害线索一直是刘护平心中念念不忘的事。
一天晚上，刘护平的秘书在翻阅一大沓敌伪档案卷宗时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喜的高叫：“刘厅长，审讯记录，毛泽民的！”只见一张陈旧的卷宗上，毛笔书写的字很大，时间是1943年5月5日。刘护平等人很欣喜，有了线索，调查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
1950年春天，特务头子李英奇手下的执法队长张思信落网了。几天之后，在审讯室里，刘护平和当年审问过自己的监狱长张思信面对面地坐着。“毛泽民等烈士是怎么死的？”面对当年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刘护平拍案怒喝发问。张思信吞吞吐吐道：“这，我不知道……”“物证都在，赶快老实坦白！”“人是我们几个人杀的。”在铁的证据下，张思信终于低头认罪。
随后张思信被押到六湾山一处山坡下，他指着一排坟包说，被害烈士们就埋在山坡下倒数第六排的坟包里。挖开坟包，经过6年多的时间已无法辨清受害者是谁。张思信记得清楚，棺材左边第一个是陈潭秋，第二个是毛泽民，右边第一个是林基路。刘护平等人小心翼翼地将烈士遗骸放人棺中，重新掩埋，在每位烈士坟前立下一个半米多高的木碑，然后举行了简单的祭奠仪式。
1950年8月，当年盛世才手下的刽子手、杀人害命不计其数的李英奇、富宝廉等相继落网，毛泽民等烈士被捕后的受害情况以及失踪之迷终于得以真相大白。
1942年秋，盛世才对被逮捕的中共人士，特别是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个高级干部使用威逼利诱和屈打成招的手段，在严刑拷打下，有3个人叛变，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人始终坚贞不屈。毛泽民被捕后，特务们在盛世才的指使下，妄图通过审讯逼迫他承认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要搞“阴谋暴动”，并迫使他公开声明反苏和脱离中共。毛泽民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用尽了“打板子”“坐飞机”“药水熏”等酷刑，经过7天7夜地折磨，毛泽民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浩然正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为了向蒋表示他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忠心，下达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手令，烈士们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被杀害了。
1950年冬，李英奇、富宝廉、张思信等一批杀害革命烈士的反革命凶手被公审处决。1953年清明节，毛泽民等3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英灵不朽，忠魂永在。共和国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2009年9月14日，毛泽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在金融界，毛泽民被称为“红色中央银行”鼻祖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理财大师”，作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功绩长留，英灵不朽，忠魂永在，名垂青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