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李宗仁同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在192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宗仁则是北伐名将、新桂系“一号人物”，雄踞广西一隅。正因如此，当时面对各方力量难以驾驭的蒋介石曾为了笼络人心，拉拢桂系力量，主动“示好”，向李宗仁抛出橄榄枝，与他交换兰谱，结拜兄弟。后来，两人在长达20多年的共事岁月中，这段“手足之情”中隐藏的利害关系、派系斗争逐渐显露出来，两人之间的矛盾愈加突顯，直至最终分道扬镳。
拉拢示好 抛出橄榄枝
1926年8月12日，李宗仁参加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湖南长沙前藩台衙门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因还有许多具体事项需要商讨，这期间李宗仁不仅经常进出总司令部，还可以不必事先约定随时面见蒋介石。
一天，李宗仁又来到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端坐办公桌前，没有起身迎接，只是朝旁边抬了抬手，示意李宗仁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就坐。李宗仁坐下以后，两人如往常先是谈些公事。正谈着，蒋介石突然中断话题，询问起李宗仁的年纪。李宗仁感到很突然，尽管不理解蒋介石问话的意思，但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立即回答自己37岁。蒋介石一边点头夸赞他年轻有为，一边用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了4下，说自己41岁，比李大4岁。接着，蒋介石顺势向李宗仁提出想与他互换兰谱，结拜兄弟。
这时，李宗仁有点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愕然，不理解蒋介石为何突然要与自己桃园结义，结拜兄弟，但又不好当面拒绝，于是他婉转地以自己是部下为由推辞。蒋介石并没有收回提议，反而连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部下也可结拜，亲如手足更利于革命。接着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事先用红纸写好的兰谱递给李宗仁。
看到蒋介石递到面前的兰谱，李宗仁又是一阵惊讶，看来蒋介石对此事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随口而提，乃是酝酿已久。一向不善于言辞的李宗仁，只得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但片刻间手足无措，既没表示拒绝，却也没有伸手去接。蒋介石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出办公桌，对李宗仁说，不要客气，一再“亲切”地夸赞李宗仁既实在又能干，若能结拜兄弟，自己感到荣幸和高兴，一边说一边再次把拿在手里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李宗仁一边连声说谢谢，一边往后退，还是没有去接蒋介石递过来的兰谱。蒋介石对于李宗仁的表现并没有表示出恼怒，而是把兰谱塞进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里，接着再三叮嘱他也写一张兰谱给自己。
正在李宗仁不知如何是好之时，一位副官报告有事进来，李宗仁趁机告辞，步出蒋介石办公室。他走到院子里的一棵树下，从军服口袋里掏出蒋介石塞给他的兰谱细看，上面除了写有蒋介石的生辰八字和“如兄如弟”的文字外，还有他撰写的4句话：“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落款：蒋介石妻陈洁如”。
李宗仁明白过来，蒋介石与其说是想桃园结义，结拜兄弟，不如说是为了达到拉拢关系，希望自己为其效忠。李宗仁心中为难但又拿不出好办法，因此，决定对结拜兄弟之事先采取缓兵之计，拖着再说。几天以后，蒋介石再次催促提醒李宗仁写兰谱之事。没过多久，李宗仁再次和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又一次提起此事，言辞虽然没有咄咄逼人，但是语气较强硬。李宗仁知道再也搪塞不过去了，急中生智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写兰谱。想不到蒋介石不仅没有因此责怪他，反而耐心告诉他依样画葫芦按照写好的兰谱写即可。
李宗仁自知此事无法再拖延，只得遵照蒋介石的嘱咐，按照他写给自己的兰谱，依样画葫芦，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抄下上面的话，然后落款写上了自己和夫人郭德洁的名字，亲自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笑着接过李宗仁的兰谱，神情严肃，口气郑重，对李宗仁说，我俩从今天开始又增加了一层亲切关系，以后“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然而后来不久，蒋介石就出尔反尔，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这个“盟弟”动手了。
揽权夺势 视兄弟为异己
蒋介石的性格狭隘、刚愎、猜忌，他与李宗仁“桃园结义”后不久，就暴露出了其本性，对军功强大和渐渐壮大的桂系首领李宗仁产生了妒忌和猜忌。
1928年，北伐战争刚完成，蒋介石就以把新旧军阀一起打倒才能“完成国民革命”为由，开始酝酿“削藩”，提出编遣方案，但裁剪和整编的多为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蒋介石很明显是企图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集权。对此，李宗仁、冯玉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等人对蒋介石的“削藩”存有戒心，不甘俯首听命，致使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编遣会议无果而终，尤其是冯玉祥，甚至当场表示不满，拂袖而去。蒋介石极为恼怒，一再向李宗仁表示要制裁冯玉祥。李宗仁不仅对蒋介石进言劝说“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而且坚决反对这一做法，蒋介石虽然取消行动，但他与李宗仁之间的嫌隙已加深。与此同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在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特下，控制了两广、两湖地区，并在京津唐地区扩充势力，严重影响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9年初，为了避免蒋介石对自己的猜忌和怀疑，李宗仁暂时离开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携带家眷常住南京成贤街。
蒋介石对“削藩”势在必行，在一番审时度势后，他决定改变主意，先对付李宗仁。这时，正好新桂系的一个行动给蒋介石实行该计划找到了借口——桂系在武汉主持局面的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罢免了蒋介石提议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原来，蒋介石先是秘密运输大批军械弹药接济鲁涤平及其第二军，以便他们对付第四集团军。然后故意将此秘密泄露给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军军长陶钧、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之后又秘密派人对两人进行游说，挑拨他们脱离桂系。但陶钧、胡宗铎对李宗仁、黄绍蛇、白崇禧等桂系领导人十分感佩与忠诚，并没有听信挑拨，还由此对蒋介石的挑拨离间大为不满。之后，陶钧、胡宗铎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夏威（后任该军副军长）获悉蒋介石准备对武汉用兵的情报，他们3人感到蒋介石即将实施其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情急之下，决定先下手为强，就贸然动手对鲁涤平采取了军事行动，并撤掉其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行动正中了蒋介石的圈套，成为他讨伐第四集团军的口实和冠冕堂皇的借口。
蒋介石把原来准备对准冯玉祥的枪口调过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这一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对付第四集团军，倒不如说是剑指军功赫赫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
夏威、陶钧和胡宗铎撤掉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后，才用电报报告李宗仁。李宗仁接到电报立刻感到事情不妙，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处事和作风，一定会借题发挥，先是摧毁第四集团军，然后再以同样的办法消灭其他部队，以达到集党政军于一身的独裁目的。李宗仁当即严厉批评了夏威、陶钧和胡宗铎的鲁莽行动，然后当机立断，当晚迅速离开南京，以避开蒋介石举起的“刀锋”。李宗仁当晚趁着夜色和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离开南京，连夜秘密乘坐火车逃到了上海，暂住在银行家陈光甫位于海格路的别墅里。
蒋桂之战 争斗从此开始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不久，蒋介石抓住这一事件，文武兼攻，一边在报纸上不遗余力诋毁桂系，一边厉兵秣马准备讨伐行动。此时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召开在即，和桂系素有深厚关系的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政治分会主席）闻讯，于1929年3月11日率广州代表赴会路过上海时，专门前去看望李宗仁，并打算调解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紧张关系。
李宗仁先是向李济深解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和自己的态度，然后分析了蒋介石此举是“他要造成党政军清一色的大计已定，断难挽回”，并劝其“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李济深听了李宗仁的分析，觉得言之有理，一度取消了去南京的计划，但是，后来在蒋介石派来的蔡元培、李石曾等4位国民党元老的极力游说下，李济森又抱着对蒋介石的一线希望，前往南京。3月13日，李济深离开上海去南京出席会议，并向蒋介石进谏，希望他放弃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蒋介石不仅不纳谏，还下令把李济深软禁于汤山。李宗仁闻讯，一边为李济深的安全担忧，一边对蒋介石的热衷权力不择手段感到愤慨。
3月底，蒋介石命令刘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师师长）率军数十万从山西直捣武汉，他本人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此时，白崇禧已经潜逃香港，黄绍蛇（时任广西编遣区副主任）留守，第四集团军一时军中无主，加之后来李明瑞（广西北流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一师师长）阵前自动脱离战斗，服从中央。夏威、陶钧和胡宗铎面对大兵压境，只得放弃武汉，于是刘峙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武汉。
蒋介石虽然已“决心彻底消灭桂系”，但是李宗仁等人从大局考虑，权衡利弊后并没有直接与蒋介石兵戎相见，而是通过黄绍竑与蒋介石交涉，表明他们的态度：只要中央此时“休兵”“和平原可立致”，蒋介石不仅没有接受，反而令黃绍蛇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解送中央”。李宗仁无奈，以退为进，把部队交给黄绍蛇和白崇禧指挥，自己去了香港。
蒋介石为了把桂系“一锅端”，解决武汉、平津桂系驻军后，直捣桂系大本营广西，于1929年5月中旬，派军队从水陆两路夹击广西。黄绍豌、白崇禧虽然率部反击，一举攻下广州，但是“劳师远征，众寡不敌”败退回广西，面对蒋介石的咄咄逼人，他们只好把部队交给吕焕炎（广西陆川县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副师长）指挥，尔后从南宁出越南至香港。
蒋介石于蒋桂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下一步便加快开始对冯玉祥进行讨伐。但这时，蒋介石担心在香港的李宗仁会和冯玉祥联手，又派人与香港总督交涉，迫使李宗仁离开香港。李宗仁只得改名换姓，以去法国游历为名逃往越南西贡避难。
1929年4月初，李宗仁到越南西贡不久，南京方面得知其行踪，便通过其驻巴黎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说李宗仁勾结共产党，以西贡为根据地捣乱中国，并要求将其驱逐出境。从这时候起，李宗仁不论身处何处，身边总有特务和暗探跟踪。
李宗仁为人宽厚、治军有方，能征惯战，抗战英雄，深得国民拥护，享有一定威望，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活跃，令蒋介石对他一直充满不安和戒备。当李宗仁于1948年3月11日，参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副总统竞选时，蒋介石极不乐意，甚为恼怒，并以“党提候选人”“副总统最好是个文人”等理由阻挠李宗仁参选。但是尽管蒋介石费尽心机，百般刁难阻挠，最终，李宗仁仍以1438票领先，成功当选副总统。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李宗仁成功当选副总统仍是极为不高兴，李宗仁在当选副总统次日携夫人郭德洁去蒋介石官邸作礼节性拜访时，他俩在客厅里坐等了半小时之久，蒋介石夫妇才姗姗出现。后来即使1949年1月蒋介石迫不得已“引退”“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时，蒋介石仍在暗中进行操控，从党政军各方面掣肘李宗仁，致使李宗仁有职无权。
彻底决裂 走上相反道路
1949年4月7日，国共和谈失败，中共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大进军。4月20日晚，解放军一夜之间横渡长江天险。23日占领了南京，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李宗仁于4月23日清晨飞离南京。11月16日，李宗仁乘机从昆明飞抵桂林。这时，他的“胃病夙疾突发”，来势凶猛，便血不止，大有生命危险。李宗仁看到形势严峻，内外交困，想到蒋介石过去对自己的种种，如果去了台湾等于是自投罗网，很可能将成为张学良第二，于是他决定不去台湾而去美国治疗胃病，并以此“表明与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决裂”。11月20日，李宗仁由桂林经南宁飞香港。12月8日，李宗仁由香港飞抵美国纽约，立即住人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李宗仁病愈出院以后，在纽约郊区购置房产，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由此一住就是16年。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违宪宣布“复职”，并在“复职”文告中称：“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成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恐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授意监察院通过了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李宗仁自此失去一切职务，成为了一位中国普通移民。
尽管长期在异国他乡，但是李宗仁身为炎黄子孙，爱国之心从未泯灭。1954年，他去美国芝加哥访问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曾任台湾省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获知美蒋矛盾加深，台湾前途难测。对此他深感忧虑，认为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也阻碍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他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是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二是美国应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另外，他在这份建议中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
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李宗仁的老部屬程思远，对李宗仁的建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欢迎他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爱国人士都回祖国看看。之后，李宗仁以此为契机，多方进行联系，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
李宗仁不断从报刊杂志上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的发展情况。他反省了自己，表示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佩服，对祖国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自此以后，他的内心更倾向祖国。
1960年秋，李宗仁决心回国。经过一番准备和联系，李宗仁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派程思远到瑞士迎接李宗仁回国。7月12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以及程思远购买了机票，计划从苏黎世起飞，途经日内瓦、雅典、贝鲁和特卡拉奇，然后抵达香港，最后从香港回归祖国。
蒋介石这时在台湾，仍然没有“忘记关怀”自己这位结拜兄弟李宗仁。除了派台湾特务跟踪监视他外，还指使报纸媒体对他的爱国言论进行围攻，并对李宗仁当年的搭档白崇禧施加压力，要他公开指责李宗仁“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当李宗仁从瑞士乘机回国的消息被台湾特务获悉后，蒋介石更是对这个与自己公开唱反调的“兄弟”的行为大发雷霆，马上下令特务机构潜往国外暗杀李宗仁。所幸周恩来总理得到消息，急电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要他尽全力保障李宗仁等3人的人身安全。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终于冲破美蒋阻挠，平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周恩来、彭真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迎接。当李宗仁听说了自己这次回国途中的惊心动魄的情况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与来看望他的老部属相聚时，回顾自己戎马岁月的大半生，与蒋介石数十年的派系斗争以及恩怨情仇，不禁感叹：“这些就是介石兄和（给）我的‘深厚兄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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